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中心，流动之难

人生的前二十年我似乎都是从一个中心走向另一个中心。从县城到市区，再从“西南边陲”到“首都北京”，然后即将前往“世界的北京”。离中心越近，离开中心的欲望就越强烈。

我的爷爷，在改革开放的前夕，以全优的成绩从会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一年后，他从广州“逃回来了”，我的家人不无鄙夷地说，“他嫌广州气候太恶劣”。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失去了信誉。一个瘦弱的知识分子，不干体力活，也不干家务活。我的家人说，“要是留在广州，我们那几年生活就不会那么艰难”。在我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爷爷也死了，我也越来越能体会他逃离的原因。但我也无法忘记，在他得知我考到北京后，曾卧躺在病床上，激动地对家人说“这回，赖也要赖在北京”。现在的我，很难说我不会以相似的“狼狈的”方式逃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