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6章第Ⅲ節：列寧最後的鬥爭

1921年，列寧開始抱怨頭痛和疲勞，這是他首個身體衰弱的明顯徵兆。醫生們無法診斷這種疾病——它既是精神崩潰的結果，也是身體崩潰的結果。過去四年，列寧通宵達旦、日理萬機，每天工作長達16個小時。唯一真正休息的時候是在1917年夏，當時他正在躲避克倫斯基政府的追捕，以及1918年8月卡普蘭刺殺未遂後治療了幾周。1920-1921年的危機嚴重損害了列寧的健康。在與工人反對派和全國各地起義的激烈鬥爭中，失眠、煩躁，頭痛和萎靡——正如克魯普斯卡婭曾經描述的那樣，這些“列寧憤怒”的生理症狀——再次故態萌發。喀琅施塔得叛亂士兵、工人和農民、孟什維克、社會革命党人和神職人員都被大量逮捕和槍決，成為他憤怒的犧牲品。至1921年夏，列寧再次取得了勝利；然而，他精神疲憊的狀況有目共睹。他表現出記憶衰退，說話困難，動作失調。一些醫生將此歸咎為卡普蘭的兩顆子彈引發的鉛中毒，這兩顆子彈仍然留在列寧的手臂和脖子裡（1922年春，他脖子上的那顆子彈被手術取出）。但也有人懷疑是腦梗阻。有關猜測在1922年5月25日得到了證實，當時列寧第一次嚴重中風，導致他的右半身幾乎癱瘓，很長一段時間失去了說話能力。列寧現在意識到，用他妹妹瑪麗亞·烏裡揚諾娃——她一直照顧他，直到他去世——的話說，“他的一切全完了”。列寧懇求史達林給他毒藥，讓他自殺。“他不想活了，也活不下去了，”克魯普斯卡婭告訴史達林。她曾試圖給列寧注射氰化物，但沒有勇氣，所以他們兩人決定請史達林代勞，因為史達林是一個“冷酷而堅強的人，從不感情用事”。儘管史達林後來希望他死，但他拒絕提供幫助；政治局也投票反對。就當時而言，列寧活著對史達林更有價值。

1922年夏，列寧在他位於哥爾克的鄉間別墅養病時，開始思考繼承人的問題。對他而言，這肯定是一項痛苦的任務，因為像所有獨裁者一樣，他對自己的權力有著強烈的嫉妒心，而且顯然認為沒有人有資格繼承他的權力。列寧最後著作全都清楚地表明，他傾向由一個領導集體來繼任。他特別害怕托洛茨基和史達林之間的個人競爭，他意識到當他退出舞臺後，這種競爭可能會分裂黨，所以試圖通過平衡二者的關係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在他眼中，兩人各有所長。托洛茨基是一位傑出的演說家和管理者：贏得內戰他比任何人貢獻都大。但他的驕矝和傲慢——且不說他作為孟什維克的過去或他猶太知識份子的長相——使他在黨內不受歡迎（軍方和工人反對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反對他個人）。托洛茨基不是一個天生的“同志”。他寧願做獨斷專行的將軍，也不做集體指揮中的上校。正是這一點，使他成為一個與普通黨員永遠格格不入的“局外人”。雖然是政治局委員，但托洛茨基從未擔任過黨內職務。他很少參加黨的會議。列寧對托洛茨基的感情可以用瑪麗亞·烏爾伊諾娃的話來總結：“列寧對托洛茨基沒有同情心——他個性剽悍，難以共事。但他也是一個勤奮的人，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對列寧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所以列寧試圖把他留在船上。至於是否值得則是另一個問題。”

相比之下，史達林起初似乎更適合集體領導的需要。在內戰期間，他承擔了大量別人不願意做的瑣碎工作——他擔任過民族委員、工農檢察院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以及書記處主席——結果使他很快給人留下謙遜和勤奮的印象，並無過人之處。這就是蘇哈諾夫在1917年描述過的“灰色地帶”。所有党的領導人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即低估了史達林的潛在力量，以及他攫取權力的野心，這是他擔任所有這些職務而獲得支持的結果。列寧和其他人一樣有罪。作為一個錙銖必較的人，列寧對史達林的許多罪行卻表現出非凡的寬容，特別是史達林對自己越來越無禮，因為他相信需要史達林來維持黨內團結。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史達林本人的敦促下，並且顯然得到了加米涅夫的支持，1922年4月，列寧同意史達林擔任党的第一任總書記。這被證明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命——它使史達林得以上臺。然而，當列寧意識到這一點，試圖將史達林從這個職位拉下馬時，已經太晚了。

史達林獨攬大權的關鍵是他對各省黨組織機構的控制。作為書記處主席，以及組織局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員，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扶植親信，誅鋤異己。

