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二部第3章：羅刹海市

蓋達爾·阿利耶夫受到了羞辱。1989年，在擔任亞塞拜然共產黨領導人20年之後，他被戈巴契夫開除出政治局，在《真理報》的新聞專欄中被詆毀為腐敗分子，淪落到與一名美國記者共同擠在一輛灰溜溜的伏爾加轎車後座的地步。黨內的暴發戶——卡爾平斯基、雅科夫列夫，甚至戈巴契夫本人——都背叛了他。“當我們讓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時，根本不曉得會是這樣的結局！”他說。宦海浮沉給阿利耶夫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他曾有過輕微的心臟病發作；他的膚色變得像蠟燭一樣暗沉。他向所有願意傾聽的人抱怨自己有多貧窮。但是，阿利耶夫仍然擁有某種洋洋自得的派頭，就像威廉·鮑威爾模仿高貴的王室一樣。“你應該感到非常榮幸，”當我們從他位於烏斯朋斯科伊村的豪華別墅驅車前往莫斯科時，他對我說。“我並不經常接受採訪。”

年輕時，阿利耶夫曾被指控性侵，他的大好仕途幾乎因此而喪送。在紀律聽證會上，他以一票之差逃過了被開除黨籍的命運。當然，毋須冗長的“法律”程式。黨的判決就是一切。1969年，身為共和國克格勃首腦的阿利耶夫發起了一場“反腐敗運動”。他的目的只在掃清敵人，抬高自己及其派系的地位，結果大獲成功。一旦登上共和國總書記的寶座，阿利耶夫對亞塞拜然的統治就像甘比諾家族對紐約港的控制一樣穩如泰山。裡海魚子醬黑手黨、蘇姆蓋特石油黑手黨、水果和蔬菜黑手黨、棉花黑手黨、海關和運輸黑手黨——他們都巴結他，奉承他，臣服他。阿利耶夫甚至把黑手伸進亞塞拜然的知識界。他任命自己的親戚擔任各種研究所和學術部門的主席，讓他們反過來向真心投入科研的學者索取數萬盧布的賄賂。

亞塞拜然以及蘇聯其他地方的政府組織本身就是一個黑手黨。共產黨對權力和財產的分配不受選舉或法律的監督。維護“社會主義正義”的管理者都是兩面三刀的傀儡，目的是為共產黨披上公民社會的外衣。這些法官、警察局長和檢察官都是一丘之貉，腦滿腸肥、昏庸無道，除了以權謀私、買官鬻爵、貪贓枉法外，他們無意為任何其他事情挺身而出、懲惡揚善。

當然，黨組織中也有一些正直的人。在亞塞拜然發生的一起著名事件中，一位名叫甘博伊·馬梅多夫的檢察官試圖調查共產黨領導層的腐敗問題。阿利耶夫將他解雇並嚴厲斥責。後來，在共和國議會的一次會議上，義憤填膺的馬梅多夫設法搶過麥克風，大聲喊道：“國家計畫是個騙局，預算也一樣——當然，那些經濟成就的報告也是滿紙謊言，還有……”員警一擁而上，把馬梅多夫趕下演講台，拖進一條僻靜的後巷。17名忠心耿耿的議員迅速抱團捍衛阿利耶夫。“你在和誰作對，甘博伊？”蘇萊曼·拉吉莫夫——一位御用文人兼議員——叫囂。“上帝賜予了我們他的兒子蓋達爾·阿利耶夫。那麼你是要反對上帝嗎？”議會全體起立鼓掌。

1985年戈巴契夫上臺後，他成了老大中的老大，共產黨政治局的領袖，在這個政治局中，大多數領導人都是不折不扣的黑手黨頭目，比如亞塞拜然的阿利耶夫、莫斯科的維克多·格裡申、列寧格勒的格裡戈裡·羅曼諾夫、哈薩克的丁穆哈梅德·庫納耶夫、烏克蘭的弗拉基米爾·舍爾比茨基。在俄羅斯，血緣關係原則並不像在亞塞拜然或中亞那麼重要，但黨的等級制度及其控制所有經濟活動的手段同樣強大。中央委員會中也充斥著“死魂靈”，他們是黨內打手，唯一的使命就是保護党作為特權階層的地位。他們早就把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漏洞變成了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在一個財產屬於所有人——換句話說，不屬於任何人——的國家，共產黨擁有一切，從奧德薩的碼頭到格魯吉亞的橘子樹。

