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2章：共产主义接班人

1988年1月，我和妻子埃丝特刚搬到莫斯科后不久，就与弗洛拉和米沙·李维诺夫在他们位于伏龙岑斯卡亚堤岸街的公寓里一起喝下午茶、品尝蛋糕，那里住着许多在职或退休的共产党官员家庭。李维诺夫夫妇是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他们似乎对莫斯科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们平易近人、谦逊恭敬的态度更令人印象深刻。米沙是两人中比较安静的一个。我猜想，他的沉默寡言是一生夹在父亲马克西姆和儿子帕维尔之间的结果，父亲马克西姆曾在斯大林的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而儿子帕维尔则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参与了第一次反抗斯大林政权的斗争。身陷于历史风云和抗议人物中，米沙将倾听作为一门艺术。他耐心地聆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专注。对于一个父亲睡觉时枕头底下放着一把勃朗宁自动手枪防备受到袭击的男人，以及一个儿子曾向政治局的人口诛笔伐的男人来说，无论听到什么都面不改色。然而，在朋友或陌生人的房间里，弗洛拉才是那个挑起话题、活跃气氛、嘘寒问暖的领头人。

她问我要在莫斯科写些什么。

“我想采访卡冈诺维奇，”我说。

弗洛拉脸色一沉。她和米沙过去认识过不止一位美国记者，毫无疑问，他们听说过更合理的新闻企划：军备控制、人权、克里姆林宫政治。她一定觉得这孩子很奇怪，但她太善良了，没有说出口。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彼时已年逾九旬，是斯大林核心圈子中最后一位在世的成员。作为人民委员，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曾经就像戈林与希特勒的关系一样亲密。卡冈诺维奇协助领导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这场残酷的运动消灭了农民，使乌克兰的村庄饿殍遍野。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卡冈诺维奇修建了这座城市的地铁系统，并曾短暂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他还摧毁了数十座教堂和犹太教堂。他炸毁了位于莫斯科最古老街区之一的、宏伟的文化遗产——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当时盛传，斯大林从他的窗户眺望风景时，大教堂的钟楼挡住了他的视野，所以想把它炸掉。

卡冈诺维奇还相信共产主义吗？我想知道他有没有感受到一丝负罪感和羞耻心？他怎么看待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但这不是重点，真的。我最想做的就是和卡冈诺维奇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看看这个邪恶的人长什么样子，了解他平时都做些什么，看什么书。

米沙听得津津有味，但却有些漫不经心。我说话的时候，他正在把一张餐巾纸翻来覆去叠成……什么东西。他最近迷上了日本折纸艺术。他的折纸作品摆满了整个房间：八角形、四面体、鹳鸟、虫子。

“你知道吗，”他一边说，一边用掌心压出一道折痕，“卡冈诺维奇就住在楼下。”

就在楼下？我知道他住在伏龙岑斯卡亚堤岸街，可能在一幢还住着老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卫队后代的较好的楼房里。但没想到就在这里，在楼下？从老照片上看，卡冈诺维奇是个留着普鲁士式小胡子、眼睛像玛瑙的大块头。退休后，他一直是伏龙岑斯卡亚堤岸街的多米诺骨牌冠军。他会在院子里与所有来访者对弈。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还在位的时候，卡冈诺维奇打电话给当地党委，要求给他的院子装上探照灯，这样他就可以在夏天的夜上玩多米诺骨牌了。他仍然有权使用豪华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所谓的“第四政府”——而且他还活着。就住在这里，在楼下。

“他住在384号公寓，”米沙说。“我们以前偶尔会在电梯上或院子里遇见他。问题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说他从不出门。他也从不应门。或许他有一个护士。我不确定他还能不能走路，他已经完全失明了。”

说着，米沙拿起剪刀，在餐巾纸上轻轻地剪了一小口。只见他把纸张缓缓展开。一只振翅翱翔的火鸟跃然手心。

在莫斯科，只要下午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就会去米沙和弗洛拉所住的大楼——伏龙岑斯卡亚堤岸街50号，9号入口——寻找卡冈诺维奇。几个月来，我按了几百次384号公寓的门铃，有时一按就是半个多小时或更长时间。我往他的门缝里或信箱里塞纸条。我打铃、敲门、耳朵贴在门上倾听。有时从里面传来一阵咕哝音，有时是趿拖鞋走过地板的声音。