僅在1922年期間，組織局和書記處就任命了10,000多名省級官員，其中大部分是史達林親自推薦的。在1922-1923年與托洛茨基的權力鬥爭中，他們將成為其最主要的支持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和史達林本人一樣，出身微寒，沒有接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他們不信任托洛茨基這樣的知識份子，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他們更願意相信史達林的智慧，相信他對無產階級團結和布爾什維克紀律的簡單鼓動。

列寧默許了史達林在莫斯科日益增長的“任命主義”權力，以此作為對抗省級反對派的解藥（例如，工人反對派直到1923年在烏克蘭和薩馬拉仍然很強大）。作為書記處主席，史達林花了很多時間從省級黨組織中剷除潛在的麻煩製造者。他每月都會收到契卡（1922年起更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即格伯烏）關於省級領導人活動的報告。據史達林的私人秘書伯里斯·巴紮諾夫回憶，他習慣在克里姆林宮的大辦公室裡來回踱步，吸著煙斗，然後發出簡短的命令，罷免這個或那個黨委書記，派這個或那個人去接替。到1922年底，很少有党的領導人——包括政治局委員在內——沒有被史達林監視的。在執行列寧主義正統思想的幌子下，史達林因此能夠收集有關所有競爭對手的資訊，包括許多他們鮮為人知的秘密，他可以利用這些材料來確保他們對自己忠誠。

當列寧中風臥床休養時，俄羅斯由史達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三駕馬車”把持，他們在1922年夏結成了一個反托洛茨基集團。三個人會在黨內會議之前，協商策略，並指導他們的追隨者如何投票。長期以來，加米涅夫對史達林頗有好感：他們曾一起流亡西伯利亞；當列寧因加米涅夫反對十月革命而試圖將他踢出党時，史達林曾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加米涅夫有領導党的野心，這使他站在史達林一邊，反對托洛茨基，他認為托洛茨基的威脅更嚴重。由於加米涅夫是托洛茨基的妹夫，這也意味著他將派系置於家庭之上。至於季諾維也夫，他對史達林無甚好感。但他對托洛茨基的仇恨如此強烈，以至於只要能確保打敗他的敵人，他就會選擇魔鬼一邊。兩人都視史達林為庸才，認為他們是在利用他以奪取權力。但其實是史達林在利用他們，而一旦打敗了托洛茨基，他將對他們毫不留情。

到9月份，列寧已經康復並重返工作崗位。他現在開始警惕史達林的野心，為了抑制史達林不斷上升的權力，他提議任命托洛茨基為他在人民委員會的副主席。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一直認為，這將使他們的英雄成為列寧的繼承人。但事實上，這個職位被很多人視為次要職位——權力集中在黨的機關而不是政府機關——毫無疑問，由於這個原因，史達林很樂意在政治局投票支持列寧的決議。事實上，最反對的是托洛茨基本人，他在投票單上寫道：“堅決拒絕”。他聲稱，他反對的理由是，當這個職位去年5月提出來時，他已經從原則上批評了它。後來他還說，他之所以拒絕這個職位因為他是猶太人，這可能會給政權敵人的宣傳添油加醋。但他拒絕最可能的原因，是他認為僅僅當一個“副主席”有失身份。

這並不意味著列寧對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也持同樣負面的看法。也不意味著他把它提供給托洛茨基——用列寧妹妹的話說——只是一種“外交姿態”，以彌補“伊裡奇站在史達林一邊”的事實。列寧一向把人民委員會的工作看得比黨本身的工作更重要。人民委員會是列寧的孩子，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甚至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他變得對黨的情況一無所知。1921年10月，他向史達林承認：“我確實不瞭解組織局工作‘任務’的規模。”這是列寧的悲劇。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後幾個月裡，當他開始努力解決党的領導機構權力與日俱增的問題時，他越來越多地把人民委員會作為劃分黨和國家權力的一種手段。然而，作為列寧個人權力中心的人民委員會，隨著他生病並告別政壇，勢必走向沒落。即使有托洛茨基代替他擔任主席，要阻止權力向史達林手中的黨的機關轉移，也已為時過晚，托洛茨基對此肯定心知肚明。

