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自由與制度化：犬牙交錯的政治社會

六月底至七月初，尤其連受重創，短短三周內，四人去世:戲劇界的古天農、政治文化學者Suzanne Pepper、編劇導演羅啟銳和作家倪匡。去年數度撰文抒發哀思和不捨。

這裡的「齋戒」意義與宗教儀式的齋戒不同。這裡的意思是分清「需要」與「想要」，盡量拉低欲望。

時光持續流轉著，即使自己心中有個方向，想想已難以再像以往如此篤定未來人一定會在哪裡、幹什麼事。現在這個為了趕論文而把不少社交、兼差或合作暫時推出行事曆，一邊哀哀叫一邊仍有不少前輩、同學、朋友在旁敦促、提點、協助、激勵而能匍匐前進——的時間真空，將來驀然回首，想必別有滋味而彌足珍貴吧！

作者用充滿懷疑以及研究者本色的眼光，解釋金碧輝煌的曼哈頓上東區「部落」的各種行為模式。從找房子、托兒所、健身房、小孩的玩伴、褓姆都與我們想像中的全然不同，也全部「難如登天」，每一個關卡都有各自該有的竅門。

經濟蕭條下，民主國家的人民將責任怪罪給從前求之不得的民主化。但這真的是自由化而導致的結果嗎？是什麼契機造成了民主與經濟高度發展的緊密意識連結？

“我們扭曲的觀賞俄烏戰爭” 系列專文。

《被媒體涵化的世界》— 因現實世界過於繁雜，人們必須透過媒介認識這個世界，以至於人們接受的事實為“二手的真實”。

《議題設定與建構》— 閱聽人認為重要的事件，與大眾媒體強調的事件呈現正相關，而媒介可以控制這些事件在一社會中的重要程度。

除了地名和宋朝有關係，宋室痕跡也深入民間信仰，甚至指引著香港今日的命運。每年正月初二成為香港人茶餘飯後話題的車公，就是宋朝來的。車公信仰縱然和大歷史文本掛不上太大關聯，也代表了香港先人對宋室的感情。源自香港人本為抗疫大神，成為命運之神，車公大受歡迎和重視，也和香港現代化都市發展，港英政府對本土文化的重視有關係。

如果每一個國是家，真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前幾天看了Twitter 一條Tweet, 就研究起烏克蘭來。

澳門政治經過近40年的發展後，也走向了和香港政治研究一樣由「區域研究」轉向「學科研究」的範式轉換方向...另一方面，也和香港一樣，從被禁止公開集會悼念「六四」...

看到那位叫方然的港大博士生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带走，我想对我国那些真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说，你们以为自己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他们或许认为是你们在制造问题，或者对他们来说，你们本身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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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同鄉會會員飲茶是不是有打折啊？」阿媽在結帳時問起侍應。侍應點頭，然後阿媽從皮夾拿出一張印有其頭像的卡片，遞給侍應後心滿意足地看著其背影離開。問題是，我們鄉下並非XX同鄉會，為何老母突然背叛了祖宗？

社會學家包曼提到後現代的社會走向，幾乎是以「液態」的方式呈現；如同共產黨宣言提到的，一切穩固的事物終將煙消雲散。

香港由於反送中運動的遺緒（如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運動時期的組織及資源分配網絡），令民間在疫情初起之時，自發地組織由下而上的抗疫工作。澳門則是憑藉博彩業所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源，令政府得以主導防疫工作。在此意義上，疫情在甚麼時候爆發，對兩地的分道揚鑣有相當重要的效應。

這一座座原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橋樑，在回歸後漸漸被收歸國有，外觀和功能是完善了，卻開始出現各種行動限制。走向權力，遠離群眾。

了解澳門無法迴避的一個議題即所謂澳門社團文化，它既是少數能被持續研究的社會科學題目，其特殊性實際上也有數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