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1章第Ⅳ節：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在布爾什維克執政初期通過的所有法案中，沒有哪項能同《和平法令》一樣牽動著億萬人的心。革命起源於戰爭——或者至少是結束戰爭的渴望。經歷三年曠日持久的全面戰爭，俄國徹底屈服了，俄羅斯人民對和平的希望高於一切。10月26日，當列寧在蘇維埃大會上莊嚴宣佈：“我們現在將著手建設社會主義制度！”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和平的問題。這是他的政黨攫取政權的基礎，也是所有代表從各個軍營和工廠帶到蘇維埃大會的一個要求。當列寧宣讀法令——一份洋洋灑灑的《致所有交戰國人民書》——提議遵循蘇維埃“既不兼併也不賠償”的原則，實現“公正和民主的和平”，斯莫爾尼大廳裡爆發出一股翻江倒海的情感波濤。“突然間，”約翰·裡德回憶道，“在共同的衝動下，我們發現自己站了起來，一起喃喃自語地唱起了鏗鏘有力的《國際歌》。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兵像孩子似的抽泣。亞歷山卓·柯倫泰悄悄抹去眼淚。巨大的聲音穿過大廳，衝破門窗，飛向寧靜的天空。‘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我身邊一個年輕的工人說，他的臉上閃閃發光。”

當然，戰爭並沒有結束。《和平法令》是一種希望的表達，而不是事實的陳述。呼籲和平是一回事，實現和平則是另一回事。其他交戰國無意簽署全面和平協定：雙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地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戰爭進行到底。協約國受到了美國干預的刺激，而同盟國則看到了東線戰事結束後向西線轉移援軍的前景。雙方都沒有真正的理由聽從俄國的和平建議，尤其在其軍事地位被嚴重削弱的情況下。俄國已經失去了在大國中的資格；她要求在沒有兼併或賠償的情況下實現全面和平的呼籲，聽起來像是一個失敗者的辯白。

在布爾什維克看來，和平運動與向西方傳播革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就他們而言，正是這一點將結束戰爭——或者更確切地說，就像列寧所預言的那樣，將戰爭轉變為一系列的內戰，全世界的工人將團結起來推翻他們的帝國主義統治者。對世界革命迫在眉睫的信念是1917年秋布爾什維克思想的核心。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無法想像，沒有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無產階級的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在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長期生存。布爾什維克相信，如果沒有工業基礎來保衛他們的革命，再加上被敵對的農民所包圍，他們註定要失敗。十月革命奪取政權的前提是，一場全球性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到來，儘管這在今天聽起來可能很幼稚。每一份關於西方國家罷工或兵變的報告都令布爾什維克歡天喜地、奔相走告，他們高呼：“革命開始了”！

只要這份期盼仍然存在，布爾什維克就不需要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政策。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煽動世界革命的火焰。“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外交工作呢？”托洛茨基在聽到他被任命為外交委員時曾對一位朋友說。“我將向各國人民發佈一些革命宣言，然後就關門大吉了。”蘇維埃和平運動的基本目的是作為革命宣傳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它根本不是一場和平運動。《和平法令》是對革命的總動員。它號召交戰國家的人民起來反對戰爭，迫使他們的統治者進行和談。“這項和平提議將遭到帝國主義政府的抵制——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自欺欺人。”列寧在蘇維埃大會上警告說，“但我們希望，革命將很快在所有交戰國爆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向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工人發出呼籲。”正如喬治·肯南所指出的那樣，這是後來在蘇維埃外交政策中被稱為“示範性外交”的第一個例子——外交的目的不是在國際法的框架內促進相互承認的國家政府之間的協議，而是“讓其他國家政府難堪，激起本國人民的反抗”。【1】

但是，如果世界革命沒有發生呢？布爾什維克將會發現自己沒有軍隊，因為他們鼓勵革命的破壞，面對德國入侵的威脅毫無還手之力。革命會被打敗，俄國將置於德皇帝國統治的鐵蹄之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大，布爾什維克發現自己分裂成了兩派。對於像布哈林這樣的黨內左派人士來說，與帝國主義德國單獨媾和將是對國際事業的背叛，扼殺了西方爆發革命的全部希望。他們贊成與德國侵略者進行革命戰爭的想法：他們認為，這將激勵俄國工人和農民捍衛革命，從而在戰鬥的過程中創建一支紅軍，而以他們為榜樣反過來又將激勵外國的革命群眾。

