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2章第Ⅱ節：立憲會議的幽靈

與北方麵包匱乏的布爾什維克城市相比，伏爾加河畔的薩馬拉市堪稱美食家的天堂。每天，市場川流不息，農民駕著沉甸甸的馬車來趕集，車上滿載一袋袋麵粉、肉類、牛奶和蔬菜。食物豐富，這從城市居民紅潤的臉頰上可見一斑。商人們在繁榮的貿易中富得流油：他們穿戴著曾經屬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富人的華服和珠寶。甚至連馬匹看起來也吃得膘肥體壯。

成千上萬所謂的“舊人”逃到伏爾加河城市。在這些難民中，有四下潰散的右派社會革命党的殘餘分子，他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被取締後，正在尋找一處新的外省基地。伏爾加地區是他們黨的一個根據地。在立憲會議選舉中，本地區的農民以壓倒性多數的選票支持該黨。社會革命党領導人自然認為伏爾加地區的人民會團結起來，支持他們反對列寧主義專政的鬥爭。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是建立在城市群眾的饑餓之上，那麼恢復民主則取決於吃飽的農民。麵包和自由缺一不可。

但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很快就對其外省朝聖之旅感到幻滅。他們的地方黨組織一片混亂。隨著許多被軍隊激進化的農民士兵重返家園，伏爾加河蘇維埃已經轉向了極左。蘇維埃政權作為一種地方自治制度已經在鄉村紮根，立憲會議現在成為一個遙遠的議會。農民面無表情地默默看著布爾什維克將之關閉。這並不是社會革命黨人所期望的民眾憤怒的爆發。5月初，薩馬拉的社會革命党領導人之一克裡穆什金宣稱，“除非在不久的將來有來自外部的刺激，否則我們可以放棄一切政變的希望。”

歷史上有一個奇怪的巧合，那就是在1918年的同一個月底，一支捷克軍團在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與蘇維埃發生了衝突。捷克軍團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俄國境內工作的捷克民族主義者組成。戰爭期間，它吸收來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戰俘以及奧地利軍隊的逃兵，規模不斷壯大，到1917年，它已經發展成為一支大約35,000人的軍隊，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和軍官。作為反對奧匈帝國、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站在俄國人這邊，共同抗擊同盟國。捷克民族主義領導人湯瑪斯·馬薩里克和愛德華·貝內什同意將軍團組建為俄軍在西南戰線上的一個獨立軍團。《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後，軍團決心繼續戰鬥，作為在法國作戰的捷克軍隊的一部分。他們沒有冒穿越敵人防線的風險，而是掉頭向東旅行，環遊世界，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和美國返回歐洲。3月26日，他們在奔薩與蘇維埃政權達成協議，允許捷克人以“自由公民”的身份，攜帶“特定數量的自衛武器”搭乘西伯利亞大鐵路。

如果雙方都遵守這項協定，內戰將會走上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捷克人的旅途越來越充滿了不信任和緊張感。火車被當地的蘇維埃攔截，他們向捷克人進行宣傳並試圖沒收其武器。反過來，捷克人開始懷疑布爾什維克準備把他們移交給德國人——4月，莫斯科命令一半的軍團調頭，通過阿爾漢格爾斯克撤離（諷刺的是，捷克人不知道這道命令是在協約國的授意下發出的），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懷疑。捷克人認為，如果必要的話，他們要殺出一條血路，橫穿西伯利亞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事態在5月14日達到了高潮，烏拉爾地區的車裡雅賓斯克蘇維埃逮捕了一些與一群匈牙利戰俘發生鬥毆的捷克人。捷克士兵佔領了該鎮，釋放了他們的戰友，並解除了赤衛隊小分隊的武裝。莫斯科命令當地的蘇維埃將捷克人繩之以法。托洛茨基在25日的電報中寫道：“在鐵路上發現每一個攜帶武裝的捷克人，都將被當場擊斃。”這相當於向捷克人宣戰，其結果只是增強了他們打到東方去的決心。從布爾什維克的角度來看，整件事非常難堪，因為沒有必要真正難為捷克人，而且讓他們儘快離開俄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托洛茨基對車裡雅賓斯克事件反應過度，從而在蘇維埃俄國的心臟地帶製造了一支敵對軍隊。