10月，史達林提議將托洛茨基逐出政治局，作為對他傲慢地拒絕人民委員會主席職位的懲罰，這加深了列寧對史達林的懷疑。隨著列寧對三駕馬車活動瞭解得越來越多，他清楚地意識到，三駕馬車的行為就像一個統治集團，意圖把他趕下臺。這一點得到了證實，因為列寧發現，當他從政治局會議退下來（他經常因為疲憊而不得不提前離開），三駕馬車就會通過一些重要的決議，而他只有在第二天才會知道這些決議。現在（12月8日），列寧命令政治局會議不得超過三個小時，所有未解決的問題都要推遲到第二天。與此同時，或者如托洛茨基後來所說，列寧向他提出了加入一個“反對官僚主義集團”的建議，這意味著一個反對史達林及其在組織局權力基礎的聯盟。托洛茨基的說法是可信的。畢竟這正值列寧立遺囑的前夕，而遺囑主要關注的就是史達林和他控制官僚機構的問題。托洛茨基著手批評党的官僚機構，特別是工農檢察院和組織局。而且我們知道，列寧在對外貿易和格魯吉亞問題上都與史達林持反對意見。總之，從12月中旬起，列寧和托洛茨基似乎聯合起來對抗史達林。然而，12月15日晚上，列寧突然遭受了第二次嚴重中風。

史達林立即接管了列寧的醫生，並以儘快康復為藉口，從中央委員會獲得了一項命令，授權他通過限制訪客和通信來使列寧與政治“隔離”。12月24日，政治局發佈了進一步命令：“無論是朋友還是他身邊的人，都不允許告訴弗拉基米爾·列寧任何政治消息，因為這可能會引起他的思考和興奮。”列寧被限制在輪椅上，只允許“每天口述5到10分鐘”，他已經淪為史達林的階下囚。他的兩位機要秘書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史達林的妻子）和莉蒂亞·弗蒂耶娃，向史達林報告他所說的一切。正如後來事件所揭示的那樣，列寧顯然對此一無所知。與此同時，史達林以醫學專家自居，命令將教科書寄給他。他確信列寧很快就會死去，並且越來越多地對他公開表示不屑。12月，他對同事們說：“列寧已經完蛋了。”史達林的話通過瑪麗亞·烏裡揚諾娃傳到了列寧那裡。“我還沒有死，”她的哥哥告訴她，“但在史達林的帶領下，他們已經把我埋了。”儘管史達林自己的名聲建立在他與列寧的特殊關係上，但他對列寧的真實感情在1924年徹底暴露了，當時他不得不等了整整一年才等到重病纏身的列寧撒手人寰，有人聽到他喃喃自語：“甚至不能像一個真正的領袖那樣死去！”實際上，列寧可以死得更早。12月底，他對自己的活動受到限制感到非常沮喪，於是再次要求下毒，結束自己的生命。根據弗蒂耶娃的說法，史達林拒絕提供毒藥。但他無疑很快就後悔了，因為在允許工作的短暫時間內，列寧著手為即將召開的黨代會口述了一系列筆記，在這些筆記中，他譴責史達林一手遮天的權力，並要求撤換他。

這些零碎的筆記，後來被稱為《列寧遺囑》，是在12月23日至1月4日之間簡短地口述的——其中一些通過電話傳給坐在隔壁房間裡帶著耳機的速記員。列寧命令對這些檔進行最嚴格的保密，把它們放在密封的信封裡，只有他自己或克魯普斯卡婭才可以打開。但他的高級秘書們也是史達林的間諜，他們把筆記拿給史達林看。在這些最後的著作中，彌漫著一種對革命結果輔天蓋地的絕望感。列寧狂熱的風格，誇張的語言和迷亂的重複，透露出他的身心不僅因中風而逐漸癱瘓，而且還飽受折磨——也許是因為意識到，過去四十年來不懈追求的唯一目標，現在卻變成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在這些最後的著作中，列寧一直被俄羅斯的文化落後所困擾。他似乎承認（也許只是對自己承認），孟什維克是正確的，俄羅斯還沒有準備好邁向社會主義，因為它的人民缺乏取代資產階級的教育，而試圖通過國家干預來加速這一進程，最終必然會導致暴政的發生。當他警告說布爾什維克仍然需要“學習如何管理國家”時，他確實是這麼想的嗎？

《列寧遺囑》涉及三個主要問題——每個問題的罪魁禍首都指向史達林。第一個是格魯吉亞問題，以及俄羅斯應該與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簽署什麼樣的聯盟條約。儘管史達林出身於格魯吉亞，但他是那些列寧在內戰期間批評過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中的佼佼者。史達林在黨內大多數的支持者同樣秉持帝國主義的觀點。他們把俄羅斯工人對邊境地區——尤其是烏克蘭——殖民化，以及鎮壓本地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等同於推進共產主義政權。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史達林在9月下旬提議，迄今為止已經成立的三個非俄羅斯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應該作為自治地區加入俄羅斯，將大部分權力交給莫斯科的聯邦政府。史達林的建議被稱為“自治化計畫”，它將恢復沙俄帝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羅斯”。這根本不是列寧在指派史達林起草聯邦聯盟計畫的任務時所設想的。列寧強調，為了平息非俄羅斯人對俄羅斯的歷史不滿（他認為這是合理的），必須給予非俄羅斯人“主權”共和國（對主要民族）或“自治”共和國（對較小民族）的地位，給予他們廣泛的文化自由和正式脫離聯盟的權利——不管這樣做是否值得。

