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1章：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第一部 往事並不如煙

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

第一章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一個烈日炎炎、揮汗如雨的夏日，蘇聯軍事檢察院的亞歷山大·特列捷斯基上校來到他最新的工作地點：加里甯城20英里外一片白樺林中的亂葬坑。他和助手們開始了一上午的挖掘，在泥土中尋找極權政體的遺物——被子彈擊碎的頭骨、蟲蝕腐爛的靴子、波蘭軍裝的殘片。

當天早上上班前，大家已經從電視和廣播中聽到莫斯科方面令人震驚的消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由於“健康原因”而被“解職”。“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了權力，承諾維持穩定和秩序。但山高皇帝遠，有什麼用呢？加里寧距離莫斯科以北大約幾個小時的火車車程，遠離謠言和資訊的管道。因此，1991年8月19日上午，特列捷斯基和幾乎所有蘇聯人一樣，開始了平凡的一天。

在加里甯郊外的樹林裡挖掘是一項殘忍的工程。半個世紀前，史達林一聲令下，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劊子手屠殺了15,000名波蘭軍官，並將屍體扔進一排排亂葬坑。在加里寧、卡廷和斯塔羅貝爾斯克進行的長達一個月的行動是史達林企圖開始統治波蘭的一部分。這些年輕軍官是波蘭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史達林將他們視為潛在的危險，下一個敵人。此後數十年，莫斯科將屠殺的責任歸咎於納粹，稱德國人在1941年——而不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在1940年——實施了大屠殺。克里姆林宮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在演講、外交談判和教科書中維持著這種虛構，將其編織進支撐著這個政權及其帝國的、宏偉的意識形態和官方歷史敘事中。克里姆林宮如此重視歷史，以至於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控制歷史，捏造謊言和神話，從而把屠殺和大清洗變成“對敵人和外國間諜的勝利”，使統治暴君成為“所有孩子的朋友，偉大的山鷹”。該政權建立的帝國就像一個巨大的房間，鐵門深鎖，窗戶緊閉。所有允許進入房間的書籍和報紙都是經政府審批的，廣播和電視日夜播放著國家發佈的總路線。那些忠實於官方版本的人將得到獎勵，並被冠以“教授”和“記者”之頭銜。在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委員會和高級黨校等共產黨的堡壘中，意識形態的布道士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秘密無處不在。克格勃如此熱衷於保守秘密，以至於在加里甯附近的梅德諾耶村建造了度假屋，那裡是波蘭軍官被處決並被埋葬在亂葬崗的地方，以便更好地看管屍骸。

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而且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戈巴契夫在執政之初曾一度猶豫不決，後來他宣佈，現在是填補歷史“空白點”的時候。他說，不能再戴“玫瑰色眼鏡”了。剛開始，他措辭謹慎。他說受害者有“數千人”，而不是數千萬。他不敢批評國家的守護神列寧。儘管戈巴契夫優柔寡斷，但恢復歷史記憶將是他最重要的決定，是其他一切決定的前提，因為倘若不對過去進行全面而客觀的評估——承認謀殺、鎮壓和毀滅——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變革，更遑論民主革命了。歷史重返個人、思想和政治生活是20世紀偉大改革的開端，無論戈巴契夫是否願意，也是地球上最後一個帝國崩潰的開端。

數十年來，加里寧、斯塔羅貝爾斯克和卡廷的大屠殺一直是波蘭人眼中莫斯科殘酷統治和帝國暴政的象徵。對於波蘭人來說，僅僅暗示蘇聯對大屠殺負有責任就是一種激進的、甚至是自殺性的行為，正如波蘭發言人說得好：莫斯科與華沙之間“鮮血凝成”的友誼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是佔領者對其衛星國的霸權。就連戈巴契夫也知道，承認大屠殺就等於削弱波蘭共產黨。但到1990年，隨著團結工會上臺，戈巴契夫知道再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將軍訪問莫斯科期間，戈巴契夫終於承認了莫斯科的罪行，並向波蘭政府移交了一大批有關卡廷、斯塔羅貝爾斯克和加里寧大屠殺的檔案。

