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1章第Ⅱ節：斯莫爾尼專政

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五天后，新任社會福利人民委員亞歷山卓·柯倫泰驅車來到喀山街一座大型政府大樓門口。這裡是原臨時政府社會福利部所在地，她現在要接管它。一位穿制服的老門衛打開門，從頭到腳打量柯倫泰。此前在俄羅斯，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被任命為部長，而現在，當他看著她時，可能會認為不過是又一個尋求政府救濟的、貧窮的戰爭寡婦。柯倫泰要求見大樓裡級別最高的官員，但老人回答說，今天的探視時間已經結束了。當她宣佈自己是人民委員並要求讓她進入時，他只是回答，接待上訪者的時間在一點到三點之間，而現在已經5點了。柯倫泰試圖強行闖入，但門衛擋住了她的去路，當著她的面關上大門。

對於新政權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的開端。為了抗議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社會福利部的雇員參加了公務員總罷工。第二天早上，當柯倫泰帶著一小隊士兵回來接管大樓時，發現這裡人去樓空。幾乎所有的官員都參加了反布爾什維克的罷工，只留下看門人、清潔工和送信的男孩，他們負擔不起罷工的損失，照常上班。由於試圖在這棟空置的大樓裡開展工作毫無意義，柯倫泰返回斯莫爾尼宮，在那裡的一個小房間裡設立了辦公室。喀山街的老門衛將前來懇求援助的衣衫襤褸的兒童和寡婦、難民以及破產的農民轉送到布爾什維克總部。

新政權在成立的最初幾周步履維艱，所有主要部委和政府組織、銀行、郵電局、鐵路管理局、市政機構、法院、學校、大學和其他重要單位都發生了類似的罷工和破壞活動。儘管這些公職人員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布爾什維克政權是非法的，必須予以反對。當托洛茨基抵達外交部並在官員會議上介紹自己是他們的新部長時，迎接他的是冷嘲熱諷的譏笑聲；當他命令他們回去工作時，他們離開大樓以示抗議。在管理國家糧食供應的阿尼奇科夫宮，公務員們清空了全部的辦公傢俱，把帳簿鎖在宮殿的保險櫃裡。在郵電局，他們帶走了所有的通訊錄和成堆的空白電報（其中一些人後來在上面寫回憶錄）。醫療部門的罷工官員甚至拔掉了所有鋼筆上的筆尖。

國家銀行和財政部拒絕滿足新政府的現金需求是最嚴重的威脅。沒有錢來支付其支持者，布爾什維克政權就不可能長久存在下去。人民委員會曾多次要求轉帳1,000萬盧布，但每一次都被銀行官員以非法為名拒絕。11月7日，新任財政委員明仁斯基帶領一支水兵小分隊出現在國家銀行，要求拿到錢；儘管面臨武裝威脅、解雇和最後通牒，但銀行家們立場堅定，仍然繼續罷工。十天后，布爾什維克終於奪取了銀行的控制權，用槍指著銀行員工，逼迫他們打開金庫。五百萬盧布被取出來，裝在一個天鵝絨袋子裡送到斯莫爾尼，放在了列寧的桌子上。整個行動就像搶劫銀行一般。布爾什維克現在接管了國家銀行，使他們能夠自由地把手伸向國家金庫；然而，他們誰也不知道如此龐大的銀行是怎樣運作的。“我們當中有些人從書本和手冊上瞭解銀行系統，”一位元新主管回憶道，“但我們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俄羅斯國家銀行的技術程式。我們走進這家銀行巨大的走廊，仿佛進入一片原始森林。”

對他們的反對者來說，這些最初控制國家基本制度的笨拙努力象徵著布爾什維克的根本弱點。很少有人相信新政權能夠維持多久。“一小時的哈裡發”是許多媒體的評價。社會革命党領導人戈茨預測布爾什維克“不會超過幾天”；高爾基只給他們兩周的時間；策列鐵裡認為最多持續三周；而納博科夫拒絕“相信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力量一分鐘，期待它早日滅亡”。許多不那麼樂觀的布爾什維克人也不比他們樂觀。“局勢瞬息萬變，”10月29日，盧那察爾斯基寫信給妻子道，“以至於每當我寫完一封信，我都不知道這是否會是我的最後一封信。我隨時可能被關進監獄。”

除了公務員的反對，以及布爾什維克自身缺乏管理複雜國家機器的技術專長，還有更多跡象似乎預示著他們即將垮臺。布爾什維克沒有辦法養活城市，也沒有能力阻止經濟崩潰。他們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相隔絕，而農民在即將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中幾乎肯定會投票反對他們。就像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樣，彼得格勒看起來就象茫茫的綠色海洋中一個小小的紅色島嶼。布爾什維克還不得不面對西方列強和其他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的責難。在秋冬季節，高爾基的報紙《新生活報》是反對派最出言不遜、最直言不諱的喉舌，它沒有像大多數反對派報紙那樣淪為布爾什維克審查機構的犧牲品，充分證明了列寧作為一名政治家的才能。高爾基在自己的專欄《不合時宜的想法》中火力全開，猛烈抨擊“新專制主義”，肯定使列寧對這位作家的寵愛變得岌岌可危。高爾基自己也常常對該報沒有被關閉表示驚訝。“列寧和托洛茨基”，他早在11月7日就警告說，“對自由和人權的含義一無所知。他們已經被權力的骯髒毒液所腐蝕，這一點從他們對言論自由、個人自由以及民主為之奮鬥的所有其他公民自由的可恥態度中可以看出。”