史達林的計畫遭到了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強烈反對，他們試圖建立自己脆弱的政治基礎，這取決於對這些民族權利的讓步。早在1922年3月，史達林和他的格魯吉亞同胞、莫斯科高加索局局長奧爾忠尼啟則就已經強迫格魯吉亞與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合併為外高加索聯邦，這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格魯吉亞領導人的意願。在格魯吉亞領導人看來，史達林和他的黨羽把格魯吉亞當作自己的領地，對他們橫加干涉、肆意妄為。他們拒絕了自治計畫，並威脅說，如果莫斯科強行通過該計畫，他們將辭職。【1】

列寧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介入的。起初，他站在史達林一邊。儘管其提議不可取——列寧迫使史達林放棄這些提議，轉而支持聯邦聯盟（後來被稱為《蘇聯成立條約》，於1924年批准）——但格魯吉亞人發出最後通牒是錯誤的，他在10月21日一份憤怒的電報中這樣告訴他們。第二天，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辭職以示抗議。在黨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然而，從11月下旬開始，當列寧開始全面反感史達林時，他的立場發生了改變。來自格魯吉亞的新證據讓他重新思考。他派遣了一個由捷爾任斯基和李可夫領導的事實調查委員會前往梯弗裡斯，從那裡他瞭解到，在一次爭論過程中，奧爾忠尼啟則毆打了一位著名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後者稱他為“史達林主義的走狗”）。列寧感到非常震怒。這證實了他對史達林越來越粗魯的印象，並使他從不同角度看待格魯吉亞問題。在12月30日至31日的黨代表大會上，他把史達林比作舊式的俄羅斯沙文主義者，一個“流氓加暴君”，他只能欺負和征服像格魯吉亞這樣的小國家，而俄羅斯統治者需要的是“深思熟慮、高度謹慎和願意妥協”，以滿足那些民族合法的願望。列寧甚至聲稱，在社會主義聯邦中，“被壓迫民族”（如格魯吉亞）的權利應該比“壓迫民族”（即俄羅斯）的更大，以便“補償實際中的不平等”。1月8日，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封信中，列寧向格魯吉亞反對派承諾，他將“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們的事業。

《列寧遺囑》關注的第二大問題是遏制党的領導機關日益增長的權力，這些機關現在處於史達林的控制之下。兩年前，當他自己的命令至高無上的時候，列寧譴責了民主集中派提出的關於在黨內實行更多民主和開放的建議；但現在史達林成為至尊無上的獨裁者，列寧又提出了類似的計畫。他建議從黨的下級機關中提拔50到100名普通工人和農民的新成員，以實現中央委員會的民主化。為了使政治局更加負責任，他還建議中央委員會應有權參加其所有會議並檢查文件。此外，中央監查委員會與工農檢察院合併，精簡到300或400名有覺悟的工人代表，並擁有監督政治局的權力。這些建議是一份遲來的努力（在許多方面類似於戈巴契夫的改革），目的是彌合黨內高級領導人和基層黨員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使領導層更民主、更開放和更高效，同時又不放鬆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

《列寧遺囑》的最後一個問題——也是迄今為止最具爆炸性的問題——是繼承問題。在12月24日的筆記中，列寧表達了他對托洛茨基和史達林之間分裂的擔憂——部分出於這個原因，他提議擴大中央委員會的規模——並指出党的主要領導人的缺點，似乎是為了強調他對集體領導的偏好。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因當初反對十月革命而受冷落。布哈林是“全黨的寵兒，但要把布哈林的理論觀點算作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那是很值得懷疑的”。至於托洛茨基，他是“一個擁有卓越才能的人，大概是現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又過分自信和過分熱中純行政方面的事情”。但是，列寧對史達林有保留的批評是最具破壞性的。在成為總書記後，他“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對他能否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1月4日，列寧又補充如下說明：

史達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達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史達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

