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摆荡，摆荡

翻到去年写的第一篇影评，现在读来还觉得挺不错，所以决定庄严地发出。

故事发生在1997年，西安一个小县城中。1997年，香港回归，新刑法颁布。小武没有工作，是个小偷。偷过别人钱包后，他总是留下身份证，寄给警察局。93年他和朋友们被抓过一次后，朋友们纷纷改行，最好的朋友小勇开始经商，卖烟，开歌厅，成为“劳动模范”。97年，小勇准备结婚，新娘比倪萍还漂亮。但小勇没有请小武参加婚礼，他怕别人看到后，想起自己也曾是“三只手”。小武知道自己没受到邀请，为了这份情谊，他偷包了一个红包，在价堆满喜酒的杂物间塞给了小勇。小勇结婚后，单身的小武开始到歌厅找女人。小武去歌厅不唱不跳也不说话，出来对老板娘说自己不过瘾。老板娘便让小姐陪小武逛一天。小武陪她做发型，打电话，知道她叫梅梅，以上学做明星的名义从家里偷跑出来，成为一个小姐。他常看望梅梅，为梅梅买了BP机挂在身上，照顾生病的梅梅，他们恋爱了。一次和梅梅在歌厅，突然闯进一个人，替小勇将“不干净”的红包还给了小武。小武绝望。不久，梅梅不辞而别。小武回到老家，把买给对象的金戒指送给母亲。二哥的妻子是城里人，二哥和妻子回家，父亲母亲怕被嫌弃，张罗着杀猪，打扫。二嫂在时，大哥和父亲的聊天都变成了紧张的询问，小武看到二嫂带着送给母亲的金戒指，与母亲争执，被父亲赶出家们。小武又回到县城，正准备偷窃时，BP机响了，在“抓小偷”的呼声中，小武被抓。影片结尾，小武被栓在电线杆上，人群不断聚拢，盯着他。

拍《小武》前贾樟柯本来要拍一个短片，写一男一女第一次在一起过夜的故事。正好快过春节，那时他已一年没有回家了，春节是一定要回去的，他就回了汾阳。

回家后，他发现汾阳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现代化的进程，商品经济对人的改变，已经到了中国最基层的社会。山西是很内陆、很封闭的一个省份，汾阳又是山西比较封闭、比较内陆的一个地方，它靠近陕西，离黄河很近，是个很古老的地方。很多东西的改变让他非常吃惊，尤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老朋友都不来往了，相互之间都有很大的矛盾。有些朋友结婚后跟父母产生很大的矛盾，最后甚至没什么来往。有些朋友结婚后很快又离婚。整个人际关系变化非常迅速，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这全都在一年内发生，好像原来他习惯的那种人际关系都已经改变了。

县城中出现了很多卡拉OK店（卡拉OK里面的小姐在当时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长大的县城的古老的街道要拆掉，整个县城在他眼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他感觉现实有种令人非常兴奋的东西，让他有拍摄这些即将消失的一切的迫切感。他说；“我觉得整个中国内陆正处于巨大的变化里，不是变化之前，也不是变化之后，而是正在这个变化过程里面。它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可能一年，可能两年，但它是个巨大的痛苦时间，我产生了一种激情，要拍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天翻地覆时期中的生活。”

事实上，虽然《小武》拍于1997年，但直到今天，中国在剧烈的变化与转换中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还是处于巨大的阵痛之中。从《小武》中的线索发散出去，我们仍能看到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

第五代导演习惯借助文学作品拍摄电影，而作为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到了创作中。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土地创作，他抛弃任何浮华的拍摄方法，放弃构建任何东方奇观，忠实地记录当下，将细节蕴含在不经修饰的镜头中。《小武》的忠实，使得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体都能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或多或少捕捉到当代中国发生的变化。

《小武》有很自然的拍摄手法，又用非常紧密的三段式结构处理小武人际关系。

启发贾樟柯拍这个电影的最主要因素是变革给人的关系带来的影响。这种“关系”有朋友的关系，有家庭的关系，还有男女朋友的关系。他准备构思《小武》这个剧本的时候读到了一篇文章，那个故事结构是类似“丁玲的朋友、陈荒煤的外甥，谁谁的侄女”，它在批判某个人的时候，先界定他的人际关系。关系这是中国人的世界。他讲一个变革时代的故事，也可以从人际关系来着手。严谨的三段式结构是从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中自然生发出来的。