和其他人一樣，阿利耶夫知道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條件是投其所好。列昂尼德·伊裡奇並不需要人民真正的繁榮或幸福來取悅他。他需要的只是相關的報告。只要那些擺在他桌面上的，看起來有模有樣的官方文件能讓他瞭解到捷報頻傳，一再刷新歷史紀錄和超額完成任務，他就手舞足蹈、龍顏大悅。

當然，進貢的傳統更讓他心花怒放。1978年，勃列日涅夫前往亞塞拜然首都巴庫，阿利耶夫送給他一枚鑲嵌著巨大單顆鑽石的金戒指，一張大得足以鋪滿火車餐廳的手工編織地毯，以及一幅總書記的肖像，上面還貼著稀世寶石作為“裝飾”。在1982年的一次正式訪問中，阿利耶夫為勃列日涅夫建造了一座行宮，其奢華程度堪比華盛頓甘迺迪中心。這位偉人在那裡睡了幾個晚上，然後宮殿就關閉了。為了紀念這次訪問，阿利耶夫送給勃列日涅夫另一枚戒指，這枚戒指比任何地圖都更能象徵克里姆林宮的世界觀。一枚巨大的寶石代表太陽王勃列日涅夫，其周圍鑲嵌著15顆小寶石，代表15個加盟共和國。正如阿利耶夫解釋的那樣，“就像行星圍繞著太陽轉”。珠寶商的這一藝術傑作被命名為“自由共和國的鋼鐵聯盟”。勃列日涅夫接過戒指，垂聆阿利耶夫細心的解釋，在電視攝像機鏡頭前流下了感激的熱淚。

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制度在黨執政期內一直運行良好。但現在，曾經高高在上、已經習慣了乘坐加長型吉爾豪華轎車的阿利耶夫卻發現自己的膝蓋被卡在前排的座位上。

“哎，我的生活糟透了，”當我們沿著連接莫斯科和黨內精英居住的鄉村別墅的高速公路飛馳時，他說。“我的退休金少得可憐。相信我，你絕不會為這麼點錢工作的。司機？轎車？不是我的。我只是偶爾借用一下。”

在位期間，阿利耶夫已經習慣了從克里姆林宮的裁縫那裡訂制西裝，習慣了定期在克格勃經營的特供商店和農場採購日本電器、美國香煙和美味佳餚。現在，他的世界變得一落千丈、有口難言。“戈巴契夫說他支持社會主義革新，反對資本主義。”阿利耶夫說。“很好。但什麼樣的革新呢？這是什麼意思？是社會民主主義嗎？那不是社會主義。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沒人知道。他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了，他們都生活在迷霧之中。你們美國人希望所有人都按照你們的方式行事，這裡的一切越符合喬治·布希的喜好就越好。但布希是耶穌基督還是什麼？”

我們默默無語，汽車向普希金廣場行駛了一會兒。突然，透過晚上的迷霧，我們看到了未來閃閃發光的景象：一對黃色拱門下，一行行饑腸轆轆的俄羅斯人蜿蜒而行。阿利耶夫冷笑一聲。

“麥當勞！”他說。“這就是你們所熱愛的改革。”

蘇共組織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黑手黨。它靠虛假的共識和憲政體制來維護自己對權力的壟斷，並以克格勃和內務部員警的力量作後盾。此外，它還獲得了豐厚的利潤。黨明目張膽地在國外囤積資金，變賣國家資源——包括國家龐大的黃金儲備——以至於八月政變失敗後，一位黨的高級財務官員看不到未來，從高高的陽臺上跳樓自殺。