列寧明確表示，史達林必須下臺。

3月初，當列寧得知幾周前史達林和克魯普斯卡婭之間發生的一起事件，而這件事一直對他保密，他的決心就進一步加強了。12月21日，列寧向克魯普斯卡婭口述了一封致托洛茨基的信，祝賀他在與史達林爭奪外貿壟斷權的鬥爭中策略得當，大獲成功。史達林的線人把這封信告訴了他，他把此信作為列寧與托洛茨基“聯合起來”反對他的證據。第二天，他打電話給克魯普斯卡婭，用她自己的話說，讓她“遭受了一陣狂風暴雨般粗魯的謾駡”，聲稱她違反了党關於列寧健康的規定（儘管醫生授權她記錄），並威脅要由中央監查委員會對她展開調查。放下電話後，克魯普斯卡婭顯然臉色蒼白，歇斯底里地抽泣，在地板上翻來覆去地打滾。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已經開始了。3月5日，當列寧最終被告知這一事件時，立刻給史達林口述了一封信，要求他為自己的“無禮”道歉，否則將面臨“斷絕我們之間關係”的危險。此時因權力而變得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史達林以極不客氣的方式答覆，幾乎毫不掩飾他對垂死的列寧的蔑視。【2】他提醒說，克魯普斯卡婭“不僅僅是你的妻子，還是一位老黨員”。在他們的“談話”中，他沒有“無禮”，整個事件“只不過是一次愚蠢的誤會……然而，如果你認為為了維護‘關係’，我應該‘收回’上述的話，我可以收回，儘管我不明白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或者我有什麼‘錯’，或者到底要我做什麼。”

列寧對這一事件感到悲憤欲絕。他一夜之間病倒了。3月6日，他的一位醫生描述他的病情：“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躺在那裡，臉上露出驚慌失措的表情，他的眼睛悲傷，充滿著大大的疑問，淚水順著臉頰流下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變得激動起來，想說什麼，但話到嘴邊又說不出來，他只能說：‘哦，見鬼，哦，見鬼。老毛病又犯了。’”三天后，列寧第三次嚴重中風。這剝奪了他說話的權力，從而也剝奪了他為政治做出貢獻的權力。直到10個月後去世，他只能發出單音節的聲音：“這裡-這裡”和“大會-大會”。

5月，列寧被轉移到哥爾克，那裡有一隊醫生精心護理。天氣晴朗的日子，他會坐在外面。有一天，一個侄子發現他“坐在輪椅上，穿著一件白色夏季襯衫，領口敞開……一頂相當舊的帽子遮住了他的頭，右臂有些不自然地垂在他的膝蓋腿上。[他]幾乎沒有注意到我，儘管我明明站在空地中央”。克魯普斯卡婭為他讀書——高爾基和托爾斯泰給了他最大的安慰——並努力教他說話，但都是徒勞。到了九月，借助拐杖和一雙矯形鞋，他又能夠重新走路。有時他會推著輪椅在院子裡轉悠。他開始閱讀從莫斯科寄來的檔，並在克魯普斯卡婭的幫助下，學會了用左手寫一點東西。布哈林在秋天來訪，正如其後來告訴伯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的那樣，發現列寧對誰來接替他和不能撰寫文章深感憂慮。但他不可能再回到政治舞臺上了。政治家列寧已經死了。

除掉列寧正是史達林所需要的。通過他的間諜，史達林得知了列寧寫給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的秘密信件。如果他想繼續坐穩權力寶座，就必須阻止信件在大會上宣讀。3月9日，史達林利用他身為總書記的權力，將大會從3月中旬推遲到4月中旬舉行。儘管托洛茨基可能從史達林在黨代會上倒臺中獲益最多，但還是欣然同意延期。他甚至向加米涅夫保證，雖然他“本質上同意列寧的意見”（即在格魯吉亞問題和黨的改革問題上），但他“贊成維持現狀”，“反對推翻史達林”，除非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托洛茨基最後表示，希望“不再有陰謀，而是真誠的合作”。這種“腐敗的妥協”的結果——正是列寧警告他不要做的事——是十二大黨代會見證了史達林的勝利，而不是他最終的失敗。列寧關於民族問題和黨的改革的筆記在代表們中間分發，進行討論，然後被領導層駁回。無論如何，大多數代表可能都贊同史達林的意見，即在黨內最需要團結的時候，沒有必要浪費時間討論民主問題。壓制托洛茨基和所有批評政治局的衝動，本身就是史達林上臺的一個關鍵因素。列寧關於繼承問題的筆記，包括他罷免史達林的要求，都沒有在大會上宣讀，直到1956年才解禁。【3】