卡冈诺维奇的女儿玛雅是个老太太，她晚上来看望父亲，并为他准备晚餐。她不愿跟我说话，每次我给她家里打电话，她都把电话转给别人。“你看，他太老了，不能见任何人。”一位亲戚告诉我。“我们不希望有人打扰他，问一些关于过去的不愉快的问题。这可能会让他心烦意乱。”

我在院子里闲逛，主要是为了和人们谈论卡冈诺维奇。“他不让任何人靠近他，”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邻居告诉我，当时我俩坐在院子里的一张长椅上。“我觉得他现在害怕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他会死的，如果《真理报》能提到他的名字，那他就走运了。这个混蛋曾经掌握我们生杀予夺的大权。”

有一天，同样在院子里，卡冈诺维奇最年长的邻居之一，一位操白俄罗斯口音、眼睛蓝得像矢车菊的妇女正在散步。孩子们在玩跳绳和跳房子游戏，老人和妇女在一旁看着。“不久前，”她说，“你能看到卡冈诺维奇整天在这里玩多米诺骨牌，或者和他女儿独自坐在一边。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斯大林手下干过什么。在堤岸街的这些建筑里，住着许多党内的大人物，但没有人像卡冈诺维奇那样，至少活着的没有。我总是离他远远的。我们家乡有句谚语：‘伴君如伴虎’。”

我知道卡冈诺维奇的电话号码——242-6751，但他从不接听。后来，一位多年来一直试图与卡冈诺维奇交谈的俄罗斯记者向我解释说，有一个暗号：拨号，让电话铃响两声，挂断，然后再拨。我试了一下，一位老人接通了电话。

“喂？”

“喂，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吗？”

“什么事？”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我叫雷姆尼克。我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拜访您。”

“没有必要。”

“我听说您的身体不太好，但我……”

“没有必要。我感觉糟透了。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感觉糟透了。”

“也许，在你感觉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

“我总是感觉很糟糕。不接受采访。我不接受采访。我为什么要接受采访？”

他的声音起初很微弱，但后来开始变得有力起来，仿佛说说话就能锻炼身体。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我说了不接受采访。就这样！”

“那……”

电话挂断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肯定换了暗号。旧的暗号失效了，新的同类暗号也不起作用。登门拜访成为唯一的希望。采访往往是烦人的工作，但无休止地敲暴君的门却有一种特别令人羞愧的感觉。这引发了复杂的礼仪问题，比如在涉及大屠杀元凶时，骚扰的定义是什么。一天下午，我乘电梯去找弗洛拉，她带着慈母般的微笑听我抱怨楼下大门紧闭。

“好吧，如果他真的把门打开了，你又能得到什么呢？”弗洛拉问。“你觉得他会痛哭流涕，或者后悔不迭吗？”

“不尽然。”

“他已经老了，”她说。“这有什么关系呢？”

接着，弗洛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在1951年或1952年，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冬夜，弗洛拉打开儿子的房门，弯腰亲吻了他一下，祝他晚安。帕维尔转身面对她，床单窸窣作响。黑暗中，他的脸上闪烁着泪花。原来他一直在哭，呼吸中带着哽咽。帕维尔是个自信而聪明的大孩子，但此时似乎迷失了方向，甚至吓得不敢说话。

“怎么了？”弗洛拉说。“出什么事了？”

帕维尔沉默良久，别过身去，不知怎么又变回了自己。

“告诉我，怎么了？”

“他们说我不能告诉你，”男孩说。“我保证过。”

“为什么？”

“这是个秘密。”

“秘密？”

“是的，”他说，“一个秘密。”

“你可以告诉我，”弗洛拉说，“你信守诺言是对的，但前提是不能对父母有所隐瞒。”