克里姆林宮承認罪行後不久，挖掘工作隨即展開。1991年8月15日，特列捷斯基上校與蘇軍士兵和波蘭志願者一道開始在梅德諾耶工作。特列捷斯基是一名40多歲的職業軍官，鬍子拉碴，臉頰凹陷，此前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斯塔羅貝爾斯克挖掘墳墓。每發現一座新墳，他就覺得自己受到了更多的欺騙。他曾經對共產主義和蘇聯深信不疑。特列捷斯基先是加入海軍，然後在烏克蘭學習法律，畢生從軍。他在東德服役近4年，1968年甚至自願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年蘇聯鎮壓了“布拉格之春”。

“我當時很傻，”特列捷斯基說。“我相信這一切。只要祖國需要，我隨時準備獻出生命。”

他向軍方申請派往阿富汗，並於1987年至1989年在那裡服役。特列捷斯基回到莫斯科後，卻為這個他知之甚少的國家的真實歷史嘗盡了苦頭。他被分配到軍事檢察院，該院正在對過去70年來的受害者開展大規模的平反調查。漸漸地，他開始瞭解到蘇聯歷史上一些最醜陋的事件：大清洗、屠殺波蘭軍官、1961年軍隊在新切爾卡斯克血腥鎮壓和平示威者。

特列捷斯基先後在斯塔羅貝爾斯克和梅德諾耶負責發掘工作，他帶著滿腔熱忱和精益求精的態度投入其中。在梅德諾耶，他非常清楚要在哪裡挖掘，要尋找什麼。他已經審問過當地人——一名退休的秘密員警官員，曾在1940年幫助執行來自莫斯科的命令。弗拉基米爾·托卡列夫已經89歲高齡，雙目失明，但回首往事，他的記憶非常清晰。他與特列捷斯基坐在一起，面對一台攝像機，講述了1940年4月他所在的秘密員警部隊如何在加里甯郊外的樹林裡槍殺波蘭軍官——每晚250人，持續一個月。

“行刑隊，”托卡列夫說，“帶來了一整箱德國瓦爾特2型左輪手槍。我們認為蘇聯的TT武器不夠可靠。它們在大量使用時容易過熱……他們開槍的頭天晚上我就在現場。布洛欣負責執行，還有大約30人，主要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司機和警衛。比如我的司機蘇哈雷夫就是其中之一。我記得布洛欣說：‘好，開工。’然後他就穿上了他工作的專用制服：棕色皮帽、棕色皮大氅、長到肘部以上的棕色皮手套。這是他可怕的標誌。我與一個真正的劊子手面對面。

“他們把波蘭人一個接一個帶進走廊，接著左轉，進入‘紅色角落’——監獄工作人員休息室。每個人都被問及姓氏、名字和出生地-——只是為了核實他們的身份。隨後，他被帶到隔壁的隔音房間，對準後腦勺開一槍。沒有向他們宣讀任何法令，也沒有任何法庭或特別委員會的判決書。

“第一天晚上就槍殺了300人。我記得我的司機蘇哈雷夫感歎道，這是多麼艱苦的夜班活啊。由於人數太多，他們完成工作時天已經亮了，而他們有一條規定，一切工作都必須在黑暗中進行。於是，他們把人數減少到每晚250人。一共持續了多久？你自己算算：總共6,000人，每晚250人。算上節假日，大約需要一個月，整個1940年4月。

“我沒有參與槍決。我從沒走進過行刑室。但我奉命協助他們，指揮我的手下供他們差譴。我還記得幾個波蘭人。例如，有個年輕人。我問他的年齡，他笑得像個小男孩。我問他在邊防警察局工作了多長時間。他掰著手指頭算了算。6個月。他在那裡做什麼？他是個電話接線員。

“布洛欣確保行刑隊的每個人在每晚工作後都能喝到伏特加。每天晚上，他都會把一箱箱伏特加運進監獄。他們在槍決前和槍決過程中都不喝酒，但在收工後，回家睡覺前，他們必須喝上幾杯。