很難解釋托洛茨基的行為。在這場權力鬥爭的關鍵時刻，他本可以贏得一場輝煌的勝利，卻不知何故導演了自己的敗局。在大會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四十名成員中，他最多只有三名支持者。也許，托洛茨基察覺到自己越來越孤立，特別是在列寧中風後，他決定，他唯一的希望在於試圖安撫三駕馬車。他的回憶錄中充滿了這樣的執念：他是被三駕馬車的陰謀搞垮的。當然，如果托洛茨基選擇反抗他們，他就會被指責為“派系主義”——而在1921年之後，這無異於一種政治死刑。但是，關於托洛茨基缺乏戰鬥勇氣的說法也有一定道理。他的性格中有一個天生的弱點，那就是他的驕傲。面對失敗的前景，托洛茨基寧願逃避競爭。一位老朋友講述了他在紐約下棋的故事。托洛茨基向朋友挑戰，“顯然認為自己是個優秀的國際象棋手”。但事實證明他水準有限，輸了一局後就大發脾氣，拒絕再下一局。這個小插曲折射出托洛茨基的典型特徵：當他遇到一個更強大的對手，一個能夠戰勝他的對手時，他選擇退縮，寧肯在高傲的孤獨中忿忿不平，也不願在不利的條件下奮起反擊，以保全臉面。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托洛茨基接下來所做的事情。他沒有在黨的最高機構與史達林作鬥爭，而是採納了布爾什維克基層黨員的立場，冒充黨內民主的捍衛者，反對領導層的“員警政權”。這是場孤注一擲的豪賭——托洛茨基並不以民主作風而聞名，他冒著“派系主義”的致命風險——但隨後他陷入了絕境。10月8日，他在致中央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中，指責中央委員會壓制黨內一切民主：

由基層黨員參與決定黨組織的具體組成的做法，已經越來越像是一個幻覺。在過去一年、或一年半裡，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党書記心理，它的主要特徵是深信[党]書記可以決定一切大小問題，而不用熟悉相關的具體事務……在黨的機關和國家機關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黨務工作者，完全沒有政治主見，至少是沒有公開表達出自己的主見，就好像他們相信，各級書記處就應該是擬定黨的意見、制定黨的決議的合適的機關似的。在這部分沒有主見的人的下面，是廣大的基層黨員群眾，在他們看來，黨的每一個決議，不是號召他們做什麼，就是命令他們做什麼。

對托洛茨基的支持來自所謂的“46人反對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安東諾夫-奧弗申科、皮達可夫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們也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表示抗議。他們聲稱，黨內的恐懼氣氛如此嚴重，以至於連老同志都變得“不敢相互交談”。

不出所料，党的領導層指責托洛茨基陰謀煽動一種危險的“綱領”，可能導致在黨內形成一個非法的“派別”。政治局沒有對他的政治批評做出回應，而是在10月19日對托洛茨基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托洛茨基傲慢自大，認為自己淩駕於黨的日常工作之上，擺出一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架勢。四天后，即10月26日，托洛茨基出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派系主義”的指控進行了堅決回擊。

直到最近，人們仍以為托洛茨基沒有參加此次重要會議。他的兩位主要傳記作者多伊徹和布魯埃都認為他因感冒而缺席。但他確實參加了會議，而且事實上，他做出了如此強有力的辯護，以至於史達林的秘書巴紮諾夫——他負責抄寫托洛茨基的講話——把演講記錄藏在自己的個人檔案裡。1990年，這份記錄被發現。托洛茨基的演講汪洋恣肆、激情澎湃，徹底否定他聲稱針對他個人的、所謂的“波拿巴主義”指控，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提出了他的猶太血統問題。為了證明自己沒有野心，托洛茨基列舉曾經兩次拒絕列寧提供的高級職位——一次是在1917年10月（內務委員），另一次是在1922年9月（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理由是考慮到反猶太主義問題，讓一個猶太人擔任這麼高的職位並不明智。第一次，列寧認為“微不足道”；但第二次，“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托洛茨基的言外之意昭然若揭：黨內對他的反對——列寧也承認這一點—部分源於他是猶太人的事實。對托洛茨基來說，這是一個悲劇性的時刻——不僅僅作為一個政治家，也作為一個人——在他人生的轉捩點上，站在黨的面前接受批判，他不得不求助他的猶太血統。對於一個從未覺得自己是猶太人的人來說，這說明他現在是多麼的淒涼無助。

托洛茨基的感情攻勢幾乎沒有給代表們留下什麼印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由史達林挑選的。全會以102票對2票通過了一項譴責托洛茨基從事“派系主義”的動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堅持要將托洛茨基開除黨籍；但史達林總是及時以溫和的聲音出現，認為這是不明智的，因此動議被否決。無論如何，史達林沒有必要急於求成。托洛茨基作為一股主要力量已經完蛋，待時機成熟——最終在1927年——再把他開除出黨。唯一有能力阻止史達林的人已經被清除了。

