2020年疫情爆发，有机会在当时采访到了一些在洪流中奋力自救和互助的人。这一篇是关于A2N疫情志愿组的内部访谈，受访者为求证组的大辛。本篇写于2020年5月。

2020年疫情爆发，有机会在当时采访到了一些在洪流中奋力自救和互助的人。这一篇是关于A2N疫情志愿组的内部访谈，受访者为物资组的道森。本篇写于2020年3月。

2020年疫情爆发，有机会在当时采访到了一些在洪流中奋力自救和互助的人。这一篇是关于A2N疫情志愿组的内部访谈，受访者为科普组的小明。本篇写于2020年2月。

2020年疫情爆发，有机会在当时采访到了一些在洪流中奋力自救和互助的人。这一篇是关于“口罩哨兵”，一个呼吁普通人力所能及去帮助邻居的小组。因为“即使出行不便，也有很多办法帮到别人。”

國際政經記者文森．貝文斯(Vincent Bevins)近日出版新書《一往無前：群眾抗爭的十年與消失的革命》，訪談自2010年茉莉花革命以來，約十年間全球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親歷者，他想探問和理解：這個十年有什麼不同？革命帶我們走上了一條怎麼樣的路？本文參考摘錄於《衛報》的文章「群眾抗爭的十年：為什麼2010年代的街頭運動都失敗了？」綜合編譯。

很多科技工具（如通訊軟件丶加密技術丶各種平台等）都是為改善物理世界中的不公平或政治困境而創建出來，創建者希望透過科技讓更多人能夠參與社群決策丶自由通訊與公平便用等原則去建立比物理世界更接近公民社會的環境。

我很難去期盼某一個時刻，也很難說過高訴求的期待。無論這中間多少的犧牲與有可能被辜負的孤勇瓚且不談，而是改變從來會給社會下層的人民而非當權者帶來更深的災難。而且我們的公民社會真的有實現真正改變的可能嗎？

一場社會運動或抗爭，要取得實質的成果，還是需要組織者持續的跟進、對在地持份者充權，配以各種相關研究等作為理據，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叫做可以爭取到一點成果。當一個社會，要淪落到靠媒體不負責任的介入，胡亂把本可發酵的議題浪費扭曲掉，也絕非這個城市之福。

趁著腦海裡尚有一點記憶，還是值得好好寫下來，否則假以時日，我們就會忘記了，七月一日，公民社會曾經有過如斯的操作。

星星巡禮介紹我給過superlike的作品。今天把鏡頭拉回我的家－－香港。香港經歷多年發展的公民社會，在近兩年一波又一波的打壓之後，幾近瓦解。但是否真的瓦解了呢？今天推介兩篇作品。無獨有偶，兩位作者在站上都並非熱門，但他們的來頭卻不容小覷。

My first-hand account of battered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a snapshot of how Chinese government clamp down a once liberal society.

要考虑的更重要的问题是，NGO为什么目标而奋斗，它们采取的方法，以及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归根结底，重要的是中国NGO对全球公共福祉的真正影响。取得这种影响的前提是中国NGO在国内的发展可以更加强劲和自主。

2021年疫情壟罩全台灣，但是社會不公義卻未曾停止。許多人透過線上倡議，或冒著風險在街頭用各種行動奮力對抗，從今天開始一連六天，我們將議題分為：【迫遷、勞權、移工、環境、人權、教育】，帶您回顧過去一年的各類議題，看看哪些議題跟著我們一起跨年...

2013-07-21＊從人民到公民，就是從抽象到具體，從集體到個體。當下中國社會的轉型，某種意義上，就是從以政治為主導的「人民社會」向以法律為主導的「公民社會」轉型。刻下，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艱難的轉型中。此刻胡院長生造一個不通的「人民社會」，除了概念上無以成立，它的出台原是要和「公民社會」對立；那麼，這其實就是要倒退，理當抵制。

不知由何時開始，我的一天以「看到誰在清晨六點被捕」為始，以「看到誰在法庭被判監」為終；由一開始的反應是分享、留言說CLS（痴撚線，意思是瘋了），到後來見怪不怪。我不是麻木，而是覺得，每次都要為政權的舉動而作出反應，正中了牠的圈套，以實際行動去拾起公民社會的碎片，才是真正幫到這座城市的事。

2019年的香港發生的翻天覆地，促使我去發掘可以推動改變的行動。其中一個找到的途徑，便是成為某個國際組織的會員。猶記得當時懷著緊張的心情遞交申請，過了好些日子仍未有回音，心忖大概是不行了，卻又收到總監的電話。我既驚又喜，悄悄地溜出辦公室，向總監介紹自己，並解釋希望入會的原因。

要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公民社会部门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且取决于国内和国际机会结构的转变（在中国如此，其他地方亦然）。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具有不断增强的政治主体性和集体意识的残障权利倡导者（disability rights entrepreneurs）将继续寻求变革，以为其社群创造一个更加融合、平等和多样的未来。

今年夏天，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的健兒前仆後繼為港爭光，無論是奪金銀牌的，抑或是全力以赴惜未晉級的，香港人也因他們而自豪。同樣發生在夏季，首名觸犯《國安法》的被告唐英傑被定罪判刑，兩項定罪的刑期部分同期執行，最終判監9年。除此之外，七月下旬，內地官媒連環炮轟教協「煽暴搗亂」，是必須剷除...

匈牙利在1949年被共產黨全面奪權之後，原生的民間組織和政黨都紛紛被迫解散。極權管治來臨，無論是為了立威，還是為了把潛在有組織的反抗力量消滅於萌芽之中，拆散公民社會都是重要的戲碼。遙遠的歷史幽靈仿佛重臨，應該怎麼辦？其中至為關鍵問題，就是如何把抵抗或至少獨立於管治的組織和論述資源，保存下去。

有些人期待，一个成长中的、充满活力的非政府组织部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国家权力。与这一期待相反，近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越发能够“塑造”非政府组织，以符合其治理的理性。[……] 遵从和共识的工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强迫的结果。相反，地方政府已经逐步与非政府组织交融，并将其笼络进一个利益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