捷克軍團分成六個小組，沿著西伯利亞鐵路全線攻佔了一個又一個城鎮。5月26日，新尼古拉斯克；28日和29日，奔薩和塞茲蘭；31日，托木斯克；6月6日，鄂木斯克；29日，符拉迪沃斯托克。紅軍的組織並不完善，由當地城鎮工人組成的未經訓練、紀律渙散的赤衛隊，往往一遇到危險就逃跑，根本不是訓練有素的捷克人的對手。

6月8日攻佔薩馬拉時即是如此。由於捷克人在附近的奔薩市，薩馬拉的地下社會革命党領導人找到了他們，請求幫助他們推翻伏爾加首府的蘇維埃政權。這違反了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策（在5月的第八次社會革命黨代表大會上通過），即外國軍隊不應該參與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人民鬥爭”。但薩馬拉的社會革命党領導人成功地說服了自己——就像捷克人自己一樣，他們曾莊嚴地宣佈不打算捲入俄國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干預是合理的。他們繼續對德戰爭的目的取決於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當然，協約國看到捷克軍團在西伯利亞銳不可擋、勢如破竹，也開始萌生利用捷克人對付布爾什維克的想法。那年夏天晚些時候，他們將向他們提供援助。與此同時，正是由於社會革命黨人所謂的與法國政府的關係——事實證明，這種關係被嚴重誇大了——最終說服了捷克人在薩馬拉幫助他們。5月中旬，這座伏爾加河畔的城市在一次無組織的衛戍部隊嘩變之後，陷入了罷工頻發的混亂狀態。蘇維埃在20萬人口中只召集到2,000名赤衛隊員，其中大部分是戰爭期間疏散的拉脫維亞工人。這充分暴露了布爾什維克在省級城鎮權力的不牢靠。赤衛隊在面對8,000名裝備精良的捷克人時幾乎沒有任何機會——軍團一逼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逃跑了。在“薩馬拉戰役”中，只有6名捷克人和30名赤衛隊員喪生。

新政府的名稱和合法性來自立憲會議。憲法制定議會議員委員會——即科穆奇——將自己視為流亡外省的全俄議會。它呼籲被解散的立憲會議的所有成員——當然布爾什維克除外——加入它。科穆奇五位創始成員都是立憲會議的社會革命党成員，其中三人來自薩馬拉當地。在其四個月的任期結束時，科穆奇的隊伍已經擴大到100名被解散議會的成員，包括1918年1月5日至6日唯一一次會議的主席維克多·切爾諾夫。這位“民主領袖”被當作貴賓對待，在他位於國家飯店的套房外有一名武裝警衛，還為他安排了一系列的宴會。人們希望他能成為一場全國性十字軍運動的精神領袖。

科穆奇基本上是一個社會革命党政府，增加了一些少數民族的代表（主要是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這兩個民族在伏爾加地區人口眾多），以及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他們無視各自的中央委員會加入這個政府。大多數重要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都來到了這座自由城堡，包括津濟諾夫、阿夫克先季耶夫和“革命祖母”白萊史·白萊史夫斯嘉。從很多方面說，這是克倫斯基政府的復活——除了此時正在巴黎流亡的克倫斯基本人。科穆奇是一個幽靈般的實驗室，它檢驗著臨時政府興起和衰落的核心原則：即各省還沒有為社會主義做好準備，因此革命不應超越民主階段的想法。正是這種理論上的偏執，阻礙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1917年建立蘇維埃政權；現在。它將同樣成為他們錯誤夢想著團結各省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基礎。

薩馬拉報紙宣稱：“任何社會主義實驗都是不可能的。”科穆奇的本質是恢復民主，這意味著將社會革命推遲到重新召開立憲會議之後，只有立憲會議才能決定社會問題。與臨時政府一樣，科穆奇認為自己是在重建議會統治之前的一個臨時政府。它的所有聲明都是以這樣自我限制的方式打頭：“直到恢復法律權威”；“直到恢復正常秩序”；或類似的字眼。它的綱領被硬生生地披上了政治中立的自由主義外衣。雖然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得以修正，但內戰當前使人們很難尊重這些自由，薩馬拉的監獄裡很快就擠爆了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勞動部長伊萬·麥斯基統計有4,000名政治犯。城鎮杜馬和地方自治會恢復了，蘇維埃作為階級機構，被禁止參與政治。科穆奇還宣佈支持“民主聯邦”，這為它贏得了伏爾加地區巴什基爾人和韃靼人的讚譽。

