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4章：廣場上的青春

1990年五一勞動節，勞動者一年一度的節日，一個“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的日子，那天我一大早醒來。晴空萬里，在莫斯科這座終年不見天日的城市裡，這真是一個喜出望外的好天氣。過去有傳言說，共產黨為了征服大自然，不斷在閱兵前後撒下雲種製造人工雨，但從不會在遊行時下雨。

五一勞動節是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大看臺。你只須站在紅場上，就可以看到一切從眼前走過。在史達林統治下，五一勞動節將個人崇拜提升到了公共娛樂的高度。每一輛花車、每一塊看板、每一首歌曲、每一面旗幟都在歌頌史達林的偉大。在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氣氛依然詭譎，但多了幾分快樂。工人的卓越成就至少與領袖的豐功偉績不相上下。

到了1988年，仍然有一些政治局領導人的肖像和中央委員會批准的口號（“大躍進！”）隨處可見，但戈巴契夫已將典禮簡化為一個俗氣的娛樂節目，一種堪比超級碗中場秀的表演：健美壯漢們把金色啞鈴拋向空中，體操女將們一字碼劈叉，向勞動階級致敬。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蘇聯式表演。那些標語與其說是民族虛榮心在作祟，不如說更多地出於自助精神。畢竟，國家正在崩潰，人人都知道這一點。報紙上每天都有報導。那一年，我還在葉利欽走向他那輛簡樸的汽車時碰到他。差不多一年前下臺後，他就再也沒有在莫斯科出現過，這可能是他最後的青澀時刻。哦，是的，他帶著無比燦爛的笑容說，他很健康。我們很快就會聽到他的消息。

到1989年，標語已經變成了甜得發膩的糖漿。一個標語說：“世界人民大和平！”。或者激動人心的“踔厲奮發、勇毅前行”一切都那麼天真無邪，就像沒有熱狗的獨立日燒烤一樣，意識形態消失了。再也沒有“我們的火箭比你們的火箭大”的標語，再也沒有吹噓鎂的生產率，再也沒有山姆大叔踩在第三世界的脖子上。一個擁有數千枚核彈頭的帝國急於展示自己已經變得溫文爾雅。蘇聯正處於自我重塑的熱潮之中。

1990年，戈巴契夫決定對各個立法機構、市政府和市人大中的新一波年輕政治家敞開懷抱。克里姆林宮宣佈，莫斯科自由派市長加夫利爾·波波夫將與政治局和一些經過挑選的政府要員一起登上列寧墓的檢閱台。莫斯科黨委書記尤裡·普羅科菲耶夫也宣佈，工廠工人將不再被迫慶祝五一勞動節。他說，今年的五一節將是“完全自願的”。只有印有“反對憲法”標語的橫幅才會被禁止。“多麼美好的姿態啊！”每個人都應該這樣認為。“多麼仁慈和開明的領導啊！”但是，像過往一樣，黨的行動更多是出於迫不得已而非慷慨大度。他們開放遊行只是為了換取“民主俄羅斯”、紀念組織和其他反對派團體的協議，即不會在全城舉行令人尷尬的“反遊行”。而在列寧格勒，黨不抱任何僥倖心理。它完全取消了遊行。

早晨的太陽格外燦爛——春光明媚，涼爽的微風吹拂著經過漫長冬季後變得蒼白的臉龐。從十月廣場向北走到紅場的路上，我看到幾個人舉著立陶宛國旗和一些卷起的橫幅。我沒有多想。我早早來到檢閱台，買了一個霜淇淋，和其他一些記者閒聊起來。官方廣播系統播放著蘇聯流行歌曲和皮特·西格爾的《我們會看到那一天的到來》。

終於，儀式開始了。像往常一樣，記者們仔細地記錄下了各位領導人走上列寧墓樓梯、走向檢閱台的順序。葉利欽和蓋達爾·阿利耶夫曾告訴我，戈巴契夫如何像棒球教練一樣，在表演開始前給每個人安排好自己的位置。“通常是寫在一張小卡片或一張紙上，”葉利欽說。他還透露，在政治局會議期間吃工作午餐時，每個人都會按照五一節的順序就座。

對於記者來說，誰和誰聊天，誰戴軟呢帽，誰戴洪堡帽，以及最重要的，誰失蹤了，仍然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資訊。這就是所謂的“蘇聯式觀察”。至少對我而言，這種儀式已經失去了光環，因為我發現在陵墓下面有一個實驗室，負責監測“活死人列寧”的溫度和退化進度。另外還有一個健身房，休息時間衛兵們可以在那裡鍛煉身體。想到一群來自車裡雅賓斯克的、滿臉青春痘的孩子在神聖領土的地下做深蹲推舉，這在某種程度上抹去了盛大的遊行隊伍和觀看遊行的領導人的神秘感。

在大約一個小時裡，五一節就像梅西百貨的感恩節遊行一樣吉慶祥和。人們只需用英雄的勞動者形象來代替“超狗”和“波波鹿”。戈巴契夫帶著一種無聊的、王者般的微笑看著這一切，仿佛他很高興能夠安然度過自己生命中的這一小時。第一批遊行者大多是工廠工人和官方工會的成員，他們舉著的標語反映出他們擔心市場經濟會讓他們失去金錢和工作。“步子太大了，”一個人說。“市場經濟只是寡頭的遊戲，”另一個人說。“打倒私有財產。”即使他們嘴裡高喊右派的口號時，這些工人也值得我們的同情。幾十年來，他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充滿保障（無論多麼微薄）和絕對真理（無論多麼虛假）的世界裡，而現在一切都遭到了批判、譴責和揭露。他們打心底裡感到威脅。