儘管布爾什維克看似命懸一線，但在新政權成立後的頭三個月裡，他們還是成功地鞏固了自己的獨裁統治。到1918年1月，當民主反對派寄予全部希望的立憲會議召開時，已經因為一黨制國家的崛起和地方蘇維埃統治在各省的擴張而變得無能為力。布爾什維克是怎麼做到的？在這個危機關頭，當他們力量最薄弱的時候，卻沒有遭遇到重大的軍事反擊，無疑有助於解釋他們的成功。內戰中叱吒風雲的白軍尚未形成，主要的反布爾什維克力量是在帝國邊緣參與局部戰爭的小型哥薩克軍隊。俄國中部的反布爾什維克力量幾乎不存在。最有可能成為這股力量領導者的社會革命党和立憲民主黨，對政權即將崩潰深信不疑，以至於他們忽略了組織起來反對它。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地認為，這個政權會因自己內部的弱點而垮臺，所以沒有人採取任何措施來推動這一目標。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的頭幾天，社會革命党人成立了“拯救俄羅斯和革命委員會”，該委員會並沒有獲得真正力量的支持；而在舊的最高統帥部建立一個由切爾諾夫領導的、與之對立的社會主義政府的計畫，則從未付諸實施。

反觀布爾什維克，其成功的關鍵即在於國家建設和破壞的雙重過程。一方面，在國家的最高層，他們試圖將所有權力集中在黨的手中，並通過使用恐怖手段，消滅一切政治反對派。另一方面，在基層，他們鼓勵摧毀舊的國家等級制度，把所有權力交給當地的蘇維埃、工廠組織、士兵委員會和其他分散的階級統治形式。這樣造成的權力真空將有助於破壞中央的民主制度，而群眾本身也會因為在自己的地方環境中對他們的舊階級或民族敵人行使權力而被中立化。當然，這並沒有一個總體規劃——全部都是即興發揮，就像革命一樣；然而，列寧至少對大方向有一種本能的直覺，即他自己所謂的“革命辯證法”，在許多方面，這正是他政治天賦的精髓所在。蘇維埃在農村的地方統治，實際上是村民大會不受約束的行使自治和瓜分貴族土地的權力，這將削弱立憲會議在農民心目中的重要性，從而動搖社會革命黨人的政治根基。通過工廠委員會行使“工人控制”，將有助於拆除舊的工業基礎設施——布爾什維克稱之為“資本主義制度”——同時把工業危機的責任轉稼給工人自己。布爾什維克鼓勵士兵權力和地方和平倡議在前線的擴散，將會破壞舊軍隊指揮官動員部隊反對新政權和重新開始戰爭的計畫。最後，布爾什維克此時也支援邊疆民族地區脫離俄羅斯帝國，這將促進舊帝國的分裂，按照列寧的說法，加速封建關係的消亡。【1】

毫無疑問，列寧將所有這些運動視為粉碎舊政治體制的手段，從而為建立自己政黨的獨裁統治掃清道路。當然，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只有實際發生了什麼的證據，以及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他以前的想法和行動的幾乎所有其他證據。很難接受一些左派歷史學家提出的觀點，即列寧本質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鼓勵所有這些地方化的權力形式，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分權制國家，正如《國家與革命》中所闡述的那樣；只是後來這個計畫被內戰的集權要求打亂了方向。列寧的革命國家觀在本質上始終是中央集權主義的。他只是利用這些地方主義運動的力量來砸爛舊制度，以及1917年脆弱的民主，同時時刻準備反過來把這些運動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進行清算。雖然他支持農民奪取鄉紳地產的運動，但他最終的目的是用集體化農場取代農民的小農耕作方式。雖然他支持“工人控制”的呼籲，但他毫無疑問知道這樣做將導致混亂，從而更有必要回歸黨控制下的集中管理制度。雖然他支持士兵的權力，因為它摧毀了舊的帝國軍隊，但可以說，他一直打算按照正規路線組建紅軍。雖然他鼓勵各種民族獨立運動，但他的最終目標是要徹底廢除民族國家。無論做什麼，列寧的最終目的都是追求權力。對他來說，權力不是一種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借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他不是為了維護革命而建立獨裁政權；他是為了建立獨裁政權而進行革命。

布爾什維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牢固的行政控制。他們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才瓦解公務員隊伍的抵抗。罷工領導人和一些高級公務員被逮捕；政治委員被任命來監督官僚機構；願意為布爾什維克統治者服務的下級官員被提升到高級職位。總的來說，1918年的大多數公務員在1917年之前就已經是公務員，特別是在官僚機構的上層。但是，在舊公務員體系不受信任的地方（最明顯的是外交部），通常會進行徹底的清洗。這確立了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將在蘇維埃國家建設的早期階段不斷重複。這是布爾什維克對忠誠度的要求與黨內日益壯大的普通黨員的野心之間的權衡之計。其結果之一是把三流的黨棍、腐敗的機會主義者和半文盲分子從下級階層提拔到實權的位置上。蘇維埃官僚機構的這種低文化水準將成為十月革命一份永恆的遺產，後來一直困擾著布爾什維克領導人。

由於公務員罷工，使得不可能建立一個內閣統治體系，因此革命軍事委員會繼續作為有效政府運作，直至11月中旬。屆時大多數人民委員已經取得了對各自部委足夠的控制權，可以將行政權力移交給人民委員會。但人民委員會並非一個普通的內閣政府。首先，黨和政府之間的利益沒有明確的劃分。列寧在斯莫爾尼宮的布爾什維克總部主持召開人民委員會會議，交替討論黨和政府的事務；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以蘇維埃法令的形式執行。人民委員會早期所有工作都呈現出一種倉促的急就章。它的會議沒有正式議程，全部都被當作“緊急事務”處理，由列寧起草適當的決議，並在時機成熟時向會議宣佈。這些決議通常不經討論就獲通過，因為很少有人敢質疑列寧的判斷。

據許多觀察家說，這些會議上有一種密謀的氣氛。布爾什維克似乎在心理上無法從一個地下鬥爭組織過渡到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政府政黨。他們不能把自己的皮夾克換成部長的西裝。西蒙·利伯曼有時會旁聽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他回憶道：

儘管一位熱心的秘書施展混身解數，使每次會議都具有內閣會議的莊嚴性，但我們還是不禁感到，我們在這裡，參加的是又一個地下革命委員會的會議！多年來，我們一直隸屬於形形色色的地下組織。這一切都顯得那麼熟悉。許多政委仍然穿著他們的大衣或風衣坐著；最多的還是教人不寒而慄的皮夾克。