相比之下，列寧越來越擔心進行這樣一場戰爭，以及它在西方引發革命的可能性。雖然他自己在《四月提綱》中提出了革命戰爭的想法，但他現在開始懷疑，迄今為止一直不願意保衛俄國的工人和農民，是否會更願意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沒有軍隊，布爾什維克別無選擇，只能達成一項單獨的和平協定，因為如果他們試圖繼續戰鬥，“被戰爭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農民軍隊的殘餘會推翻社會主義工人政府”。與德國單獨媾和將給布爾什維克提供他們所需的“喘息之機”，以鞏固他們的權力基礎，恢復經濟並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這當然意味著要優先考慮加強國內革命的政策，而不是在國外挑起革命的政策。“我們的策略”，列寧寫道，“應該建立在如何確保社會主義革命能夠在一個國家鞏固並生存下去的原則上，直到其他國家加入進來。”此外，就東方的單獨媾和能使同盟國加強其在西方的力量，從而延長戰爭而言，這種政策本身就可以被視為增加歐洲革命機會的一種手段。因為肯定是戰爭的繼續，而不是和平的前景，會加劇革命危機，雖然列寧本人從未這麼說過，但延長法國和比利時戰場上的屠殺，甚至冒著幫助德國戰勝西方民主國家的風險，符合他的黨派利益。

必須承認，列寧的觀點比布爾什維克幼稚的國際主義左派對形勢的評估要準確得多。俄國軍隊正在分崩離析，因為農民士兵在布爾什維克的鼓勵下，自行復員，回到自己的村莊，瓜分貴族的土地。甚至連克倫斯基的戰爭部長韋爾霍夫斯基將軍也得出結論，認為戰爭難以為繼，俄國別無選擇，只能尋求和平。沒有理由認為，假如俄羅斯母親塗成紅色，農民的民族意識就會變得更加強烈。畢竟，正是他們在1914年時，不明白為什麼要徵召他們，因為他們自己的村莊與德國人沒有任何瓜葛，而且無論怎樣都不可能被德國入侵。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1917年的動盪更強化了這種狹隘的觀點。農民乃至整個社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這種狹隘的地方主義推動的。實際上，即將成為新紅軍基礎的赤衛隊，不過是為了保衛各個村莊和各個工廠的革命而組織的散兵游勇；他們打心眼裡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地盤，除了小打小鬧的遊擊戰術外，什麼也做不了。這是一個浪漫的左派幻想——左派社會革命党人和左派共產黨員共同擁有的幻想——認為靠這些衛隊能夠維持，更不用說打贏一場對抗德國戰爭機器的革命戰爭了。

然而，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繼續抗拒列寧鐵的邏輯。他們很難放棄世界革命的理想，特別是由於他們中的許多人最初被吸引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就是作為一種解放世界的國際救世主式十字軍東征。對於那些像布哈林，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托洛茨基這樣在西方流亡了大半輩子的人來說，俄國革命只是全球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鬥爭的一部分，而且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把社會主義的勝利局限於一個國家，更不用說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他們看來就是承認失敗。隨著全面和平的前景逐漸暗淡，布爾什維克越來越分化為兩種截然對立的政策：要麼發動革命戰爭，要麼與德國單獨媾和。這無疑是該黨歷史上最關鍵的時刻之一。

11月13日，托洛茨基向德國最高統帥部提出停戰申請，以期開啟民主和平的談判。三天后，一個蘇維埃代表團從彼得格勒啟程，前往被戰爭摧毀的德國總部所在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商議和談。代表團此行的目的既是和平，也是為了宣傳：除了由越飛、加米涅夫和卡拉漢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談判代表外，還包括來自無產階級俄國的士兵、水手、工人、婦女和農民的象徵性代表。如此荒誕不經的構想旨在給人一種印象，即布爾什維克政府中充滿了民主革命的元素。