勃列日涅夫領導下党的腐敗並非特例，也不是湯鍋裡掉進一顆老鼠屎那麼簡單。僅僅揪出幾個人或幾件事絕不可能連根拔掉。“如果只是其中一位前任領導人的問題，新政府可以輕而易舉地拋棄他，任他遺臭萬年，把他說成害群之馬——這是一個指頭和十個指頭的問題，”《文學報》週刊的首席法律撰稿人阿爾卡季·瓦茨貝格說。“但是，由於這恰恰是上屆專制老人政府全部（或幾乎全部）成員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看，一旦公開只會導致一個最可能的、不可避免的結論，那就是黨和整個政治制度已經徹底腐化，它使犯罪分子得以爬上權力的頂峰，並瘋狂地保護他們不被暴露。”

從許多角度看，史達林的恐怖主義與黑手黨的手段如出一轍。他使用暴力作為強制和紀律的工具；他營造了一種勾心鬥爭、爾虞我詐和人人自危的氛圍；有“執行”者（党的官僚），同樣披著合法經營的外衣（大使館、外交官、貿易等）。隨著赫魯雪夫及繼任者勃列日涅夫領導下恐怖氣氛逐漸消散，共產黨的事業變成了一門生意。“有時你必須消除一些不和諧。”理查·卡斯特拉諾在《教父》中開導艾爾·帕西諾。但在全面戰爭之後，黑手黨總是夢想著一段蜜月期，夢想著有利可圖、長治久安的關係，夢想著永遠“只是生意”。在後史達林時代，意識形態與其說是一種信仰或行為系統，不如說是一種語言，一種“執行”者之間的口令；如果你能準確無誤地說出這套語言，你就有可能被信任，參與瓜分戰利品。“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見者米洛萬·吉拉斯在史達林逝世幾年後寫道：“當代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徵是新的所有者和剝削者階級。”

直到後史達林時代，在集體化和工業化的暴力時期結束後，黨的黑手黨結構才最終形成。弗拉基米爾·奧列尼克是俄羅斯檢察院辦公室一位以廉潔著稱的調查員，他在《文學報》上發表自己的日記摘錄，描述了20世紀60年代貿易黑手黨的日漸猖獗，這是一座腐敗金字塔，上至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高級部長，向下一直延伸到屠夫、麵包師和掘墓人，每個人都分一杯羹。奧列伊尼克寫道，一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以每個5萬盧布的價格出售各部門的中層職位，從而中飽私囊。

貿易黑手黨的詐騙手段層出不窮、防不勝防。即使是小伎倆，也頗具觀賞性。中亞有人告訴我果汁騙局。在溫暖的南方共和國，工人們支付巨額賄款，獲得了維護碳酸果汁機的工作。當工人們修理機器時，他們撇下糖漿，然後賣到其他地方。他們還從錢箱裡偷走一些錢。工人們用他們的部分收益賄賂工頭，工頭又賄賂部長助理，部長助理又賄賂部長……一直到黨的最高層。

還是在這裡，甚至連黨內的高級職位和榮譽也可以待價而沽。據《改革》雜誌報導，中亞地區黨委書記的職位需要賄賂15萬美元，而列寧勳章（相當於美國國會榮譽勳章）的費用則從16.5萬至75萬美元不等。

對於蘇聯人民來說，這個遍地黃泥的羅刹國並不是什麼秘密，就像對於被迫交保護費的紐約店主來說，黑手黨的存在也不是什麼秘密一樣。黑手黨無孔不入。如果你感覺不到黑手黨的大手放在你的肩上，你就真的處處碰壁、寸步難行。一天下午，照顧我們兒子的保姆疲憊不堪、情緒低落地來上班。她的母親剛剛去世，但最讓她心力交瘁的是為安葬自己母親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價——這個過程耗盡了她的心血，也讓“墓地黑手黨”及其黨內後臺賺得盆滿缽滿。