帕维尔的祖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斯大林执政初期的外交部长。他在几个月前刚刚撒手人寰，但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们一家仍然可以享受优渥的特权生活。他的遗产包括一套位于堤岸街上的公寓，这是一个优美的空中花园，拥有巨大的房间、特殊的餐厅和剧院，共产党精英们可以俯瞰莫斯科河。为精英阶层的家庭准备了外国书籍、名医、烤面包用的橘子酱和冬天吃的西红柿。李维诺夫家甚至还有自己的女清洁工——一名克格勃中尉。夏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郊外希姆基镇的一个别墅里度过。这座房子被白桦树和松树环绕，最初是为斯大林的家人建造的。帕维尔的许多同学都是共产党高层的子女，或者说是第一轮大清洗后残存的共产党高层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都加入了帖木儿协会，一个由狂热的爱国青年组成的团体，相当于布尔什维克童子军。

“告诉我，好吗，”弗洛拉再次对儿子说。“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保密？”

帕维尔惊恐万分。他曾对帖木儿协会发誓保持沉默，他知道的事情足以让他害怕。但他还是无法拒绝母亲。

他说，现在正在追捕“人民公敌”。他最好的朋友告诉他的。弗洛拉认出了那个男孩的名字。他是一名克格勃军官的儿子。

“他说，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人民公敌，”帕维尔接着说。“任何地方，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弗洛拉感到一团怒火在胸中燃烧。她知道，监督这些团体的成年人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在训练孩子们担任告密者，充当出卖自己家庭的叛徒。她很害怕，尤其是为了她的儿子，但并不完全感到惊讶。毕竟，这些孩子被教导要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这位年仅12岁的少先队员，为了集体利益，向警察揭发自己的父亲试图藏匿粮食，因此成为了所有苏联儿童的民族英雄和偶像。这些孩子都是在按照克格勃意识形态官员安东·马卡连柯的“社会主义家庭”理论设计的学校里长大的。马卡连柯坚持向孩子们灌输集体高于个人、政治高于家庭的思想。他说，学校必须效仿红军和西伯利亚劳改营的铁的纪律。

终于，帕维尔敞开心扉。他说有两个陌生人告诉他，很快他就要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弗洛拉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让这个男孩汇报家庭的情况。

斯大林和他的圈子一直对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及其奇怪的家庭保持警惕。虽然在担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国大使期间，马克西姆全心全意为政权服务，无可挑剔，但他完全不像斯大林那些最忠诚的脑残党羽。他见多识广。他会说外语。他有外国朋友。马克西姆还娶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古怪的英国女人，名叫艾薇，她写小说，有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风流韵事，并积极推广C.K.奥格登的《基础英语》，这是一套仅850字的基础英语学习体系。当丈夫送给她萧伯纳的《智慧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时，她回赠他奥斯汀、劳伦斯和特罗洛普的作品集。

特别是1941年被迫退出中央委员会后，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对外国人的政治利益抱有一定的同情。1944年，他告诉记者，斯大林对东欧有帝国主义的野心，并大声质疑西方为什么不干预。1977年，历史学家沃伊泰克·马斯特尼在为《外交事务》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将李维诺夫描述为“外交委员会中的卡珊德拉”，一位敢于抱怨“整个苏联体制僵化”的外交官。斯大林当然收到风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秘密警察制定了一项周密的计划，在李维诺夫前往希姆基别墅的路上“伏击”他。然而，李维诺夫是个幸运儿。多年来，他睡觉时手边总放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最终还是逃脱了逮捕，奇迹般地得享天年。“他们没有抓到他，”就在马克西姆死后，艾薇对女儿说。家人和历史学家只能猜测原因。斯大林无疑很看重李维诺夫在西方的人脉，他可能认为国外的恶性报道不值得处死他。

但即使在李维诺夫于1951年12月31日辞世后，他的家人仍然活在对斯大林的魔爪和敲门声的恐惧中。帕维尔的父母米沙和弗洛拉，以及他的姑姑塔尼娅比艾薇更有城府，更懂得他们所处时代和国家的危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可能会让他们锒铛入狱或送上断头台。米沙是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备受赞誉的年轻工程师，也是光芒耀眼的苏联康健英雄：登山、慢跑、涉猎博弈论。这当然是一种可疑的古怪行为。帕维尔的姑姑塔尼娅因为“过度迷恋”于“西方颓废艺术”而被艺术学院开除。至少在家里，他们都畅所欲言。有一次，帕维尔从图书馆借回来一本关于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他被这个男孩为布尔什维克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大义灭亲的英雄事迹深深吸引。弗洛拉勃然大怒。她撕掉了书页，说帕维尔永远都不能背叛他的父母。不管这些愚蠢的书上写了什么，孩子都不应该这样。