《小武》原来的题目是《胡梅梅的傍家，金小勇的哥们儿，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贾樟柯特别喜欢这个标题。

之前已经简单介绍了电影的简单情节，现在我们用几个片段来看整部电影。

电影的第一段是写朋友关系，以前的朋友关系有一种承诺与信任，现在这种关系开始产生变化。时代的巨变中有两种种是特别适应这个变化的人，像小武那个小时候的朋友小勇，但有些人则无法适应。电影里小勇做很多非法的事，走私香烟是在“做贸易”，他开歌厅，其实是做色情业，他则说“我是在做娱乐业”。他换种说法，就可以把他的道德负担全部掩盖起来，将他的道德负担或责任全部解除掉，心安理得地生活。但小武特别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比如说他的身份，小偷就是小偷，虽然他每次偷东西都把身份证寄回派出所，但实际上他仍然没有办法被社会甚至家人理解，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无法转变这种道德劣势，但他个人的行动牵涉到他对人际关系的一种理想看法。

第二段谈男女的感情，以前中国人要的是天长地久，但是小武和梅梅之间只有刹那的悸动，只有当下，最后命运让他们分开。小武非常不善于表达感情。梅梅生病躺在床上，梅梅唱着王菲的歌，她要小武也唱个歌，但他却只打开那个会唱歌的打火机。他非常不善于表达感情，但是那一刻，他打开了会唱歌的打火机，作为歌声的回应。

最后一段谈家庭，与父母兄弟的关系。梅梅走后，小武将准备给梅梅的戒指送给母亲，但是母亲转手就将金戒指送给了城里的儿媳。小武生气，与母亲争执，父亲为了将城里人留下，赶走了游手好闲的小武。

小武不断被挤压，被逐出。他因不同意送给二嫂金戒指而被讨好“城里人”的家人逐出，因偷窃而被“洗心革面”的兄弟逐出，因偷窃被创建高度精神文明的依法治国的社会逐出——或者说，只有他停留在原地。小武是中国的米歇尔，是成年的马小军。都无所事事，整天在大街上游荡的他们是转型中社会的镜子。

为求得公正的描述，在介绍情节时，我避免使用“游手好闲”“游荡分子”“不良社会分子”这样的词语，但不得不用“小偷”。小偷是天生的道德劣势，无法被共情。抓获小武后，电视台播出新闻“昨天，我公安干警抓获了惯犯梁小武，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当电视台问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时，人们的回答“好！他触犯了一定的法律，抓住他，大家都叫好。”而就像对米歇尔产生同情一样，观众也会对小武产生同情。这种同情来自于小武的人情。但人情的控诉在传统和现代的框架中都没有任何的效力。

贾樟柯关心时代变化。在县城的参照下，贾樟柯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商品化成为热潮，市场经济火热推进的过程中，什么东西没有被看到。1997年，深圳已经从小渔村成为一个大都市，贾樟柯展现的，是一个普通县城如何迈向现代化，迈向未来。97年的县城里，最火的事是经商，曾经的小偷小勇因经商成功成为劳动模范，朋友、警官也劝小武经商，“胆子大就能成功”。在20世纪末的鞭炮声中，经商的潮流滚滚涌向21世纪。经商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影片末我们看到小武好友几十年的药铺说拆就拆。小武不愿经商，在他看来，贸易和服务业是“倒卖香烟，开歌厅赚小姐钱”，他也许愿意回家务农，但最终被逐出了，他和梅梅说自己是个手艺人，他也许愿意成为一个手艺人老老实实赚钱，但又没有技能只能继续偷窃。社会变动的过程中，总有人不断失去旧有的身份和位置。贾樟柯也许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帮助这些人重新找到合适的位置。市场经济仍不断在发展，《小武》中展现的问题也得到新的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小武》是对现实的一股持续而微弱的批判。从《小武》的批判延伸下去，我们可看到人类学家项飚的比喻“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现在去做工，“工”是没有乐趣的，是为了明天更好；小孩被逼着学钢琴、画画，就为了后来加分、成名。在进行的事情本身没有意义，都是手段。但目的又完全是不确定的。它的本质不是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现在的否定。”

“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这很像《小武》中的一幕——小武无所事事地走在公路上，看到一根限位栏杆，便跳起来悬在那里，前后摆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