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0章第Ⅲ節：騎白馬的人

人們普遍認為，林德自己天真的理想主義是他慘遭殺害的罪魁禍首。這位年輕的政委一抵達前線就被警告說，這些逃兵是非常危險的。幾個星期以來，他們一直過著土匪似的生活，在盧茨克周圍地區打家劫舍，所有瞭解他們的人都認為，出動哥薩克人對付他們的叛亂營地比較明智。克拉斯諾夫將軍從預備隊中抽調來500名騎兵，儘管逃兵的數量幾乎是他們的十倍，但他確信哥薩克人的勇猛剽悍足以令他們繳械投降。但林德對革命話語的力量始終篤信不移。他堅持認為，哥薩克是沙皇時代的殘餘，原則上不應該用來對付“世界上最自由的軍隊”。“你看，將軍，我會跟他們講道理。我們必須知道如何與士兵交談。這完全是心理學的問題。”沒有人能夠勸說這位年輕的政委放棄他愚蠢的計畫——他被自己對革命意志力量的信念沖昏了頭腦——所以他被允許前往營地，試圖勸說逃兵重返戰場。

這並不是林德第一次因為過度自信而陷入困境。這位頭腦發熱的中士曾兩次率領他的士兵上街遊行——一次在今年2月，成為革命英雄；另一次在4月反對米留科夫的示威活動中，當時被譴責為企圖發動血腥政變的“布爾什維克”冒險家。作為懲罰，蘇維埃派他擔任西線特種部隊的政委：在即將到來的進攻中，他將率領士兵所向披靡、無堅不摧。林德對他的新任務感到非常高興。勸說喪失士氣的士兵履行愛國義務的想法，完全吻合他為自己塑造的革命演說家的浪漫形象。由於他在前線布爾什維克化的部隊中的傑出表現，他很快成為一個傳奇人物，僅憑語言的力量，他似乎就恢復了戰鬥秩序。在1917年，林德是一個罕見的人物：一個對民族和國家負有責任感的俄羅斯革命者。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名模範政委。“僅僅實現自由是不夠的，”他在前往盧茨克的路上向一位朋友解釋道。“民主是必須捍衛和爭取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他下定決心前往逃兵營的原因：說服士兵們履行他們的愛國義務，保衛現在已經自由的俄羅斯。

由馬車、卡車和哥薩克騎兵組成的車隊穿過空曠的鄉村，向森林進發，叛軍在那裡的一塊空地上建立了他們的武裝營地。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八月午後，通常田地裡會種滿莊稼，但經過三年戰爭的荒廢，現在雜草叢生。部隊在森林邊緣停下腳步，林德獨自一人走向營地，而一群軍官在後面不遠處跟著，哥薩克騎兵則包圍了營地。兩個叛變團——第三步兵師的第443團和第444團——的士兵們正在草地上的帳篷旁休息，隨處或躺或臥。當軍官們走近時，他們開始騷動不安，像某種巨大的史前動物一樣從地上爬起來，荷槍實彈。林德注意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一個是鬆散的、無組織的，包含了大部分的部隊，另一個小得多卻更加緊湊，從後者氣勢洶洶的樣子，他意識到他們聚集了布爾什維克化部隊的中堅力量。他跳到一堆木頭上，開始對前者講話。這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演講，充滿了民主的悲情。“我帶領士兵們推翻了沙皇政府，給予你們自由，一種世界上無人企及的自由，現在，我要求你們把那些一直叫你們不要服從指揮官命令的人交給我。”當他說話時，可以聽到德軍炮彈劃破森林上空的聲音，這為林德的激情演講增添了戲劇性的效果。他指著敵人炮火的方向，號召士兵們保衛祖國不受敵人的侵犯。但士兵們以前都聽過同樣的話，多年的欺騙宣傳讓他們變得憤世嫉俗。他們已經看到了太多的戰爭，再也不相信那些動聽的口號了，尤其是眼前這個面容溫柔的年輕人，他一身剪裁考究的軍官制服，穿著精緻的馬褲和皮靴，操著外國口音。

林德意識到自己的話沒有效果，開始沖這些人大喊大叫，稱他們是“懶豬”和“混蛋”，不配獲得自由。逃兵們變得焦躁不安，屬於布爾什維克的幾個人開始嘲笑林德。稱他為德國間諜，並說他的方法還停留在舊政權。克拉斯諾夫將軍遠遠地看著這一幕，預感到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於是他派了一輛車去營救被圍困的政委。但是林德被自己話語的力量沖昏了頭腦，陶醉于自己英雄般的自我形象，拒絕離開。逃兵們向他靠攏——直到此時，他才試圖逃跑。但為時已晚。一個魁梧的布爾什維克士兵走上前，用槍托猛砸林德的太陽穴；第二名士兵將他射倒在地；隨後，一大群瘋狂尖叫的士兵撲向林德，將刺刀刺入他的身體。由於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克拉斯諾夫和其他軍官開始試圖撤退，但殺紅眼的逃兵們一擁而上，在森林中追逐他們，而哥薩克人則努力恢復秩序。其中一名軍官吉什費爾特上校被剝光衣服，倒掛在一棵樹上，在暴徒槍殺他之前受盡了殘酷的折磨。待車隊走出森林抵達安全地帶，另有兩名軍官遇害。