“即使父母是坏人？”帕维尔问。

“是的，即使他们是坏人。”

现在，弗洛拉必须决定如何处理她的孩子和他的“特殊任务”了。她绝不允许帕维尔变成另一个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第二天早上，弗洛拉穿上她最漂亮的衣服，造访帕维尔朋友（也就是克格勃官员的儿子）的公寓。她试图吓唬那个警察，让他以为“高层”有人为李维诺夫家族挣腰。她戴上一条优雅的围巾和一顶花哨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有权有势的布尔什维克女主人。

“你无权与我的儿子谈话！“她对他说。“你马上给我住手！”。说罢，她转身离开，气得浑身发抖，同时也为自己的胆大妄为感到头晕目眩。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冒了多大的风险。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米沙和弗洛拉长时间地讨论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们决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了。偶尔撕掉一本书，然后再次陷入莫名其妙的沉默根本无济于事。如果要防止帕维尔和尼娜成为学校热衷于培养的那种斯大林主义青年，他们就必须尽可能说出真相。他们必须讲述帕维尔学校里许多朋友的父母和祖父母的遭遇，他们是如何被扔进绰号“黑玛丽亚”的警车，然后运往科雷马、沃尔库塔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在那里销声匿迹的。他们必须开始让孩子们认识到，山鹰斯大林是一头卑鄙的野兽。帕维尔必须学会以某种方式跳出终日吞噬他的体制之外去思考问题。

鉴于那个时代和危险，弗洛拉和米沙不能做得太直接、太频繁。他们也无法有效地与各种形式的斯大林崇拜相抗衡：庆祝斯大林“万岁、万万岁”的游行、描述其丰功伟绩的报纸、广播、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专家编写的历史书、少先队的集会和军训。帕维尔学会了热爱斯大林，就像其他地方的孩子学会爱上帝一样。斯大林是一位慈祥的神，一个无所不知、亲切和蔼的父亲。他深藏不露。可是，他的形象被印制在横幅、飞艇、告示牌和招贴画上。他的话充斥在教科书、报纸和收音机中。“要与之竞争可不容易，”弗洛拉想。“也许是不可能的。”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那天，帕维尔13岁，悲痛欲绝。他哭了好几天。在校园里，他和那些没有像他一样深切悼念斯大林的孩子们打架。回到家，当他发现父母和他们的朋友拿斯大林同志开玩笑时，他非常愤怒。他看到他们在厨房里不是哀悼，而是庆祝。帕维尔涨红了脸，冲出厨房，愤怒而困惑地上床睡觉去了。

斯大林死后那些年，李维诺夫一家并不平静。米沙和弗洛拉都是年轻的父母，他们在面对帕维尔时常常束手无策。他在学校学习很吃力。他17岁结婚，很快又离婚。他酗酒，通宵达旦地玩纸牌，在赛马场赌马。“他对马很着迷。”弗洛拉说。“我们担心帕维尔会以一个穷困潦倒的赌徒结束他的一生。”

但帕维尔已经日渐成熟，免不了要受“解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文化、历史和思想浪潮——的影响。数十万囚犯从劳改营释放归来，他们都有故事要讲。李维诺夫伉俪认识许多曾经被集中营关押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甚至党的官员。对帕维尔来说，那是一个灵魂深处大爆炸的时刻。他端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第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1955年，他父母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物理学家米哈伊尔·列文重获自由回到家中，讲述那里的状况，以及无数无辜者毫无意义的死亡。“那种感觉就像你沉睡了多年，突然醒来，”很久以后，帕维尔说。“所有关于童年和斯大林的幻想一夜之间变得痛苦不堪，荒谬绝伦。”