事實上，農民幾乎被遺忘了，這充分說明了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革命藍圖中真正的地位。在前往華沙車站的路上，越飛和加米涅夫突然意識到，他們的代表團仍然缺少一名農民代表。當他們的汽車在彼得格勒黑暗而荒涼的街道上飛馳時，人們對這一疏漏感到驚愕。突然，他們轉過一個街角，看到一個身穿農民大衣的老人背著包袱在雪地裡踽踽獨行。他留著長長的灰色鬍鬚，面容飽經風霜，是典型的俄羅斯農民形象。加米涅夫命令汽車停下來。“你要去哪裡，同志？”“去車站，先生，對不起，我是說同志，”老農回答。“上車吧，我們載你一程。”老農似乎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恩惠喜出望外，但當他們接近華沙車站時，他意識到有些不對勁。他本來想去尼古拉耶夫斯基站，那裡有開往莫斯科和俄羅斯中部的火車。這還不行，加米涅夫和越飛尋思，他們開始詢問這個農民的政治立場。“你屬於哪個黨派？”他們問。“俺是社會革命党，同志們。俺們那旮瘩都是社會革命黨。”“左派還是右派？”他們進一步詢問。“左派，同志們，杠杠的左派。”這足以讓俄國和平代表團對他們最新招募的外交人員感到滿意。“你沒有必要回你的村莊了，”他們告訴他。“跟我們一起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與德國人講和。”這個農民起初還不情願，但一旦答應給他一些報酬，他立刻改變了主意。就這樣，羅曼·斯塔什科夫——一位普通村民，作為“俄羅斯農民的全權代表”被正式載入外交史冊。他以其原始的、與拉斯普京一樣的農民就餐方式，在為外交官們準備的豪華宴會上，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他很快就克服了最初不知道該如何使用叉子的尷尬，開始盡情享受起來。當他回到自己的村莊時，他將會有一個多麼精彩的故事要講！他特別喜歡上好的葡萄酒，在第一個晚上，他甚至引起了面無表情的德國服務員的笑聲，當被問及主菜是喜歡紅葡萄酒還是白葡萄酒時，他轉向鄰座恩斯特·馮·霍恩洛赫親王，問道：“哪一種更烈？”

談判的第一項任務——締結一項單獨的停戰協議——相對簡單。三個主要的交戰方都有理由希望實現和平：德國人想向西部轉移兵力，魯登道夫正在那裡急欲最後“奮力一博”；奧地利人想紓解他們疲憊的軍隊和民眾，他們在戰爭的重壓下越來越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同樣，俄國人也想獲得喘息的機會，為他們在西方引發一場和平運動的革命爭取時間。一開始，俄國代表團堅定地堅持全面停戰原則：列寧希望這種立場可以使協約國被其人民拖拽到談判桌上。布爾什維克鼓勵自己的士兵在前線結交朋友，以及談判當地停戰協定的政策也有類似的宣傳目的。這既能削弱舊的（潛在的反革命）俄國指揮官的權威，也是在敵軍中傳播和平主義的一種手段。布爾什維克用德語、匈牙利語、捷克語和羅馬尼亞語出版了大量的反戰宣傳品，在敵後分發。代理總司令杜霍甯將軍是科爾尼洛夫的同情者，他竭力反對這些和平倡議。他甚至拒絕執行布爾什維克戰爭委員克雷連科的命令，即沿著整個前線展開全面停戰的談判。但是杜霍寧，就像整個舊的指揮機構一樣，實際上是沒有權力的。克雷連科解除了他的職務，並親赴最高統帥部接替他。但在他到達莫吉廖夫之前，士兵們已經逮捕了杜霍寧，並殘忍地將其毆打致死。這是他們對科爾尼洛夫從拜霍夫修道院獲釋以及隨後逃往頓河的報復，他們認為這是杜霍寧的命令。一旦克雷連科控制了總參謀部，士兵們就繼續在前線談判他們自己地方的停戰協定；但他們的榜樣未能傳播到歐洲的軍隊，12月2日，由於協約國一如既往地決心繼續戰爭，俄國代表團最終被迫接受在東線單獨停戰一個月的協議。

俄國人更希望能像他們建議的那樣，簽訂六個月的停戰協議。他們的策略是爭取時間，希望和平運動能在西方引發一場革命。這就是他們堅持進行全面和平談判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可以說服盟國按照這些條件參加談判（這一點非常值得懷疑），而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的努力會使談判拖延更長時間，為他們在國際舞臺上進行革命宣傳提供所需的藉口。12月中旬，列寧用托洛茨基取代越飛擔任代表團團長，他承認，在西方國家沒有立即爆發革命的前景的情況下，必須盡可能地延長和談的時間。“要拖延談判，”他在托洛茨基接受任命時說，“必須有一個人做拖延工作。”而托洛茨基當然是不二人選。他憑藉卓越的俄文和德文修辭能力，使外國外交官和將軍們目不暇接，巧妙地將會談的重點從俄國立場薄弱的領土邊界細節問題轉移到他可以與德國人周旋的一般性原則問題上。德皇代表團團長庫爾曼男爵對黑格爾哲學有著典型的德國式弱點，很容易就落入托洛茨基的圈套。兩個人在抽象的外交原則上唇槍舌劍，浪費了好幾天時間。有一次，托洛茨基停止會談，給男爵上了一堂他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初級教育課”。當他們審查條約草案的序言時，他甚至通過反對“締約方希望和平友好”的標準措辭來製造枝節。“不冒昧地話，”他半開玩笑地說，“我建議刪除[關於友誼的]第二句話……這樣的聲明從未體現國家之間真正的關係。”

