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瘋

無論人民遭受多大的不幸，蘇維埃制度都是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正是俄羅斯民主文化的弱點讓布爾什維克主義得以生根發芽。這是俄羅斯歷史的流毒，是幾個世紀的農奴制和專制統治的遺產，使老百姓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人民沉默無語”是一句俄羅斯諺語——它道盡了俄羅斯大部分的歷史。

下午4時整，當靈柩被緩緩放入墓穴時，俄羅斯各地的警報聲、工廠汽笛聲、槍炮聲齊鳴，仿佛發出一聲巨大的民族哀號。收音機裡只有一個聲音。“起立，同志們，伊裡奇正在被送進墳墓。”隨後是一片死寂，一切都停止了——火車、輪船、工廠——直到廣播再次響起：“列寧死了——但列寧主義永垂不朽！

新經濟政策持續的時間越長，蘇維埃政權的雄心和它在農村的無能之間的脫節就越大。布爾什維克激進派越來越擔心革命會退步，會陷入“富農”的泥淖而無法自拔，除非發動一場新的內戰來征服農村。這就是史達林發動反農村內戰——即集體化——的根源。由於缺乏管理村社的手段，更別提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它了，布爾什維克轉而試圖消滅農村。

革命留下最悲慘的遺產之一，就是在每個城市的街道上流浪的孤兒大軍。到1922年，估計有700萬兒童生活在車站、廢棄的房屋、建築工地、垃圾場、地窖、下水道和其他骯髒的洞穴裡。這些衣衫襤褸、打著赤腳的兒童，他們的父母要麼死亡，要麼拋棄他們，成為俄國社會崩潰的象徵。

1920年代的俄羅斯仍然是一個風雲激蕩的社會——表面之下充滿了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和仇恨。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最深刻的遺產就是它未能消滅最初導致革命的社會不平等。

從許多方面看，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夢想之一——相信只要改變人們生活的社會環境就能改變人性。人不可能如此輕易地被改變：人性的變化比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或社會發展更緩慢。這或許是俄國革命一個永恆的道德教訓，就像它確實是本世紀最可怕的歷史一樣。

兩者都基於同樣一種理念：即在像俄羅斯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國家強制力可以用來開創一條通往共產主義的捷徑，從而消除通過市場進行資本積累的漫長的新經濟政策階段的需要。兩者都是源自通過法令強制推行共產主義的官僚主義幻想（儘管在每種情況下，其結果都更接近於封建主義，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任何東西）。

在這位老將軍看來，布林什維主義註定是一種“暫時的疾病”，因為“它的國際主義哲學從根本上與俄羅斯人民格格不入”。通過與布爾什維克合作，像他這樣的愛國者可以將革命引向國家目標。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用白色稀釋紅色的問題——“把紅五星變成十字架”——從而使革命與俄羅斯歷史傳統相融合。

列寧未能理解自己政黨官僚主義問題的本質。他沒有看到布爾什維克官僚機構正在迅速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階級，除了它聲稱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之外，它還有自己的特權利益。他用行政措施來應對官僚主義的氾濫，仿佛一些小小的技術調整就足以根除這個問題，可現在最需要的是對整個政治制度進行徹底改革。

白軍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最後可歸結為他們自身的慘敗，他們未能與過去決裂，未能在1917年的進程中重新掌握主動權。俄國反革命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它太反革命了。

沒有人知道這些年被契卡鎮壓和殺害的確切人數。但是，如果包括所有在其營地和監獄中的人，以及那些被契卡部隊在鎮壓罷工和叛亂中處決或殺害的人，那麼肯定有幾十萬。雖然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但被契卡殺死的人可能比在內戰中死亡的人多得多。

當然，這一切都是徒勞的。不可能消滅市場，就像伏爾加河和頓河不可能倒流一樣。在整個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火車上仍然擠滿了背口袋的人（他們很容易賄賂鐵路官員）。

1914年入伍的農民中，有四分之三登記為識字者。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才庫，新一代的軍官和軍事技術人員將從這裡誕生，以取代因與同盟國戰爭而被摧毀的舊精英階層。1914年至1917年間在軍官學校學習的軍校生中，有六成來自農民家庭。這些人是激進的源動力，正如1917年的奧斯金，他們在軍隊中領導革命並被選入士兵委員會。

俄羅斯太兩極化了，其人民群眾的教育程度太低，無法維持民主體制來對抗兩個極端的敵人。直到1920年秋，反布爾什維克運動才重啟民主形式，但那時要推翻新的專制政權為時已晚。俄國革命的悲劇即在於：人民在政治上過於軟弱，無法決定革命的結果。

在新切爾卡斯克，官方鐘錶是按聖彼德堡時間運行的——比當地頓河時間晚一小時——仿佛準備恢復在沙皇首都的政府工作。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象徵白軍的懷舊態度了。確切來說，他們是在試圖讓時間倒流。他們的一切，從沙皇時期的制服到正式的禮服，都代表著對恢復舊政權的渴望。

誠然，在1919年和1920年期間，列寧曾醉心通過共產國際輸出共產主義的想法；但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從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來看，“永久革命”已經結束，這一點，用列寧的名言來說，即政權的目標將僅限於“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

1918年1月，在一次各省党的宣傳工作者會議上，列寧解釋說，應該鼓勵掠奪資產階級財產，以此作為一種社會正義的報復形式。他稱之為“掠奪掠奪者”。這句話很快就成為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口號，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掀起了一場搶劫和暴力的狂歡。高爾基將其描述為一場大規模的暴動。

這是自“二月革命”以來，政府軍第一次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受害者于1月9日，即血腥星期日的周年紀念日，被埋葬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公墓，與那次大屠殺的受害者為鄰。人們注意到，歷史總是不斷地重複。幾個工人代表團參加了葬禮，其中一個代表團獻上了一個花圈，上面寫著：“獻給斯莫爾尼專政的受害者”。

很少有歷史能像1917年10月25日事件那樣，被神話歪曲得如此面目全非。人們對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普遍印象是：成千上萬的人衝鋒陷陣，數千名戰鬥英雄光榮犧牲。這種印象更多的要歸功於電影《十月》——愛森斯坦為紀念起義十周年而製作的輝煌但主要是虛構的宣傳片——而非歷史事實。

十月革命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現代史上很少有事件能更好地說明個人對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影響。如果沒有列寧的干預，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而20世紀的歷史也將被重新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