1960年代初，帕维尔在罗蒙诺索夫研究院找到了一份教授物理的工作，并最终与一群知识分子结成了挚友，他们全程关注第一次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反苏”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的审判。在这群年长的作家和科学家眼中，帕维尔是一个迷人的金童：聪明伶俐、年轻有为、出身显赫。他沉浸在这个新世界中，阅读各种“地下出版物”的作品，参加一轮又一轮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生活中心的厨房讨论。帕维尔读了索尔仁尼琴、瓦尔兰·沙拉莫夫的集中营故事、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他帮助起草支持政治犯的公开信，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其分发给西方记者。他还娶了莫斯科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之一，文学家列夫·科佩列夫和雷莎·奥尔洛娃的女儿玛雅。科佩列夫曾是索尔仁尼琴的狱友之一，也是他的小说《第一圈》中一个角色的原型，同时还是帕维尔·李维诺夫的楷模。科佩列夫从小就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真正的信徒，后来“接受了教训”。对帕维尔来说，科佩列夫的一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一个人有能力明事理、辨是非、知善恶，即使在噩梦中也能诚实地活着。

1968年8月21日，帕维尔和他的6个朋友被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短波报道震惊了。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收听“布拉格之春”的每一个细节，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试图建立“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欢呼。他们等着看赫鲁晓夫的征服者和继任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将如何处理卫星国的叛乱。他会像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匈牙利那样冷酷无情，还是展现出另一种新的宽容态度？答案很快水落石出。捷克斯洛伐克地下电台用颤抖而哽咽的声音说道：“俄罗斯弟兄们，走开，我们没请你们来。”帕维尔早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密友拉里莎·波哥拉茲陷入绝望。她的丈夫安纳托利·马尔琴科此前因参与政治活动而入狱，而现在她看到的是，这个政权已经准备好用士兵和坦克大规模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我们需要一次大胆的行动，一场运动，”她想。“我们现在就要。”

帕维尔、波哥拉茲和其他5人开会讨论此事。他们计划在8月25日中午举行一次简短的示威，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很清楚这种“反苏”活动的后果：入狱、流放或长期关押精神病院。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帕维尔开始收拾自己的财产，把书送给朋友。他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

示威的前一天晚上，帕维尔去科佩列夫夫妇的公寓参加聚会，著名的吟游诗人亚历山大·加利奇正在演唱。现场死气沉沉，连伏特加酒也无法缓和气氛。入侵布拉格无疑是“解冻”和“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所有希望的终结；勃列日涅夫发起了一场公然的新斯大林主义政治运动。尽管存在种种举棋不定和半途而废，赫鲁晓夫时代很快就成为人们心目中一个失去的天堂。小说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表示，这次入侵“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崩溃”。在晚会上，许多人谈到自己的愤怒，说自己在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作为苏联公民是多么的耻辱。人们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公民，而是奴仆。

接着，加利奇开始唱起一首关于十二月党人——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反抗者——的歌：

你能来到广场吗？

当那个时刻来临

你敢来到广场吗？

加利奇唱歌时，帕维尔感觉他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歌词一语双关，既提到了另一个世纪的抗议，又向新一代发出了嘹亮的号角——没有人会忘记，尤其是帕维尔。当加利奇放下吉他时，帕维尔很想宣布示威的计划，但他决定不这么做。他担心在座的长辈会觉得道德绑架。对他们来说，经年的流放或监禁可能意味着死亡。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分，帕维尔、拉里莎·波哥拉茲和他们的朋友们聚集在红场的罗波诺耶梅思托平台，沙皇的刽子手曾在这里砍下反对国家和教会的异教徒的头颅。当斯帕斯克塔正午的钟声敲响，他们展开了一系列横幅。捷克语：“自由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俄语：“释放杜布切克”、“滚出捷克斯洛伐克”、“侵略者可耻”。诗人娜塔莉亚·戈尔巴内夫斯卡娅带着三个月大的儿子来到广场。当其他人展示他们的标语时，她把手伸进婴儿车，从熟睡的儿子身下拿出一面捷克斯洛伐克国旗。

无论如何，这场示威都不可能持续太久。克格勃人员跟踪李维诺夫及其他人来到克里姆林宫。而克格勃军官的一支特别小分队当天也驻扎在红场上。他们在那里等待勃列日涅夫与“布拉格之春”领导人（他们在入侵当晚被用手铐押解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内举行的会议结束。当军官看到横幅，立刻一拥而上，扑向示威者，一边高喊“该死的犹太猪！”和“打倒反动派！”帕维尔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艺术评论家维克多·费恩伯格也掉了好几颗牙。警察们把抗议者塞进没有牌照的汽车，向警察局急驶。