到12月底，從未熱衷於庫爾曼全面和平談判政策的德國最高統帥部，終於對外交官們失去了耐心。和談在耶誕節期間陷入僵局，因為德國人拒絕將庫爾蘭、立陶宛和波蘭等有爭議的領土歸還俄國，他們在那裡擁有重要的軍事基地。此外，仍然沒有跡象表明，協約國會接受全面和平的想法。魯登道夫和興登堡都確信布爾什維克試圖把談判拖得越久越好，希望能激起一場德國革命（有跡象表明，將在1918年使德國陷入癱瘓的信心危機已經開始萌芽）。他們說服了同樣對庫爾曼不耐煩的德國皇帝，讓他相信有必要對俄國人採取強硬態度，在東部實施單獨和平。他們強調，這樣做的好處是有機會將部隊轉移到西方，魯登道夫相信，只要有足夠的增援部隊，就能在春季打贏這場戰爭，屆時俄國淪為德國的殖民地也將指日可待。

向東擴張——“東進”——長期以來一直是德國世界政治的核心目標。由於沒有一個可以匹敵英國或法國的殖民帝國，德國要想崛起于世界強國之林，需要向俄國尋求所需的資源。對德國的銀行家和工業家來說，廣闊的歐亞大陸就相當於他們自家後院裡的非洲。德國東進野心的實現，取決於削弱俄國的力量，以及瓦解俄羅斯帝國。儘管德皇與羅曼諾夫家族關係密切，但大多數德國領導人都歡迎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他們認為，布爾什維克將把俄國引向毀滅，會允許帝國分裂，並且與德國簽署一份單獨的和平協定。但德國瓜分俄國的政策更依賴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烏克蘭獨立運動開闢了與基輔單獨媾和的前景，並將烏克蘭豐富的資源（尤其是食品、鐵和煤）轉而提供給同盟國的軍隊。自1915年以來，德國人一直在與烏克蘭未來的領導人談判。在和平談判的耶誕節休會期間，拉達的一個代表團抵達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認為，他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屈服于柏林，與政治上屈服於彼得堡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自去年11月底拉達宣佈烏克蘭獨立以來，布爾什維克武裝力量在烏克蘭東部工業城市哈爾科夫（這裡俄羅斯族人占多數）集結，準備（至少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看來是這樣）奪取基輔。同盟國是唯一真正願意支持拉達的力量。他們承認其為烏克蘭合法政府，並且在2月9日，當布爾什維克軍隊——部分是為了回應這一點——佔領基輔時，他們與拉達領導人簽署了一份單獨的條約。該條約實際上將烏克蘭變成德國的保護國，為德國和奧地利佔領烏克蘭開闢了道路，並迫使布爾什維克在僅僅三周後就被迫放棄基輔，向東逃回哈爾科夫。

隨著烏克蘭從俄國獨立，大大加強了德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會談中的地位。烏克蘭被佔領的前景給了他們一個強大的軍事威脅，可以用來向俄國強行實施和平；12月底，與俄國重啟和平談判時，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領土要求，包括將波蘭從俄國分離出去，以及德國吞併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大部分地區。托洛茨基要求休會，並返回俄國首都與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進行磋商。

在1月11日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性會議上，出現了三個明顯的派別。贊成對德國進行革命戰爭的布哈林派是最大的派別，他們在1月8日一次党的領導人特別會議上獲得63票中的32票，並得到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黨委的支持。據說，這是最有可能在西方引發起義的方式，而這才是真正重要的。“我們必須從國際角度來看待社會主義共和國。”布哈林在中央委員會上說，“讓德國人進攻，讓他們再前進一百英里，我們感興趣的是這對國際運動的影響。”托洛茨基派是第二大派別，在1月8日的會議上有16票，他們同樣不願意放棄西方革命的希望（德國和維也納的罷工已經有明顯回升的跡象），但懷疑布哈林所呼籲的農民遊擊隊能否真正抵禦德國的入侵。因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不尋常的“不戰不和”的口號，這基本上是為了爭取時間。蘇維埃代表團將宣佈戰爭結束並退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會談，但拒絕簽署割地求和的恥辱條約。如果德國人入侵，布爾什維克無論如何也無法阻止，那麼至少在世界其他國家看來，這將是對一個和平國家公然的侵略行為。