公眾沒有被告知列寧生命垂危。直到最後，媒體仍在報導他正在從一場嚴重的、對常人來說必死無疑的疾病中緩慢康復。通過杜撰這種“復活般的奇跡”，該政權試圖維持對列寧的崇拜，而它現在越來越依賴這種崇拜來獲得自身的合法性。1923年，“列寧主義”一詞首次被使用：“三駕馬車”試圖將自己打造成列寧主義真正的捍衛者，反對“反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同年，他的著作集（《列寧全集》）第一版開始出版，這是正統主義的聖典，並成立了列寧研究所（1924年正式開放），該研究所包括一個檔案館、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列寧博物館。當時出現了大量聖徒式的傳記，其主要目的是創造神話和傳說——列寧是一個貧窮的農民（或工人），列寧是動物和兒童愛好者，列寧是為人民幸福而不倦奮鬥的人——這可能有助於使這個政權更受歡迎。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公共建築的外牆上開始懸掛列寧的巨幅肖像——莫斯科的一個公園甚至有一個由花卉組成的列寧的“活畫像”——而在許多工廠和辦公室裡，都有“列寧角”，上面陳列著經過批准的照片和手工藝品來展現他的成就。作為人的列寧死了，而作為神的列寧誕生了。他的私生活被國有化。他成為一個神聖的化身，為史達林主義政權保駕護航。

1924年1月21日，列寧與世長辭。下午4點，他嚴重中風，陷入深度昏迷，在晚上7點前不久去世。除了家人和主治醫生外，唯一見證列寧死亡的是布哈林。1937年，為了自保，他聲稱列寧“死在我的懷裡”。

第二天，加里甯向當時正在參加第十一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宣佈了這一消息。大廳裡傳來尖叫聲和抽泣聲。也許是因為突如其來，公眾湧現出真正的悲傷：劇院和商店停業一周；許多窗戶上掛著系紅黑絲帶的列寧遺像；農民們來到他位於哥爾克的療養院，向他致以最後的敬意；當列寧的遺體被運抵立柱廳時，成千上萬的哀悼者冒著嚴寒，從帕韋列茨車站起，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排起了長隊。接下來三天，有50萬人等候數小時，只為瞻仰列寧的遺容。俄羅斯各地的學校和工廠、軍隊和軍艦、城鎮和村莊都送來了數以千計的花圈和悼詞。而葬禮過後的幾個月裡，人們瘋狂地競相建造列寧的紀念碑和雕像（伏爾加格勒的一座雕像讓列寧站在一顆巨大的螺絲釘上），並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街道和機構。彼得格勒被改名為列寧格勒。整個工廠都宣誓加入布爾什維克——一位鼓動者說，這“將是獻給已故領導人最好的花環”——在他去世後的幾周裡，有10萬名無產者報名參加了這個所謂的“列寧入黨”。許多西方記者將此次“全國性的哀悼”視為是對政權的“事後信任投票”。還有些人則認為，這是人們在經歷了多年的苦難後，一次悲痛的集體宣洩。民眾歇斯底里地痛哭流涕，數百人暈倒在地，這種情況無法用理性來解釋。也許這表明對列寧的個人崇拜正在發揮魔力：無論他們多麼憎恨他的政權，人民仍然熱愛“好列寧”，就像過去他們多麼鄙視領主貴族，但熱愛“沙皇父親”一樣。

接下來的星期天，列寧的葬禮在零下35攝氏度的極寒天氣下舉行。史達林率領儀仗隊將敞開的靈柩從立柱廳抬到紅場，放在一個木制平臺上。莫斯科大劇院管弦樂隊演奏起蕭邦的《葬禮進行曲》，隨後是經典的革命歌曲《你們已英勇犧牲》和《國際歌》。然後，在長達六個小時的時間裡，一列又一列的隊伍，估計總共有50萬人，在莊嚴的肅穆中走過欞柩，經過時降下了他們的橫幅。下午4時整，當靈柩被緩緩放入墓穴時，俄羅斯各地的警報聲、工廠汽笛聲、槍炮聲齊鳴，仿佛發出一聲巨大的民族哀號。收音機裡只有一個聲音。“起立，同志們，伊裡奇正在被送進墳墓。”隨後是一片死寂，一切都停止了——火車、輪船、工廠——直到廣播再次響起：“列寧死了——但列寧主義永垂不朽！”

在遺囑中，列寧表示希望安葬在彼得格勒他母親的墓旁。這也是他家人的願望。但史達林想對屍體進行防腐保存。如果他要保持對列寧的崇拜，如果他要證明“列寧主義永垂不朽”，就必須要有一具屍體，一具像聖人的遺體一樣不受腐蝕的屍體供展出。他不顧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反對，強迫政治局通過了他的計畫。1922年出土的圖坦卡蒙陵墓，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防腐處理的想法。《自由報》把列寧的葬禮與“古代偉大國家的締造者”相比。但它可能同樣與史達林對俄羅斯東正教儀式的拜占庭式解釋有關。托洛茨基對史達林的計畫無比震驚，將其與中世紀的邪教崇拜相提並論。“從前有拉多涅日的謝爾蓋和薩羅夫的謝拉菲姆的聖骨；現在他們想用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聖骨來代替。”起初，他們試圖通過冷藏來保存列寧的遺體。但很快就開始腐爛。2月26日，即列寧去世五周後，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特別小組（稱為不朽化委員會）被任命，任務是尋找一種防腐劑。經過幾個星期晝夜不休的工作，科學家們終於想出了一個據說含有甘油、酒精和其他化學品的配方（其確切成分仍然保秘）。列寧浸泡過的屍體被放置在克里姆林宮紅場牆邊的一個木制墓穴中——後來被如今的花崗岩陵墓所取代。它於1924年8月對公眾開放。