人群從左向右行進，從磚砌的革命博物館穿過紅場的鵝卵石，然後順著斜坡經過聖巴西爾大教堂，走向冰冷的、猶如上過油的點38手槍般閃閃發亮的莫斯科河。但突然間，遊行隊伍中似乎沒有了人。我們都向左看去，發現又聚集了一批人，但他們正在等待，而且看起來……不一樣了。那是什麼？有紅色、黃色和綠色的立陶宛國旗，有黑色、藍色和白色的愛沙尼亞國旗，還有沙皇時代的俄羅斯三色旗。有呐喊聲，更多的年輕人，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有些事情即將發生。你能感覺到。每個人都能感覺到。如果不是黨與他們達成協議，這些人早就去參加“反示威遊行”了。很快，黨就會希望自己從未有過這樣的天才之舉。

民主派人士開始向廣場進軍，現在他們的標語牌在檢閱臺上清晰可見。我在其他示威遊行中見過同樣的，但在紅場上？在戈巴契夫的注視下？

“社會主義？滾粗不謝！”

“共產黨人：不要抱有幻想。你們已經破產。”

“馬列主義已經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打倒政治局，辭職！辭職！”

“政治局委員們：離開你們的扶手椅，到監獄去！”

“打倒帝國和紅色法西斯！”

這裡沒有政治局成員的肖像，倒有許多以葉利欽（“告訴他們，伯里斯！”）和薩哈羅夫（“民族的良知”）為主角的海報。隨後出現了最令人不寒而慄的象徵：撕掉錘子和鐮刀的紅色蘇聯國旗——這與1989年12月起義期間布加勒斯特街頭的反對派旗幟如出一轍。示威者全部停下來，轉向列寧墓。此時廣場上擠滿了數萬人，他們揮舞著拳頭，高呼“打倒共產黨！”“打倒戈巴契夫！”“打倒利加喬夫”。我借了副望遠鏡，掃了一眼檢閱臺上那些人的嘴臉（後來我在電視上看得更真切。）利加喬夫瞪大了眼睛，點點頭，臉硬得像核桃。雅科夫列夫面無表情，如尤達大師老僧入定；波波夫看起來非常平靜，甚至有些高興，儘管他很猶豫是否要在這樣的場合表現出來。戈巴契夫一如既往地是個情感控制大師。當成千上萬人譴責他的時候，他的臉上從未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憤怒。我想起了處於類似情況下的其他人，想起了當齊奧塞斯庫在布加勒斯特的陽臺上聽到第一批示威者的聲音時，他的表情是多麼困惑和恐懼。戈巴契夫的表現與示威本身一樣令人驚歎。他看了又看，不時與身旁的人聊天，好象這是記憶中最普通的五一大遊行。仿佛一切正常！

這場對峙似乎會無休止地持續下去。示威者準備在紅場滯留一整天。我們都站在那裡，看著，像太陽底下的蜥蜴一樣動彈不得。陵墓上的人一動不動。他們只是站在那裡，好像在觀看別的東西，別的遊行，而不是他們自己最後的審判。此時，有人下令打開克里姆林宮的擴音器，開始播放愛國口號和進行曲。但這無法壓倒廣場上的激情，呐喊聲每分鐘都在高漲。這是他們的廣場，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人群中央站著一位俄羅斯東正教牧師，他的鬍子仿佛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端；他舉著一個7英尺高的十字架，大聲喊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基督復活了！”

終於，在整整25分鐘之後，戈巴契夫點了點頭，轉過身，走下檢閱台。他還能做什麼呢？包括波波夫在內的所有人都跟了上去。後來，我去市政廳拜訪波波夫，問他和戈巴契夫站在陵墓上的感受。

“對我來說，很有趣，”他說。“至於戈巴契夫？我想說的是……不舒服。”

我還採訪了葉戈爾·利加喬夫，他告訴我，他對此事深感不安。“不僅僅是我，還有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他說。“一方面，我們給了任何勢力在紅場上遊行和表達自己的機會。另一方面，我們目睹了極端主義的暴行，如此明目張膽的冒犯行徑，如果他們上臺，我們組織這樣的示威遊行，我們將被直接從紅場送進監獄。這是毫無疑問的。我看了很長時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走過來對我說：‘葉戈爾，也許是時候結束了。’我說：‘是的，是時候了。’然後我們就離開了，我走在他身邊。這太不文明了。我對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說：‘我們再一次看到了這個國家處於多麼悲慘的境地。’這是我的原話。”