布爾什維克從未能成功地完全擺脫他們的地下習性。即使到了1921年，列寧給人的印象仍然是一個政黨陰謀家，而非一個政治家。這當然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人們可以稱之為雅各賓綜合症——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革命國家延續暴力和恐怖的傾向。但布爾什維克比雅各賓派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是20世紀第一個通過宣傳和採用軍事符號和標誌來美化其暴力歷史的獨裁政權（之後是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和卡斯楚的獨裁政權）。仿佛這種對暴力的崇拜是布爾什維克自我形象的核心，本身就是一種目標，而非手段。

正如黨取代了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一樣，人民委員會也取代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工作。雖然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是以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名義進行的，但列寧並不打算通過代表大會或其常設執行機構進行統治。他不相信議會主權原則，即使至少從技術上講，該議會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占多數的蘇維埃議會。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星期，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人民委員會而言相當於一個真正的權力制衡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圍繞著高爾基的“《新生活報》派”的一小群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組成一個聲勢浩大的反對派，如果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的溫和派攜手，幾乎可以推翻列寧主義的多數派。11月中旬，當農民蘇維埃的領導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左派農民蘇維埃領導人加入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後，【2】這個反對派的潛在力量甚至進一步增強了。11月24日，它實際上以多1票的優勢通過了對8天前布爾什維克關閉彼得格勒市杜馬的譴責動議，但在重新計票時，該決定被推翻。

然而，與農民蘇維埃的合併也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作為立法機構消亡（這幾乎可以肯定是列寧的意圖）的一個關鍵轉捩點。在108名農民代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100名來自陸軍和海軍的革命組織的代表，其中一半來自工會。這使委員會的規模擴大了兩倍多，達到了366名成員，這對於一個有效的執行機構來說人數太多了。因此，決策的責任被轉移到了人民委員會。從11月中旬開始，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開始減少會議次數（每週一到兩次），而人民委員會的會議變得更加頻繁（每天一到兩次）。隨著人民委員會開始以法令形式進行統治，提交給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立法法案數量也急劇減少。11月4日，人民委員會宣佈自己有權在未經蘇維埃批准的情況下通過緊急立法——這顯然違反了蘇維埃權力的原則。布爾什維克的溫和派與反對派一起投票反對該法令，但該法令仍然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以兩票的優勢通過。加米涅夫辭去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加入反對派陣營，共同捍衛蘇維埃的主權。但列寧派繼續推動。接替加米涅夫的斯維爾德洛夫是黨的專政的熱心擁護者，他忠實地執行列寧的指示，通過人民委員會集權來實現布爾什維克專政。11月17日，他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憲法指示書》：正式重申了人民委員會對蘇維埃負責，必須將其所有立法法案提交蘇維埃批准，但沒有具體規定何時必須這樣做。換句話說，人民委員會可以在未經蘇維埃事先批准的情況下發佈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法令，這種做法越來越成其為慣例。12月12日，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舉行了兩周來的首次會議：在休會期間，人民委員會開始與同盟國進行和平談判，向烏克蘭宣戰，並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實行戒嚴。正如蘇哈諾夫抗議的那樣，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在未經蘇維埃討論的情況下實施的。布爾什維克據以主張其統治權的蘇維埃政權原則已經被埋葬；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徹底淪為“一個可憐的革命議會的模仿品”。

從新政權建立的第一天起，布爾什維克就把所有反對十月奪取政權的政黨當作“反革命”來消滅。10月27日，人民委員會取締了反對派的報紙。這一禁令激起了公憤。11月4日，布爾什維克的溫和派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投票反對該禁令；當天，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有五人辭職，隨後人民委員也有同樣數量的人辭職，部分原因也是為了抗議這項禁令；而印刷工會威脅說，如果不恢復新聞自由，就將舉行全國性罷工。但這些都不足以阻止革命軍事委員會派出布爾什維克小隊去搗毀許多反對派的印刷機器，沒收它們的新聞紙並逮捕其編輯。大多數反對派報紙被迫轉入地下，很快就以稍加改動的名稱重新出現。第二天，社會革命黨報紙《人民意志報》就以《意志報》的名義再次發行，後來又改成《人民報》。社會主義報紙《日》以“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夜晚、午夜”等名字出版。

反對黨把立憲會議當作實現政治上自我救贖的最後一根稻草。這確確實實才是真正的民主之聲。它代表了每個公民，不分階級，而蘇維埃只代表工人、農民和士兵。反對派認為，立憲會議必然會被承認為這片土地上最高的主權力量：甚至連布爾什維克也不敢挑戰這一點。事實上，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對立憲會議的政策上存在分歧，儘管我們對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內部辯論還不夠瞭解。列寧一直蔑視投票箱，早在《四月提綱》中就明確表示，他認為蘇維埃政權是一種比立憲會議更高級的民主形式。既然蘇維埃中沒有“資產階級”的位置，那麼在列寧看來，革命中也沒有他們的立錐之地。但是，人們一直就臨時政府如何計畫不召開立憲會議，以及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領導國家走向立憲會議爭論不休，而奪取政權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確保立憲會議的召開。布爾什維克不能食言，否則顏面無光。另外，黨內的溫和派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對立憲會議做出了原則性保證。例如，加米涅夫就一貫主張布爾什維克應該在立憲會議內爭取權力，他和一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樣，甚至贊成把地方層面的蘇維埃政權與作為國家主權議會的立憲會議相結合的建議。

有鑑於此，列寧別無選擇，只能允許選舉繼續進行。投票從11月12日開始，持續了兩個禮拜，因為俄國幅員遼闊，必須錯開選舉。競選活動異常激烈，有時甚至演變成暴力，投票率也極高。大多數人都知道，這實際上是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一次全國性公投。社會革命党獲得了1600萬張選票（占總數的38%），其中大部分來自於中部農業區和西伯利亞的農民。但選票並沒有區分支持布爾什維克奪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和不支持布爾什維克奪權的右派社會革命黨。黨內分裂是最近才發生的，而選票已經印好，除了一兩個地方外，無法重新修改。因此，暫時還不清楚，在社會革命黨的選票中，有多少是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儘管這是整個選舉最關鍵的問題。唯一可以相對肯定的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主要支持者是年輕的農民士兵，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主要支持者是村裡的年長農民。根據這方面最權威的奧利弗·拉基的說法，農民在兩黨之間大致平均分成兩派，不過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可能在選舉中稍占上風，他們保留了大部分省級黨組織，為競選做了更充分的準備。農民傳統的投票習慣，即整個村委會決定把票投給同一個政黨，肯定有利於右派社會革命黨，因為大多數村裡的長老都傾向于他們。但是，即使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確實獲得了大部分農民的選票，他們在議會中仍然未能佔據絕對多數。只有孟什維克（贏得3%的選票）、立憲民主黨（5%）和烏克蘭社會革命黨（12%）的支持才能做到這一點，可由於俄羅斯社會革命黨和烏克蘭社會革命黨在民族獨立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甚至連這一點都值得懷疑。