林德的屍體被帶回彼得格勒，並舉行了英雄般的葬禮。民主報刊把這位“為人民事業獻身的戰士”描繪成一個光輝的形象，表現出俄羅斯軍隊現在迫切需要的愛國革命情操。林德並不是第一個被布爾什維克化部隊殺害的蘇維埃領導人。在過去幾周裡，已經發生了幾起類似的謀殺案。甚至連著名的蘇維埃領導人、《第一號命令》（士兵權利的創始憲章）的作者索科洛夫也曾遭到一群叛亂士兵的毆打和劫持，他曾試圖說服這些士兵重返戰場。但是，林德在夏季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被殘忍地殺害，這被視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象徵著革命頭幾個月理想主義希望的終結——一個由公民組成的自由國家的理想，人們可以被說服履行他們對俄羅斯和革命的公民義務。林德之死最終表明，說服的階段已經結束了。俄羅斯人民還沒有準備好成為公民，克倫斯基對自由俄羅斯國家將成為“一個叛亂奴隸的國家”的臭名昭著的指責，似乎被整個國家日益增長的騷亂所證實。俄國軍隊正在崩潰，倉惶後退。8月21日，德國人攻克了里加，正如季娜依達·吉皮烏斯在她的日記中指出的那樣，看起來“他們隨時可能奪取彼得格勒”。帝國正在分崩離析，芬蘭和烏克蘭自封的民族主義政府宣佈獨立，而每天報紙上都有新報導：工人的激進罷工、鐵路的無政府狀態、農民對貴族莊園的襲擊以及城市中的犯罪和混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這一切中學到的教訓似乎是，俄羅斯只能用武力來統治。甚至連策烈鐵裡也不得不承認，夏季危機標誌著革命的“玫瑰色般夢幻青春”的結束和一個新的“嚴峻時期”的開始，在這個階段，必須採取強制措施來遏止無政府主義浪潮。

有產階級帶頭呼籲秩序。“祖國危在旦夕！”成為他們的集結號。他們因恐懼而歇斯底里，夜夜笙歌，豪擲千金，放縱地生活在當下，仿佛這是俄羅斯文明最後的一個夏天。斯佩蘭斯基伯爵夫人發現，在基輔，“河邊的聚會、鄰近城堡的自助野餐、有吉普賽樂隊和合唱團、橋牌甚至探戈、撲克的浪漫晚宴是每天的主旋律。”在七月危機期間被布爾什維克殺害的七名哥薩克人的葬禮，成為了有產階級沉溺於愛國主義情懷的舞臺。葬禮以聖以撒大教堂的安魂曲開始，之後，一支莊嚴的遊行隊伍穿過首都街道，七口棺材分別放在一輛白色鍍金的馬車上，兩側是身著制服的哥薩克人和揮舞香爐的牧師。這與其說是民主團結的展示，不如說是對舊政權的哀悼。反革命氣氛越來越濃厚。報紙呼籲絞死布爾什維克，關閉蘇維埃。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缺席的情況下，切爾諾夫成為新的“德國間諜”和右派的眼中釘。布爾什維克工人被“黑色百人團”暴徒毆打。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市民紛紛加入各種右派團體，這些團體將俄羅斯的弊病歸咎於猶太人，並呼籲恢復沙皇或其他獨裁者，以拯救俄國於水火之中。

作為俄國軍隊的首腦，對進攻失敗負有責任的布魯西洛夫很快就成了這場右傾運動的犧牲品。他在最高統帥部從來就不受歡迎，那裡的保守派將軍們對他的民主傾向心存疑竇，進攻失敗後，他們現在更有機會加大力度，爭取解除他的職務。要求用科爾尼洛夫將軍接替他的呼聲越來越大，前者是一個著名的主張恢復傳統軍事紀律的人。立憲民主黨人甚至將此作為他們加入克倫斯基政府的交換條件。雖然新總理本人是布魯西洛夫所推行政策的始作俑者，但如果這是權力的代價，他已經做好了完全拋棄這二者的準備。當克倫斯基要求他於7月16日在最高統帥部召開一次所有前線指揮官的會議時，布魯西洛夫預感到自己即將被解職。此時他犯了一個錯誤：由於火車提前到達，而他仍在參與影響前線的戰略決策，所以只派一名副官到莫吉廖夫車站迎接克倫斯基。儘管最高指揮官會見戰爭部長不需正式的禮節；但克倫斯基表現得像個沙皇，期待下屬們對待他像沙皇一樣，他勃然大怒，派一名副官去找布魯西洛夫，命令他親自到車站來。“整件事情，”勃魯西洛夫說，“既小氣又可笑，特別是考慮到我和我的參謀長一直在研究前線的緊張局勢。”但克倫斯基是一個虛榮的人，他迷戀權力的外表，而這最後一次違反禮儀的行為足以決定麾下總司令的命運。7月18日，布魯西洛夫被解職。由於受到解職背後明顯的政治動機的傷害，他回到莫斯科與生病的妻子一起長期休養。直到布爾什維克上臺後，他才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重返軍隊。