戈巴契夫和其他人離開列寧墓的檢閱台後，我走進廣場，加入了遊行隊伍的尾聲。每個人都激情澎湃。“領導層可能會試圖對今天發生的事情不屑一顧，認為不過是一小撮極端分子在發洩情緒，但這裡存在更深層次的問題。戈巴契夫做了很多好事，但當涉及到我們這些激進分子時，他卻背棄了自己的天然盟友。”一位名叫亞歷山大·阿法納西耶夫的示威者對我說。他的臉上大汗淋漓，因為對峙而漲得通紅。另一位名叫維塔利·明德林的年輕人舉著一面支持立陶宛的橫幅對我說：“多年來，我一直被迫參加各種集會，這是我第一次自願來到這裡，是發自內心的行動。戈巴契夫可能會因為我們的出現而受到侮辱，但我們必須冒這個險。我們不能把自己當成別人的臣民。我們是自己的主人。現在是人民說了算，而不是戈巴契夫。”

當然，黨試圖確保全國人民不會知道示威遊行的消息。官方電視臺對遊行的頭一個小時進行了全面報導，但一旦激進分子越過山丘，進入紅場，廣播就戛然而止。當然，公開化顛覆了任何控制資訊的企圖。較為自由的報紙上充斥著關於五一節活動的報導，公眾讀到的不止關於莫斯科，還有東歐的反共示威和烏克蘭的“反帝國”遊行。黨幾乎處處受到了羞辱。在烏克蘭獨立運動中心利沃夫，示威者舉著聖母瑪利亞的聖像和寫著“蘇聯：國家監獄”的標語。利沃夫市市長維亞切斯拉夫·切爾諾維爾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度過的。“五一節快樂，”他逢人就說。“五一節快樂。”

幾天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極不情願地面對媒體。這位領導層中最開明的人一反常態，譴責五一遊行是“侮辱性”和“畸形性”的。雅科夫列夫化身為蠱惑人心的煽動者，他挑出了遊行隊伍中的少數怪人，如手持史達林畫像的退伍軍人、高舉尼古拉二世聖像的君主主義者。他把這些瘋狂的邊緣群體說成是示威活動的主要力量，繼而堂而皇之地宣稱，我們那天看到的是“反改革”勢力在試圖嚇唬克里姆林宮的好人。對於雅科夫列夫來說，執行這樣的任務是一件多麼奇怪而可怕的事情。相比之下，莫斯科黨委書記尤裡·普羅科菲耶夫的憤怒要坦誠得多。他說，群眾“打著侮辱性的標語，超出了體面的界限。他們污蔑國家領導人、共產黨和總統，高喊粗魯的、無恥下流的話，還吹口哨。這些人的目的很明確：用不和諧的聲音破壞節日。”多好的一句話！“無恥下流”！

黨的新聞媒體斥責示威“毫無品味”，好像示威者用宰牛刀殺小雞一樣。戈巴契夫則對這個話題避而不談。他能說什麼呢？他站在列寧墓上作何感想？當林登·詹森坐在林肯臥室或橢圓形辦公室裡，聽到從拉斐特公園傳來的巨大騷動時，他該作何感想？“嘿！嘿！林肯·詹森！你今天殺了多少孩子？”詹森一開始認為自己在做好事，扶助窮人，給黑人創造機會。可現在，他成了一個嬰兒殺手，一個惡魔。戈巴契夫對“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憤怒肯定更甚。他挑戰的體制和制度比現代美國人所能想像的要可怕得多。他的策略、他試圖削弱黨的權力並慢慢建立民主制度的嘗試，是一個劃時代的政治壯舉。從來沒有沙皇或總書記將自己和自己的權力置於如此危險的境地。而現在，一切都亂套了。日復一日，蘇聯人民正在發展自己的思想。戈巴契夫對此表示歡迎——至少原則上是這樣。但是，一個嶄新的心理、獨立和反抗的現實讓他困惑，使他躲進捍衛傳統權力的碉堡裡。他無視那些對他直言不諱的人。唯一會奉承他的人正是那些有朝一日會背叛他的人。他的悲劇即將上演。

自由派媒體一直在為缺乏年輕人參政而扼腕歎息。我覺得這很奇怪。五一勞動節那天，紅場上擠滿了30多歲、20多歲和十幾歲的男男女女。與卡爾平斯基、阿法納西耶夫、雅科夫列夫和戈巴契夫這些從小當作真正的信徒培養，然後在史達林死後開始了漫長的覺醒過程的人不同，年輕人從未有過一分鐘信仰。他們不相信共產主義、黨或制度。他們不相信未來。正如政治局1990年5月19日的一份秘密分析報告所描述的那樣，現在蘇聯社會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尊重國家權力機制”的現象。

戈巴契夫時代並不是對年輕人的否定，而是一個填補空白的機會，讓他們從絕望的玩世不恭走向現代正常生活的多樣化。對年輕人來說，現有體制的頤指氣使和矯揉造作構成了一個荒誕的獨立世界，一個謊言的王國，其滑稽程度可以讓人笑死。

官方的灌輸從一年級就開始了。開學第一天，校長會把所有孩子召集到禮堂，告訴他們：“你們真幸運，能生活在這個所有童年都快樂的國家！”他們學會的第一個詞是“列寧”、“祖國”和“媽媽”。全部教科書的扉頁都印有列寧墓的圖片，而60年代最後一頁都印有赫魯雪夫的肖像，標題是“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是一個和平鬥士。他對各國人民說：‘讓我們和平相處吧！’”在革命日，孩子們被宣佈為“十月之子”，他們佩戴著星形徽章，上面印有類似小天使丘比特的列寧畫像。在散文《小於一》中，約瑟夫·布羅茨基用兩句話描述了政權統治下的學校生活：“那是一間大教室，有三排桌子，教師座椅背後的牆上掛著領袖的畫像，一張有兩個半球的地圖，只有一個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來，打開公事包，把鋼筆和筆記本擺在桌面上，抬起頭，準備聽胡說八道。”