在工業領域，科穆奇和臨時政府一樣，試圖在勞工和資本之間開闢一條折中道路，但最終兩者都沒有得到滿足。階級分化過於嚴重。工人們認為科穆奇是“資產階級”而拒絕它，並在蘇維埃中通過了挑釁性的布爾什維克決議。工廠委員會被剝奪了權力，工廠的控制權被交還給以前的所有者，或者（在所有者缺席的情況下）移交給政府任命的管理者。銀行又回到了私人控制之下。自由貿易得到恢復，並成立了一個由實業家主導的貿易和工業委員會，以協助制定經濟政策。但即使這樣，也不足以讓中產階級相信科穆奇並不是危險的“社會主義”。他們只能看到八小時工作制仍然得到保障；工會和蘇維埃仍然在運作；紅旗仍然懸掛在科穆奇大樓上。他們問，用科穆奇這樣的“半布爾什維克”政權取代布爾什維克的意義何在？為什麼要用這些“粉色派”來代替紅軍，而不是選擇白軍呢？

在科穆奇統治早期，薩馬拉的中產階級感謝推翻蘇維埃，批准了政府貸款。但他們很快就轉而支持東部的反革命白軍。科穆奇被迫提高伏特加酒的銷售稅——這在工人中一直不受待見。它還印製貨幣，加劇了通貨膨脹。由於貨幣貶值，農民減少了對城市的糧食銷售，迫使科穆奇實行麵包配給制。它的城市基礎進一步崩潰了。只有極少數的省級知識份子一直堅持到最後。在8月的杜馬選舉中，親政府政黨的得票率只有可憐的15%；三分之二的選民甚至懶得去投票。民主完全偃旗息鼓。

儘管社會革命党人滿懷期望，但事實證明伏爾加地區的農民並不支援他們的政府。如果社會革命黨人願意扶助農民革命，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但這就意味著承認農民蘇維埃——科穆奇的領導人還沒有準備好走得那麼遠。他們決心用“鄉鎮自治會”取代蘇維埃，如此一來，包括貴族在內的所有農村階級都有平等的代表權。但和1917年一樣，鄉鎮自治會選舉遭到了廣大農民的抵制，他們已經致力於將蘇維埃作為直接的鄉村自治機構。即使是在選舉產生的地方，鄉鎮自治會也往往難以發揮作用，因為自從革命以來，農村知識份子和官僚機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從村莊裡消失了，而農民村社則拒絕交稅。在一些村莊，蘇維埃仍在掌權，但在與科穆奇的公報中稱自己為“地方自治會”。【1】即使科穆奇派出了軍隊，也無力戳穿這種騙局。農民們非常堅定地效忠於蘇維埃，把他們視為土地革命的保護神。

科穆奇同樣不願意批准農民侵佔貴族的土地。誠然，它支持在立憲會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會議上通過的承認廢除所有土地財產的土地改革。但隨後於7月22日通過一項法令，使前地主能夠收回他們所播種的任何冬季田地。這實際上意味著撤銷了三分之一農民徵用的可耕地。為了執行該法令，常常不得不調用軍隊。其目的旨在前一個冬季和春季的“無政府主義”農民徵用土地之後“加強法治”，但適得其反，它給人的印象是，科穆奇想要恢復土地上的舊政權，特別是在最貧窮的農民中間，他們已經得到了上流社會的大部分土地。農民作這種解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些當地的鄉紳把這項法令看作是他們將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許可證。他們會在軍隊大隊或自己私人民兵的幫助下，奪回自己的財產，有時甚至當眾鞭打農民領袖，以“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在所有科穆奇的政策中，最不得人心的莫過於徵召人民軍。在任何一場內戰中，勝負取決於敵我雙方動員當地人口的相對能力。這次考驗科穆奇毫無疑問地失敗了。