接替他的是拉夫·科爾尼洛夫將軍，後者已經在右派圈子裡獲得了國家救世主的地位。科爾尼洛夫身材矮小，動作敏捷，剃著光頭，留著蒙古式的小鬍子，長著一雙小老鼠般的眼睛，他出生西伯利亞哥薩克人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小農場主，也是一個士兵，後來晉升為下級軍官。據說他的母親是布裡亞特人。這種相對平民化的背景使科爾尼洛夫有別于大多來自貴族的俄羅斯將軍。在1917年的民主氛圍中，這是一個民族軍事英雄的理想背景。科爾尼洛夫的早期軍旅生涯是在中亞度過的。他甚至學會了當地的突厥語，並建立了自己的泰科土庫曼人保鏢隊，他們身著猩紅的長袍，稱他為他們“偉大的領主”。科爾尼洛夫的職位與他的服役記錄並不相稱。到1914年，在44歲的時候，他在第八集團軍中的地位不超過師長。他的軍隊指揮官布魯西洛夫記得他是一個勇敢而魯莽的軍官，深受部下愛戴，但卻有點桀驁不馴。他聲稱，科爾尼洛夫培養了對自己的“英雄崇拜”，而這種崇拜無疑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1915年，科爾尼洛夫拒絕服從布魯西洛夫將他的師撤出前線的命令，被奧地利人打傷並俘虜。第二年，他逃出監獄，偽裝成一名奧地利士兵，徒步回到了俄國，他沒有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反而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正是在這個時候，科爾尼洛夫開始引起了羅江科和古契科夫的關注，甘當其強大的政治後盾。1917年3月，他們為他爭取到了彼得格勒軍區司令的任命。在4月危機中，科爾尼洛夫曾威脅要把他的軍隊帶到街上去。蘇維埃對此表示反對，並控制了駐軍，迫使科爾尼洛夫辭職。許多右派團體對蘇維埃干涉軍隊事務的做法感到憤慨，並把科爾尼洛夫視為他們事業的捍衛者。他們團結一致，反對蘇維埃在四月危機之後對政府，特別是對外交和軍事事務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被迫辭去外交部長職務的米留科夫開始考慮反革命。“很明顯，蘇維埃的領導人正在故意引導我們走向戰爭失敗和經濟崩潰，”6月底，他寫信給一個朋友道。“在內心深處，我們都知道，俄羅斯的救贖在於恢復君主制，而過去兩個月發生的事清楚地表明，人民沒有能力行使自由。”越來越多商業領袖反對孟什維克勞工部長斯柯別列夫的政策，而鄉紳們也同樣敵視蘇維埃農業部長切爾諾夫，他們也開始團結起來支持反蘇維埃運動。軍官同盟和哥薩克同盟為廢除士兵委員會和恢復軍事紀律而奔走。所有這些團體都通過共和黨為中心聚集在一起，這是一個由資產階級愛國者、軍官和退伍軍人組成的秘密組織，於5月在涅瓦大街上的一家銀行成立。

科爾尼洛夫是這些政治利益集團的僕人，而不是主人。他自己的政治頭腦也不是特別發達。作為一個典型的軍人，他少言寡語，思維單一。阿列克謝耶夫對他的評價是“獅子的心，綿羊的腦”。在監獄裡，他閱讀拿破崙的傳記，似乎相信自己註定要在拯救俄羅斯方面扮演類似的角色。要阻止無政府主義的浪潮，只需要一位騎在白馬上的將軍。

科爾尼洛夫大部分的政治聲明都是由克倫斯基的戰爭部副部長伯里斯·薩文柯夫代筆的。青年時期的薩文柯夫曾是社會革命黨恐怖運動中的一位傳奇人物——詩人、“自由鬥士”和賭徒。在世紀之初，他參與了對包括普列夫在內的幾個政府官員的暗殺。然而，像許多恐怖分子一樣，他也有著強烈的專制主義傾向。“你是一個列寧，但屬於另一邊”，克倫斯基曾對他說。在國外流亡一段時間後，1917年，薩文柯夫返回俄國，投身於反對蘇維埃的運動（他稱之為“老鼠、狗和雞的代表委員會”）。正是他一手策劃了科爾尼洛夫的任命，先是7月8日被任命為西南方面軍司令，又在10天后被任命為總司令。

除了一位著名的軍事紀律宣導者之外，不清楚克倫斯基是否知道他在新司令官身上得到了什麼。當然，克倫斯基自己也有波拿巴主義的野心，毫無疑問，他希望能在科爾尼洛夫身上找到一個強有力的支持者。但他是否意識到，科爾尼洛夫和他的盟友也有類似的計畫來利用克倫斯基？布魯西洛夫後來聲稱，克倫斯基曾經問過他，“如果認為讓他（克倫斯基）當獨裁者來完成革命是可取的，他是否會支持他”。布魯西洛夫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克倫斯基太“歇斯底里”，不適合擔任這個角色。克倫斯基又問他是否準備好自己作獨裁者。但布魯西洛夫再次拒絕了，他把這個想法比作“在河水氾濫時修建大壩”。布魯西洛夫的拒絕無疑是克倫斯基決定用一個更具原始本能的指揮官取代他的一個原因。為了確保他的任命，薩文柯夫明智地建議科爾尼洛夫在7月16日的最高統帥部會議上，強調政委的作用，以制衡士兵委員會的權力。這比鄧尼金和其他將軍主張立即廢除士兵委員會的立場要溫和得多，將使克倫斯基能夠安撫右派，挽救其民主改革的基本結構。因此，科爾尼洛夫留給人的印象是，他可能已經準備好配合克倫斯基的計畫。

然而，科爾尼洛夫上任後不久，立即對克倫斯基指手畫腳。在短暫指揮西南方面軍期間，他設法迫使克倫斯基在前線恢復死刑（科爾尼洛夫已經親自下令槍斃所有逃兵）。現在，作為擔任最高統帥的一個條件，他要求將死刑擴大到後方，而他作為軍隊的首腦，認為自己只對自己的“良知和整個國家”負責。這實際上是挑戰臨時政府的權威，科爾尼洛夫顯然認為臨時政府是蘇維埃的俘虜；儘管在克倫斯基的壓力下，他最終被迫撤回了這份最後通牒，但他的意圖仍然很明顯。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向克倫斯基提出了由薩文柯夫起草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一開始，改革嚴格限制在軍事領域：結束士兵委員會的權力；禁止士兵在前線開會；以及解散革命團隊。但8月3日過後，改革的範圍急劇擴大，包括全國實施戒嚴令；恢復對平民的死刑；鐵路和國防工業軍事化，禁止罷工和工人集會，違者處以死刑；以及強制執行產量配額，未能達到配額的人立即被解雇。實際上，這是要求建立一個軍事獨裁。