“我根本沒想到要花去那麼一大筆錢。”伊琳娜說。“我們本應享受免費的葬禮和墓地。但這是個笑話。凡事都要用錢開道。首先，母親的遺體必須停放太平間。我們被告知太平間已經滿了，他們不會接收。但當我們付給服務員200盧布後，他們把她帶走了。還有50盧布的裹屍布錢。

“然後殯儀館的人說，他沒有我母親那種尺寸的棺材，我們只能買8英尺長的棺材。我母親身高5英尺。想買到合適的尺寸，需要額外花銷80盧布。儘管葬禮定在上午10點，可掘墓人說他們要到下午2點才能開始工作，所以每人需要2瓶伏特加和25盧布。殯葬車司機說他那天還有另一場葬禮，不能照顧我們。但如果肯出30盧布和一瓶伏特加，問題不在話下。我們照做了。就這樣，墓地、鮮花和其他一切都打點好。最後，我們花了2,000盧布安葬母親。這相當於全家三個月的收入。難道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對我來說，這就像生活在叢林裡。”

在西方，黑幫歷來都在沒有合法經濟的地方活動，如毒品、賭博、賣淫等，創造出一種灰色經濟。有時候，當黑手黨可以收買一兩個政客時，他們會插手政府合同，收取保護費。但在蘇聯，任何經濟交易都會被染指。整個蘇聯就像被一個龐大的黑幫家族統治著；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經濟關係都是某種變相的黑手黨關係。從政府部長下令生產10噸豬肉，到伊萬·伊萬諾夫為家庭晚餐購買一公斤小牛肉，這之間存在著無數作惡的機會。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只能隨波逐流。這就是蘇聯生活中最恥辱的事實之一：誠實是不現實的。而全部的賄賂，最終都會流入共產黨的口袋。

“聽著，一切再簡單不過。”1987年，安德列·費奧多羅夫開設了莫斯科第一家合作餐廳，他告訴我。“這個國家就是黑手黨。”

開設克魯泡特金斯卡婭36號餐廳之前，費奧多羅夫在國營餐廳工作了25年。一天早上，在他空蕩蕩的餐廳裡，費奧多羅夫一邊喝茶，一邊描述他以前工作的索爾涅奇尼餐廳——一個巨大的國營宴會廳——是如何運作的。“星期五早上9點，檢查員走進來，遊戲開始了。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對餐廳的狀況並不感興趣。很快，我們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給他們贈送各種食品，在餐廳預定桌子，安排桑拿。餐廳經理會直接告訴我，我必須為他們提供哪些服務。你看，每一個從事服務業的人都會上鉤。比如說，餐廳經理的月薪是190盧布。這點錢根本不夠養家糊口，所以他不得不收受賄賂。但蘇聯有一套行賄系統。你不能太貪得無厭。一名餐廳主管每月收受的賄賂不能超過2千或3千盧布。如果他開始拿走更多，這個系統就會小心了，在接下來的五六個月裡，肯定會有新人來檢查你的餐館，這意味著你可能會因為違反不成文的賄賂潛規則而被逮捕。

“賄賂是至下而上的。從服務員開始，到餐廳經理，然後到副主任、餐廳主管，再向上到各級黨政官員和審計機構。同樣的系統也適用於咖啡館、裁縫店、計程車和理髮店。一個人如果超過半年不行賄，那他就嗝屁了。”

直到幾年前意外落馬，烏茲別克斯坦最風光的黑手黨人物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艾哈邁德江·奧迪洛夫，他在烏茲別克斯坦富饒的費爾幹納河谷地區掌管黨組織長達20年之久。奧迪洛夫被稱為“教父”，他居住在一座巨大的莊園裡，裡面有孔雀、獅子、純種馬、妻妾和數千名奴隸勞工。無論奧迪洛夫走到哪裡，都有他的私人廚師和移動廚房陪同。午餐時，他總是吃烤羊肉。他把敵人關在秘密的地下監獄，必要時對他們百般折磨。他最喜歡的酷刑是從納粹那裡借鑒來的。在零度以下的天氣，他會把一個人綁在木樁上，然後潑灑冷水，直到凍死為止。

