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致謝

最後一代駐蘇聯的外國記者是最幸運的。我們見證了一個悲劇世紀中一個非凡的勝利時刻。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描述它，我們可以與主要的和次要的參與者交談，而相對來說不必害怕危及任何人的自由。過去，記者、歷史學家和外交官在撰寫有關俄羅斯和蘇聯的文章時，總免不了對承認他們的朋友和消息來源心存戒備。能夠擺脫這種束縛，我感到一種莫大的寬慰和希望。

在蘇聯解體前夕，我有機會採訪了數百人，有些人反復採訪了好幾個小時，有些人只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或公園的長椅上相處一小會兒。起初，要冒一些眾所周知的風險。我記得我在利沃夫的一個公園裡見到了烏克蘭人權鬥士柏格丹·霍林，以避免被人竊聽或逮捕。而當我準備返回紐約時，我又在已獨立的烏克蘭採訪柏格丹，此時他已貴為議會的重要成員。在資料來源中，我列出了對本書尤為重要的受訪者名單。

我在莫斯科所受教育的最大來源是那些讓我和我的妻子埃絲特·費恩以及我們的兒子亞曆克斯走進他們的家庭和生活的人的友誼。他們不僅僅是資訊來源。瑪莎·李普曼是一位元傑出的翻譯和記者，她為《華盛頓郵報》和這本書不辭辛勞地工作。我很幸運能與她成為朋友，受益于她睿智的建議，以及她對虛假和荒謬敏銳的洞察力。瑪莎的丈夫謝廖沙·伊萬諾夫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穿越學術和歷史森林的嚮導。“四騎士”的其他成員瑪莎·沃爾肯什金和伊戈爾·普裡馬科夫也是良師益友。還要感謝格裡莎·科薩茨基和莉奧拉·康托爾、裘蒂斯和埃馬紐埃爾·盧耶、愛德華·格拉德科夫、米沙和芙羅拉·利特維諾夫以及其他許多人。

莫斯科記者團非常出色，我要感謝他們中的一些朋友：弗蘭克·克萊恩斯、比爾·凱勒和安·庫珀、傑夫和格雷琴·特林布林、桑和簡·斯邁利、愛琳·奧康納和約翰·比洛塔、喬納森·桑德斯、勞裡·海斯和芬·蒙田、馬可·波利蒂，以及《華盛頓郵報》的埃莉諾·藍道夫、加里·李、弗雷德·希亞特和瑪格麗特·夏皮羅。我的主要合作夥伴兼《華盛頓郵報》分社社長邁克爾·多布斯是我不可或缺的朋友及同事。麗莎·多布斯向我的家人展示了永恆的友誼，就像她向莫斯科展示了自由企業的意義一樣。

美國和俄羅斯的許多學者都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其中包括理查·皮普斯、斯蒂芬·科恩、阿爾謝尼·羅金斯基、列昂尼德·巴特金和娜塔莉亞·伊萬諾娃。

在《華盛頓郵報》期間，許多編輯都支持我在莫斯科的工作，我尤其感謝邁克爾·蓋蒂爾、大衛·伊格內修斯和奇才傑佛瑞·弗蘭克，感謝他們在稿件源源不斷送達時提供的建議和編輯意見。我還要感謝本·布蘭得利、倫納德·唐尼、羅伯特·凱澤、唐·格雷厄姆和凱薩琳·格雷厄姆，他們為我提供了本世紀最好的新聞工作之一。

在我的新家《紐約客》，我首先感謝羅伯特·戈特利布和派特·克羅發表了本書的早期篇什，然後感謝蒂娜·布朗和裡克·赫茲伯格將這一構想變成現實。

當我還在莫斯科時，芭芭拉·愛潑斯坦就邀請我為《紐約書評》撰稿，從那時起，她就一直用友善、高超的編輯技術和聯邦快遞包令我受寵若驚。芭芭拉、傑夫·弗蘭克、瑪莎·利普曼和塞裡奧紮·伊萬諾夫非常認真地閱讀了我的手稿，並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我還要感謝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在1991至92年間讓我擔任愛德·R·默羅研究員，這給了我工作的時間、空間和安靜的環境。

在蘭登書屋，傑森·愛潑斯坦的智慧、聰明和技巧都是無與倫比的。我的經紀人凱西·羅賓斯是我無盡的耐心和睿智的建議之源泉。創作初期，琳達·希利也給了我一些極好的編輯建議。

在莫斯科之前、期間和之後，我都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大力支持。我的父母同意我搬到他們的祖國。我敬畏他們的力量，並永遠感謝他們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愛和支持。我的兄弟理查和兄嫂麗莎·費爾南德斯以及我的祖母米里亞姆·塞格爾也同樣樂於助人，在此向他們致以深深的謝忱和愛意。埃絲特的父母米里亞姆·費恩和海曼·費恩允許我把他們的女兒帶到一個對他們來說很可怕的地方，後來他們又去那裡看望我們。他們是我們的開心果。史蒂夫·費舍爾説明我解開了電腦的奧秘。

埃裡克·路易斯和伊莉斯·霍夫曼、理查·布羅迪和瑪雅·尼科利奇、馬克·費舍爾和喬迪·古德曼、邁克爾·斯佩克特和亞歷山卓·斯坦利，還有亨利·艾倫都是真正的朋友，縱使相隔遙遠。

我的兒子亞歷山大·本傑明是以出生在末代沙皇時代的曾祖父命名的，他出場太晚——正值共產黨第28屆代表大會（也是最後一屆代表大會）——沒能自己經歷這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戲。我們的第二個兒子諾亞·繆爾來得更晚一些。我希望終有一天，亞曆克斯和諾亞能訪問一個民主、繁榮的俄羅斯。

我最要感謝的是埃絲特，她和我一起奔赴俄羅斯——這是婚姻一種奇特而美妙的開始方式。在莫斯科，她為《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系列優雅的特寫和新聞報導，走訪了帝國一些陌生的角落，並為兩家報紙的競爭感到高興。回到紐約後，她是這份手稿最熱心的編輯，也是作者的精神支柱。這本書不僅是獻給埃絲特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屬於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