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但现在增速回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长起伏很大。50年代初呈高速增长态势，之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和下降，总体上经济不景气。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测算，1952年-1978年26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71%，没有搜…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5月15日出版的2024年第10期刊发了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的文章，署名“习近平”。其实是将习近平自2012年12月至2024年3月关于改革开放的零散言论汇集在一起，共二十二条，重发一遍；都是车轱辘话，没的什么新意和可读性。

按惯例，本应去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四月的最后一天有了消息。新华网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中共中央有个决定，在重大问题上要由邓小平掌舵，向邓通报，向他请教。” 这句话随着电视直播传遍了全中国乃至世界，激怒了邓小平。为什么会激怒邓小平？据在美国西点出版社出版的《李鹏 六四日记 》讲，赵的话符...

个人认为有被过誉的嫌疑，当然考虑到那个时候西方左翼对前三十年的不算深入，有一定的滤镜可以理解，但是知乎搜了一下莫里斯迈斯纳，感觉把这本书捧得略高，实际上这本书很多地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本书写的很宏大，从1949写到1990年代，分析毛本人的执政决策、措施以及在他活着和去世后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时下萎靡的政经状态，令很多人难以置信，因它发生在了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恰好进入第45个年头之际。1978年的十二月，中共元老邓小平带领着执政集团，召开了推动中国走向巨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场重要大会的举行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肇始。

如何形成一个超级的国际合力，来实现人类大同的梦想，这是个不小的难题。

一段时期，校内上出现了对启蒙问题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启蒙很重要，自己要坚持长时间的地做下去。另一方则怀疑启蒙的效果，认为启蒙论者的看法太天真。他们认为网上的辩论并不能说服谁，所谓的真理愈辩愈明并不存在。在这里我想指出启蒙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三个角度去分析，他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恩人”、国际资本主义的好朋友以及无产阶级的仇人。

《小武》是对现实的一股持续而微弱的批判。从《小武》的批判延伸下去，我们可看到人类学家项飚的比喻“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你要努力去做，……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在进行的事情本身没有意义，都是手段。

人生的前二十年我似乎都是从一个中心走向另一个中心。从县城到市区，再从“西南边陲”到“首都北京”，然后即将前往“世界的北京”。离中心越近，离开中心的欲望就越强烈。我的爷爷，在改革开放的前夕，以全优的成绩从会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一年后，他从广州“逃回来了”，我的家人不无鄙夷地说，“他嫌广州气候太恶劣”。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农村变革》读书笔记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系列对于旧有计划经济的攻击，来为今天中国的超级富豪资产阶级的出现扫除障碍。这个过程当中不只一个转折点。如果1989镇压、扫除群众抵抗威胁是一个转折点，则1992年乃是另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清洗党内仅余的反对声音，确立了中共…

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1949-），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人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长期从事中国人口政策的人类学调研。本文最初发表于2005年6月的《中国季刊》（China Quaterly），探讨了中国著名国防科学工程师、控制论专家宋健的脱胎于国防科学思维的人口控制论与计生政策的关系。

建筑企业、房产发展商、银行和城市规划部门，都一定要公共拥有，并且受到工人、租户、小商户和公众的民主监督，其有权选举公司管理层。而管理层不会领取高薪厚禄和享有特权，并受到工人民主监督。如此方能实现对生产品质的真正监管，以及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文 马涵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迫在眉睫，在劳资关系飞速变化的情境下，我们认为，我们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资本的新时代。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得到新发展的高科技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得到日益增长的民粹权力（或威权国家权力）的支持。在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国家权力都致力于建设...

10月18日，中央文件指出深圳将开展特殊工时管理改革试点，10月20日，广东省高级法院认定华为与其员工签订的《奋斗者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自愿加班、放弃加班费、放弃带薪休假、接受公司淘汰”等等）生效，身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广东有意挣开《劳动合同法》的束缚，为用尽员工创造新的法律依据。

中国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垄断资本的新时代，深圳这座改革实验之城，见证了这一变化的过程：资本越来越强，劳动者越来越弱。从劳动法规艰难地诞生到“特殊工时制度”的推广，政策在为“零工经济”保驾护航；工厂工人、平台劳工到高科技行业从业员，无一幸免都在被“零工化”，谁都逃脱不了注定为资本的再扩张与再生产所牺牲的命运。

野兽按：改革共识的破产，其实缘于这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使得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数人却为“改革”付出代价。改革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社会转型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以求达到社会认同，只有建立于政治共识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