作為第三派也是最小派的領袖，列寧認為，托洛茨基的口號是“一種國際政治表演”，這無法阻止德國人進攻。如果沒有一支願意戰鬥的軍隊，俄國就沒有能力爭取時間。她別無選擇，只能簽署一份單獨的和平協定，在這種情況下，早簽比晚簽要好。“現在只剩下如何保衛祖國的問題，”列寧用一種對他來說相當新的愛國主義悲愴語調爭辯道。“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可恥的和平，但如果我們捲入戰爭，我們的政府將被掃地出門。”把整個革命的安危置於德國爆發革命的可能性（他自己現在也開始懷疑）上，是沒有意義的。“德國只是剛剛孕育了革命，但我們已經生下了一個完全健康的孩子。”俄國重建和內戰的可能性都要求立即實現和平，或者正如列寧以他一貫的直率坦言：“必須扼殺資產階級，為此我們需要解放雙手。”

在中央委員會中，只有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和另外三人支持他，1月8日，舉行黨委擴大會議，他也只得到15票，列寧不得不與托洛茨基結盟，反對布哈林派。把社會主義的愛沙尼亞輸給德國人，或者被迫在槍口下屈服於德國的要求，他認為這是托洛茨基在國際舞臺上做秀的可能結果，但為了防止他認為是自殺性的革命戰爭政策，這種風險似乎仍然值得付出。托洛茨基惡作劇般“不戰不和”的口號得到了中央委員會的認可，托洛茨基本人接到要求分階段展開談判的命令，被派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托洛茨基又堅持了三個禮拜，而德國最高統帥部變得逾發煩躁。2月9日，事件終於出現轉機，德國皇帝從柏林發來電報，命令庫爾曼將德國的要求作為最後通牒提出。如果第二天還沒有簽署，就下令德國和奧地利的軍隊前進。德皇最終被德國最高統帥部說服，認為和談是浪費時間，俄國人只是利用這些談判在他的部隊中煽動叛亂，而與德皇電報同一天簽署的與拉達的條約，為通過佔領烏克蘭向俄國人強加單獨和平打開了大門。顯然再沒有拖延的餘地了——托洛茨基被迫罷手。第二天，他在會議上大聲宣佈，俄國將“退出戰爭”，但拒絕簽署德國的和平條約。在外交史上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一個國家承認戰敗並宣佈不打算繼續戰鬥，但同時又拒絕接受勝利者提出的結束戰爭的條件。當托洛茨基講完話，外交官們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裡，被這戲劇性的一幕弄得目瞪口呆。然後，沉默終於被馬克斯·馮·霍夫曼將軍憤怒的喊聲打破了：“Unerhört！”（德語，混帳）

一旦最初的震驚過去，德國最高統帥部立刻明白，托洛茨基的虛張聲勢只是煙霧彈。由於沒有簽署和平條約，德國仍在與俄國交戰，停戰談判已經結束，現在德國入侵俄國的道路是開放的。儘管庫爾曼本人對柏林發生革命的擔憂與日俱增，但迫于魯登道夫的壓力，他不得不於2月16日宣佈，德國將於2月18日恢復對俄國的敵對行動。反觀斯莫爾尼，17日，中央委員會驚慌失措地召開會議。列寧要求立即接受德國的條約，但以6票對5票被否決。會議最終採納托洛茨基的策略——等待德國人發動進攻，然後再簽署和約，絕望地希望他們的軍隊攻擊毫無防備的俄國人民的景象最終會激發德國工人階級的反抗精神。

果然，18日，德國軍隊向前推進。不費一槍一彈就佔領德文斯克和盧茨克。最後剩下的俄國軍隊完全作鳥獸散——他們對革命戰爭的號召漠不關心——到第五天結束時，霍夫曼的部隊已經前進了150英里。這相當於整個德國軍隊在前三年戰鬥中推進路程的總合。“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滑稽的戰爭，”霍夫曼在日記中寫道。“它幾乎完全是在火車和汽車上進行的。我們把幾個帶著機槍和一門炮的步兵放在火車上，把他們拉到下一個車站；他們奪取車站，俘虜布爾什維克，再帶上幾個士兵，然後繼續前進。不管怎麼說，整個過程真叫人大開眼界。”