片刻之后，广场再次恢复了平静。夏季游客们又回到列宁墓观看警卫换岗仪式。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圣巴西尔大教堂糖果般的彩条旋涡。老太太叫卖香草雪糕棒，老先生则向来自索非亚、布达佩斯和河内的参观同志兜售明信片。突然，卫兵吹响哨子，命令驱离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的人群，让出一条通道。一列官方的黑色轿车队飞快地驶过。然后卫兵又吹响哨子。道路畅通无阻。当时没有人知道，车队中的一个人很可能是“布拉格之春”的领袖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他现在是莫斯科的囚犯。

“如果杜布切克和其他人看到了人们对他们所做事情的支持，那该有多好。可惜他们没有，”安德烈·萨哈罗夫后来告诉我。“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有一些人愿意维护它的尊严。”

当然，对红场抗议者的审判是一场骗局，一出极权主义的闹剧。1968年10月11日，在法庭正式宣判前，帕维尔有机会作最后陈述：

“我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来讨论法律细节；律师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对这些指控的清白是不言而喻的，我不认为自己有罪。真正‘有罪’的，是对我的判决，这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当我下定决心前往红场时，我事先就知道这一点。没有什么能动摇我的信念，因为我确信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会对我进行挑衅。看看吧，我的遭遇就是挑衅的结果。

“我是从跟踪我的人那里知道的。当他尾随我到地铁站时，我从他的眼睛中读出了对我的判决。在红场殴打我的那个人我以前见过很多次。尽管如此，我还是来到了红场。我不想谈论我的动机。我从未考虑过是否应该去红场。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我认为有必要表达我对政府行为的不同意见，这让我义愤填膺……

“‘你这个傻瓜，’警察说，‘如果你闭上嘴，你就可以平静地生活。’他毫不怀疑我必定要失去自由。也许他是对的，我是个傻瓜……

“谁来判断什么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也许是检察官，他对那些殴打我们、侮辱我们的人赞赏有加，甚至有些慈祥……这正是我感到危险的地方。显然，正是这些人应该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反革命。这就是我觉得可怕的地方，这就是我去红场的原因。这是我一直在反对的，也是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反对的。”

没有人逃脱惩罚。帕维尔·李维诺夫被判处流放五年。他被送往西伯利亚一个偏远的村庄生活——离一个多世纪前叛乱的十二月党人被监禁的地方不远。

回到莫斯科的家后，帕维尔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不可逃避的选择：要么坐牢，要么流亡海外。如果他继续从事人权运动——他不能不这么做——那么他将被送进劳改营，这个命运比他在西伯利亚所经历的要严重得多。一名克格勃官员向他建议，申请移民很可能会得到“积极回应”。1973年，在一次凄凉的聚会上，帕维尔向亲朋好友道别。

“我以为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了。”帕维尔说。“这是许多人的典型经历。你离开了，对你来说，你留下的人已经死了。他们还活着，但你失去了他们，就像他们已经不在人世。”

帕维尔和玛雅·李维诺夫前往美国开始新生活。帕维尔在纽约柏油村一所小型私立学校（哈克利）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他们四处旅行，结识新朋友。但多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痛苦的边缘。帕维尔·李维诺夫经历了从服从到独立的转变，这让他失去了家人和家园。他留下的大多数亲友都没有办法或机会赢得独立。苏联已不再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但是，即使劳改营已经成为废墟，苏联的制度依然存在。恐惧依然存在，没有人是自由的。

在前苏联生活和旅行的近4年时间里，我经常发现自己会不小心闯入旧劳改营。1989年西伯利亚煤田第一次罢工期间，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市的一些矿工告诉我，越过篱笆往田野看——奶牛左边有一片低矮的建筑。那是军营。在乌拉尔山脉彼尔姆市郊采访一座监狱时，我和典狱长一起喝茶吃饼干。曾经亲手埋葬过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他，现在正为自己的养老金问题发愁。曾几何时，整个国家都是劳改营系统的一部分——索尔仁尼琴称之为“古拉格群岛”——你不必离家很远就能看到它。一天晚上，我拜访列宁大道（距我莫斯科住地不远）上的一栋公寓，与一位老人喝茶。