儘管如此，選舉結果對於政府聲稱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的說法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布爾什維克只贏得了1,000萬張選票（占總數的24%），其中大部分來自北方工業地區的士兵和工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他們贏得了絕對多數；但在南部農業地區，他們的組織極為薄弱，幾乎沒有拿到任何選票。布爾什維克當即宣佈選舉結果不公平：在俄國這樣一個領土廣袤、貧窮落後的國家，各地關於選舉舞弊的報告必然時有發生，並被嚴格地收集起來，作為需要重新選舉的證據。與此同時，他們加強了對會議支持者的恐嚇和威脅。11月20日，就在距立憲會議召開還剩八天時，會議開幕式被人民委員會無限期推遲了。第二天，人民委員會頒佈了一項法令，規定選民有權罷免包括立憲會議在內所有代表機構的代表，只要能夠得到該選區內超過半數選民的支援。這實際上意味著，布爾什維克積極分子有權通過在工廠和軍隊中鼓動支持來扭轉民主選舉的結果。此舉顯然是針對立憲民主黨的，他們通過集結中間偏右的選票在城市中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績。托洛茨基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為該法案辯護說，如果立憲會議反對蘇維埃的權力原則，那麼立憲會議將被徹底關閉，而該法案可謂一種“無痛”的替代方案。這是一個赤裸裸的威脅，布爾什維克不會容忍一個敵對的議會。“如果立憲民主黨獲得多數，”他警告說，“那麼立憲會議當然就不會被賦予權力。”為了提醒人們注意這一威脅，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1月23日闖入塔夫利宮，逮捕了選舉委員會的三名成員。他們在斯莫爾尼宮被關押和審訊了6天，然後遭解職，由布爾什維克的烏裡茨基取而代之。

反對黨對這些恐嚇行為憤憤不平。看起來布爾什維克正在逐漸形成這樣一種趨勢：鑒於其政黨在選舉中的糟糕表現，會議要麼推遲到遙遠的將來，要麼徹底關閉。他們立刻成立了一個保衛立憲會議聯盟，並號召他們的支持者于11月28日到塔夫利宮前示威，以迫使議會開幕。當天有很多人參加，儘管遠不及一些反對派報紙聲稱的20萬之眾：該數字的四分之一是比較合理的估計，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官員和罷工的公務員，儘管也有一些工人，如印刷工人和技術工人。在堅韌不拔的彼得格勒市長施雷德的帶領下，45名立憲會議代表強行穿過布爾什維克的糾察隊——拉脫維亞步槍隊，進入宮殿，開始了會議第一項議程——選舉主席團。他們當然知道，自己缺乏400名代表的法定人數，但這至少是一種象徵性姿態。次日，他們發現塔夫利宮被軍隊包圍了。群眾被拒之門外，儘管代表們再次被允許進入，但他們很快就被勒令離開。

這次示威立即被定性為立憲民主黨組織的“反革命”活動。立憲民主黨被宣佈為非法，並按照雅各賓派的傳統，斥責為“人民公敵”。該党的幾十名領導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好幾名立憲會議代表——辛加列夫、科科什金、多爾戈魯科夫、帕尼娜、阿斯特羅夫和羅季切夫。革命司法不承認議會的豁免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帶到彼得保羅要塞，在那裡被關押了三個月，條件尚算可以（多爾戈魯科夫終於可以擺脫電話騷擾，靜下心來惡補閱讀），不過科科什金和辛加列夫都生病了，前者是肺結核，不得不轉移到監獄醫院（後來他們在那裡被一群布爾什維克水兵殘忍地殺害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反對逮捕，稱其為恐怖行為，而高爾基則譴責這是“民主的恥辱”。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顯然有意清除作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有組織力量”的立憲民主黨。這與其說是對一個政黨的禁令，不如說是對整個社會階層的內戰宣言。列寧為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逮捕行為辯護，稱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工作人員”。托洛茨基甚至聲稱，既然資產階級已經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布爾什維克對其採取暴力措施是為了它自己好，因為這些措施會説明它加速擺脫痛苦：“無產階級消滅一個正在消亡的階級沒有什麼不道德的：這是它的權利。”

對所謂“人民公敵”的逮捕並沒有止步于立憲民主黨。就像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斷為之辯護的“雅各賓恐怖”一樣，它們很快就蔓延到了革命運動本身的隊伍中。同立憲民主黨一道，一些社會革命党和孟什維克領導人（阿夫克謝耶夫、戈茨、索羅金、阿古諾夫）以及農民蘇維埃的一些領導人也被抓入彼得保羅要塞。甚至還發出了逮捕策烈鐵裡、丹和切爾諾夫的指令。到12月底，監獄裡已經擠滿了此類新的“政治犯”，布爾什維克開始釋放普通罪犯，以騰出更多空間。一些比較富裕的政治犯，如商人特列季亞科夫和前貿易和工業部長科諾瓦洛夫，得以釋放以換取贖金。