夏天，比較幸運的孩子可以去少先隊營地，在那裡他們用積木步槍玩戰爭遊戲，在晚上歌詠比賽中表演《圍攻塞瓦斯托波爾》。他們是在一種古怪的假正經中長大的。勃列日涅夫時代，《星火》週刊建議：“女孩應該學會自尊，這樣就沒有必要通過法律禁止在街上接吻和擁抱了。女人的謙虛會增加男人的性能量，但缺乏謙虛會讓男人反感，導致他們的親密關係徹底失敗。”1980年，一位美國研究人員出版了《蘇聯的性愛》一書，並引用官方媒體上的一篇文章，宣稱婚前性行為會導致神經紊亂、陽痿和性冷淡；另一篇文章說，“理想的性行為持續時間”為2分鐘，男人如果為了取悅伴侶而延遲射精，是在做一些“非常有害的”事情，可能會導致“陽痿、神經衰弱和精神病”。與此同時，由於缺乏有效的節育措施，許多俄羅斯女孩接二連三地墮胎。

那些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下長大的人，慢慢地被一種巨大的、無形的重量壓垮了。“大多數人順從是出於懶惰和絕望，”一天晚上，音樂評論家亞曆克斯·卡恩對我說。“我18歲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到一個集體農莊摘蘋果，每天都和一個朋友在田裡聊天。我還記得我們如何得出結論，我們生活在這個星球上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獨裁統治中。宣傳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於永遠不可能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我知道關於薩哈羅夫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的一切，但他們只是一座座孤島。這種體制已經侵入到社會的各層面。它無處不在。沒有人像中世紀或史達林時期那樣遭受酷刑——或者至少不是很多人。但這個制度是不可動搖的，因為它如此徹底地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你只能和最親密的朋友暢所欲言，即使這樣也不一定安全。”

但是，亞曆克斯這一代人和更年輕的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體會到像他們的父母那樣無處不在的恐懼感。“停滯時代”要求服從，但通常不是你的脖子，甚至不是你的靈魂。有史以來第一次，一代人開始與體制保持距離，並對其不屑一顧；他們看到了過去發生的一切中的奇怪和恐怖。他們與國家及其體制的關係純粹是一種諷刺。

拯救人們的似乎是友誼的繭房，是徹夜長談所帶來的獨立感和親密感。我在這方面的導師首先是4位30多歲的朋友，他們多年來情同手足，以至於我現在說自己是他們圈子中的一員都覺得冒昧。至少，我曾是瑪莎·李普曼和她的丈夫謝廖沙·伊萬諾夫、瑪莎·沃爾肯什金和她的丈夫伊戈爾·普裡馬科夫這個圈子的座上客。他們是那種你會在紀念組織或《莫斯科論壇報》的會議上看到的觀眾，或者是在莫斯科郊外某個集會上愛開玩笑、漫不經心的人。謝廖沙是歷史學家，伊戈爾是地震學家，瑪莎·李普曼是翻譯，瑪莎·沃爾肯什金是民意調查專員。他們並不出名，但他們認識一些人，這些人認識這位元著名藝術家或那位改革派政治家。在這4人中，我最熟悉瑪莎·李普曼，因為她最終來到了《華盛頓郵報》工作。當我們終於鼓起勇氣，停止雇用一直由外交部經克格勃批准、指派給我們的線人時，瑪莎開始擔任研究員和翻譯，最終取代了上級機關的一個女間諜。

我們聚在一起的大多數夜晚，談論的都是政治。我以為這是革命之城的一貫作風。但過了一陣，瑪莎和謝廖沙聊起了各自的家庭，這些都是他們這一代受過教育的人的典型故事。

“我的外公大衛·拉賓諾維奇出生在哈爾科夫的定居點，他對無產階級思想非常著迷，”瑪莎告訴我。“他是一個典型的猶太知識份子，對新時代、新藝術充滿熱情。他是一名音樂家。他來到莫斯科，從音樂學院畢業後，教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的成員。他希望有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他熱愛馬雅可夫斯基。對猶太人來說，革命意味著洗清猶太人定居點的恥辱。外婆是一名演員，曾師從梅耶荷德，在他的革命劇院工作過。我的外公認識肖斯塔科維奇，而我的外婆在馬雅可夫斯基的戲劇中扮演了一個賣毛皮胸衣的小販。

“真令人難以置信。他們和他們的朋友甚至在家裡也發展出一種革命的生活方式。他們沒有餐具，沒有像樣的傢俱。他們覺得那些都太資產階級了，於是把一切都留在了哈爾科夫。生日派對、婚禮和新年樹也統統取消。太小資。為了做一張桌子，我外婆找來幾塊木板、廢木頭，請管理員做了一張。他們認為傳統的俄羅斯氈靴也是資產階級的，所以孩子們穿著薄皮鞋在泥濘中和雪地上行走，凍得直哭。他們嘲笑舊秩序的所有傳統。所以他們讓我母親直呼他們的名字，他們就用肉鋪紙吃飯。