夏季，科穆奇和捷克軍團所向披靡、無往不克。紅軍長期處於劣勢，沒有糧食供應，也沒有一支像樣的軍隊。7月6日，烏法被捷克人佔領；22日，列寧的出生地辛比爾斯克淪陷；8月6日，擁有巨大沙皇黃金儲備的喀山失守。兩天后，位於喀山以北150英里的伊熱夫斯克軍工廠工人起來反抗蘇維埃，並宣佈他們同情科穆奇。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一次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工人起義——令該政權丟盡顏面。起義很快蔓延到鄰近的農村，那裡仍居住著許多工人的家庭。志願者組成分隊，與紅軍作戰。這是科穆奇運動的巔峰時期。它現在控制著一個面積相當於義大利大陸的地區，人口達到了1,400萬。

但是，科穆奇的軍事潛力一直很不牢固。捷克軍團不願意無限期地在俄國作戰。士兵們疲憊不堪，思鄉情切，而且隨著紅軍組織得越來越好，他們的士氣也進一步低落。到8月中旬，捷克部隊開始土崩瓦解。一些士兵是社會主義者，在紅軍的宣傳攻勢下，他們投靠了紅軍；其他士兵則乾脆放棄戰鬥，把自己的補給賣給當地居民。捷克軍團崩潰了，分裂成一群群小商販。

因此，科穆奇從伏爾加地區的居民中招募自己的軍隊就顯得尤為重要。它的第一個舉措是呼籲志願者。在這些城鎮，約有8,000人響應號召，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和軍校學員，也有難民和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失業者。但在農村，志願者的數量極少：大多數農民不願意參與這場“兄弟鬩牆”的內戰。雖然他們願意在自己的土地上捍衛革命——為此他們組建了農民連隊——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把這場戰爭看作是一次遙遠的、城市黨派之間的鬥爭。“農民的情緒很冷漠，”人民軍的一位徵兵官員說，“他們只想自己呆著。布爾什維克來過——他們說這很好；布爾什維克走了——他們說這不丟人。只要有麵包，那麼我們就向上帝祈禱，誰需要守衛呢？讓他們自己去戰鬥吧，我們會袖手旁觀。眾所周知，聽天由命是最好的選擇。”9月，在由科穆奇組織的薩馬拉農民大會上，代表們宣稱，他們“不會與自己的同胞作戰，只會與敵人作戰”。他們“拒絕支持政黨之間的戰爭”，並敦促科穆奇“與布爾什維克達成協議”。一位代表建議：“內戰是否繼續應該由公民投票決定，在我們瞭解全體人民的意見之前，我們在道義上沒有權利對這項決議[支持戰爭]進行投票。”

對廣大農民來說，他們的政治視野局限於狹小的村莊範圍內，科穆奇的國家目標是相當陌生的。當他們已經擁有土地和自由時，恢復立憲會議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科穆奇呼籲在內戰結束6個月後重啟對德戰爭，這與農民狹隘的和平主義相衝突。“與德國的戰爭和所有的戰爭都是不好的，”一個村莊的農民下結論。“如果我們不打仗，那麼德國士兵就不會佔領我們的領土，”另一個村莊的農民這樣說。薩馬拉地區的警察局長得出結論：“民眾對人民軍隊的目標缺乏瞭解……認為‘資產階級’發動了一場新的戰爭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因為布爾什維克簽署的‘和平’對他們不利；但農民‘沒有遭受損失’，如果允許資產階級自己作戰，他們就不會這樣做了。”

這種階級對立因人民軍軍官的態度而更加惡化。如果科穆奇能夠找到忠誠自己的民主派軍官隊伍，那麼它的命運將會有所不同；1917年的軍事委員會完全符合這個要求。但他們現在所剩無幾：有些人，如林德，已經被革命吞噬了；有些人，如奧斯金，已經加入了紅軍。再也沒有那種曾經支持克倫斯基的愛國公民了；“民主軍官”的概念現在只是一種矛盾的說法。【2】科穆奇別無選擇，只能用自願加入的軍官將就。加爾金上校是沙皇時代典型的軍事官僚，被任命為人民軍的負責人。他的總部成為右派和君主主義軍官的大本營，成了民主堡壘內白色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馬。科穆奇領導人充分意識這一點，但正如克裡穆什金所說，“我們非常相信民主的力量，所以我們不害怕軍官們的計畫。”在加爾金的領導下，恢復了沙皇時代的軍事紀律制度。軍官們甚至佩戴上縮小版的肩章。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當地鄉紳的兒子，有時會對奪取他們家庭財產的村莊進行暴力報復。難怪農民不喜歡所謂的人民軍。