“能住在这里，我一直感到很有面子。”老人说。

这间公寓只有一个房间，暖气坏了，水管也锈迹斑斑。

为什么？住在这里有什么光彩的？我问他。

“索尔仁尼琴亲手建造了这个垃圾场，”他说，金色的门牙闪闪发光。“当囚犯们在这里工作时，他正是其中一员。”

每一次这样的遭遇，都让我不禁感慨自己与俄罗斯息息相关，并为自己能逃离这片土地庆幸不已。我的祖父和外公——亚历克斯与班——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大致相当。上世纪初，他们生活在泥泞的村庄里：亚历克斯的家乡在维尔纳（现在的维尔纽斯）郊区，本住在基辅城外。据我所知，这两个村庄早已不复存在。我的两位祖父对他们在苏联帝国的童年知之甚少，也无意了解。到了晚年，他们对所谓的“寻根热”感到困惑。他们没有乡愁。他们自觉幸运能逃过一劫。听到大屠杀的传言后，他们徒步、骑马、搭车，最后乘船逃离了俄罗斯。他们来到了城堡花园和埃利斯岛。亚历克斯在纽约王子街和百老汇街角的一家小店里卖“杂货”：腰带扣、尼龙袜、发夹。班在新泽西州帕特森的服装店做推销员。当我在高中开始学习俄语时，我的祖父们好奇地笑了笑，便不再管我了。如果他们知道七八个俄语单词，那就算多了。对他们来说，俄罗斯就像他们半夜逃离的着火的房子。就在我去俄罗斯之前，我飞到迈阿密海滩。班设法把他在帕特森的房子换成了一个能看到大西洋的小房间，以及地下车库里一辆救护车。他已经100岁了，在养老院颐养天年。当我告诉他自己打算在莫斯科生活三四年时，他说：“你一定是疯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你小子却想回去。”

我妻子的家人对我们去莫斯科更是顾虑重重。这是有道理的。他们逃跑的过程比较曲折。埃丝特的祖父西蒙是著名的拉比，出生于白俄罗斯。在波兰开始执业后，他娶了第7代拉比的后裔尼查玛为妻。罗宾逊是她的娘家姓，意思是拉比之子。最后，他搬回了白俄罗斯，在那里他既当拉比，又做当地古典中学的哲学教师。1939年，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来到狄斯纳镇寻找西蒙。镇民和教徒们拒绝交出他。但西蒙知道此事后，他找到了特工，并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当特工来到门口时，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他对这个惊恐万分的家庭说，“我想先和你们一起祈祷。”

很明显，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是个双面间谍，或者至少是个良心未泯的间谍。当他们祈祷完毕，他告诉西蒙，警察正在追捕他。“你必须离开，”他说，“马上走，连衣服都别换。”

西蒙逃到独立的立陶宛，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很快跟了过来。但1940年6月，就在苏联占领立陶宛几天后，他在维尔纳被捕，入狱6个月。然后，他被流放至乌拉尔地区苏霍别兹沃德诺耶镇（意为“干涸无水”）的一个劳改营，从此杳无音信。

作为一个“人民公敌”的家属，尼查玛和她的孩子们——穆雷、丽塔以及襁褓中的婴儿（埃丝特的母亲米里亚姆）——都被驱逐到了西伯利亚。内查玛被安排在一个集体农庄工作。当她拒绝让儿子参军时——她声称自己是波兰公民——俩人同时被捕入狱。14岁的丽塔只能自谋生路，米里亚姆则被关进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儿童营。直到战争结束，米里亚姆才和她的姐姐、哥哥以及母亲逃离了俄罗斯。

很长一段时间，埃丝特的祖母拒绝谈论过去。当埃丝特开始坚持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尼查玛已经记不清了。她的思维在时间中颠来倒去，从一种语言换到另一种语言。结婚3个月后，我和埃丝特搬到了莫斯科。“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米里亚姆说，“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去那里探望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