儘管如此，瑪莎的外公還是因為間諜罪被送進了集中營。他曾與一名美國記者見過幾次面。他活了下來，在史達林死後回到家。瑪莎的爺爺就沒那麼幸運了。亞歷山大·列維特是一名革命家，曾在共產國際工作，1935年出席了黨的第十七大。他使用的筆名是蒂維爾。大會結束後的第二年，他被捕並失蹤。在莫斯科大清洗審判期間，瑪莎的奶奶打開收音機，聽到了被告之一卡爾·拉狄克作證的聲音。“是蒂維爾來找我，建議我們殺掉史達林同志，”拉狄克說。瑪莎的奶奶當即昏厥過去，“她知道一切都完了。”

謝廖沙的家族史沒有那麼戲劇化，或許更有代表性。“我最初清晰的記憶很容易確定日期。父母送我上床睡覺。此時客人陸續到訪。我叔叔帶來了一份打字版的《巴黎競賽報》，上面刊登了赫魯雪夫講述史達林之死的節選。我躺在床上，好奇心讓我渾身發抖。我把門輕輕打開，傾聽著。我記得我當時非常感興趣，儘管我的父母試圖壓制這種興趣。他們知道這可能有危險。

“當我13歲的時候，我與父母進行了一些非常尖銳的政治討論，內容涉及歷史、布林什維主義和大眾心理。我堅持認為布林什維主義是一個錯誤，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痛苦。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我堅持收聽‘外國之音’，即使它們常常被干擾。你不得不忍受那些長長的嗚嗚嗚嗚聲。不過你在鄉下能聽得更清楚，那裡的干擾沒有莫斯科市中心那麼強。”

大約同樣年紀，瑪莎說，她所在的九年級班正在閱讀《罪與罰》，隨後的討論變成了一起政治事件，那一刻瑪莎意識到，自己正在慢慢地、無可挽回地遠離神話般的蘇聯童年。“我舉手說，我認為扼殺另一人的靈魂是不應該的，而且，沒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寶貴了。班上沒有人同意。有人問，‘如果這個人是敵人呢？’老師指責我散佈‘抽象的人道主義概念’。在下一次家長會上，這位老師自信滿滿地對我母親說：‘別擔心。我會教育好她的。’”

十幾歲時，瑪莎仔細聆聽了廚房餐桌上的談話。她的父母處於異見社會的邊緣。他們認識認識索爾仁尼琴的人。他們拜訪了偉大的回憶錄作家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曼德爾施塔姆一如既往地穿著睡衣，在床上接待客人，睡衣上沾滿了葵花籽殼和煙灰。瑪莎聽著父母的地下音樂磁帶——亞歷山大·伽裡契和布拉特·奧庫德紮瓦的專輯。“這些磁帶是個大秘密。並不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有答錄機，我的朋友們會來聽其他東西。有一次，一個女孩打開抽屜，看到了標有‘伽裡契’的磁帶，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刻的恐懼。我以為我們肯定會被關進克格勃。”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瑪莎和謝廖沙在同一個圈子裡活動。初次見面時，他們發現兩人都喜歡同一本書：維涅迪克特·葉羅費耶夫的喜劇史詩《從莫斯科到別圖什基》。“這本書講述了我們的生活，其中既有痛苦，也有諷刺，”瑪莎說。“這是一本關於在無法逃離的情況下試圖逃離的書。”他們的朋友都是學生，是生活在不同政見周邊的青年男女，他們沉浸在書本和談話中。“在學校和大學裡，成為知識份子意味著你們要經常聚在一起，聊天、喝酒，談論前一天晚上喝得有多醉，”瑪莎說。“我現在認為那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生活。荒廢學業、蹺課被認為是品味高尚。一份工作的價值在於你能經常請病假而不會失去它。”

“我選擇的職業是一種逃避，”謝廖沙說。"我真的很想成為一名外交官，但我意識到那會導致什麼。後來又做了記者。1971年，我被學校分配到《莫斯科共青團報》工作，很快我就意識到不可能既做記者又做一個正直的人。知識份子的烏有之鄉在古代史、理論物理學（如果你能避開軍事研究的話）和結構主義。或者，你也可以當看門人、管理員或者電梯操作員，然後把大量業餘時間花在閱讀上。成為一名學者要容易一些，但在人文學科，你必須時刻警惕意識形態的死亡之手。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奔向過去，遠遠越過布爾什維克，擁抱拜占庭。”

瑪莎和謝廖沙非常熟悉的城市知識份子圈，各盡其能、各施所長，玩起了逃避和分離的遊戲。不像他們布爾什維克的父輩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這些西方化的知識份子風度翩翩、彬彬有禮，幾乎到一絲不苟的地步，男人為女人開門，幫女人穿外套。他們使用的詞彙略顯浮華，與《真理報》和《消息報》中粗俗、政治化的語言相去甚遠。“曾經有一段時間，你甚至會親吻女人的手以示問候，”謝廖沙說。“還有什麼比‘您好，同志！’更反動的呢？”

只有通過移民才能真正逃離。儘管瑪莎和謝廖沙都在機場送走了許多朋友，但她們還是無法忍受離開的想法，無法忍受在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之外的生活，無法忍受強迫自己的孩子從遙遠的距離想像他們的俄羅斯。“我去領了很多次表格和申請書，但最終我還是無法想像自己在另一個國家走下飛機後，對自己說：‘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我餘生的歸宿。’我做不到。”