隨著德軍進攻的消息傳來，2月18日，中央委員會召開了兩次緊急會議。列寧大發雷霆。由於拒絕簽署德國條約，他在中央委員會中的反對者只不過讓敵人長驅直入。列寧顯然擔心德國人即將佔領彼得格勒，推翻布爾什維克的統治——這就需要立即發出一封接受和平的電報。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議推遲此事時，列寧在旁邊怒不可遏。但他仍然缺乏足夠的票數來執行他的政策，在上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他的政策以7票對6票被否決。面對失敗，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似乎處於一個致命的分裂邊緣。但在下午，隨著德國進軍烏克蘭的謠言傳來，托洛茨基轉而支持列寧的觀點。在中央委員會的晚間會議上，他提議要求德國人重申他們的條件。列寧正確地看到，這是一個愚蠢的遊戲。現在發表外交照會已經太遲了，無論如何，德國人很快就會把這些照會當作爭取時間的伎倆而不予理睬；只有堅決接受和平條件才足以阻止他們前進。又經過三個小時的激烈辯論，對列寧提議立即向德國人提出和平建議進行了決定性表決。該提案以7票對5票的最微弱優勢獲得通過，在最後一刻，托洛茨基倒向了列寧那邊。雖然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幕後發生了什麼，但托洛茨基關鍵性轉變似乎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黨內出現致命的分裂。如果托洛茨基與布哈林一起反對和平，那麼列寧很可能會像他威脅的那樣，辭去中央委員的職務，並爭取布爾什維克普通黨員的支持。這樣一來，該党必然分裂，而作為反對和平派的領導人，托洛茨基也會因此變得更加軟弱。倘若沒有列寧的支持，托洛茨基在黨內高層的地位將無足輕重——後來的事件證明了這一點。

午夜時分，在中央委員會進行決定性投票之後，列寧親自向柏林發出電報，表示接受德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提出的和平條件。然而，接下來幾天，敵人的軍隊繼續挺進俄國和烏克蘭，而沒有對列寧的電報做出回應。似乎很清楚，德國人已經決定佔領彼得格勒並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列寧現在決定戰鬥——徹底扭轉他先前的立場——並號召志願者。他們向盟國尋求奧援，盟國更關心的是如何讓俄國繼續參戰，而不是其政府的性質，他們很快就提出了軍事援助的建議。【2】在列寧的命令下，布爾什維克準備將首都撤離到莫斯科，這使彼得格勒陷入恐慌。火車站擠滿了試圖逃跑的人，而每天都有數千人步行離開。法律和秩序完全崩潰了，匪徒洗劫了被遺棄的商店和房屋，面對工廠的疏散，憤怒的工人試圖通過偷竊工廠倉庫來彌補拖欠數周的工資。正是在這個時候，隨著首都陷入無政府狀態，列寧發佈了他的《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法令，該法令對紅色恐怖起了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2月22日，中央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討論接受盟國軍事援助問題。在托洛茨基和列寧（缺席）的支持下，贊成這樣做的動議獲得了通過——不過只是通過，因為布哈林和其他主張革命戰爭的人都激烈反對從帝國主義列強那裡接受援助。投票結束後，布哈林威脅說要從中央委員會辭職以示抗議。他向托洛茨基抱怨道：“我們正在把黨變成一個糞坑”，然後放聲大哭。

事後證明，盟國援助問題無關緊要。2月23日，德國人終於宣佈了和平的最終條件。柏林現在要求得到其軍隊在戰爭期間佔領的全部領土，包括他們在過去五天內奪取的領土。這實際上意味著，德國要吞併烏克蘭和波羅的海的大部分地區。中央委員會立即重新召開會議。列寧威脅說，如果不接受和平條款，他就辭職。新條款雖然嚴厲，但至少讓布爾什維克保持權力。“這是一個問題”，列寧警告說，“是現在簽署和平協定，還是三周後簽署蘇維埃政府的死刑判決。”托洛茨基對此並不完全相信，但他知道，假如列寧辭職，一個分裂的政黨是不可能打一場革命戰爭的，因此他在對列寧提案的決定性投票中投了棄權票，該提議以7票贊成、4票反對、4票棄權終獲通過。只有布哈林一派，用洛莫夫的話說，準備“在沒有伊裡奇[列寧]的情況下奪取政權，到前線去戰鬥”，他們一直反對到最後，並辭去了中央委員會的職務，以便在黨內和全國範圍開展反對和平的運動。當晚晚些時候，列寧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提交了和平提案，並以116票對85票正式通過。在整個演講過程中，列寧受到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他自己黨內的許多左派人士的嘲諷，他們喊著“叛徒！”、“猶大！”。第二天淩晨，他向柏林發出了一份無條件接受德國條款的通知。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最終於3月3日簽署。沒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願意前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這份被整個俄羅斯視為“可恥的和平”的協定上簽字。越飛斷然拒絕。

托洛茨基辭去了外交委員的職務，他愛惜羽翼，遠離是非之地；索科利尼科夫提名季諾維也夫，季諾維也夫又提名索科利尼科夫。最後，代表團不得不由党的次要領導人組成，包括契切林，他是一位貴族和著名的沙皇外交官的孫子，接替托洛茨基擔任外交委員。