關於俄國革命最經久不衰的神話之一是，科爾尼洛夫計畫發動一場針對臨時政府的政變。這是克倫斯基對事件的說法。倒臺後，他在漫長而沮喪的流亡生活中，試圖在自己厚重而虛假的回憶錄中證明這一點。蘇聯歷史學家們也在兜售這個故事，因為它支持了列寧的觀點，即7月之後，“軍事獨裁”參與了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但有證據表明，科爾尼洛夫非但沒有謀劃推翻臨時政府，實際上還打算拯救它。通過對克倫斯基施加壓力，要求其實行改革，他試圖將政府從蘇維埃的影響中解救出來，從而“拯救俄羅斯”，使其免遭即將到來的噩運。換句話說，科爾尼洛夫認為，從克倫斯基會支持獨裁的角度來看，獨裁將是“合法的”。直到克倫斯基開始懷疑將軍的計畫會破壞他自己的地位時，這個“政變陰謀”才被總理發現。克倫斯基決心親自扮演波拿巴的角色，他擔心科爾尼洛夫會成為對手。如果你喜歡的話，這是一個兩個人卻只有一匹白馬的問題。

這些都不能否認，眾多的科爾尼洛夫支持者敦促他徹底廢除臨時政府。例如，軍官同盟制定了軍事政變的計畫，而8月中旬召開的“公眾人士會議”（主要由立憲民主黨人和右派商人組成），明確鼓勵科爾尼洛夫朝這個方向發展。這些右派圈子的中心人物是瓦西裡·紮沃伊科，一個相當可疑的人物——地產投機商、工業金融家、記者和政治陰謀家——根據瑪律蒂諾夫將軍的說法，他是科爾尼洛夫的“私人顧問，甚至可以說是他在所有國家事務上的導師”。紮沃伊科的政變計畫廣為人知，甚至連英國政府都有所耳聞：早在8月8日，倫敦外交部就告訴其駐彼得格勒大使布坎南，根據來自軍方的消息，紮沃伊科正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不能否認，科爾尼洛夫本人在政治領域也有自己的野心——他參與制造對科爾尼洛夫的狂熱崇拜就是這種野心明顯的表現——而且他一定受到了他的支持者（如紮沃伊科）的不斷慫恿，想利用他巨大的聲望來使自己成為獨裁者。總司令鄙視克倫斯基，覺得他是“軟蛋、娘炮”，並認為他的整個政府無可救藥地依賴蘇維埃。斯捷潘將科爾尼洛夫和克倫斯基之間的衝突描繪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軍官團的世界和知識份子的世界——之間的衝突，二者都無法理解對方。

科爾尼洛夫對臨時政府的不信任，只會因為克倫斯基在採納他的改革方案上的舉棋不定而加劇。8月10日，科爾尼洛夫不請自來，帶著自己的私人保鏢，配備了兩挺機槍，出現在冬宮，勸說克倫斯基採納他的建議。科爾尼洛夫沒有被允許向整個內閣發表講話，只能同克倫斯基、捷列先科和涅克拉索夫面談，這三個內部“三巨頭”警告他不要指望迅速頒佈他的改革方案，於是他和克倫斯基陷入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各自指責對方把國家引向毀滅。那天晚上吃飯時，科爾尼洛夫告訴羅將科，如果克倫斯基拒絕通過他的改革方案，他將帶領軍隊對抗他。第二天，他確實指示克雷莫夫第三騎兵軍團，包括臭名昭著的野蠻師（因其來自高加索地區的土著部落而得名），向大盧基周圍地區轉移，從那裡可以揮師首都。目前尚不清楚，克雷莫夫的軍隊是打算在通過科爾尼洛夫的改革方案後，保護臨時政府免遭可能的布爾什維克起義，還是在臨時政府最終決定不通過改革方案時，用軍事政變來威脅布爾什維克。答案可能兩者皆而有之。科爾尼洛夫告訴盧科姆斯基將軍，他“無意反對臨時政府”，並希望“在最後一刻成功地與臨時政府達成協議”，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可能有必要在未經其批准的情況下打擊布爾什維克”。此言並不是承認他有意推翻政府，而是威脅要從左派手中拯救政府，即使這違背了克倫斯基的意願。

然而，當薩文柯夫於8月22日至4日造訪最高統帥部時，科爾尼洛夫確信，沒有必要這樣做了。戰爭部副部長向他保證，克倫斯基將在“未來幾天”內滿足他的要求。他預計這將導致臨時政府改革成為一個集體獨裁政權——科爾尼洛夫喜歡稱之為國防委員會——由克倫斯基本人領導，包括薩文柯夫、科爾尼洛夫和來自愛國界的各位“公眾人士”。由於擔心布爾什維克起義——蘇維埃部隊可能會加入——反對實施戒嚴令，薩文柯夫還要求科爾尼洛夫將第三騎兵軍團從大盧基調到彼得格勒。有傳言說布爾什維克計畫在8月底發動政變，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對其採取“無情”的行動。8月25日，科爾尼洛夫命令克裡莫夫的部隊佔領首都，在布爾什維克起義時驅散蘇維埃，解除衛戍部隊武裝。他認為自己是在按照克倫斯基的指示行事，以保護臨時政府，而不是推翻它。

但克倫斯基仍然猶豫不決。自2月份以來，他自己的政治策略就是基於平衡左派和右派的想法：正是這一點使他成為聯合政府的核心人物，並使他走到了自己獨裁的邊緣。但是，夏季危機和左、右兩派之間日益加劇的分化使這一點變得越來越困難：克倫斯基據以立足的政治中心正在迅速消失。蘇維埃開始懷疑克倫斯基是否有能力——甚至意願——捍衛革命成果，反對“反革命”；而右派則指責他對布爾什維克不夠堅決。克倫斯基無法決定自己應該走哪條路，他害怕得罪任何一方，無望地搖擺不定。