對招募志願者的呼籲反應不佳，迫使科穆奇在6月底啟動徵兵制。由於擔心年長的農民會被1917年席捲整個軍隊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所感染，它只徵召年齡在21歲以下的人。然而，就連他們也表現出不服從命令的老毛病。只有三分之一的應徵者出現在招兵站：其餘的都成了“逃兵”。在與前線接壤的西部地區，報到率最低，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布爾什維克勝利的原因。與他們的對手相比，至少在內戰的關鍵時刻，布爾什維克通常能夠動員緊靠前線的農民。不管農民多麼不喜歡紅軍，他們更害怕舊的地主政權復辟。無論是科穆奇還是白軍，都無法滲透到蘇維埃政權的中心區域，那裡的農民革命根基最為牢固。

所有內戰軍隊都長期面臨逃兵的問題，但是人民軍遭受的痛苦比大多數軍隊都多，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得不在前線臨時組建軍隊的結果。布爾什維克在主要戰鬥開始前已經執政十個月了，而科穆奇在與紅軍第一次接戰時，才成立不到十個星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立適當的軍事基礎設施。新兵往往沒有制服或槍支。士兵們在上戰場之前幾乎沒有接受過適當的訓練，因此一遇到危險，隊伍中往往就會爆發恐慌情緒。8月和9月是收穫季節的高峰期，數以千計的士兵跑回他們的農場，紅軍正好在這個時刻發動攻勢。科穆奇試圖通過向村莊派譴哥薩克懲戒隊來遏制逃兵現象。軍事法庭被賦予了懲罰逃兵及其家人的全面權力，讓人不禁想起1905-1906年斯托雷平臭名昭著的法庭。農民領袖被當眾鞭打或絞死；為了脅迫逃兵從藏身之處現身，他們劫持了人質；如果士兵拒自首，整個村莊就被燒為平地。對農民來說，這一切看上去像極了舊政權的反撲，來勢洶洶。

鎮壓的結果只會激發農民的抵抗，並把他們中的許多人趕進紅軍的懷抱。村民們組成了大隊，通常由蘇維埃所發起，以抵抗人民軍及其懲戒隊。這些鄉村“軍隊”帶著生銹的槍支、乾草叉和斧頭，以及裝在農民車上的土制火炮去打仗。一些人作為遊擊隊與紅軍並肩作戰，後來成為紅軍的常規部隊。多馬什基村大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在薩馬拉南部的大草原上與哥薩克作戰，後來成為第219多馬什基步兵師的核心，是紅軍第四軍的一支正規支隊。普加喬夫團、新津斯克團、克拉斯諾庫茨克團和庫裡洛夫團也有類似的起源。這些團裡的士兵都是親戚或鄰居。在庫裡洛沃團，有一個父親和六個兒子。這種凝聚力在內戰中是任何其他戰鬥力量都無法比擬的，除了哥薩克分譴隊，二者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這就是那些遊擊隊重要的紅色指揮官夏伯陽的傳奇故事，三代蘇聯兒童都是聽著他的故事長大的。

如果沒有一支英勇的威武之師，科穆奇失去對伏爾加地區的控制只是時間問題。夏季，紅軍為伏爾加河戰役逐步建立自己的軍隊，正是從這裡開始，紅軍成為了一支正規的徵兵大軍：蘇維埃在莫斯科和中部地區的其他城鎮組建了工人分譴隊；加上派往伏爾加河右岸的東部集團軍；根據列寧的命令，又從西部對德防線上調來了30,000名士兵。他在進行一場豪賭（結果證明是正確的），賭同盟國在歐洲的兵力太吃緊，無法利用這個缺口。到1918年9月初，紅軍在東線已經集結了70,000人——比科穆奇的軍隊多出2倍的兵力優勢。這標誌著內戰真正戰鬥的開始。迄今為止，只有一些小規模部隊參與其中，沒有一支部隊的兵力超過1萬人。9月10日，紅軍佔領喀山。指揮這次進攻的瓦采季斯上校受到了嘉獎，被任命為整個紅軍的總司令。失敗的話也會得到某種回報——列寧曾下令，如果拿不下這座關鍵城市，就槍斃他。兩天后，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的紅軍第一軍突破到辛比爾斯克。從這一點來說，人民軍的抵抗實際上被打破了，捷克軍團徹底崩潰。10月7日，薩馬拉陷落。

