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

“我自慰好像只是为了检查一下我的阴蒂还在不在。我就想，不对啊，俗话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吸土。我这马上要三十了，我如的是什么狼呢？黄鼠狼？屎壳郎？还是那种，外强中干，疲软早泄的战狼呢？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之后，我就想和朋友说，可是我心虚啊，毕竟我睡过男人，我脏了，我不是一个纯洁的无性恋啊！我朋友人还挺好的，她安慰我说：没关系，自我探索总是需要时间的嘛，我年轻的时候还以为我爱国呢。”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因为在生命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时候，人总会升起一种紧迫的冲动——他们想真实地活着，他们想去真实的世界，因为他们想去寻找、实践真实的自我。

某种程度上看，她多少洞悉了在严重分配不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据过剩资源的那群人的空虚和荒诞——表现在他们对金钱的滥用和完全不负责任的消费方式。而她作为一个出身平凡的“优等生”、在中国的后改革开放时代遭遇过创业失败的人，为何无比向往成为其中的一员，其心路历程十分耐人寻味。

“艺术需要多元，但是它（发展）多元的方向正是去面对这铁板一块的现实，去解放一些空间。”他说，“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可以在这种铁板一块的环境里面去打开一点缝隙，它的方式不同于社会已有的传播、或者是表达诉求的方式——那些方式可能也都被堵死了。”

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有两三天的时间不吃东西，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难以动弹，只能终日躺在床上昏睡；之后还有更长时间在暴饮暴食，无法控制地摄入高盐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任由它们变成身体中的垃圾，脂肪堆积起来四处溢出，我发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代代人的牺牲都被绞进这个制度，我们还有什么正当性去鼓励年轻人勇敢呢？我其实一直是一个爆发性革命的怀疑者，尽管我敬重“白纸革命”的参与者，但革命本身的意义在我看来主要是某种指示器，指示的是：策略终结了，此外其他一切行动的可能终结了。但革命本身又是无法策略化和筹备的，而鼓吹革命是不道德的。仍然接受革命所给的教育，但拒绝就这样对中国的未来预言，我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初心，设想女权主义可承担的责任。

这就是一些网络女权主义者困守 “女本位”时的极致功利心的体现：女人拥有绝对的主体能动性，却又同时是完美的受害者，且“按需切换”，所以她可以为所欲为，但又得到全然豁免，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是真实的女性，也不是女权主义，而是伪装成女权的精英的暴政，是附身我们的暴力的幽灵，是倾慕强权的人自身欲望的投射。

“我看见了”——微博上的用户曾激动地流传着这句暗语。当我们看见了四通桥上一个普通人孤注一掷、以身殉道的决绝反抗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加速的关口引颈待戮的耻辱。倘若终究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我们何堪于面对如此耻辱？

在我们的教育里，“不爱国”似乎是十恶不赦。但是后来我接触到一些政见不同的人，当我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我发现他们是“好人”，他们有爱心、有责任心，是很好相处的人。这时候很难不再回过头去看，“爱国”是什么？“国”是什么？但是当我在这些反思和学习中越走越远，其实也越来越孤独。很难再跟以往的粉红同学们扎堆一起开心了，我会感到，彼此是有隔阂的。

这个群体都是最普通平常的中国人：有异性恋，有同性恋。有人爱读书、打游戏、逛街。很多人的愤懑与不平源于一个普通青年人最基本的诉求被压抑；很多人旁观“反送中”后感到幻灭；很多人对疫情期间政府的所作所为彻底失望；很多人对政府在新疆实行种族清洗感到激愤，不可置信，和恐惧。所以，文宣中国的参与者们只是有常识、有理性、爱自由的中国普通青年人。

中国人对美国的堕胎权议题进行剥除语境的解读，或许是因为对美国的宗教、政治背景完全不了解，只能就法律谈法律；也或许是出于一种选择，那就是借此解读去投射自己所关心的议程，但排除女权主义的议程。这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罗案被推翻后，美国的在地女权运动正要重振旗鼓，但如果作为堕胎权议题之核心的“女性权益”都被人从罗案的叙事里消除，那么罗案才是真的死了。

继国内的自由派行动者们被镇压之后，女权主义者也受到了铁拳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已经是在一个苦苦支撑的边缘，但很少有关心中国的人知晓年轻一代女权主义者们的抗争史。如今整个公民社会都是割裂的，我们记忆断代，难以互相看见和借鉴。所以，与其延续过去的成见，更重要的是重新想象自由主义和女权运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男性是性别暴力的责任主体，无论是以直接参与，间接纵容，还是以无视、回避、否认、为其辩护等与暴力共谋的方式，都应该成为问责的主体。这种属于“人”的责任不容推卸，哪怕推卸给父权制、推卸给公权力也不行。

母职将我们割裂。与我同龄的女性大多已经生育，在我和她们的日常里，有着埋藏在“前提”中的，巨大的不可言说的差异。我的朋友圈子里总是补充着新认识的年轻“后辈”，但Ta们往往很难连接上我的生命经验。脱离了“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的桎梏之后，我像是成为游离在代际之外的人。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一个人作为纯粹的个体、其存在本质和自我价值的独立和超脱（也就是被所有人看作“她自己”）恰恰是最大的特权，也是最被人羡慕的地方。很多普通人没有这种超脱的经验，就像一个普通女性常常被看作女儿、母亲、妻子、员工，而非她自己；她甚至都“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空间、梦想和价值追求。

我开始经常做梦，梦都有一个孤独的结局，或者是梦到结尾的时候，孤独的感觉总会浮现，醒来后也久久深陷其中。有人说梦是潜意识的渴望，是被你的理智忽略的、压抑的需求。于是我被迫计算着，我的心究竟多少次向我的大脑发送了请求却从没得到回应。然后我绝望的想，在我最好的年龄里，我爱的人都不在身边，真是失败的人生啊。

对婚姻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避而不谈，却聚焦于讨伐一个“失德艺人”，正是在维护所谓的“德”——也就是父权的体制、叙事和其价值观的正当性。通过不断把那些不合格的个体：不合格的丈夫、不合格的爸爸、不合格的儿子给摘除出去——或者谈不上摘除，只是规训和矫正，婚姻对女性幸福的虚假承诺便永远不会被戳破。

回想起受伤的那一刻，我仍然心有余悸，觉得自己原本可能瘫痪。背部那一瞬间的剧烈疼痛，像闪电一样沿着后颈袭来，凌厉地击穿了大脑里的空白，因为格外陌生而带着强烈的不详征兆。在我能进行任何认知和思考之前，就震慑了我，把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冒险的我，打击得魂飞魄散。

你找历史要答案，这个答案谁给你？并不是我们需要找男性要历史的答案，我们是相信未来的女性，未来支持性别平等的人会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所要求的历史是一个记述的权利。未来会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判断我们现在在打的这个官司？其实米兔就是一个言说运动，它在鼓励女生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不让我们把判定这个经历的权力交给别人。

我的期待本在于，去推动这段历史被更多人看见、理解，大众对女权主义的困惑和误解也会多少随之冰释。但直到这时才醒悟到，长期的信息审查和政治宣传已经扭曲了人们价值判断的坐标，在一个颠倒黑白的舆论场上，我们越是自证清白，就越是在自证其罪。结果，我想要为她们尽的这份力，却在这场网暴中变成了污名化她们的帮凶，这一度让我倍感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