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亞歷山大·本傑明是以出生在末代沙皇時代的曾祖父命名的，他出場太晚——正值共產黨第28屆代表大會（也是最後一屆代表大會）——沒能自己經歷這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戲。我們的第二個兒子諾亞·繆爾來得更晚一些。我希望終有一天，亞曆克斯和諾亞能訪問一個民主、繁榮的俄羅斯。

索爾仁尼琴的一生折射了舊制度的痛楚——共產主義青年時代，戰爭，監獄，集中營，與克里姆林宮的鬥爭，被迫流亡——在經歷了那麼多以後，如今，75歲高齡的他，終於為這段旅程畫上一個完整的圓。他拿到了回家的車票。“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知道我會回去，”索爾仁尼琴說。“這太瘋狂了。沒有人相信。但我知道我會回家，死在俄羅斯。”

幾個星期後，俄羅斯憲法法院裁定，共產黨可以在地方一級自由集會，但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共產黨是非法的。黨的資產和財產仍然由俄羅斯聯邦民選政府控制。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的時代，終於在法院的判決聲中——落下帷幕。

陰謀者們發動政變是為了拯救行將崩潰的蘇聯帝國，保住他們在其中的權位。他們的失敗卻成為壓垮蘇聯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哪個波羅的海獨立運動，沒有哪個俄羅斯自由主義者，能像他們一樣把這一切徹底推翻。現在，亞佐夫終於明白這個道理。“我什麼都清楚了，”當他們把他帶上一輛窗戶上有鐵柵欄的麵包車時，他說。“我真是一個老白癡。是我親手毀了蘇聯。”

“我們的祖國，這個國家，這個偉大的國家，歷史、自然和我們的前輩希望我們拯救的國家，正在走向死亡、分崩離析、陷入黑暗和廢墟之中……我們變成了什麼樣子，兄弟們？”這種啟示錄風格的語言，國家之船緩緩“沉入虛無”的意象，暗示邪惡勢力正在出賣一個偉大的國家。

在第比利斯、巴庫和維爾紐斯發生的大規模屠殺示威者的事件表明，儘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可以預料，政權為了自保，仍然會採取鎮壓措施，動用坦克和機槍，甚至毒氣，無所不用其極。自1962年俄羅斯南部那個夏日午後以來，蘇聯變得更好了嗎？

《勝利與悲劇》顯示，史達林是一個懦夫，一個可悲的戰時總司令，誠如托洛茨基所說，一個“平庸但並非微不足道”的人。沃爾科戈諾夫提供了確鑿的檔證據，證明史達林使用藍色或紅色鉛筆，親自下令殺害數千人，隨意得就像一個人在酒吧點飲料那樣。

在鐵絲網圍欄外，通往塔樓的斜坡上，一位立陶宛雕塑家用木頭雕刻了一個哭泣、憔悴的基督，這是一個戈雅畫作中的形象。人們為基督建造一座神殿，周圍擺滿了蠟燭和鮮花。青少年們來到這裡，坐在泥濘的山坡上，播放立陶宛民歌的磁帶，仰望著冬日蒼茫的天空。

“上帝從我們身邊帶走了這個人，一個風華正茂的精神領袖。他的出現是一個奇跡，一個生活在咄咄逼人的無神論國家，縱使困難重重，仍能洞察到像索爾仁尼琴這樣偉大作家的苦難，或者像我這樣的普通女人的苦難的人。可他卻突然消失了。該如何理解呢？為什麼上帝要把他從我們身邊奪走？為什麼是現在？”

這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時刻——今年將會變得更冷。要麼戈巴契夫是自作主張，要麼他受到了來自克格勃的壓力。很難說哪個更糟糕。無論如何，“友愛部”仍在行動。

此時，有人下令打開克里姆林宮的擴音器，開始播放愛國口號和進行曲。但這無法壓倒廣場上的激情，呐喊聲每分鐘都在高漲。這是他們的廣場，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人群中央站著一位俄羅斯東正教牧師，他的鬍子仿佛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端；他舉著一個7英尺高的十字架，大聲喊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基督復活了！”