社會革命党解散了科穆奇政府，逃往烏法。在那裡，他們發現自己受制於從東部席捲而來的白色反革命勢力。在捷克人的保護下，西伯利亞出現了幾個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歐亞大陸成為一個由地區政權拼湊而成的大果盤。烏拉爾政府的總部設在葉卡捷琳堡，並聲稱對彼爾姆擁有管轄權。哥薩克的沃伊斯科人、奧倫堡人和最西部的烏拉爾斯克人正式承認科穆奇，但行事卻像獨立的“政權”。巴什基爾人和吉爾吉斯人也有自己的“國家”，而在科穆奇的領地上，還有一個由土爾扈特部落組成的民族政府。在所有這些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總部位於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亞政府。它是在蘇維埃政權到來之前，由鄂木斯克杜馬的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党的政治家成立的；在捷克軍團叛亂之後，他們又在鄂木斯克進行了重組。6月23日，法學家和西伯利亞自治宣導者彼得·沃洛戈茨基成為該政府的首腦。7月初，佈雷什科·佈雷什科夫斯卡婭在經過鄂木斯克時，對其新領導人持悲觀態度：

鄂木斯克塵土飛揚，污穢不堪。政府領導人既沒有智慧，也沒有任何良知。在“西伯利亞政府”的組成中沒有任何積極或希望。其所謂的“部長”只是一個個問號。與他們交談可以看出，他們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事業會成功。

鄂木斯克政府很快就被西伯利亞軍隊中的右派和君主主義軍官所控制。儘管與捷克人關係不密切，但它仍然依賴他們的軍事支持。到9月份，西伯利亞軍隊已經有38,000人，主要是農民應徵入伍。在西伯利亞的旗幟下——綠色代表森林，白色代表雪地——它得到了那些贊成從俄國其他地區獨立出來的老西伯利亞定居者的支持。作為“社會主義”科穆奇的替代品，來自伏爾加河的右派軍官也紛紛加入。這些右派勢力在鄂木斯克的支配地位足以阻止西伯利亞政府重新召開杜馬會議。右派只想要一個獨裁政權。

薩馬拉和鄂木斯克之間的矛盾一直異常激烈。雙方爆發了一系列的海關摩擦和領土爭端。但是，要求結盟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科穆奇的軍事地位正在不斷削弱；協約國擔心此類小規模的衝突不應妨礙雙方聯合起來擊退紅軍的進攻。9月8日至23日在烏法舉行的國家會議最終達成了這一協議。在那裡，科穆奇領導人發現他們的聲音越來越被自己一方的右派所淹沒，後者要求實行西伯利亞人所青睞的獨裁統治。喀山工業家克魯泡特金呼籲建立一個“強大而統一的軍事力量，從那些毀掉俄國的政客[即社會主義者]手中拯救俄羅斯”。根據導致科爾尼洛夫覆滅的權力掮客利沃夫的說法，另一個“軍事獨裁者”勢在必行。

為了安撫科穆奇領導人，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妥協。烏法會議承認立憲會議的最高權力，只要它能達到250名成員的法定人數。但與此同時，科穆奇失去了作為全俄合法政府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五人執政，作為設在鄂木斯克的全俄臨時政府的執行機構。這是一個由兩名社會革命党人（阿夫克先季耶夫和津濟諾夫）、兩名西伯利亞自由主義者（沃洛戈茨基和維諾格拉多夫）以及親社會革命黨人的博爾德列夫將軍組成的督政府，後者還擔任總司令的職務。雖然社會革命黨因此在新政府中獲得了名義上的多數，但他們才是真正的輸家。在內戰四分五裂的政治中，要提高恢復立憲會議所需的法定人數是一項西西弗斯式的任務。就所有的意圖和目的而言，他們的自由堡壘已經變成了廢墟。