新的員警國家的形態開始肇建，雖然緩慢，卻是有條不紊的。12月5日，軍事革命委員會最終被廢除，兩天后，其職責移交給了契卡，【3】這個新的安全機構未來有一天會成為克格勃。契卡從一開始就在法律之外運作：甚至沒有一項公開的法令來標誌該組織，只有人民委員會的秘密會議記要，契卡本應隸屬人民委員會，儘管實際上它幾乎不受政治約束。列寧強調需要“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雅各賓派”來領導新的“秘密員警”，他在菲力克斯·捷爾任斯基身上找到了這個人，一個來自立陶宛維爾紐斯市的40歲波蘭人，他成年的一半時間都在各種沙皇牢房中度過，因此他或許有自己特殊的動機來確保所有這些“人民公敵”在監獄裡遭受同樣的痛苦。童年時，捷爾任斯基曾夢想成為一名耶穌會牧師，儘管他早已不再信仰宗教，但他將這種狂熱的精神帶到了自己的政治迫害運動中。在成立契卡的人民委員會會議上，他把契卡的任務描述為一場針對革命內部敵人的、無情的戰爭：

我們需要向這條戰線——最危險、最殘酷的戰線——派遣堅定不移、有獻身精神的同志，隨時準備為保衛革命做任何事情。不要以為我在尋求革命的正義形式；我們現在不需要正義。現在是戰爭——面對面，戰鬥到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人們不禁要問，布爾什維克的溫和派公開反對使用政治恐怖手段，並在普通黨員中得到廣泛支持，為什麼他們沒能更有效地揭制列寧主義的狂熱分子。答案當然在於溫和派的心理弱點，以及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在黨內領導人中的專制地位。【4】布爾什維克溫和派中沒有一個人有勇氣或領導能力，冒著分裂黨的風險站出來反對列寧。11月4日勇敢地辭去中央委員會職務的五個人，遲早都會與列寧和解。11月8日，一向是懦夫和機會主義者的季諾維也夫第一個反悔，並被重新接納為中央委員會成員；加米涅夫、米留京、諾金和雷科夫多堅持了三個禮拜。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溫和派的根本弱點是他們自己的知識份子精神。雖然這使他們對恐怖主義的想法感到如坐針氈，但也剝奪了他們在語言領域之外與恐怖主義作鬥爭的手段。盧那察爾斯基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11月2日，他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聲淚俱下，辭去了啟蒙運動委員的職務，因為他聽聞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戰鬥中轟炸克里姆林宮，摧毀了聖巴西爾大教堂。“我再也受不了了，”他在《新生活報》上寫道。“我的忍耐力已經達到極限。我無力阻止這種野蠻行徑。”當這些報導被證明是虛假的時候，他撤回了辭呈；然而他仍然對自己在布爾什維克恐怖中束手無策感到沮喪。高爾基是盧那察爾斯基最老的政治朋友之一，後來他不斷要求國家保護作家和藝術家免受迫害，在給葉卡捷琳娜的新年賀信中，高爾基總結了溫和派的處境：

顯而易見，俄羅斯正在走向一個新的、甚至更加野蠻的專制統治。昨天我拜訪了“司法委員”，他是個非常正直的人，但和所有“當局”的代表一樣，完全無能為力。我懇求他釋放維納德斯基，但似乎沒有成功……盧那察爾斯基的行為荒唐可笑得令人吃驚——他既是一個喜劇人物，又是一個悲劇人物。所有他這一類的布爾什維克都變得可惡、可憐和可悲。

12月12日加入人民委員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因類似的無可奈何而陷入癱瘓。他們是唯一沒有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退出蘇維埃大會的主要團體，這導致了他們與右派社會革命黨的最終決裂。從那時起，兩黨分別為爭奪省級社會革命黨組織和農民蘇維埃的控制權而爭執不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決心孤立布爾什維克，並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立憲會議上，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則認為，通過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政府——以及契卡——他們也許能夠制止布爾什維克的過激行為。大多數左派社會革命党領導人還很年輕，可以為這種愚蠢的理想主義找藉口。斯坦伯格、卡雷林和卡列加耶夫都是20來歲，而斯皮裡多諾娃和卡姆科夫只有32歲。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受到了他們所認為的蘇維埃革命自發性的鼓舞。他們試圖在極端的自由意志主義和使用極端的恐怖手段之間，通過調和二者來推動這一理想。十月革命後，他們湧入地方蘇維埃機關，成為激進農民和士兵的主導政黨。10月26日，列寧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土地法令》，實際上是照搬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綱領，他本人也承認這一點。法令全權授予當地農民社區沒收和重新分配所有私人土地的權利。這足以說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布爾什維克達成協議；11月中旬，在他們領導的農民蘇維埃與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合併後，他們開始為自己進入人民委員會進行談判。卡列加耶夫成為農業委員；高爾基訪問過的“無能”的斯坦伯格成為司法委員；另外五個人擔任一些次要職務，包括管理國家日見衰敗的郵政和電報網路。但布爾什維克保留了關鍵的政府職位，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不過是列寧用來掩蓋其赤裸裸的獨裁統治的遮羞布。與他們天真的期望相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無力緩和列寧政策中的極端專制主義；而且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這些政策都被證明與他們自己的革命理想截然相反。他們所設想的蘇維埃權力下放的半無政府主義體系是不可能在列寧中央集權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實現的；他們對農民村社的支持，按無政府工團主義原則組織工廠，以及少數民族的政治自治，都與布林什維主義的長期目標背道而馳。他們對公民自由的熱情承諾（斯皮裡多諾娃曾要求摧毀作為員警國家象徵的彼得保羅要塞）與布爾什維克的統治方法勢成水火。

隨著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加入，列寧有恃無恐，加大了對立憲會議的迫害活動。儘管左派社會革命党人致力於民主自由，但他們和布爾什維克一樣堅決不允許議會主權原則淩架於蘇維埃權力之上。11月28日事件後，許多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贊成把立憲民主黨逐出立憲會議的想法，然後可以圍繞他們兩黨進行重組，形成一次革命的大會。11月29日，布哈林在中央委員會上提出了這個建議。與1792年的法國國民公會（它取代了立法議會）一樣，對蘇維埃獨裁政權來說，這將是一個更加順從的機構，但它將保留所有國家議會的外在特徵，以安撫布哈林所說的“仍然存在於群眾心中的憲政幻想”。