奧迪洛夫堅稱自己是帖木兒大帝的後裔。考慮到他對排場和血腥的嗜好，以及他那融合了古代和布爾什維克的殘忍，這似乎再貼切不過。奧迪洛夫喜歡端坐在國家之神列寧的畫像下，像坐在國王寶座上一樣進行審判。當一位名叫伊納姆洪·烏斯曼霍紮耶夫的黨棍被提名擔任烏茲別克斯坦的高級職務時，他必須到奧迪洛夫面前接受批准。作為對忠誠的考驗，奧迪洛夫命令烏斯曼霍紮耶夫處決一名告密者，但他無法扣動扳機。奧迪洛夫不能原諒這種可悲的軟弱行為，直到烏斯曼霍紮耶夫乞求寬恕，並跪在地上舔乾淨教父的鞋子後，奧迪洛夫才松了嘴。

從烏茲別克斯坦人那裡，勃列日涅夫只想得到棉花，更重要的是，得到美妙的棉花統計資料。棉花騙局規模巨大，也工於心計。勃列日涅夫號召烏茲別克斯坦的“英雄人民”多採摘棉花，比如說，比上一年多摘20%。儘管工人們很英勇，但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上一年的統計數字已經被嚴重誇大了，他們怎麼可能實現？)但是，當地党的領導人明白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向莫斯科保證一切按計劃進行。只會超額完成任務！莫斯科的中央部委將為創紀錄的收成支付大筆盧布。共和國領導人會把額外的現金收入囊中。勃列日涅夫則咂咂嘴，期待著從布哈拉、撒馬爾罕和烏茲別克斯坦其他中心城市空運來的禮物。

在蘇聯所有最著名的黨內黑幫——哈薩克人、亞塞拜然人、格魯吉亞人、克裡米亞人、莫斯科人——中，烏茲別克斯坦人表現出某種過人的天賦。共和國党領袖沙拉夫·拉希多夫是個說話輕聲細語的酒色之徒，裝出斯文儒雅的模樣。他自詡為小說家。為了實現其抱負，他雇傭了兩名莫斯科的御用文人尤裡·卡拉瑟夫和伯里斯·普里瓦洛夫代筆寫作。這些正式出版的庸俗小說甚至能讓裘蒂絲·克蘭茲羡慕嫉妒恨。拉希多夫也知道如何滿足自己的胃口。五一勞動節那天，他在主席臺上向群眾揮手致意幾個小時後，就會快速來到主席臺下面的地下室，正如瓦克斯貝格報導的那樣，那裡的桌子上“雲集了垂涎欲滴的美食和秀色可餐的美女，隨時準備讓他身心舒暢、如沐春風”。拉希多夫被授予10枚列寧勳章，1984年去世後，他以最高領導人級別的儀式安葬在塔什干市中心的列寧博物館附近。多年來，人們帶著成堆的玫瑰和康乃馨來到墓前。後來，烏茲別克斯坦領導層意識到莫斯科政治風向的轉變，把墓地遷到了一個偏遠的村莊。但拉希多夫的亡靈陰魂不散。1988年，有675人因涉嫌參與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腐敗醜聞而被判刑，地方黨委官員立即赦免了他們。

那是勃列日涅夫統治巔峰時期的“黃金時代”，從各方面講，烏茲別克斯坦都絕對不是羅刹國唯一黑白顛倒、是非不分、以醜為美的地方。俄羅斯南部的克拉斯諾達爾地區才是黑手黨的大本營，普通黨員的入黨費用從3,000盧布到6,000盧布不等。避暑名城索契的市長維亞切斯拉夫·沃隆科夫聘請了一名亞美尼亞建築師，在他的市政大廳裡建造了一座音樂噴泉。遊客只需支付幾戈比，就可以聽到歌頌党的領導人的噴泉詠歎調。共產黨領導人去釣魚時，潛水夫會潛入水下把魚掛在魚鉤上。當他們去打獵時，專門飼養的麋鹿、雄鹿和鹿會被驅趕到射程範圍內的田野上大搖大擺地踱步，人人笑顏逐開、興高采烈。當阿富汗國王訪問塔吉克斯坦旅遊勝地老虎峽谷時，他一槍轟掉了該國最後一隻裡海虎。