於是，他們將自己的生命寄託在一個新的俄羅斯上，並試圖剖析舊俄羅斯的病理。“伊戈爾曾引用保羅·蒂利希的話，他說有兩種最大的恐懼：對死亡的恐懼和對浩瀚、無知的恐懼，”謝廖沙說。“死亡和痛苦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但在不同的文化中，無意義意味著不同的東西。歐洲選擇了死亡的不可否認性作為原則，拒絕構建任何永恆的東西，因此生命隨著生命的結束而結束，是沒有意義的。以前的古老文化和現代的東方文化則選擇了另一種解釋。一種可能是創造一種永恆的東西，一種永恆的形式。所以我們在一起，就沒有死亡。當一個有機體的某個器官中的某些細胞死亡時，該有機體仍然存活，因為它是社會性的，而不是個體性的。死亡問題迎刃而解。個體的邊界與集體的邊界相同，這是一個嶄新的觀點；它始於笛卡爾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如果你問一個古羅馬文化或歐洲中世紀文化的代表，‘人類的生活是否與一個人的生活重合?’他會說不。

“俄羅斯文化就是如此。在俄羅斯，這種中世紀的思維方式一直延續到現代。歐洲的農奴在15世紀中葉獲得解放，而俄羅斯則要到19世紀中葉。集體的觀念更為重要；這樣，有形的物質才能永遠存在。個人具有絕對價值的思想直到19世紀受西方影響才在俄羅斯出現的，但由於當時沒有公民社會，這種思想發展緩慢。這就是為什麼人權從來都不是一個問題。11世紀的伊利亞裡翁都主教在他的《關於法律與恩典的佈道》中非常清楚地闡述了這一原則，他在書中明確表示，恩典高於法律；今天，我們在普羅哈諾夫等偉大的民族主義者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的東西——他們對恩典的理解高於法律。法律在某種程度上是不人道的、抽象的。任何修正這一原則的嘗試終將失敗。從這個角度來說，俄國革命的目的就在於反抗這種被絕對簡單化的原則，即使這一原則在過去獲得了人民的狂熱支持。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是一次突破。我們正在告別中世紀。”

五一節紅場上的年輕人不僅在思想方面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工人、學生或開電梯的是普通人的話，那麼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相當普通。僅僅因為知識份子及其撰寫的文章和書籍可能最好地表達了這個時代，但改革現象也是一個快樂原則的問題，即本我的解放。性、自我表達、搖滾樂、物質主義，甚至連最愚蠢的衝動，都是本我。小報上的“本我”充斥著兇殘的過去，被毀壞的風景。

例如，阿富汗戰爭只是年輕人開始厭惡任何帶有蘇聯官方生活氣息的事物的眾多原因之一。你聽到的最嚴重的侮辱越來越多的是“蘇聯佬”，一個蘇聯俚語。如果你罵一個人“蘇聯佬”，你就是在說他心胸狹隘、色厲內荏、軟弱無能、好逸惡勞、阿諛諂媚、道貌岸然。在多年將西方貶低為帝國主義和無家可歸者的地獄深淵之後，蘇聯的電視和報刊現在將“那邊”浪漫化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電影《小薇拉》以殘酷的現實主義手法展現了蘇聯的家庭生活，大受歡迎，但最終人們厭倦了把鏡頭對準可憐的自己。國營電影業很快意識到，讓影院爆滿的方法就是購買好萊塢電影——衝浪電影、二流的警匪驚悚片、《反鬥星2》，以及任何帶有低級趣味的搞笑片。

在列寧格勒，我遇到了一個不再年輕的人，名叫寇里亞·瓦辛。他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真正的持不同政見者，但他的不同政見不是崇拜傑弗遜或穆勒，而是崇拜查克·貝裡、基斯·理查茲，尤其是約翰·列儂。“很多東西都能解放人們，”當我們聽《白色專輯》的磁帶時，他告訴我。“對我來說，約翰·列儂的歌聲給了我自由。”從60年代初開始，他和他的朋友們就一直在收集西方搖滾樂的盜版磁帶，聽這些磁帶時，他們就像那些一晚上讀完輕型紙地下版薩哈羅夫的知識份子一樣，偷偷摸摸地享受其中的樂趣和啟示。他告訴我，當他剛開始聽搖滾樂時，根本不可能買到黑膠唱片，當時甚至連卡式錄音帶都相當罕見。“我們有朋友在醫療診所工作，他們會偷廢舊的X射線，”寇里亞說。“有人擁有一台原始的唱片製作機，你可以通過在X射線材料上切割凹槽來複製音樂。所以，你聽到的法茲·多米諾的曲子，其實是從某人早已被人遺忘的髖關節骨折的X光片上傳出來的。他們稱之為‘骨碟’。”

寇里亞·瓦辛壁櫥大小的公寓裡擺放著披頭士的紀念品和一台巨大的卷軸答錄機，這裡就相當於薩哈羅夫為搖滾樂手們準備的廚房。列寧格勒——蘇聯的利物浦——所有搖滾樂和爵士樂的主要天才都會來這裡，通宵暢談，然後不可避免地倒在角落裡。列寧格勒本地的搖滾樂壇非常有趣：寇里亞、阿列克斯·卡恩和其他一些人在魯本施泰因街創辦了一家搖滾俱樂部，伯里斯·格列本什科夫的“水族館”樂隊與西方許多頂級樂隊一樣具有創新精神。但最重要的不是蘇聯版的搖滾樂，而是搖滾樂將年輕人帶往更廣闊世界的方式。