根據和約規定，俄國被迫放棄其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領土。波蘭、庫爾蘭、芬蘭、愛沙尼亞和立陶宛都在德國保護下獲得了名義上的獨立。蘇維埃軍隊必須從烏克蘭撤離。總之，據計算，蘇維埃共和國失去了34%的人口（總計5,500萬人）、32%的農業用地、54%的工業企業和89%的煤礦。作為一個歐洲大國，俄羅斯在經濟和領土方面的地位已降至17世紀莫斯科公國的水準。

該和約的直接後果是，德國得以暢通無阻地在東部推動其爭霸世界的帝國野心。烏克蘭立即被50萬德國和奧地利軍隊佔領。總的來說，佔領者受到了城市資產階級的歡迎，其中大多數是早就厭倦了拉達政府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政策的俄羅斯人。他們期待著城市由“有秩序的德國人”來管理。但在農村，軍隊正在為饑餓的奧地利公民無情地徵用食物，烏克蘭農民對德國人的到來表示強烈反對。一開始，收集糧食的責任被交給了拉達。每天要運送300輛卡車的糧食——這是根據2月9日的和平條約商定的對柏林的一種貢品，以換取德國軍隊保護獨立的烏克蘭免受俄羅斯的侵犯。1917年時，烏克蘭農民普遍支持拉達黨；但他們的民族主義並不包括向外國出口烏克蘭的糧食。他們逐漸減少播種，並把穀物藏起來，不讓拉達特工發現。由於拉達無力支付這筆貢品，德國軍隊就自行進入村莊收集糧食。他們明目張膽地大肆搜刮，從許多農民的農場裡拿走了至關重要的糧食和種子儲備，並在未經拉達批准的情況下，在他們的軍事法庭上懲罰那些拒絕繳納徵稅的農民。數百萬英畝未播種的農民土地被交還給前地主，以懲罰農民的破壞分子。其結果是爆發新一波農民起義和遊擊戰爭，旨在反抗德國的強征暴斂：橋樑和鐵路線被破壞，德國部隊在樹林中遭到伏擊。烏克蘭農村陷入混亂。這些農民活動大多是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織——包括俄國人和烏克蘭人（他們很快就脫離烏克蘭社會革命党，成立了社會革命戰士党）。但德國人指責拉達未能控制局勢。4月底，在一場由同樣反對這些農民戰爭的俄羅斯化地主支持的政變中，他們逮捕了拉達政府，並在帕維爾·斯柯洛帕茨基的領導下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權。帕維爾·斯柯洛帕茨基是第一批烏克蘭化軍團中的一名將軍，也是烏克蘭最富有的地主之一，曾是尼古拉二世的副官。現在，他要為烏克蘭在柏林的新主人面前扮演一個同樣奴顏婢膝的角色。

該和約保障德國經濟利益在俄國境內的特權地位。德國財產免於國有化——即使是1914年後被沒收的土地和企業也可以由其德國所有者收回。和約還規定，德國人可以購買俄羅斯的資產，免受布爾什維克國有化法令的限制。數以百計的俄羅斯企業以這種方式被賣給了德國人，從而使他們在私營部門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在普通俄羅斯人的心目中，“德國人”和“商人”這兩個詞一直是聯繫在一起的（並與“叛徒”相混淆），現在這幾乎淪為活生生的現實。

長期以來，俄羅斯愛國者一直被斯拉夫人受日爾曼人經濟支配的想法所困擾，對他們來說，《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是一場民族大災難。當時住在秋明的李沃夫親王幾乎要自殺，據他的姑媽說，他好幾天都不願下床。布魯西洛夫將軍是泛斯拉夫事業堅定的支持者，他被這個消息弄得非常沮喪。這不符合這位偉大的樂觀主義者的性格，即使在戰爭最黑暗的時刻，他也總能夠保持精神振奮。他的腿打著石膏，尚未從莫斯科戰鬥中造成的傷口康復，他在床上躺了好幾天，哀歎俄羅斯的毀滅。他的妻子後來聲稱，他在宗教中找到了慰藉：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上帝填補了失去祖國的空間。這也使他更能接受他現在所看到的“俄羅斯悲慘的命運”。他當然不願意加入反對和約的內戰，儘管契卡不理解為什麼這樣一個貴族沒有加入白軍，後來又以為他這樣做了為由把他關進監獄。布魯西洛夫拒絕拿起武器反對蘇維埃政權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正如他在給他兄弟的一封信中所說，“人民已經決定了俄羅斯的命運”。儘管布魯西洛夫的心毫無疑問是與白軍在一起的，但他非常清楚，他們的事業註定要失敗，因為他們支持恢復戰爭。如果說布魯西洛夫從1917年的經驗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俄羅斯人民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所有關於保衛俄羅斯母親及其邊界的愛國黨派的言論對他們來說都是胡說八道。