僅聽督政府三個字，就知道它是法國大革命一個蒼白的迴響。這只是一個紙面上的政府。它沒有適當的結構，也沒有為自己籌資的手段。直到執政的最後八周，它才被安置在離鄂木斯克幾英里外一條側線上的一節火車車廂裡。對於這個自稱是俄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政府來說，可算不上什麼有聲望的“首都”。主席阿夫克先季耶夫是一個玩弄政治的二流子。他“用副官包圍自己，恢復了舊的頭銜”，而且，據一位同時代的人說，“創造了一種小丑式的浮華場面，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是克倫斯基時代的倒退。這個督政府的權威性其實比臨時政府還低。它甚至沒有得到它所代表的各派的信任。社會革命黨和右派圈子從一開始就密謀反對它。雙方都認為這次結盟給了對方太多的權力。鄂木斯克充斥著陰謀詭計和政變的謠言。“冰雪覆蓋的墨西哥，”博爾德列夫如是形容。

右派軍官首先發難。11月17日，一支哥薩克分隊闖入了正在鄂木斯克舉行的社會革命黨會議，逮捕了他們的幾位領導人，包括兩位主席阿夫克先季耶夫和津濟諾夫。他們被指控陰謀推翻督政府。誠然，切爾諾夫集團從一開始就在想方設法顛覆它。但右派也是如此，他們現在利用社會革命党的陰謀作為自己發動政變的藉口。第二天早上，督政府的部長會議對政變表示支持，並邀請高爾察克海軍上將成為最高統治者。當時幾乎沒有任何部隊準備保衛督政府。自從10月28日捷克宣佈獨立以後，捷克人徹底喪失了鬥志。他們只想回家。至於人民軍，則處於一種急遽衰敗的狀態。

在接下來的14個月裡，亞歷山大·高爾察克與鄧尼金一起成為了反革命的最高領導人。一個沒有艦隊的海軍上將領導一個距離最近的港口4,000英里的城鎮，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合適的；因為高爾察克是歷史上最離經叛道的人之一。他身材矮小，但氣宇軒昂，有一雙深邃的眼睛，他頗具傳奇性，在一個由土地貴族主導的沙皇海軍參謀部中，他是一名採礦工程師和北極探險家。1916年，當他被任命為黑海艦隊司令時，高爾察克只有41歲，年輕到足以成為其他大多數戰地指揮官的兒子。1917年，他拒絕與艦隊水兵委員會合作，並在一次戲劇性的辭職中，將自己的劍折斷並扔入海裡，此舉使他在政治上聲名大噪。布德伯格將軍形容高爾察克是一個“病態的巨嬰”：

毫無疑問，他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很容易發脾氣，而且非常暴躁……他是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盲目致力於他自己的使命感和為俄羅斯盡忠的想法，把她從紅色壓迫中拯救出來……出於這種想法，他甘願付出任何犧牲。他沒有個人利益，沒有花邊新聞，在這方面如水晶般純潔……他不知道生活的殘酷現實，而是靠幻想和公德生活。他沒有自己的計畫，沒有制度，沒有意志：他就像一塊軟蠟，他的顧問和親信可以把他捏塑成任何東西。

所有這些特點都集中反映在高爾察克在推翻督政府期間的行為上。他在政變中是一個被動的——幾乎是偶然的——人物。他只是碰巧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為共謀者提供了一個形象代言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時，高爾察克正在美國執行軍事任務。在滿洲里待了一年之後，他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返回俄國，於10月中旬抵達鄂木斯克，在那裡博爾德列夫說服他擔任戰爭部長。沒有證據表明高爾察克在推翻督政府的過程中發揮了直接作用，儘管歷史學家至今仍稱之為“高爾察克政變”。該事件至今仍是歷史上的一樁懸案，僅從我們瞭解的來看，似乎是鄂木斯克的右派分子在高爾察克不知情的情況下策劃了這起政變，以迫使他掌權。那天早些時候，幾名右派軍官曾懇求他成為獨裁者。高爾察克對獨裁的想法並不反感：他對前線的視察使他相信“完全缺乏對督政府的支持”。他也不是不知道政變的總體計畫：鄂木斯克的沙龍和軍營裡充斥著關於鐵腕治國的討論；他們甚至在督政府的辦公室裡談論這個問題。高爾察克的親密盟友、英國駐西伯利亞軍事代表團團長諾克斯將軍也支持獨裁。【3】起初，11月17日，這位海軍上將拒絕掌權：他說，博爾德列夫是軍隊的首腦；目前不清楚他是否能贏得西伯利亞人和協約國的支持。但一旦軍官們為他奪權後，高爾察克就改變了主意。18日上午，在他看來，如果要避免街頭暴力，就必須有一個獨裁者來填補真空。在部長會議上，他提議讓博爾德列夫擔任這一角色，但博爾德列夫缺席了，而部長們無論如何都傾向于海軍上將而不是“社會主義者”博爾德列夫。在諾克斯的敦促下，高爾察克同意並接受了最高統治者的稱號。