長期以來，蘇聯政權一直擔心西方流行文化的誘惑。即使是最無趣的意識形態專家，那些從未去過比明斯克更遠的西方的人，也知道詹姆斯·布朗和滾石樂隊在某種程度上與赫爾辛基觀察組織和美國之音一樣危險。“敵人正試圖利用年輕人的心理，實施一些可疑的計畫，”康斯坦丁·切爾年科在1983年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宣稱。党的青年報紙《共青團真理報》在談到搖滾樂時說：“那些上當受騙的人正落入意識形態反對者的手中，他們在稚嫩的心靈中播下了與我們的社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種子。”但到了1989、1990年，《共青團真理報》熱衷於報導有關平克·佛洛德、傳聲頭樂隊和嘻哈的最新消息。在我前往彼爾姆探訪勞改營的途中，我聽到一個蔬菜攤上傳來奇怪的律動聲。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俄羅斯說唱歌手的聲音。

搖滾樂帶來了更性感的服裝、銳步鞋、廣告和麥當勞。對於那些懷念過去想像中的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專家和民族主義者來說，《紫雨》和金屬樂隊比在革命廣場上建立證券交易所的想法更具威脅性。時至今日，連保守派也承認，這個國家需要財富，但在任何一期《青年近衛軍》或《我們這一代》雜誌上，你都可以讀到關於搖滾樂的邪惡、對傳統斯拉夫音樂的侵蝕的激烈論戰。“現場搖滾樂已成為我們生活的災難和毒瘤，”瓦倫丁·拉斯普京、瓦西裡·別洛夫和尤裡·邦達列夫寫道，他們都是著名的小說家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流行音樂，以其驚悚、單調、空洞的節拍，荒謬的文字，貧瘠的詩意，正在把一批批新的年輕人踢向精神空虛之中。”甚至有人告訴我，政治局會對搖滾文化在蘇聯的興起大加撻伐。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觀點代表了所謂的自由主義。“我不太喜歡搖滾樂，但我認為禁止它並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說。利加喬夫則希望阻止愛爾頓·約翰獲得入境簽證。如果是Ice-T和人民公敵樂隊在排隊辦理護照，我不知道葉戈爾·庫茲米奇會下達什麼可怕的命令。

大多數掌管克里姆林宮的人從未去過西方，即使去過，也待在官方訪問的“泡泡球”中。兩個在上臺前曾廣泛遊歷西方的人同時也是官方改革的兩個重要人物：雅科夫列夫和戈巴契夫，這絕非偶然。天知道強硬派認為如果西方向東擴張，蘇聯會變成什麼樣子。但你可以猜到。1990年，一位名叫羅曼·加里甯的年輕活動家在莫斯科市政廳註冊了一份同性戀報紙，並刊登個人廣告和一些關於莫斯科同性戀生活的、相當溫和的文章，《真理報》指責這份名為《特馬》的報紙告訴戀屍癖者在哪裡可以找到屍體，戀童癖者在哪裡可以買到兒童性服務。加里寧似乎絲毫不為所動。他開始散發鼓動同性戀維權示威的傳單：“把紅場變成粉紅色三角地。”

對於最終放棄了共產主義夢想的老一輩人來說，西方是他們被擊敗之後，一片趾高氣揚、洋洋自得地炫耀成功之地。仿佛所有烏托邦的夢想都已煙消雲散，他們被困在麥當勞和古拉格集中營之間。除了點一個巨無霸，他們還能做什麼呢？

但對年輕人來說，西方本身就是夢想。與自己所處的困境相比，西方的問題顯得可笑。西方世界確實被浪漫化了，但為什麼不呢？一位30歲的女人，因為無處可去，不得不和5年前離婚的丈夫住在一起，你怎麼能和她談論美國經濟的衰退呢？到了1990年，街頭售貨亭賣得最快的一本書是《如何在美國找到工作》，緊隨其後的是《如何在歐洲找到工作》。這種對西方事物的渴望會佔據你的心。有幾個星期，我觀看了《紅場諜戀》的製作過程。導演弗雷德·謝皮西將約翰·勒卡雷的小說設置在所有最容易辯認的明信片背景之下。在一旁，幾十名年輕的俄羅斯人打著零工，擔任翻譯、替身和技術人員。我和一位名叫基拉·西涅什科娃的年輕女士聊得最多，她幫助美國人與劇組裡的俄羅斯人溝通。我看著她如何迷戀好萊塢；如何陶醉在蜜雪兒·菲佛的光芒中。基拉對劇組的組織、設備和明星們的待遇都難以忘懷。過了一會兒，聊到拍攝紅場、紮戈爾斯克大教堂、流光溢彩的列寧格勒公園，美國人自以為“捕捉到真正的俄羅斯”時，她咯咯地笑了起來。拍攝結束幾周後，基拉回到她的固定工作崗位——列寧格勒革命博物館的導遊。我們約好共進晚餐，我也參加了她的一次旅行。那是上午晚些時候，她正帶領一群來自沃羅涅日和西伯利亞的無聊遊客。她向他們介紹存放那裡的“奇妙”檔和“獨一無二”的列寧紀念品。遊客們不在意，基拉更不在意。我很少看到如此茫然的眼神。