與此同時，列寧開始傾向于徹底廢除立憲會議。12月12日，他發表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其中他認為，蘇維埃政權已經取消了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議會的必要性。無論如何，由於十月以來社會革命黨的內部分裂和人民群眾的左傾，立憲會議已不再具有真正的代表性。“階級鬥爭”和“反革命”的失敗要求鞏固蘇維埃政權，如果立憲會議不準備承認這一點，那麼“全體人民”將同意它“註定要在政治上滅亡”。這是明目張膽地要廢除立憲會議，除非立憲會議同意自行廢除。列寧的最後通牒成為了黨的政策，而這反過來又成為人民委員會的政策。十天后，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要求關閉立憲會議，除非它在1月5日的開幕式上決定服從蘇維埃。與此同時，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1月8日召開，比原計劃提前了兩周，以便如季諾維也夫所說，“被壓迫的人民可以對立憲會議進行宣判”。列寧起草了一份《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將由立憲會議在開幕式上通過。這份偽造的《人權宣言》的複製品宣佈俄國為蘇維埃共和國，並批准人民委員會的所有法令，包括廢除土地私有制、銀行國有化和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這是立憲會議的死刑判決書。

1月5日，也就是立憲會議開始的第一天，彼得格勒如臨大敵。布爾什維克對首都實施戒嚴，禁止公眾集會，並向城市派遣大批軍隊。其中大多數士兵都集中在塔夫利宮附近，大會將在那裡召開。宮殿被布爾什維克糾察隊用路障封鎖起來。在切爾諾夫曾經被暴徒關押過的前院，佈滿了營帳、大炮、機關槍和戰地廚房。看起來就像一個武裝營地。布爾什維克成立了一個特別軍事參謀部，並召集了他們最堅定的捍衛者——喀琅施塔得水兵、拉脫維亞步槍隊和赤衛隊——來應對保衛立憲會議聯盟任何的“反革命”行動。

該聯盟曾一度計畫發動起義，但由於他們沒有真正的軍事力量可供支配，在最後時刻放棄了這個想法，轉而支持在“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的口號下舉行大規模示威。上午，一大群人聚集在戰神廣場，臨近中午時分，他們開始排成各路縱隊向塔夫利宮進發。一些消息來源說有5萬名遊行者，但實際人數可能更少。肯定沒有組織者希望的那麼多：工人和士兵比預期的要少得可憐，所以人群主要由參加過11月28日早些時候遊行的少數積極公民——學生、公務員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組成。當示威者走到利特尼大道時，他們遭到了躲在屋頂上的布爾什維克部隊的機槍掃射。其他幾支遊行隊伍，包括奧布霍夫斯基軍工廠的工人，也遭到了槍擊。至少有10人被打死，幾十人受傷。

這是自“二月革命”以來，政府軍第一次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受害者于1月9日，即血腥星期日的周年紀念日，被埋葬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公墓，與那次大屠殺的受害者為鄰。人們注意到，歷史總是不斷地重複。幾個工人代表團參加了葬禮，其中一個代表團獻上了一個花圈，上面寫著：“獻給斯莫爾尼專政的受害者”。高爾基見證了這兩場大屠殺，他在《新生活報》中強調兩者的相似之處。此時他對革命痛苦幻滅的情感達到了頂點：

1905年1月9日，當受壓抑的、受屈辱的士兵們按照沙皇政權的命令，朝手無寸鐵的、和平的工人群眾開槍的時候，知識份子和工人跑到士兵跟前，正對著他們的臉，向他們喊道：“你們在幹什麼呀！該死的！你們在殺誰呀？”……

沙皇的大多數士兵則用沮喪的、奴才般的話語回答人們的指責和規勸：“奉命行事。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奉命……”於是他們像機器一樣朝人群開了槍。也許，不是情願的，鐵著心腸，但是到底開槍了。

1918年1月5日，手無寸鐵的彼得格勒的民主派——工人、職員——為紀念立憲會議舉行了和平遊行。

俄國的優秀人士為立憲會議的思想所鼓舞已經幾乎有一百年了……。在這一神聖思想的祭壇上早已血流成河，而現在“人民委員們”又下令向民主派開槍，可他們是為紀念這一思想而遊行的。……

就這樣，1月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手無寸鐵的工人遭到了槍殺。開槍時沒有要開槍的警告，而且是埋伏在暗處，從籬障的縫隙中，像真正的殺手那樣開的槍。

沒有喪失良心和理智的人們就像1905年1月5日一模一樣地問開槍的人：“你們在幹什麼呀！白癡！這不是自己人嗎？你們看啊，到處是紅旗……

他們就像沙皇士兵——奉命殺人的兇手一樣，回答道：“奉命！我們奉命開槍。”

我要問“人民委員們”，他們當中也應當有正派和理智的人，他們是否明白，在往自己的脖頸上套絞索的同時，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扼殺全部的俄國民主派，斷送全部革命成果？

他們明白這一點嗎？或者他們是這樣想的：“要不就是我們當權，要不就讓所有的東西和所有的人都完蛋！”

下午4時，大會開幕式開始，塔夫利宮的氣氛空前緊張。許多社會革命黨代表參加了上午的示威，對槍擊事件義憤填膺。雪上加霜的是，他們每個人在進入宮殿時都被布爾什維克警衛搜了身。與布爾什維克新聞界的說法相反，並非所有被捕的代表都獲釋參加開幕式。阿古諾夫、阿夫克謝耶夫和索羅金甚至被報導在塔夫利宮發表了講話，但實際上他們仍在彼得保羅要塞。在舉行會議的凱薩琳大廳裡，軍隊的人數幾乎與代表的人數一樣多。他們站在大廳後面，坐在走廊上，喝著伏特加酒，沖社會革命黨代表大聲辱駡。列寧從包廂裡冷眼觀察著這一幕，在國家杜馬會議期間，沙皇的部長們就坐在那裡。他給人的印象仿佛一位在一場決定性戰鬥開始前的將軍，事實確實如此。