反對該和約的不僅限於反蘇維埃人士。布哈林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因為拒絕接受“可恥的和平”而走到了一起，並在蘇維埃行政機構中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從蘇維埃人民委員會辭職以示抗議，後來更採取恐怖措施，包括暗殺德國大使，徒勞地希望破壞和約，重啟革命戰爭。布哈林派的出現，即以《共產黨人》雜誌為中心的左派共產黨人的出現，使布爾什維克黨一分為二。許多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即使不是布哈林本人，把他們對革命戰爭的支持與他們反對列寧在春季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綱領，呼籲與資產階級和解聯繫在一起。他們抗議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中出現任何動搖的想法——無論是以與國外帝國主義締結和平的方式，還是以與國內資本家退讓妥協的方式。他們把革命視為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國際十字軍運動，與列寧不同，他們相信，在一個真正民主和分權的蘇維埃政權體制內，必將激發農民和工人的力量，把這場革命進行到底。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的鐘聲標誌著列寧革命的完成：這是十月革命的最高點。在爭取和約的鬥爭中，就像在爭取權力的鬥爭中一樣，列寧總是毫不妥協。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革命，他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不懼任何犧牲。由於他的強硬態度，布爾什維克被孤立於其他革命政黨之外，並在幾個重大問題上造成了分裂。奪取政權、關閉立憲會議和簽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所有這些都是在列寧的鼓動下進行的——使國家越來越深地陷入內戰。俄羅斯本身已不再是世界上的一個大國。它被迫從歐洲大陸撤退，自相殘殺，墮入萬劫不復的東方煉獄。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之後，革命之火向西方蔓延的前景黯淡了。列寧對此心知肚明，他所有關於“德國不可避免的革命”可以抵消和約損失的言論，不過是為了黨的士氣和宣傳而信口雌黃。誠然，在1919年和1920年期間，列寧曾醉心通過共產國際輸出共產主義的想法；但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從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來看，“永久革命”已經結束，這一點，用列寧的名言來說，即政權的目標將僅限於“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

首都遷往莫斯科象徵著俄國與西方漸行漸遠。彼得堡一直是一座歐洲城市，是“俄羅斯通往西方的視窗”；相比之下，莫斯科則是其血脈中亞洲傳統永恆的城堡。被囚禁的沙皇無疑會覺得此舉有些諷刺，因為他一直更喜歡舊首都勝過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向東撤退，進入莫斯科公國的中心地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和約批准後德國繼續推進而迫使他們這樣做的。3月2日，德國飛機在彼得格勒投下炸彈。列寧確信德國人正計畫佔領這座城市，消滅布爾什維克。再一次，向盟軍請求援助——加米涅夫被派往倫敦，英國軍隊在摩爾曼斯克登陸——而布爾什維克則逃往莫斯科。

列寧和托洛茨基很快就搬進了沙皇在克里姆林宮的舊宅。每天，他們的汽車都要駛過斯巴斯克塔樓上的音樂鐘進入克里姆林宮，該鐘經過重建，鐘聲響起《國際歌》的旋律，而不是《天祐沙皇》。一開始，沙皇以前的僕人大多數都被保留了下來。其中一位年邁的斯圖皮辛曾親自服務過好幾任皇帝，他很快成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貼身侍從，毫無疑問，正如托洛茨基後來寫的那樣，他觀察到“我們欣賞秩序，珍視他的照顧”。吃飯時，這個整潔的小男人會“像影子一樣在椅子後面移動”，默默地把盤子轉來轉去，讓盤子邊緣的雙頭鷹正面朝上。托洛茨基認為克里姆林宮“有著中世紀的城牆和無數鍍金的圓頂，作為革命專政的堡壘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悖論”。但事實上，這是一座非常合適的建築，甚至是象徵性建築，並不僅僅因為布爾什維克表現得像俄國的新“沙皇”。而是他們現在所建立的內戰政權，在很多方面都在把俄羅斯帶回到古老的沙皇俄國時代。

【1】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蘇聯的反核宣傳得到了西方反核運動的讚揚，是這種“示範性外交”的最後一個，也是在某些程度上最為成功的案例。

【2】協約國拒絕從戰爭以外的角度來看待俄國局勢，這無疑有助於布爾什維克在這個關鍵時刻繼續執政。法國政府決定向布爾什維克提供軍事援助的同時，也取消了對為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而組建的志願軍的支持。各協約國政府都對俄國的真實情況知之甚少，對革命的俄羅斯重新加入戰爭寄予了太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