在一黨制崩潰後的最初幾周，一位年輕的政治家，莫斯科的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向十月區的選民承諾，如果他當選地方人大代表並成為主席，他將不惜一切代價扭轉70年的經濟災難。“我們將在一個地區建立資本主義，”他宣佈。其寓意不言自明。紮斯拉夫斯基要挑戰史達林最大的野心——“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

“對我們來說，這不是一種責備，而是一種嚴厲的提醒，提醒那些仍然懷念過去的人，提醒那些想把一切變回恐懼的人……我要特別強調我國農民的悲慘命運。他們為史達林政權的罪行付出了血的代價。這不僅是對農民前所未有的報復，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也使國家的發展陷入危機。在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如此針對某一特定群體的仇恨。”

接下來的五個小時裡，前來瞻仰、致意的人緩慢地、不停地走過，川流不息。“請原諒我們！”一位婦女在經過時大聲喊道。“原諒我們吧，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葉蓮娜·格奧爾吉奧夫娜走到靈柩前，彎下腰，親吻丈夫的額頭，用指關節撫平他的臉頰。她在那裡站了很久很久，胳膊肘搭在棺材上，雙手掩面。

鮑裡索夫整個人快樂得都要飛起來。漫長的等待結束了。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演講刊登在1989年7月號的《新世界》上，同時還宣佈8月出版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島》的第一部。國營的蘇聯作家出版社宣佈將推出多卷本的《文集》。經過長期流亡，索爾仁尼琴歸來了。

隨著獨立運動和工人抗爭的興起，改革逐漸脫離了戈巴契夫的控制。卡什皮羅夫斯基的崛起正是以這種極度的無序、混亂和迷惘的開端為背景。一如俄羅斯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大破壞導致人們對黑魔法、占卜和巫術的興趣大增。在俄羅斯，對上帝的追尋不僅帶來了教堂、清真寺和猶太教堂，還誕生了拉斯普京和卡什皮羅夫斯基這樣的神棍。

這場小小的革命立刻成為島上的傳奇。它被稱為“五月事件”，與傳說中導致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起義的“七月事件”遙相呼應。戈巴契夫對內陸地區覺醒的跡象感到非常高興，他告訴記者：“改革春風終於吹到了薩哈林島。”

“切爾諾貝利就像這個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尤裡·謝爾巴克說。“唯一能阻止我們被徹底遺忘的就是幾個好人，幾個不惜說出真相、願意獻出生命的英雄。如果不是因為危險，他們應該讓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永遠屹立不倒。它可能成為紀念蘇聯帝國一座最偉大的豐碑。”

蘇聯以前也發生過罷工：契訶夫市的公車司機，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在提高安全標準之前拒絕飛行。但礦工罷工的象徵意義非比尋常。礦工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代表，是昔日布林什維主義的堡壘。望著列寧廣場上黑壓壓一片萬頭攢動的人群，就像看到了曾經被稱為“群眾”式的宣傳海報。而現在，群眾正在離開工作崗位，宣稱社會主義不能帶來任何東西——甚至連一塊肥皂都沒有。

蘇聯的貧困看起來並不像索馬里或蘇丹的貧因；貧困並不一定意味著腹脹和饑荒，而是一種普遍的需求狀況。長期以來，蘇聯的自我蒙蔽和與世隔絕讓人覺得貧困是正常的。即便如此，除了政府精英，幾乎沒有人能夠忽視普遍存在的苦難。

整個蘇聯就像被一個龐大的黑幫家族統治著；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經濟關係都是某種變相的黑手黨關係。從政府部長下令生產10噸豬肉，到伊萬·伊萬諾夫為家庭晚餐購買一公斤小牛肉，這之間存在著無數作惡的機會。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只能隨波逐流。這就是蘇聯生活中最恥辱的事實之一：誠實是不現實的。而全部的賄賂，最終都會流入共產黨的口袋。