社會革命黨代表試圖採取主動，在會議開始時進行自己的辯論，但布爾什維克製造了非常大的噪音，以至於誰也聽不見他們的第一位發言人，大會最年長的成員米哈伊洛夫的聲音。當選為會議主席的切爾諾夫按照他以往的習慣，發表了一個冗長而空洞的演講；這對當時俄國歷史上唯一真正民主的國民議會的命運毫無影響，因為它正在等待斬首。隨後，儘管遭布爾什維克下令逮捕，策烈鐵裡還是出現了，而且表現得相當好，他以慷慨澎湃的激情譴責該政權，甚至連左派的起哄者都被迫閉嘴傾聽。但布爾什維克很快就把衝突推向高潮。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領袖拉斯科爾尼科夫提出了他們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當這個提案以237票對146票被否決時，布爾什維克宣佈大會落入了“反革命分子”之手，並走出大廳。當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討論該怎麼辦時，會議休會。後者像往常一樣搖擺不定，希望推遲解散，但列寧堅定地表示：“現在情況已經明朗，我們可以擺脫他們了。”他們決定解散會議，不過出於對短暫返回會議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尊重，列寧指示赤衛隊不要使用暴力：當代表們離開時，宮殿要被關閉起來，第二天不允許任何人在那裡開會。淩晨2點，在確定一切盡在掌控之後，列寧回到了斯莫爾尼宮，上床睡覺。

離會議閉幕還有兩個多小時。布爾什維克離開後，社會革命党的各個發言人照例發表了長篇大論，而赤衛隊則繼續在旁聽席上喝得酩酊大醉，大肆嘲笑。他們中的一些人把槍口對準發言者，以此自娛自樂。社會革命党人決心利用這些最後的時間匆匆通過關於土地與和平的法令，以便會議至少能以民眾立法的象徵性記錄結束：他們已經注意到內戰蓄勢待發，在這場內戰中，他們需要動員民主的支持者來恢復立憲會議。淩晨2點30分，左派社會革命党人終於步出大廳，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老黨員同志能在幾分鐘內完成在臨時政府執政六個月內未能完成的任務。布爾什維克的德賓科隨後向赤衛隊領導人，一個名叫熱列茲尼亞科夫的無政府主義水兵下達了結束會議的命令。淩晨4點，他走上主席臺，拍了拍切爾諾夫的肩膀，大聲說：“請你閉會！警衛累了，想睡覺。”切爾諾夫回答道，立憲會議的代表們也很累，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宣佈一項全俄羅斯人都在等待的法律”。警衛們悖然大怒，高喊“打倒切爾諾夫！”，並氣勢洶洶地拿著槍聚集在大堂的正廳裡。切爾諾夫又讓會議繼續進行了20分鐘；但他從來不以敢於直面暴民見長（7月4日事件可以作證），最終他同意休會至第二天下午。1月6日淩晨4點40分，立憲會議唯一的一次會議終於落下緯幕。代表們怯生生地退場，塔夫利宮隨即被關閉起來，提前結束了這座民主堡壘12年的歷史。第二天，當代表們返回時，他們被拒絕進入，並收到了一份解散議會的法令。

兩天后，1月8日，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用他們自己的支持者把大會擠得滿滿當當：十個代表中有九個來自這兩個政黨。大會正式通過了政府代表提交給會議的所有提案，包括偽造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該宣言實際上是蘇維埃國家的第一部憲法。這是列寧準備與之合作的唯一一種“議會”——一種會給他的所有法令蓋上橡皮圖章的議會。

在立憲會議關閉後不久，伯里斯·索科洛夫詢問一位元來自伏爾加地區的社會革命黨代表，他的政黨是否會試圖用武力來保衛會議。“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這位代表回答道。“你是否意識到我們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被人民選出來，獲得了為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起草法律的崇高榮譽？但是保衛立憲會議，保衛我們，保衛全體議員——那是人民的責任。”大多數社會革命黨人也同樣被自己作為“人民”領袖的信念所麻痹，認為“人民”會以某種方式來拯救他們。因此，沒有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來反抗關閉立憲會議。當然，任何這樣的運動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因為俄羅斯的民主領導人沒有真正的軍事力量可供支配。捍衛立憲會議聯盟由社會革命党知識份子主導，只能爭取到一些軍校生的擁護。但是，他們如此天真地相信“人民”支持也是令人不安的，因為這暴露了他們完全沒有理解正在風起雲湧的革命力量，由此預示著他們在即將到來的內戰中凶多吉少。

索科洛夫本人作為一位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他認為自己的同志們被動的根源在於他們從一個地下革命組織蛻變為臨時政府的領導者。這當然是正確的。他們對國家的責任感（毫無疑問，他們對自己新部長的地位也有一點自豪感），使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拋棄了過去恐怖主義的革命鬥爭方式，完全依賴議會方式。正是這一點將他們與立憲民主黨捆綁在一起，使他們無法在1917年組建一個清一色的蘇維埃政府。“我們必須只通過合法手段爭取，”索科洛夫如是描述他們思想，“我們必須通過人民代表唯一允許的方式，即議會方式來捍衛法律。”他們無疑是真誠的，並堅信，通過拒絕使用布爾什維克的方法與布爾什維克作戰，他們正在將俄羅斯從一場內戰的浩劫中拯救出來。右派社會革命党人及立憲會議秘書馬克·維什尼亞克後來承認，他們之所以碌碌無為，是因為他們堅持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內戰。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愚蠢的虛榮心作崇。右派社會革命党人被立憲會議——俄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議會——的“神聖”和“尊嚴”，以及他們作為代表被其賦予的“榮譽”所催眠。在這種理想的驅使下，他們自欺欺人地認為，俄羅斯已經堅定不移地走上了與英國或美國相同的民主道路，只有“人民的意志”才能捍衛其民主制度。他們如此相信自己的民主道路，以至於他們看不到布爾什維克的非民主道路如何能夠長期成功。

然而，這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論問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對“人民”的信心本身就存在問題。立憲會議關閉後，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反應。1月5日的示威規模比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所希望的要小得多，而且更具中產階級色彩。索科洛夫認為，首都的主導情緒是消極的。經過將近一年的政治衝突，這些衝突都沒能扭轉經濟危機，人們對政治和政治家的冷漠情有可原。大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裡都在關注更緊迫的問題，比如每天尋找食物和燃料。即使是高爾基——堪稱政治動物——也屈服於這種普遍情緒。1月26日，他寫信給葉卡捷琳娜：