“我問布洛欣跟另外兩個人：‘挖6,000座墳墓不需要很多人嗎？’他們嘲笑我。布洛欣說，他從莫斯科帶來了一台推土機，還有兩名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於是，波蘭人的屍體被從行刑室的邊門抬出去，裝上敞篷卡車，運往墳場。[地點]是布洛欣親自挑選的。它就在內務人民委員會軍官的鄉間住宅附近，也就是我自己的別墅，靠近梅德諾耶村，距離加里甯大約20英里。他們挖掘的溝渠長8到10米，每條溝足以容納250具屍體。當一切結束後，來自莫斯科的3個人組織了一場盛大的宴會來慶祝。他們一直纏著我，堅持要我參加。但我拒絕了。”

這位瞽叟喋喋不休地把矛頭指向“別人”，否認自己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他就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樣，是一個兇殘的、平庸的野獸。但托卡列夫現在已經不是問題了。劊子手自己也不是。布洛欣和其他3個人早就精神失常了，自殺了。問題是，歷史學家、檢察官、檔案管理員和記者幾乎每到一處都會發現，蘇聯政權的遺產至少與他們從“被禁止的聲音”——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馬故事》——中聽到的一切同樣悲慘。現在，沒有一本書、一個聲音是被禁止的。重拾過去，看清70年來的噩夢，是一種幾乎無法承受之重創。隨著歷史回歸的步伐加快，電視上經常播放有關羅曼諾夫家族被屠殺、農村強制集體化、大清洗審判的紀錄片。文學月刊、新聞週刊甚至每日報紙都充斥著最新的歷史揭密報導：多少人遭到槍殺和監禁；多少教堂、清真寺和猶太教會被摧毀；多少掠奪和浪費。在記憶的雪崩下，人們興奮一段時間後會感到身心俱疲，甚至無聊厭煩。但實際上，真正折磨他們的是回憶的痛苦、思想的震撼。“想像一下，作為一個成年人，你必須在一兩年或兩三年內，消化吸收周圍和本國以外的世界幾乎全部的真相。”哲學家格裡戈裡·波梅蘭茨告訴我。“整個國家仍處於巨大的旋暈中，集體迷失了方向。”

共產黨人、克格勃和軍隊領導人，以及數百萬在偽造歷史中長大的外省官員無法承受真相。不是因為他們不相信。其實他們比誰都更瞭解過去發生的事。但真相對他們的生存、安逸和特權發起了挑戰。他們擁有氣派的辦公室、享不盡的山珍海味、在克裡米亞度假一個月的權利——這一切都建立在系統性的社會欺騙之上，建立在2.8億人閉關鎖國，對外界孤陋寡聞的基礎上。在1990年強迫退休前，葉戈爾·利加喬夫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保守派掌門人，他沮喪地告訴我，當歷史被從共產黨手中奪走，當學者、記者和親歷者開始出版和傳播他們自己的歷史版本時，“這在全國製造了一種陰鬱的氣氛。它影響了人們的情緒、心情和工作效率。從早到晚，過去一切的負面新聞都傾瀉在他們身上。愛國主義話題被排擠，拋到一邊。人們渴望積極的、光明的東西，正能量的東西，然而我們自己的文化界人士發表的謊言和反蘇言論，甚至比我們的西方敵人在過去70年裡的總和還多。”

當歷史不再成為黨的工具時，黨就註定要失敗。因為歷史準確地證明了——黨的核心已經腐朽殆盡。發動1991年“八月政變”的部長、將軍和官員們多次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安全屋秘密開會，討論國家的毀滅。他們談到需要重建秩序，需要以某種方式扭轉黨的頹勢。他們對國家權力如此癡迷，甚至相信自己能夠阻擋歷史的車輪。他們只需下達一道命令、派出幾個坦克師就能讓歷史倒行逆施。梅德諾耶和其他波蘭大屠殺遺址的發掘也不例外。政變者會竭盡全力破壞這項工作。早在政變之前，戈巴契夫的辦公廳主任、八月政變的主要策劃者之一瓦列裡·博爾金就試圖控制損失了，他秘密地將有關此案的許多重要檔從中央委員會檔案六處轉移到他掌管的“總統檔案館”。但這種小伎倆收效甚微。鮑爾金和其他密謀者現在準備消滅一切令他們感到不快的東西。他們要終結歷史的歸來。他們想讓時光倒流。恐懼將再次成為這個國家的本質。