列寧的大腦被從他的身體裡取出，轉移至列寧研究所。在那裡，一個科學家小組對此進行了研究，以發現“他天才的物質基礎”。他們要證明，列寧的大腦代表了“人類進化的更高階段”。它被切成3萬多張切片，每一片都儲存在玻璃板之間，並處於嚴密監控之下，以便後世科學家能夠研究它並發現其重要秘密。後來，其他“無可爭議的天才”——基洛夫、加里甯、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愛森斯坦和史達林本人——的大腦被陸續添加到這個大腦收藏庫中。他們形成了大腦研究所的雛形，該研究所今天仍然存在於莫斯科。1994年，該研究所公佈了對列寧屍檢的最後結果：他的大腦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這恰恰表明：有時候，普通人的大腦也可以開創偉大的事業。

如果列寧還活著，會發生什麼？俄羅斯是否會走上史達林主義的道路？還是新經濟政策和列寧最後的著作能為它指明另一個不同的方向？歷史學家其實不應該關心假設性問題。要確定實際發生的事情已經很困難了，更何況預言可能（或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列寧繼任者的後果也許大到足以讓人猜測幾句。畢竟，這場革命大部分的歷史都是從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內部發生的事情的角度來寫的，人們不禁要問：是否存在真正的選擇。

一方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史達林政權的基本要素——一黨專政、恐怖主義和個人崇拜——在1924年就已經全部形成。在大部分情況下，黨的機構都是史達林手中一個服服帖帖的工具。它的大多數省級領導人都是史達林擔任組織局一把手期間，在內戰中親自提拔的。他們與史達林一樣憎恨專家和知識份子，被他關於無產階級團結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言辭所打動，並且在大多數意識形態問題上都願意聽從他們偉大的領袖。畢竟，他們曾經是沙皇的臣民。列寧為黨的“民主”改革所做的最後一次抗爭，在試圖改變這種基本文化方面永遠不可能成功。他提議的改革純粹是官僚主義的，只涉及改進獨裁統治的內部結構，因而無法觸及新經濟政策真正的問題：政權與社會，特別是與未征服的農村之間緊張的政治關係。沒有真正的民主化，沒有布爾什維克統治態度的根本改變，新經濟政策就註定要失敗。從長遠來看，經濟自由和獨裁統治勢如水火、積不相容。

另一方面，列寧政權和史達林政權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首先，被殺害的人數較少。而且，儘管黨內禁止派系鬥爭，但仍然為同志間的辯論提供了空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就新經濟政策的戰略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前者傾向於在市場體系崩潰威脅到工業化進程時從農民那裡榨取糧食。而布哈林則願意放慢工業化的步伐，以便與農民維持以市場為基礎的關係——但這些仍然是知識份子的辯論，兩人都是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儘管存在分歧，但誰也不會想到利用這些爭論作為殺害對方或把對手送去西伯利亞的藉口。只有史達林能夠做到這一點。只有他看到，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被自己的政治辯論和競爭蒙蔽了雙眼，以至於他可以利用其中一方來打倒另一方。

在這個意義上說，史達林的個人作用本身就是關鍵因素——列寧的缺席也是如此。如果列寧沒有最後一次中風，他能在1923年的大會上發言的話，史達林的名字今天就只在俄羅斯歷史書的注腳上才能找到。但這個“如果”——如果你願意——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這是歷史，而非神學。

【1】其他共和國的反對更為謹慎：烏克蘭人拒絕對史達林的提議發表意見，而白俄羅斯人則表示，他們將以烏克蘭的決定為指導。

【2】這封信直到1989年才公開發表。

【3】1924年，《列寧遺囑》的內容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公開。史達林提出辭職，但在季諾維也夫“即往不咎”的建議下，他的提議被拒絕了。與列寧的衝突被歸結為個人衝突，並暗示列寧一直在生病，精神不完全健全。在史達林的有生之年，這些最後的著作都沒有在俄羅斯完整出版，僅在20世紀20年代的黨報上出現過殘篇斷簡。然而，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使其在西方廣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