科爾尼洛夫的改革建議迫使他在右派和左派之間做出選擇。這對他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一方面，如果他拒絕與科爾尼洛夫合作，立憲民主黨就有可能脫離他脆弱的聯盟。還有軍事政變的危險，二月黨人和克倫斯基一樣，總是傾向於高估軍事政變的危險，因為在他們的一生中，軍隊一直反對革命。另一方面，如果他同意通過科爾尼洛夫的改革方案，他將冒著與左派徹底決裂的風險，失去他作為“民主的人質”的稱號。恢復死刑已經嚴重玷污了他的革命資歷：這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問題。蘇維埃正在強烈反對科爾尼洛夫的提議，與七月不同的是，如果這些提議得以實施，蘇維埃可能會支持布爾什維克起義。此外，克倫斯基對戒嚴令是否有效也表示懷疑。執行這一計畫的力量在哪裡？有多少軍官有勇氣處決叛變的士兵？誰來強迫鐵路和工廠軍事化，射擊敢於罷工的工人？整個想法似乎不切實際。

走投無路下，克倫斯基孤注一擲，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國務會議，試圖將全國人民團結在他的周圍。會議於8月12日至14日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克倫斯基希望這次會議能夠調和左派和右派，鞏固他所依賴的政治中心，為此他把大量席位分配給了來自地方自治會和合作社的溫和派代表。謝爾蓋·謝苗諾夫作為地方自治會代表出席了會議。然而，一看到開幕式，克倫斯基的心肯定涼了半截。俄國的兩極分化正好反映在禮堂座位的安排上：在座位的右邊坐著中產階級政黨、銀行家、工業家和杜馬代表，他們身著衣領漿挺的禮服；而左邊則坐著穿著工人和士兵制服的蘇維埃代表，雙方就像打仗一樣面對面。這一幕讓人想起了1906年國家杜馬成立時的場景；在這幾年裡，兩個俄羅斯並沒有走得更近。布爾什維克已經決定抵制這次會議，並號召全城罷工。有軌電車停運，餐館和咖啡館關門，包括劇院自己的自助餐，所以與會代表不得不自己提供茶點。

克倫斯基原本打算在會議上佔據中心位置；但令他惱怒的是，科爾尼洛夫越俎代庖，搶盡了風頭。這位將軍在會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凱旋進入莫斯科。在亞曆山德羅夫斯基車站，中產階級的女士們向他投擲鮮花。莫羅佐娃伯爵夫人跪倒在他面前，而立憲民主黨人羅迪切夫則呼籲他“拯救俄羅斯，感恩的人民將為你加冕”。騎白馬的人來了。他被一群軍官扛著抬出車站，在外面的街道上接受一群右派愛國者的歡呼。科爾尼洛夫乘坐一輛敞篷車，帶領著一支任何20世紀獨裁者都會羡慕的車隊，前往神聖的艾夫斯基大教堂朝聖，沙皇們在訪問莫斯科時通常都會在那裡祈禱。第二天，他步入會議現場，右派紛紛起立鼓掌，而左派則呆呆地坐著不說話。他的演講很糟糕——語言不是科爾尼洛夫的強項——但這似乎並不重要：使他成為愛國英雄的是他所代表的東西，而不是他說了什麼；而克倫斯基所有的滔滔雄辯，都無法阻止自己的黯然失色。他在會議結束時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講時間太長了。總理語無倫次，似乎迷失了方向。這象徵著他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力正在鬆動，甚至連忠實的支持者斯捷潘都評論：“在他演講的最後，人們不僅能聽到他權力的痛苦，還能聽到他人格的痛苦。”這是一個尷尬的場面，聽眾們開始犯嘀咕。有一次，克倫斯基停下來喘口氣，代表們似乎感覺到是時候結束他的痛苦了，從座位上站起來，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會議結束了。克倫斯基暈倒在椅子上。他的話還沒有說完。

莫斯科會議標誌著克倫斯基徹底跌落神壇：從莫斯科會議到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間的兩個月，實際上不過延長了臨時政府死亡的痛苦。這是民主知識份子的最後時刻，他們為締造克倫斯基崇拜嘔心泣血，最終對他生無可戀。“克倫斯基，”吉皮烏斯在8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是一列脫軌的火車。他搖搖晃晃、痛苦不堪，無信無義。他是一個接近終點的人；而且看來他的終點將毫無榮譽可言。”克倫斯基完全意識到了自己的死期。“我是個病人，”三天后，他對薩文柯夫說，“不，不完全是。我已經死了，不再存在。我死在會議上了。”他向科爾尼洛夫屈服似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越來越大的壓力下，他向薩文柯夫承諾，將通過他的改革方案，儘管他意識到，這些改革方案只會讓他淪為名義上的領袖，為軍事獨裁提供合法性。

