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他们用行动回应：中国不需要社会科学

近日，一位名叫方然的做劳工研究的青年被南宁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就是传说中的被”秘密关押“。这位被带走的同学是清华本科毕业，现在港大攻读博士学位，被带走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其做了关于工人的田野调查，并参与工人维权运动。

与之前的深圳佳士工人运动中的沈梦雨和岳昕类似，我当然知道被国安部门带走的直接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学了什么或研究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组织参与了工人运动。然而，方然这件事与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生不同，至少从现在可获得的消息来看，他并没有明显政治口号和主张，也没有很强的组织性，甚至他自己和父母还都是党员，他只是一个关心自己专业领域内现实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然而，他依然还是被扣上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学生如何颠覆国家政权，就算他有那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能力吧？

那么，官方到底在提防什么呢？恕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比较夸张的观点：官方防的就是这种不受官方控制的有良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敢说，敢行动的那些人。

与之前涉及工人运动被抓案例的相似点，这篇文章不做过多说明，我想暂时发散一下思维，谈一谈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方然同学被抓这件事里令我比较在意的关键词——社会科学。当然我并不是泛泛地谈社会科学本身，而是在中国背景下的社会科学。

中国的社会科学

之前读的一本叫《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的书，作者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乔晓春。当我读完这本出版于2017年的书，第一感受是以作者这种批判的态度，张口闭口美国如何如何，公然批判计划生育国策，放在今天的大众舆论环境下非得被骂成“美狗”、”恨国党“不可。

读了这本书我的收获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关于社会科学的规范研究方法，这部分对于今后励志走学术道路的人来说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第二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批判，以及导致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落后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和本文比较相关的部分。

只看书名就知道，作者认为当今中国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普遍存在其研究根本就不是科学的现象，这是这本书贯穿始终的主线。中国的社会科学普遍存在用哲学思辨的方法，而不是用数据和统计学等科学方法研究问题。作者认为哲学是用于指导研究的方向和对科学研究结果进行解释阐述的，而不能用哲学思辨的方式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而得出结论。这种不科学的学术研究大部分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基于数据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种研究不产生任何新的知识，仅仅产生了一大堆学术垃圾。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批判，而是阐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充斥着非科学研究，按照我的理解其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原因。以社会科学中最典型的社会学为例，1949之前中国的社会学家都还是很活跃的，从国外学习回来学者也有很多。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基本被废除，取消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是资产阶级的的或反马克思的。以这一判断标准，除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之外，中国的社会科学几乎全军覆没。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社会科学的学者再次受到打击，导致无人再敢讨论社会问题，也没人再敢做社会科学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才开始重新建立起来，虽然还是经常受到极左教条的影响。同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研究社会科学的那批学者大部分因为文革的影响，文化水平很低，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那一套，这些人中不少人都成了后来的学术权威，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职称评价体系。大学教师要评教授职称就必须有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做实证研究的研究者往往需要调查和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要想做好一个课题往往需要比较长的周期。然而不用数据做支撑思辨式论文是不需要收集数据，也不需要做数据分析的，这就导致这种论文非常的高产。而且由于很多学术刊物本来就大量充斥这样的研究（毕竟学术权威们也是这么做研究的），往往这样的文章也不会被认定为垃圾。最终导致踏踏实实做规范的科学研究的人如果想要尽早晋升教授副教授，就必须学习那些高产的同行。

第三，研究经费和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是宏观的政策性大课题，而不是题目具体的小课题，前者做科学的分析非常困难，往往依靠研究者的个人的经验判断，后者一般可以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结果。前者根本就不是科学，充其量是一种用哲学思辨的方式得出的政策性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倾向于研究大课题的现象呢？原因就在于政府把社会科学看成是为他们的政策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研究社会问题和老百姓实际问题的科学。而学术的经费和资源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因此只有对政府来说有用的东西才会被分到资源。那些具体的课题虽然着眼点都比较小，但往往更加贴近老百姓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研究需要研究者收集一手数据做实证研究，本应该更加需要经费，然而因为这些课题“被认为贡献太小”反而比较不容易获得研究资源。

书中没有说出来的

作者列举了中国社科领域的种种怪相，也详细阐述了其中的原因和细节，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与政治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从作者阐述的中国社科的历史和现状中，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共性——政治掌握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命脉。

除了书中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种种困境之外，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阻碍——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被定义为泛政治性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是很难自由开展的，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泛政治议题的定义将会越来越泛，学术自由将会越来越被限制。先不要说你是研究什么的，调查行为本身就会阻力重重，如果没有和当地相关部门打招呼，你可能会被各种“维护社会治安力量”照顾到。虽然我不能确定普遍性的“照顾”力度到底有多强，但是被治安人员和负责人拦下来审查身份，确认研究内容是否涉及敏感议题（多敏感才算敏感这就不得而知了）还是免不了的，本人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

一旦社会学术研究触碰到现实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泛政治议题，往往就容易触碰红线。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人文素养的研究者并且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往往更加危险。更进一步，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和行动力，依据你的研究去践行你的价值判断，就像研究劳动关系的方然同学一样，那等待你的很可能是轻则喝茶，重则被失踪。

那么，难道这些敏感议题就不能研究了吗？这还是要看官家的态度和授意，决定权在他不在你。说白了，研究行为必须从属于政府而不是学术本身，研究结果必须服务政府而不是老百姓，这才是中国社会科学无法突破的困境。

你想研究老百姓？可以，不痛不痒的问题有很多可以去研究，但是你要是研究那些负能量的现实问题，比如研究劳工，访民，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往往会被当局当作是敌人对待。你想关心底层人民？对不起，红太阳只能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只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政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社科研究者的着眼点是政府的视角，而非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专业视角，更非基于作为个体的人的视角——你必须把你自己自动带入统治者视角才能不被当成敌人。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

说到这，或许又有人会说我是为了黑而黑，强行把方然的社科工作者这一身份和他被捕联系在一起。我必须重申，我并不认为方然被抓一定是因为他研究了社会学，也不认为他的研究和他被抓之间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很明显，没有直接关系不代表没有关系。试想，作为一个有学术理想和良心的学者，你比普通人更可能把握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和细节，一旦你的研究触碰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装聋作哑或是说服自己为现状做合理化解释将不会是你的选择；当你满怀抱负，想用自己的研究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时，你发现你并不能直接做些什么，你只能寄希望于那个领导一切的家伙听进去你的话；当你想越过他直接触及社会大众的时候，那你离危险也就不远了。

当社会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倒下，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可以说我们只是研究思想而已；当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倒下，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说我们研究的是人的科学，无关意识形态；当社会科学研究者倒下，该轮到谁了呢？这时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说：无论到什么时候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没错，你们不会倒下，你们将成为充满畸形价值标准的国家机器的一个个好用的螺丝钉，你们将不再被当作社会意义上的人，而此时这个社会将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5年前，有人还在问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现在，我开始怀疑真正的社会科学在中国还能走多远；5年后，或许会有人开始怀疑：我们还需要社会科学吗？

不，新时代的中国不需要社会科学。

或许，可以创造一个有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