西方事物打開了世界的大門。1990年春夏之交，我每週都要在列寧山度過幾個下午，日本人在那為莫斯科國立大學修建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棒球場。我和一個來自蘇城的孩子坐在休息室裡，他叫鮑勃·普羅特斯特，從愛荷華州遠道而來當棒球教練。

“我在《體育畫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他說。“我喜歡探險，但我去大溪地能做什麼呢？所以我想我可以教俄羅斯人如何雙殺。”

1986年，棒球熱開始興起，傳統主義者對此深感憂慮。不知何故，他們從未想過，這個國家70年代也曾為籃球瘋狂過，卻沒有導致蘇聯核力量的突然內爆。儘管如此，《消息報》還是發表了一篇狂熱的社論，聲稱棒球是外來文化入侵，而且，無論如何，俄羅斯的拉普塔是一項卓越的運動，是它讓美國人首先想到了棒球。謝爾蓋·沙欽寫道，拉普塔可以追溯到伊凡雷帝時代，在19世紀俄羅斯移民定居加利福尼亞時傳入。所以才有了棒球。“這只是猜測，”沙欽後來承認。

蘇聯正在組建一支全明星隊，準備前往美國參加巡迴比賽，他們看起來很生疏，但並非沒有天賦。球場上擠滿了前標槍運動員、前水球運動員和前曲棍球運動員。普羅特斯特的朋友理查·斯普納是莫斯科的拓荒者。他白天在一家美國商業財團工作，週末則教導內野飛球規則的智慧。斯普納設法為他在全蘇聯化學協會門捷列夫隊的化學家們提供手套、球、頭盔，甚至還有洛杉磯道奇隊比賽集錦的錄影帶。錄影帶看得越多，俄羅斯人就越能模仿美國同胞的動作和表情。抓撓、吐痰、吹泡泡。他們花了好長時間才把這些動作全部掌握。在一場比賽中，一個傢伙拿著他的紅人牌口嚼煙草禮物，像吃巧克力一樣狼吞虎嚥。他嘔吐了，剩下的比賽都在無助的茫然中度過。他眼睜睜看著自己被三振出局。

“現在他們咀嚼煙草和吐口水都沒問題了，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養成在投球前抓自己蛋蛋的習慣，”普羅泰斯特說。

瓦迪姆·庫拉科夫是斯普納麾下門捷列夫隊的捕手，也是蓋瑞·卡特的狂熱崇拜者，後者效力於大都會隊和開拓者隊。“如果我有兒子，”庫拉科夫說，“我會叫他蓋瑞，以偉大的蓋瑞·卡特命名。”庫拉科夫用捲髮器燙出了加里·卡特天使般的樣子。在球場上，他有著與“壞小子”同樣瘋狂的風格，同樣花裡胡哨的炫技感。當他隨隊出征客場時，瓦迪姆·庫拉科夫送給女友一張蓋瑞·卡特1988年的球星棒球卡，“這樣她就會記住我。”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俄羅斯人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公園擊出過全壘打。北極熊仍然是一個廣角打者的國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投出一個標準的曲線球，而滑球就像購物中心和微波爐炸玉米餅一樣遙不可及。但接球手的表現卻出奇地好。這些來自集體農莊的鄉下孩子，對外野的打法很有一套。唯一看起來有點不穩定的是決策。比利·馬丁-雷吉·傑克遜式的爭吵在莫斯科球員休息區屢見不鮮，有人告訴我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我們共同決定一切，”蘇聯隊主教練弗拉基米爾·博加季廖夫說。“儘管發生了這麼多事，但在俄羅斯，我們仍然更多的以集體利益為重。”

很高興看到，儘管障礙重重，但俄羅斯棒球運動員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大多數球員都戴著大聯盟球隊的帽子，不過有一名球員戴的是美汁源款式的帽子，另一名球員則戴著印有醒目的“自由電臺”標誌的帽子，這仿佛是克格勃最可怕的噩夢。在另一個休息區，一名教練正在一本過期的《新世界》雜誌的淡藍色封面上寫下新的陣容組合。我和已故的波士頓紅襪隊的“太空人”比爾·李一起觀看了一會兒比賽。李被這些球員迷住了，他們同樣努力追求風度和真正的技巧，似乎他們本能地知道，美國比賽的怪癖並非無關緊要，而是美的一部分。他試圖向投手們表明，他們必須“尊重”土墩，要像“愛護自己的家和辦公室”一樣愛護它。他們喜歡“太空人”。

“我以一個與俄國人無冤無仇的熱血美國人的身份告訴他們：我希望你們贏得這場比賽，”比爾·李說。“因為如果他們學會了怎麼打球，他們就會發現這比他媽的工作強多了。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比如音樂。當他們打開電視，看到喬·庫克唱《文明人》時，五萬人瘋狂了，每個人都脫掉上衣，袒胸露乳，嘿，他們會說，‘你知道，我想要那個！我一定要得到它！’棒球也一樣。他們想要我們擁有的東西。他媽的為什麼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