但隨後，突然間，克倫斯基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方法來挽救局勢。這是由第四屆杜馬中的十月党人代表、新任神聖宗教會議檢察官利沃夫介入帶來的，他主動請纓，擔任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之間的調解人。利沃夫是俄羅斯歷史上那些似乎是從果戈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走出來的眾多人物之一。作為一個沒有特殊才能或職業的貴族，他堅信自己的使命是成就偉大，但在20世紀20年代卻淪為混跡在巴黎街頭的貧民和瘋子。自從7月份被神聖宗教會議解職後，他與敦促科爾尼洛夫行使獨裁權力的右派圈子打成一片。正是以這種身份，他於8月22日找到了克倫斯基，提出代表他與科爾尼洛夫進行磋商，希望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鋪平道路。克倫斯基經常被迫接見這類自封的國家“救世主”，一般說來，他對這些人不以為然。但這一次卻不同。利沃夫警告他，總參謀部正在密謀殺害他。克倫斯基最近一直忙於應對這一潛在的威脅。他甚至命令每隔一小時就更換他住處外的警衛人員。克倫斯基後來聲稱，他沒有指示利沃夫與科爾尼洛夫談判；但利沃夫方面並不這麼認為；而且，如果僅僅是出於對自己生命的擔憂，他似乎確實指示過利沃夫去查明科爾尼洛夫的情況。還有可能，克倫斯基已經計畫利用利沃夫來實現即將發生的事情。

8月24日，利沃夫抵達莫吉廖夫，以總理特使的身份向科爾尼洛夫介紹了自己。科爾尼洛夫沒有要求他出示委任狀，這被證明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後來說，他認為利沃夫是“一個體面的人”）。利沃夫聲稱，他奉命來瞭解將軍關於如何加強政府的看法，並主動提出了三項建議：由克倫斯基行使獨裁權力；或者成立一個委員會，即集體獨裁，科爾尼洛夫是其中的一員；又或科爾尼洛夫自己獨裁，由克倫斯基和薩文柯夫擔任部長職務。科爾尼洛夫認為這意味著克倫斯基在向他提供權力，他表示更傾向其中的第三種選擇，如果認為這樣做是最好的，他將很樂意服從克倫斯基的安排。他讓利沃夫邀請克倫斯基到莫吉廖夫來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他說，如果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發動政變，他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訪問一結束，利沃夫即啟程返回首都。科爾尼洛夫顯然認為，他已經開始與克倫斯基進行談判，將臨時政府改革為獨裁政權。

翌日，8月26日，利沃夫在冬宮再次拜會了克倫斯基。他聲稱，科爾尼洛夫現在正在為自己謀求獨裁權力（當然他根本沒有這麼做），並應克倫斯基的要求，列出了他的三點“最後通牒”：在彼得格勒實行戒嚴；將所有民事權力移交給最高總司令；包括克倫斯基本人在內的所有部長辭職，等待科爾尼洛夫組建新內閣。克倫斯基總是聲稱，當他看到這些要求時，一切立即變得清晰起來：科爾尼洛夫正在策劃一場軍事政變。事實上，什麼都不清楚。首先，人們可能會問，為什麼科爾尼洛夫會選擇通過利沃夫這樣的無名小卒來提出他的要求清單。另外，如果科爾尼洛夫真的要求成為獨裁者，向他核實一下當屬明智之舉。但克倫斯基對這些細節毫不關心。相反，他突然意識到——這無疑是他閃電式啟示的真正含義——只要一切保持模糊不清，他就有可能成功地揭露科爾尼洛夫是一個陰謀反對臨時政府的叛徒。因此，當革命團結在他身後擊敗對手時，自己的政治命運也將重現生機。

為了獲得“陰謀”的證據，克倫斯基同意當晚晚些時候在戰爭部與利沃夫見面，以便通過休斯電報機（一種原始的電報機）與科爾尼洛夫直接通信。利沃夫未能按時出現，因此克倫斯基開始了自己與科爾尼洛夫的談話，期間他冒充缺席的利沃夫。他要求科爾尼洛夫確認利沃夫對他（克倫斯基）說過的話——但沒有具體說明是什麼——並代表利沃夫重申了這一要求。科爾尼洛夫照做了——但不知道要他確認什麼——並敦促克倫斯基立即前往莫吉廖夫。科爾尼洛夫一定認為，這只是為改革政府進行談判的前奏。他萬萬沒想到，他所說的話很快就會被克倫斯基用來指控他叛國。當晚晚些時候，他與盧科姆斯基將軍討論了局勢，同意克倫斯基和薩文柯夫必須加入內閣。他還向各種公眾人士發出電報，邀請他們到莫吉廖夫來參加這些談判。這絕不是一個潛在的獨裁者所為。

午夜，克倫斯基拿著休斯電報機的記錄和利沃夫所列舉的科爾尼洛夫的“要求”，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在會上，他把“反革命陰謀”作為既定事實提出來，並要求獲得處理緊急情況的“全權”。毫無疑問，他希望以自由俄羅斯捍衛者的身份，宣佈革命處於危險之中，並在與科爾尼洛夫的鬥爭中團結全國人民。據涅克拉索夫回憶，克倫斯基曾經說過：“我不會給他們革命的機會”——就好像他可以施捨一樣。薩文柯夫等人意識到肯定出現了誤會，敦促克倫斯基再次與科爾尼洛夫溝通，詢問他是否確認自己提出了利沃夫轉述的三項具體“要求”。但克倫斯基拒絕了，其他部長也同意他的看法，認為現在進行任何和解為時已晚。他們集體辭職，從而實際上使克倫斯基成為獨裁者——這正是他據以指控科爾尼洛夫陰謀的東西。內閣休會後，他給科爾尼洛夫發了一封電報，以自己的名義解除了他的職務；然後，在27日淩晨4點，他回到了冬宮的套房裡。但俄羅斯的新“沙皇”興奮得睡不著覺，據被安排在隔壁房間過夜的利沃夫說，他來回踱步，哼著歌劇詠歎調。