拉幫結派、花天酒地、豪華婚禮、崇尚忠義和英雄主義，凡此種種都散發著黑手黨文化的腥臭味。在1981年蘇聯作家協會的一次會議上，後來成為戈巴契夫名義上的二號人物和保守派掌門人的葉戈爾·利加喬夫說：“同志們，你們無法想像，在親愛的列昂尼德·伊裡奇的領導下，我們大家能夠安靜地繼續工作，一切都進展得如此順利，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隨著他的上任，在黨和國家營造了風清氣正、健康陽光的政治道德生態！說得形象一點，借用作家的話，就好像我們的背上長出了翅膀。”

在哈薩克這個比整個西歐還大的加盟共和國，丁穆罕默德·庫納耶夫對他的親戚和妻子表現出了某種（黑手黨中罕見的）仁慈。阿爾卡季·瓦克斯貝格證實了我在阿拉木圖時第一次聽到的關於庫納耶夫婚姻美滿的故事。

事件的起因似乎是庫納耶夫的妻子在得知馬加丹黨委書記的妻子收到了一套極其昂貴的日本茶具作為禮物後，醋意大發。馬加丹曾是遠東地區的勞改營中心，有獨特的管道獲得日本商品，但庫納耶夫夫人氣難消意難平。她一定要得到那些茶杯和碟子。黨的紀律不允許庫納耶夫從日本甚至西伯利亞訂購茶具。這樣做太明目張膽。即使派遣一名助手去東京也被認為是不體面的。

“當然，必須巧立名目，尋找解決之道，”瓦克斯貝格寫道。“其獨創性和精細程度值得在蘇聯黑手黨的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庫納耶夫不能直接下令派自己的私人飛機——一架圖-134——執行任務。按照党的規定，政治局委員的飛機必須隨時待命，以便在莫斯科召開緊急會議。因此，庫納耶夫讓助手起草一份正式報告，稱飛機的引擎需要維修。這樣他就可以在第一架飛機“修理”期間使用另一架飛機。

規定還要求，修理完畢後，政治局委員不能立刻乘坐飛機，必須等飛機飛行2萬公里之後。“這一妙招的高明之處正在於此。”瓦克斯貝格寫道。“庫納耶夫的一些親信樂於扮演類似‘神風特攻隊'的角色。他們設計了一條往返路線，從而達到所需的2萬公里。他們將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伊爾庫茨克和哈巴羅夫斯克停留。返回時，他們將途經堪察加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因為訪問蘇聯遠東地區時，沒有理由不去欣賞一下間歇泉和活火山。畢竟，他們是庫納耶夫本人的使者，所到之處，都應該享受最高級別的接待。那些一路爬上權力寶座的人對用電影記錄他們的快樂有著驚人的熱情。多虧了這種愛好，我們今天才能親眼目睹他們的旅行是如何進行的。到處都是饕餮的野餐，有傳統的烤羊肉串和各種伏特加酒、桑拿，還有皇家狩獵的野豬、麋鹿和馴鹿，特別趕到面前供客人大開殺戒、大塊朵頤。

“不消說，第一夫人沒有親自參加這次旅行。和她的丈夫一樣，可不許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然而，快樂的神風特攻隊歸來時，客艙和行李艙裡塞滿了來自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的禮物。他們不僅帶來了幾十套日本茶具，還帶來了日本的音響和錄影設備、毛皮、稀有的鹿角雕刻——這是當地工匠最精美的藝術品——數千罐太平洋螃蟹和其他海洋水果。所有這些東西都像戰利品一樣，統統運回了阿拉木圖。”

