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释全球民主倒退？有哪些驱动因素？

俄烏戰爭可能給中俄關係帶來哪些不穩定因素？

神秘的俄羅斯真的神祕嗎?

印度女权主义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和编辑卡维塔·克里希南 (Kavita Krishnan) 阐述了为什么印度人不把俄罗斯看作是一个帝国，如何将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并坚持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坚持普世主义

到2月28日，出現了兩個對立的權力中心：塔夫利宮的右翼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它擁有最接近正式權力的東西，但在街上沒有權力；而左翼是蘇維埃，它在街上擁有最接近權力的東西，但沒有正式的權力。

一個年輕女孩從示威者的隊伍中站出來，慢慢走向哥薩克人。所有人都屏氣斂息，緊張地注視著她：難道哥薩克人不會向她開槍嗎？女孩從斗篷下拿出一束紅玫瑰，向軍官遞過去。停在半空中。這束鮮花象徵著和平與革命。然後，軍官從馬背上彎下腰，微笑著接過花。每個人如釋重負、欣喜若狂，人群中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烏拉！”

在柯倫泰看來，只有列寧宣導的武裝起義才有可能結束戰爭。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恢復人類意志的力量，以及對客觀力量的掌控。這不僅僅是“分析”，她在日記中記錄下列寧關於戰爭的論述。“這是行動。這是一個政治綱領……讓街壘來回答戰爭。”

9月份，立憲民主黨政治家馬克拉科夫在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中總結了自由派的窘境。他將俄羅斯比作一輛汽車，由一個瘋狂的司機（尼古拉）以無法控制的速度開下陡峭而危險的山坡。乘客中有自己的母親（俄羅斯），也有稱職的司機，他們意識到自己正被帶向不可避免的厄運。但沒有人敢抓方向盤，因為害怕造成致命的事故。司機知道這一點，嘲笑乘客的無助和焦慮。“你們不敢碰我，”他告訴他們。

車站裡沒有旗幟或軍樂隊為他們送行，據外國觀察家的說法，大多數士兵臉上的表情是凝重和順從的。正是他們可怕的戰爭經歷點燃了革命的火焰。沙皇孤注一擲的賭博必將給他的政權帶來毀滅。

事實上，早在1914年之前，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就已經停滯不前了。斯托雷平曾聲稱，至少需要二十年來改造俄羅斯農村。但是，即使改革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速度繼續進行，該政權也需要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建立起強大的農業資產階級，他們顯然已經決定把自己的未來押在這個上面。土地合併運動，就像沙皇政權的其他改革一樣，來得太晚了。

斯托雷平的政治覆滅只能用他作為政治家的失敗來解釋。如果他更精通“可能性的藝術”，或許他可以為自己和他的改革爭取更多時間。斯托雷平曾說過，他需要二十年時間來改造俄國。但部分由於他自己的過錯，他只有五年的時間。

這場莊嚴的對抗只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的一個預兆。從1905年到1917年2月兩次革命之間的整個俄羅斯政治歷史時期，可以描述為保皇黨和議會勢力之間的鬥爭。起初，當這個國家尚未從革命危機中恢復時，宮廷被迫向杜馬讓步。但隨著1905年的記憶流逝，宮廷試圖收回自己的權力，恢復舊的獨裁統治。

對於農民和工人來說，這些新的政治自由並沒有什麼直接利益。他們自己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一個也沒有得到滿足。1905年的經驗告訴他們，要尋求社會革命，而不是追隨自由主義者的政治領導。隨著杜馬時期的失敗，他們的幻滅感變得愈發強烈。在《十月詔書》之後，反對派運動的兩極分化暴露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憲政理想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社會經濟不滿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徹底分道揚鑣。

行动的效果可以根据三个标准来评价：对国家造成的物质损失、行动消息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事后游击队战斗力的保持。必须努力在所有三个方面实现成效最大化……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也是整個革命的轉捩點，他們的情緒突然從不相信轉變為憤怒。“我觀察周圍的面孔，”人群中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回憶道，“我沒有看到恐懼，也沒有看到驚慌。不，那些虔誠的、近乎祈禱的表情被敵意甚至是仇恨所取代。我在每一張臉上都看到了仇恨和復仇的表情，不管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男人還是女人。革命真正誕生了，它誕生在最核心的地方，在人民的內心深處。”

由於大饑荒，整個俄羅斯社會都被政治化和激進化了。民眾和政權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再也沒有回頭路可走。用莉蒂亞·丹的話說，這場饑荒是革命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向她那一代的年輕人表明，“俄國的舊體制已經徹底破產了，俄羅斯似乎正處於某種邊緣。”

布爾什維克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更簡單、更年輕的人，像卡納奇科夫那樣激進的農民工；他們是實幹家而非思想者。他們被列寧的紀律和党的堅定領導所吸引，被他簡單的口號所陶醉，被他立即採取行動推翻沙皇政權的信念所折服，而不是像孟什維克建議的那樣，坐等資本主義的發展侵蝕沙皇政權。最重要的是，列寧給了他們一個夢想：有志者，事竟成。

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一個源自俄語的詞）與其說是一個階級，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狀態：從定義上來講，它意味著一種對沙皇政權激進和不妥協的反對立場，以及參與推翻沙皇政權鬥爭的意願。革命運動的歷史就是知識份子的歷史。大多數革命領袖首先是知識份子。

布爾什維克的基層黨員都是從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農民中招募的。一旦執政後，布爾什維克對農民表現出的不信任和蔑視，可以用這個社會事實來解釋。因為他們將悲慘的農民世界與自己不幸的過去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個人身分和階級身份的形成，以及他們對革命的期望，都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推動力，那就是堅信這個舊世界應該被打個落花流水。

民粹主義者在樸素的農民身上看到的“高貴的野蠻人”，不過是一種美麗的幻覺。他對農民的日常生活越瞭解，就越把他們斥為野蠻和殘暴。這種誤解是俄羅斯知識份子和農民之間關係史上一個永恆的主題——赫爾岑曾稱之為“兩個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