當科爾尼洛夫收到通知他被解職的電報時，他斷定克倫斯基已經被布爾什維克俘虜了。只有內閣全體成員才有解除總司令職務的合法權力，而電報只是簡單地署名為“克倫斯基”。從他錯誤地認為自己剛剛通過休斯電報機達成的協議來看，即使這樣也毫無意義。科爾尼洛夫拒絕辭職，並命令克裡莫夫的軍隊向首都挺進，實行戒嚴。雖然這個命令後來被援引為科爾尼洛夫有罪的證據，但很明顯，科爾尼洛夫發出這項命令的前提條件是——遵照薩文柯夫的指示——克裡莫夫的部隊將從布爾什維克手中營救臨時政府。有人要求通過與科爾尼洛夫直接溝通澄清這一點，如果這樣做了，那麼整個危機很可能會避免。但克倫斯基決心不經審判就判處科爾尼洛夫死刑。他興奮地在皇宮裡四處咆哮，聲稱俄羅斯站在他這邊。在克倫斯基的命令下，一份特別的日間新聞報紙出版了，譴責科爾尼洛夫是反革命的叛徒。科爾尼洛夫以自己對所有前線指揮官的呼籲作為回應，譴責利沃夫事件是一個顯然已經落入布爾什維克和德國總參謀部控制之下的政府的“重大挑釁”。他，科爾尼洛夫將軍，“哥薩克之子”，將會“拯救俄羅斯”。

這最終成為一場叛變：在被譴責為叛徒之後，科爾尼洛夫選擇了反叛。幾位高級將領宣佈支持他。現在，克倫斯基面臨著一場真正的“反革命”。8月29日，他自封為新的總司令，由阿列克謝耶夫擔任參謀長，儘管後者對克倫斯基的評價很低（“一個傻瓜、小丑和騙子”）。他給克裡莫夫發電報，命令他的部隊停止前進，其中一些部隊已經到達了首都南郊。在是否支持革命獨裁者的問題上存在分歧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在得知克裡莫夫前進的消息後，轉而為自己辯護。它號召其支持者武裝起來，與“反革命”作鬥爭，並把斯莫爾尼變成了指揮作戰的總司令部。這又回到了“二月革命”期間塔夫利宮的氛圍，當時疲憊的士兵們躺在蘇維埃大樓周圍，等待將軍們的進攻。

蘇維埃成立了一個反革命鬥爭特別委員會，由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黨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以動員力量保衛首都。這標誌著布爾什維克在七月危機之後死灰復燃——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多位著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久後從監獄獲釋。鬥爭委員會代表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統一戰線。但它實際上依賴於布爾什維克的軍事組織，用蘇哈諾夫的話說，沒有布爾什維克，蘇維埃“只能靠失去權威的演說家的呼籲和空談來打發時間”。只有布爾什維克有能力發動和武裝廣大的工人和士兵，而現在他們與其在蘇維埃中的對手密切合作。在整個北方工業地區，按照鬥爭委員會的要求成立了特別革命委員會。其中一些委員會仿效雅各賓派的做法，自稱為“公共安全委員會”。這場自發的運動沒有真正的領導者。駐軍保持戒備狀態，並派遣士兵分隊去“保衛革命”。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上次在七月危機期間來到彼得格勒推翻臨時政府，他們又來了，這次是為了保衛臨時政府。赤衛隊和工會組織起來保衛工廠。鐵路工人工會（維克熱爾）成立了一個機構來對抗克裡莫夫的部隊，並通過扣留機車和堵塞鐵路來阻止他們向彼得格勒推進。

與此同時，克裡莫夫的部隊受到了蘇維埃煽動者的騷擾。他們無意推翻臨時政府——科爾尼洛夫曾指示他們對抗布爾什維克，保衛臨時政府——一旦他們被告知臨時政府沒有來自左派的危險，他們很快就放下了武器。與蘇聯的神話相反，在擊敗科爾尼洛夫的過程中沒有發生真正的戰鬥。那有什麼意義呢？雙方都是去保衛臨時政府的，而這一點一經確認，他們就開始同聲同氣。野蠻師被他們自己的同胞——高加索穆斯林組成的代表團——勸說不要戰鬥，後者當時正好在彼得格勒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騎兵們升起了一面寫著“土地與自由”的紅旗，逮捕了他們的指揮官，並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彼得格勒，宣誓效忠政府。克裡莫夫和他的工作人員所乘坐的頓河哥薩克第一師的火車在盧加被鐵路工人攔下，蘇維埃的代表們透過車窗向他們大聲宣傳鼓動。克裡莫夫無能為力——哥薩克人成群結隊地加入蘇維埃一方。8月30日，他同意與一名政府代表前往彼得格勒，並在次日見到了克倫斯基。克裡莫夫試圖解釋說，他帶著他的部隊來保衛政府。但克倫斯基對此不予理睬，命令他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克裡莫夫絕望地離開，去了一個朋友的公寓，有人聽到他說：“拯救祖國的最後一張牌已經被打掉了——生活不再有價值。”他退到一個私人房間，給科爾尼洛夫寫了一封簡短的信，然後朝自己的心臟開了一槍。

科爾尼洛夫的叛亂結束了。第二天，即9月1日，阿列克謝耶夫接管了最高統帥部，科爾尼洛夫本人被軟禁，隨後被轉移到莫吉廖夫附近的貝霍夫修道院，在那裡，他與其他30名涉嫌參與“反革命陰謀”的軍官一起被監禁。但是，如果克倫斯基希望通過擊敗科爾尼洛夫來鞏固自己的權威，那麼實際恰恰相反。科爾尼洛夫事件，正如後人所知道的那樣，變成了他自己棺材上的一顆釘子。它只是加速了自初夏以來一直在侵蝕臨時政府基礎的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使革命向著十月最後的終結邁進了一大步。

