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局限性与启蒙心态的危险

  一段时期，校内上出现了对启蒙问题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启蒙很重要，自己要坚持长时间的地做下去。另一方则怀疑启蒙的效果，认为启蒙论者的看法太天真。他们认为网上的辩论并不能说服谁，所谓的真理愈辩愈明并不存在。在这里我想指出启蒙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指出启蒙的一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启蒙，如果不是一大批像林达夫妇和刘瑜这样的启蒙者，今天社会不会有这么多人呼吁宪政民主和人权。

启蒙的作用有限

    民国时期参加共产革命的青年，很多人都是出于对民主的追求而加入共产党的。但他们在面临中共内部的极权制度时他们并没有什么反感。在经历了整风运动这样充满大规模迫害、酷刑，违反法治的清洗运动后却少有人从民主法治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而仅仅认为是由于领袖的错误估计造成的，是共产运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事。(参见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的回忆>>)1949年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在全国范围展开，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知识分子自觉的高喊“毛主席万岁”并不觉得这样做有违民主，而这些人当年都是高喊民主口号的人。文革后，从自己思想上有所反思的只有李慎之等少数人，所谓的“两头真”。

     由此可见，当年的那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对五四时期盛行开来的民主、科学、自由这些概念缺乏深刻理解，而且也缺乏对民主的坚定信仰。事实上，五四一代人是将“民主、科学”作为救国的手段来追求的，救国的焦虑大于对民主的追求。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争先加入中共，而民主则被抛之脑后。

启蒙的目的在于唤起民众的权利意识与公民意识，对法治、政府、个人权利等概念有清晰的认识，了解自己权力与义务使之成为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是从上面民国学生青年追求民主的历史来看，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人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与舆论的宣传只是其中之一。相比于学校教育与舆论宣传，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家庭环境）则是决定性的（媒体舆论本身也要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生活在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民国时期的青年学生所了解的民主都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并且主要是从报刊杂志的简单介绍与宣传中得来的。因此，至始至终他们对民主的了解都是非常有限的，其中充满着讹误。据我本人的观察，民国时期学术大发展的时期，政治学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学科，一些知名的政治学者都对民主缺乏信任。许多学生对民主的理解是卢梭式的，而且对民主充满着许多不切实际的烂漫幻想。他们更不了解自由的真谛，在20世纪共产主义思想普遍流行的年代，绝大多数人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且由于受日本的影响，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自由的理解在于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而对中央集权抱有热切期望。用秦晖的一句话总结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秦始皇亲”。

  在相比于民主知识的薄弱，专制与皇权的思想意识则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你读的历史著作、用来消遣的小说、用以娱乐的戏曲评书，无不在宣传着成王败寇、明君贤臣、忠君报国这些与民主理念、自由意识背道而驰的思想观念。中国的历史，充满着权谋与杀戮，个人权利的思想从来就没有，秦皇、汉武这样双手沾满了民众鲜血的专制者被人们当做英雄才顶礼膜拜，奴才意识便在他们心中种下。高晓松注意到民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非常西化，但在一些深层的观念上则是十足的传统士大夫。比如民国不少知识界精英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但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人极少，不少人对教会持抵制态度。这完全是传统士大夫不讨论超越性问题的传统。而像<<岳阳楼记>>、<<五人墓碑志>>、<<过零丁洋>>这样的古代诗文，还有不计其数的历史故事都在无形中塑造每个读书人的人生观，将这些读书人导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总之他们的人生意义在于其对历史政治使命的承担。这种观念之下很难有个人主义的空间。

  因此中国当前自由思想的传播、个人权利意识的兴起首先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在这方面一个邓小平胜过一千个学识宏富的启蒙者。

  另外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其个人的独特体验密不可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历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同。这些个人经历包含着个人情感在里，不是简单的说理就能改变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哪种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完全中立的。据我了解，左倾在台湾知识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生在自由地区，却对极权主义的大陆充满想象，像保钓运动的一批学生因此就去了大陆。这些左倾台湾知识分子的观点，我们这些生在大陆的人在情感上是很难认同的。虽说，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人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各样的信息。但由于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别。比如08年奥运时期，一个关心国家的中学生他接触到了环球时报和四月青年网，那么他就可能成为一个“自干五”。以后即便接触到了与此相反的信息，也很难改变他的既有观念。更极端的例子则有韩国的主体思想派，这些在自由地区长大的韩国人却拜倒在金日成父子脚下，期望用各种方法让朝鲜统一朝鲜半岛。

启蒙心态的危险

  反启蒙论者批评启蒙者的论者的一条理由是，别人并不需要你启蒙，你却把他们都当作启蒙对象。启蒙论者进行启蒙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大众在权利意识与政治方面是无知的，他们需要启蒙论者对他们进行教育。因此在启蒙运动中，启蒙者与被启蒙的大众之间天然是不平等的，大众处于受教育的地位。这一批评算是击中了启蒙论者的要害。虽说民众的权利意识需要唤醒，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需要了解那些有点深奥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未必要通过宣传教育的办法才能达到。这种启蒙者与大众之间在学识与认知方面的差距容易使启蒙者产生启蒙心态。

  什么是启蒙心态呢?启蒙者因其所承担的启蒙义务，从而产生类似于当年献身于共产主义战士那样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往前走就是救世主心态。因为对社会现状不满从而愤世疾俗，因为发誓改变社会拯救国家而产生救世主心态。一个愤世疾俗的救世主，他会消灭一切他所看不惯的事物和现象。在他眼里，只有政治(或者说革命)才是重要的，凡与政治变革无关的人和事都是不重要的，可以被牺牲的。就像一个苏俄士兵说的，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可以牺牲五千万人的生命。这种心态会导致与怀有“弥赛亚”情结的俄国民粹派同样的逻辑—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为了建立理想社会，怎么做都是合理的，古拉格的集中营和大肃反，整风运动和流血土改都是建立理想社会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救世主心态的另一面就是“为民做主”，因为民众是无知无识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需要拯救苍生的我来代表，由此民众的自治权利就会受到压制。这实际上是民主素质论的一个反向变种。救世主们是在反体制的前提下反自治，素质论是在拥护体制的前提下反自治。

  在愤世疾俗的救世主与犬儒的“民主素质论”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个人年轻时可以是愤世疾俗的救世主，中年后则可能会变成犬儒的“民主素质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