我們作為“布爾什維克”的俘虜生活在這裡，法國人稱之為列寧忠實的奴僕。生活沒有多少樂趣！而且非常煩人，但我們這些人能做什麼呢？我們無能為力。“誰活下來，誰就會得救。”我們在羅曼諾夫的獨裁統治中倖存下來，也許我們也能從烏爾諾夫的獨裁統治中倖存下來。生活變得滑稽——而且悲催。別笑！《新生活報》看來要完蛋了。我的心情很糟糕，身體也感覺不舒服。有時候，我醒來後甚至不想工作。我似乎不再想要任何東西，被冷漠所麻痹，這對我來說從未有過。

在社會革命党傳統的支持基礎——農民——當中，存在著更為深刻的冷漠。社會革命党的知識份子總是錯誤地認為，農民與他們一樣崇尚立憲會議。對於受過教育的農民，或者那些長期接觸社會革命黨宣傳的人來說，立憲會議也許是“革命”的政治象徵。但對廣大農民來說，他們的政治觀念只局限於自己的村莊和田地的狹窄範圍，立憲會議只是城市裡一個遙遠的東西，由他們所不瞭解的各黨派“首領”主宰，而且與他們自己的政治組織迥然不同。這樣一個國民議會，長期受到知識份子的珍視，但農民並不認同知識份子對國家的政治概念，那些“國家政體”和“民主主義”、“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語言，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當他們使用這些城市的修辭時，他們會賦予其一個特定的“農民”的意思，以適應他們自己社區的需要。鄉村蘇維埃更接近廣大農民的政治理想，實際上等同於他們自己的村社會議，只不過更具革命性而已。通過村蘇維埃和鄉蘇維埃，農民已經在土地上進行了自己的革命，他們不需要立憲會議（或蘇維埃政府本身）的法令批准來完成這項工作。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無法理解這一根本事實：從農民的角度來看，他們通過鄉村蘇維埃實現自治的重要性超過了任何國家議會，因為他們正在實現自己的意志，即古代農民的自治理想。當然，出於習慣或對村裡長輩的尊重，廣大農民會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把票投給社會革命黨。但很少有人準備為恢復立憲會議而戰鬥，就像1918年夏天科穆奇草草失敗所證明的那樣。幾乎所有來自農村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都清楚地表明，他們不希望立憲會議被恢復為“俄羅斯土地的政治主人”，用某個人的話說，就是擁有比地方蘇維埃更高的權威。換而言之，他們不希望被一個中央政府統治。正如索科洛夫後來根據他在軍隊中作為社會革命党宣傳員的經驗所承認的那樣：

對於大多數前線士兵來說，立憲會議是完全陌生和模糊的，確確實實是一個未知的領域。他們顯然喜歡蘇維埃。這些機構對他們來說很親近，讓他們想起了自己的鄉村集會……我不止一次地聽到士兵們反對立憲會議，有時甚至是其中最聰明的士兵。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而言，它與國家杜馬有關，而國家杜馬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遙遠的機構。“我們已經有了我們的蘇維埃，當我們自己的代表可以在那裡開會並決定一切，我們還需要什麼立憲會議呢？”

在首都受挫後，社會革命黨人回到了他們以前在各省的據點，為恢復民主爭取支持。事實證明，這是面對外省生活新現實一次痛苦的覺醒。他們發現，當地農民對關閉立憲會議和自己黨組織的衰敗基本無動於衷。由於把自己的党建立在農民的支持上，社會革命黨人開始意識到，這無異于把城堡建立在沙子上。

一個又一個省份，右派社會革命黨失去了對蘇維埃的控制權，被極左派取而代之。在北部和中部工業省，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革黨人可以依靠大多數工人和駐軍士兵以及很大一部分半工業化農民的支持，到10月底，大部分省級蘇維埃皆已落入布爾什維克手中（通常是通過投票箱），只有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和特維爾發生過嚴重的戰鬥。在其中一些城鎮，特別是有駐軍的地方，布爾什維克只是利用他們的軍事力量把反對派驅逐出蘇維埃，建立他們自己的“多數派”。再往南，在農業省份，權力移交一般要到新年才完成，而且往往相當血腥，主要省級城鎮（奧廖爾、庫爾斯克、沃羅涅日、阿斯特拉罕、切爾尼戈夫、奧德薩、赫爾松、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塞瓦斯托波爾等）的街頭都發生了暴亂。在大多數地方，極左派將其在士兵和工人中的支持者組織成革命軍事委員會，擊敗忠於城市杜馬的軍校生或哥薩克部隊，奪取了政府機構的控制權。隨後，執政的蘇維埃舉行新選舉，這些選舉往往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操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經常抵制蘇維埃和這些“重新選舉”，但無一不像彼得格勒一樣，以失敗告終。確實，由於沒有自己真正的軍事力量，也沒有一大批願意拿起武器保衛民主的熱心公民，他們幾乎別無選擇。省級城鎮的政治文化並不比落後的俄國農民先進多少，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沒有真正的城市中產階級來維護民主革命。這就是1917年的悲劇。

【1】11月2日頒佈的《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賦予非俄羅斯民族充分的自決權，包括脫離俄羅斯和建立獨立國家的自由。芬蘭是第一個使用這一權利的國家，於1917年11月23日宣佈獨立。緊隨其後的是立陶宛（11月28日）、拉脫維亞（12月30日）、烏克蘭（1918年1月9日）、愛沙尼亞（2月24日）、外高加索（4月22日）和波蘭（11月3日）。

【2】右派社會革命党召集了農民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以集結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力量，但這次大會被來自士兵委員會和較低級別蘇維埃組織的左派代表所淹沒，導致右派社會革命黨退場以示抗議。左派領導人隨後通過了一項決議，將這個“特別”大會與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合併。

【3】其全稱是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4】根據11月4日從蘇維埃人民委員會辭職的布爾什維克工會主義者洛佐夫斯基的說法，對列寧的“英雄崇拜”已經成為黨的紀律的基本要求。見他在1917年11月4日《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抗議列寧主義派獨裁手段的公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