正如伊萬·梅斯基所稱，這標誌著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及其所謂的“民主反革命”的終結。高爾察克將右派社會革命党的領導人關進監獄，然後押送到中國邊境，在那裡把他們驅逐出境。他們中的一些人流落西歐，在那裡過著舒適安逸、但餘恨綿綿的流亡生活。其他人則返回俄國，繼續組織自己的地下活動，採取了一種對紅軍和白軍同樣敵對的立場。政變後的幾個星期裡，高爾察克的員警對社會革命党活動家開展了一系列血腥的報復。數百人被逮捕——其中許多人被當作“人質”，一旦發生社會革命黨針對獨裁政權的恐怖行動，他們將被處決。在鄂木斯克的人質中，有20名立憲會議的社會革命黨代表，其中10人在12月該鎮的工人起義後被槍殺。

與此同時，高爾察克用嚴格的軍事術語來定義其政權的目標。和鄧尼金一樣，他也是一個狹隘的軍人：政治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除了推翻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拯救俄羅斯”之外，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為什麼而戰。他對恢復法律、秩序以及立憲會議發表了一些含糊其辭的聲明，儘管從他自己的觀點來看，這最後一項顯然不會以1917年的民主形式得到重建。【4】但除此之外，為了軍事行動的利益，一切政治都將被廢除。鄧尼金也犯下同樣的錯誤。政治本身就是軍事衝突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如果沒有動員或至少使當地居民中立的政策，他的軍隊幾乎註定要失敗。此外，由於沒有明確的施政綱領，高爾察克允許其他人為自己提供這些政策：無論從紅軍的宣傳還是他手下的右派官員的行為中，俄國東部的居民得到了致命的印象，即高爾察克的運動旨在復辟君主制。

紅軍和白軍之間的中間地帶就這樣被侵蝕並最終化為泡影。現在整個國家都陷入內戰的泥沼中。脆弱的民主制度在這裡沒有立錐之地，這一點早在1917年就已經種下惡果。俄羅斯太兩極化了，其人民群眾的教育程度太低，無法維持民主體制來對抗兩個極端的敵人。直到1920年秋，反布爾什維克運動才重啟民主形式，但那時要推翻新的專制政權為時已晚。俄國革命的悲劇即在於：人民在政治上過於軟弱，無法決定革命的結果。

【1】1918年，大多數蘇維埃仍在使用舊的地方自治會文具，從而為這種欺騙行為提供了便利。

【2】科穆奇確實曾努力招募布魯西洛夫為其效力，但最終還是徒勞無功。

【3】然而，諾克斯是否參與了政變的準備工作，這一點值得懷疑。當時法國人一度以為，高爾察克是英國人安插在西伯利亞政府中的“自己人”，以便建立他們的影響力。

【4】正如高爾察克後來在1920年接受審訊時承認的那樣：“人們普遍認為……只有經立憲會議授權的政府才是真正的政府；但我們得到的立憲會議……從一開始就在切爾諾夫領導下高唱《國際歌》，引起了不友好的反應……人們認為這是一個被操縱的、黨派性的會議。這也是我的看法。我認為，儘管布爾什維克沒有什麼值得稱道之處，但解散立憲會議，他們做出了貢獻，這一行為應該算在他們的功勞簿上。”（瓦內克和費舍爾〔編輯〕，《證詞》，第106-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