擔任哈薩克党一把手30年後，庫納耶夫於1986年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退休後，他住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園對面。公園的主題是一個雄偉的紀念碑，巨大的基座上矗立著這位偉人的花崗岩頭像。位於圖列巴耶娃街119號的大樓看起來有點像邁阿密海灘的一家二流汽車旅館。除了庫納耶夫，黨的兩位高級官員也住在這裡。

我第一次去見庫納耶夫時，試圖“登門拜訪”，坦誠相見，希望賓主交談盡歡。這不是一個明智之舉。院子裡一名克格勃警衛攔住了我，他的手輕輕劃向自己的槍套，無聲地告訴我，不准再向庫納耶夫的住宅靠近一步。於是，我嘗試另一種更傳統的策略。我通過自己在莫斯科認識的一位元特別本分的哈薩克記者約見庫納耶夫，並遞上了一份問題清單：“在蘇聯領導下，哈薩克的主要成就是什麼？”等等。在等待庫納耶夫的回音時，我們在記者岳父母的公寓裡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這是一個漫長的夜晚。他的岳父喝了我送給他們的白蘭地，醉得一塌糊塗，一連幾個小時滿懷深情地談論史達林的“鐵腕政策”。我們對一道名叫“美味麵條”的菜讚不絕口，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是拌馬心絲。主人向我保證，這道菜吃起來像雞肉。他們錯了。

終於，庫納耶夫打來了電話。他同意第二天上午11點見我們。

我們一行4人提前5分鐘到了他家。

“你們要去哪兒？”警衛問我們。

“我們和庫納耶夫約好的。”

“不可能，”警衛說。

“是的。11點會面。他在等我們。”

“證件！”

我們都出示了自己的各種證件，然後警衛走向他的專用電話。他說了一通，回來時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

“美國人不行，”他說。好吧，看來沒得商量。

顯然，莫斯科的部長們沒有興趣給庫納耶夫一個公開的平臺，尤其是在美國報紙上。他們準備讓庫納耶夫在他心愛的打火機和外國獵槍收藏中過著樂不思蜀的生活，他們可不想讓他捲土重來。戈巴契夫已經吃過一次庫納耶夫的苦頭了。1986年，戈巴契夫解雇庫納耶夫時，他犯了一個錯誤，任命一個外來者、俄羅斯人根納季·科爾賓接替他的位置。這正中庫納耶夫的下懷。外界傳言，庫納耶夫的黨羽利用潛在的民族主義，煽動反俄羅斯、反殖民暴亂。戈巴契夫很快糾正了錯誤，用哈薩克人努爾蘇丹·納紮爾巴耶夫取代科爾賓。但正是阿拉木圖事件向克里姆林宮無可辯駁地表明，與神話相反，蘇聯並沒有解決自身的民族問題；相反，半個世紀的濫用權力造就了一個宿怨深重的帝國。阿拉木圖事件是莫斯科始料未及的一系列民族運動的前奏。

我在街上等待。一小時後，哈薩克人從庫納耶夫的住處走出來，笑容滿面。“你不能來似乎讓庫納耶夫很難過，”其中一個人道。“他說：‘看來我在自己家裡都無能為力。’”

也許我永遠見不到這位遲暮的黑幫大佬了。但當天晚些時候，我正和另一位哈薩克政治官員在一起，其中一位元記者走進房間，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訴我“快點收工”。他給庫納耶夫打了電話，約好在共產黨療養院門外的大街上碰頭。

半小時後，一輛伏爾加汽車停了下來，與庫納耶夫那輛普通的汽車沒什麼兩樣。只見庫納耶夫從後座上伸了伸懶腰。他身材魁梧，滿頭銀髮，身著一套粉筆條紋西裝。他戴著墨鏡，和剛果獨裁者莫布托一樣，手裡拄著一根象徵權勢的雕花拐杖。他笑得很燦爛，充滿了不可一世和居高臨下的氣勢，猶如一位國王。我還沒來得及發問，他就開始嘮嘮叨叨地講述哈薩克的某某周年紀念日、小麥生產以及保護布爾什維克國家紀念碑的必要性。“我從來沒有動搖過，”他鄭重地提醒我們。“我是一個堅持列寧路線的忠誠的共產黨人。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發誓不會的。