一方面，克倫斯基嚴重破壞了他與右派的關係，右派大體上仍然忠於科爾尼洛夫，並譴責克倫斯基背叛了他的事業。科爾尼洛夫成為所有那些指責克倫斯基政權導致全國日益混亂的人的政治殉道者。在這方面，科爾尼洛夫事件結束後產生了最大的政治影響。“科爾尼洛夫派”一詞進入政治詞彙，意指克倫斯基統治徹頭徹尾的反對者。貝霍夫修道院顯然是由同情科爾尼洛夫運動的人管理的，因為那裡的監獄條件極其寬鬆。“我們的印象是，每個人都為不得不充當我們的‘獄卒’，而感到相當尷尬。”安東·鄧尼金回憶道。科爾尼洛夫被允許保留他忠實的土庫曼保鏢；他向監獄裡的其他人發佈“軍事命令”；軍官的家屬每天探訪兩次（鄧尼金的未婚妻實際上就住在監獄裡）；甚至與總參謀部還有秘密聯繫，在那裡科爾尼洛夫運動繼續得到相當多人的支持。貝霍夫的囚徒後來成為志願軍的創始核心——科爾尼洛夫和鄧尼金是領導者，而志願軍正是內戰中最主要的白軍。志願軍綱領的草案就是在貝霍夫寫的。這既是對克倫斯基的拒絕，也是對布爾什維克的拒絕。事實上，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期間，這些人中沒有一個趕來保衛臨時政府。

與此同時，克倫斯基在左派的地位也同樣被削弱了。在科爾尼洛夫危機期間曾團結起來保衛臨時政府的廣大士兵和工人，懷疑克倫斯基本人以某種方式參與了科爾尼洛夫運動。許多人認為，整個事件是兩個可能成為拿破崙的人之間的私人恩怨（在這一點上，他們並沒有錯得太離譜）。但也有人認為，克倫斯基與科爾尼洛夫串通一氣，或者試圖通過他來實施自己的“反革命”計畫。危機結束後，克倫斯基沒有走上更民主的道路，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點。首先，沒有對這一事件進行真正的調查，這只能助長公眾對克倫斯基有所隱瞞的懷疑。其次，他繼續支持與立憲民主黨（顯然與科爾尼洛夫運動有關）的聯合，並重用阿列克謝耶夫（人們普遍懷疑他同情立憲民主黨），以上都被視為懷疑克倫斯基意圖的更多理由。這種傳言本質上只會使“反革命”的幽靈顯得更加強大，成為一種隱藏在政府背後的神秘力量，與1916年籠罩在沙皇政權頭上的叛國陰影別無二致。

大批士兵懷疑他們的軍官支持科爾尼洛夫，因此導致軍紀急劇惡化。數百名軍官因涉嫌參與“反革命”而被他們的部下逮捕——其中一些人被處決或殘忍地殺害。士兵大會通過了維護蘇維埃政權與和平的決議。科爾尼洛夫危機推動普通士兵中形成一種共識——只有改變國家本身的性質，才能實現和平。他們不再願意相信那些“民主”領導人的承諾，開始要求自己做決定的權利。這反映在來自下層的壓力越來越大，要求軍隊代表大會討論權力與和平問題。但對大多數士兵來說，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解決辦法——用腳投票，開小差。在科爾尼洛夫危機之後的幾個星期裡，逃兵比率急劇上升，每天都有數萬人離開部隊。這些逃兵大多是農民，他們急於回到自己的村莊，此時那裡正是如火如荼的收穫季節。他們經常領導對莊園的襲擊，並幫助建立當地的蘇維埃政權；所以這幾個星期也見證了土地運動的突然高漲。高級指揮官們開始認識到，以這麼高的逃兵率，戰爭難以為續。科爾尼洛夫運動原本旨在拯救軍隊，但最終卻徹底摧毀了軍隊。

在科爾尼洛夫危機過後，大型工業城市也出現了類似的激進化運動。布爾什維克是其中最主要的受益者，8月31日，他們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第一次贏得多數席位。如果沒有科爾尼洛夫運動，他們可能根本就上不了台。9月4日，托洛茨基終於從監獄獲釋，同時獲釋的還有另外兩位註定要在奪取政權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弗申科和德邊科。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在七月起義之後被迫轉入地下，現在可以在鬥爭委員會的愰子下發揮領導作用，擴大其顛覆活動。事實上，領導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鬥爭委員會為藍本的。赤衛隊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將成為十月的尖兵，他們在反對科爾尼洛夫的鬥爭中也得到了鍛煉。整個事件只是奪取政權的彩排，特別是工人們，他們都接受了操作槍支的訓練。在科爾尼洛夫危機期間，約有40,000人被武裝起來，其中大多數人無疑在危機結束後仍保留了武器。正如托洛茨基所說，“起來反抗科爾尼洛夫的軍隊是十月革命的預備軍”。

克倫斯基對科爾尼洛夫的勝利也是他自己的政治失敗。他贏得了獨裁的權力，但卻失去了所有真正的權力。“科爾尼洛夫事件徹底摧毀了克倫斯基和臨時政府的威望，”克倫斯基的妻子寫道，“他幾乎沒有了支持者。”9月1日成立的五人委員會，在9月中旬民主大會解決權力問題之前，一直是克倫斯基脆弱的獨裁統治的基礎，它由不知名的平庸之輩組成。【1】這個迷你政府唯一的成就是宣佈俄羅斯為“共和國”，儘管這在名義上是立憲會議的特權。這是一個典型的只存在於紙面上的政府：沒有人注意到它。在冬宮的走廊外，克倫斯基的所有法令都被忽視了。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現在只剩下由誰來填補這個空缺的問題。

【1】除克倫斯基外，“忝列其中”的還包括捷列先科（外交）；維爾霍夫斯基將軍（戰爭）；韋爾德列夫斯基海軍上將（海軍）；以及尼基丁（郵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