“當一個人受過哲學教育，具有一定的知識背景，他就會開始認識到事物的本質，也就是我所謂的‘知識份子的良知’。這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成的良知，而是一種源于思考的良知，它將你與對現實的道德態度聯繫在一起。如果你知道這個社會的一切都沾滿了鮮血，社會本身正在走向崩潰，這是一個完全反人類的制度——如果你從本能和理智上明白了這一點——那麼你的良知就不可能保持中立。”

“當我回首往事，我認為那是一個愉快的時光之島。有時，我在電視上看見他，就會想：‘可憐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他太累了，全世界的重擔都壓在他肩膀上。如果他能抽出10分鐘，做一會兒米沙該多好。’我想起那時的一切是多麼美好。我看到了鄉村天空中的那輪明月，還有那條小河，一切都那麼可愛。”

布羅夫說，運河竣工多年後的一天早上，他走在河邊，看到岸上有幾戶人家。他們都在哭泣。他們把卡片、信件折疊起來，裝進瓶子裡。然後他們把瓶子蓋上木塞，扔進河裡。“我問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告訴我，他們在給死在運河上的人寄信，”布羅夫說。“他們說，希望將來有一天，人們撿到這些瓶子，讀了這些信，會記起他們。他們說，他們要把親人的名字寄給未來。他們把那些名字寫在水上。”

事實上，這是改革時代政治和情感生活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儘管党後來試圖封殺紀念組織，儘管党拒絕為紀念組織提供資金和會議場所，但該組織已經播下了第一顆種子，一場深刻的、複雜的鬥爭即將到來，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此後每年這一天，醫生謀殺案的倖存者們都會聚集在一起，舉行自由紀念日派對。大約有30人——包括被逮捕的醫生和其他一些“嫌疑人”——慶祝他們自己的倖存和俄國猶太人的倖存。“現在只有我了，”雅科夫·拉波波特說。“我和我的家人，我們獨自慶祝。”

雅科夫列夫明白，黨遲早要與自己的歷史決裂，否則就會徹底垮臺。黨內充斥著宣稱誓死效忠總書記的部長和官僚，但他們隨時準備以制度的名義背叛總書記。若干年後，即將退休的戈巴契夫承認，就連他自己也並不完全瞭解他試圖改造的那頭“巨獸”。“至少利加喬夫是公開的，”他說。還有一些人假裝忠誠，然後把坦克開上莫斯科街頭。

“我相信，”拉琳娜說。“我真的相信。我寫了一封又一封信。我一直在堅持。但我從不確定這會在我有生之年發生。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非常痛苦，因為他認為他毀了我的生活。這對他來說太可怕了。他是如此深愛著我。”

“史達林及其親信對在党和人民面前所犯下的大規模鎮壓和無法無天的行為負有重大的、不可饒恕的責任……即使現在，仍然有許多人無視我們歷史上的敏感問題，試圖掩蓋這些問題，假裝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我們不能同意這一點。這是對歷史真相的扼殺，是對那些淪為慘無人道和肆意妄為的無辜受害者的回憶的褻瀆。”

“在他的目錄中，迪馬找到了我父親的名字。他說出了他被監禁的地方，顯然也是他死亡的地點。迪馬告訴我，一個調查員在父親的改造報告上說我父親是個圖書管理員。我不知道這是他在集中營裡的分工，還是他真正的職業。但我的內心發生了一些變化。我的父親從一堆無名的灰色厚呢棉衣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一個特別的人，一個特殊的人。並不是所有人都被稱為圖書管理員的！那是我父親！我有父親了！”

“谁来判断什么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也许是检察官，他对那些殴打我们、侮辱我们的人赞赏有加，甚至有些慈祥……这正是我感到危险的地方。显然，正是这些人应该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反革命。这就是我觉得可怕的地方，这就是我去红场的原因。这是我一直在反对的，也是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反对的。”

“蘇聯總統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親自下令的犯罪現場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他吼道。隨後，上校大手一揮，他的部下開始挖掘。

也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讓自己變得更為“正常”，成為“雖有問題，卻無災難”的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的源泉，而不是危機頻發之地。如果那一天到來，該是多麼令人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