政變當天，特列捷斯基的部下，無論蘇聯人或者波蘭人，都努力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他們挖開舊墳墓，把骨頭和頭骨碎片放在破碗裡清洗。但隨著政變消息一個接一個地傳入他們耳中，他們變得越來越難以集中注意力。特列捷斯基手下的士兵甚至聽說，部署在莫斯科街頭的部隊來自他們自己的師：坎捷米羅夫卡師。他們在工地附近的一個帳篷裡打開電視，看到了熟悉的面孔，戰友們坐在首都的主要街道上、俄羅斯議會外面和克里姆林宮附近的裝甲運兵車裡。

“天氣糟透了，”特列捷斯基回憶道。“幾乎一直在下雨，為了弄幹軍服碎片，我們不得不把它們掛在帳篷裡，點燃火爐，並打開門簾，讓空氣流通。”隊員們一直工作到傍晚，特列捷斯基告訴大家：“今天的工作到此為止。”他沒有再多說什麼。

整整一天，特列捷斯基都忙著接聽來自加里寧克格勃指揮部的電話。那裡的克格勃將軍維克托·拉康采夫警告特列捷斯基說，挖掘工作“已經沒有必要了”，應該停止，他必須立即趕到總部。特列捷斯基拒絕了，並表示工作將按計劃進行。他說自己只有在下班後才會到克格勃總部。儘管特列捷斯基裝出一副勇敢的樣子，其實內心十分害怕。“我知道有麻煩了，”他說。

當天晚上，特列捷斯基就被克格勃衛兵押送到拉康采夫在加里寧的辦公室。

拉康采夫堅持這項工作必須停止。“如果不遵守命令，”他說，“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和波蘭工人的安全。”

特列捷斯基哭笑不得。他在斯塔羅貝爾斯克和梅德諾耶工作期間，工地上一直有克格勃的人——他們自稱為“觀察員”。而工人們則稱他們為“我們的聯合國觀察員”。

特列捷斯基沒有退縮。“除非跨過我的屍體，”他心想。面對拉康采夫，他不得不打馬虎眼。他告訴克格勃將軍，如果是波蘭人的問題，他將對他們的安全負責。波蘭人可以和蘇聯軍隊一起住在帳篷裡，而不是住在城裡。

“調查不能停，”特列捷斯基說，“我怎麼跟波蘭人解釋呢？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我需要跟自己的長官談談。”話雖如此，但他思忖，“拉康采夫是大老闆，我算老幾？”

回到營地後，特列捷斯基立刻打電話給莫斯科，並得知沒有任何停止挖掘的命令。他松了一口氣。疲憊不堪的他在帳篷裡睡了一覺。但沒過多久，一名部隊指揮官搖醒了他，說接到莫斯科令：士兵們必須返回位於莫斯科郊外納羅-福明斯克鎮的坎捷米羅夫卡基地。

“聽著，維克多，”特列捷斯基對指揮官說“這是口頭命令，不是嗎？”

“對。”

“當初把你的人派到這裡，你有書面命令。”

“是的，沒錯。”

“那你為什麼要服從？”

部隊留在原地不動。克格勃試圖欺騙特列捷斯基，但他們失敗了。莫斯科軍事檢察院從未發出指令。

第二天早上9點，特列捷斯基走到大家面前，說：“工作繼續。我們開始吧。每個人都要以飽滿的熱情認真工作。就這樣！”

克格勃破壞了他們用來挖掘的拖拉機，但此時的特列捷斯基已經與當地人建立了聯繫，一個集體農莊借給他一台拖拉機。波蘭工人們特別感激，拍打著特列捷斯基的後背。又過了兩天，蘇聯人和波蘭人在墳墓前一邊工作，一邊收聽來自莫斯科的廣播報導。慢慢地，消息有了好轉。當他們聽說政變瀕臨失敗時，似乎更加賣力了。終於，8月21日上午，陰謀挫敗，軍隊也喜氣洋洋地從莫斯科凱旋返回基地，特列捷斯基走到隊伍面前。他再也不想活在謊言中了。除非研究這些骨頭，否則他拒絕回到過去。

“蘇聯總統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親自下令的犯罪現場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他吼道。隨後，上校大手一揮，他的部下開始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