最後，當我終於提出我最關心的——關於戈巴契夫、關於政治的——問題時，庫納耶夫一笑置之，把玩著手杖上的桃花心木把手，繼續他的獨白。

我打斷他的話說，仍然有許多哈薩克人希望庫納耶夫重返政壇。“你準備好東山再起了嗎？”我問道。

“我不反對，”他說。“讓人民來決定吧。但是明天，我得告訴你，我很忙。我要去打野鴨。我喜歡打野鴨。”

黨內黑手黨的衰落始於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和尤裡·安德羅波夫短暫的統治。儘管安德羅波夫犯下不少罪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掌管克格勃期間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的殘酷而兇狠的打擊——但他是對列寧主義禁欲主義傳統的一種回歸。安德羅波夫痛恨腐敗，簡直到了咬牙切齒、食肉寢皮的地步。在1956年蘇聯鎮壓匈牙利期間出入布達佩斯大使館的人，絕非善男信女。“某種程度上，我一直認為安德羅波夫是所有這些人中最危險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他比誰都聰明。”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告訴我。

但安德羅波夫真正為人稱道的是，他對勃列日涅夫時期氾濫成災的腐敗和墮落感到震驚。在擔任克格勃首腦期間，安德羅波夫對黨內事務和國家經濟體系的總體狀況進行了大規模的獨立調查。勃列日涅夫去世後，安德羅波夫在擔任總書記的幾個月裡，下令逮捕了一批惡貫滿盈的黨內和警方黑手黨。他把國家機器中最壞的傢伙嚇得魂飛魄散，以至於勃列日涅夫舊圈子裡的一系列高級官員用槍、煤氣或什麼方式紛紛自殺。

當安德羅波夫生命垂危時，勃列日涅夫在高層的餘孽並沒有感到多麼悲傷。黨內黑手黨無法忍受改革將危及他們安逸而舒適的生活。正如索爾仁尼琴在1991年寫道：“腐敗的統治階級——數百萬黨員和國家幹部——不可能自願放棄他們攫取的任何特權。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厚顏無恥地剝削、壓迫、魚肉百姓，享盡榮華富貴，而且還想繼續這樣做。”

如果不是對權力和特權的原始衝動，戈巴契夫很可能提前一年多就接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的前助手、中央委員會領導人物阿爾卡季·沃爾斯基告訴我，政治局中的勃列日涅夫分子是如何將權力從安德羅波夫的門徒戈巴契夫手中轉移到“自己人”——行將就木的官僚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手中的。1983年12月，安德羅波夫因腎病和血液中毒住進了醫院。他的助手們輪流到醫院探望他，處理重要事務和文書工作。定於週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前的一個週六，沃爾斯基來到位於莫斯科郊區的克里姆林宮醫院安德羅波夫的病房，幫助他起草演講稿。安德羅波夫已經病入膏肓，無法出席全會，他將讓政治局的一名成員以他的名義發表講話。

“演講稿最後一句話說，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應該以身作則，廉潔奉公，為民造福，”沃爾斯基說。“我們都特別喜歡最後那句話……隨後安德羅波夫給了我一個資料夾，裡面裝有最後的草稿，他說：‘稿子看起來不錯。一定要注意我寫的附錄。’我沒有時間馬上看他寫的東西。後來，我有機會讀了一下，看到在最後一頁的底部，安德羅波夫用鋼筆加上了一段新的內容，字跡有些歪歪扭扭。內容是這樣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們知道，由於某些原因，我無法出席全會。我既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也不能參加[中央委員會]秘書處會議。因此，我認為應指派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同志主持政治局和秘書處會議。”

沃爾斯基很清楚這意味著什麼。總書記是在建議戈巴契夫作為他的繼承人。沃爾斯基複印了這份檔，放進自己的保險櫃裡。他把原件交給党的領導層，天真地以為會在全會上宣讀。但在會議上，契爾年科、格裡申、羅曼諾夫以及勃列日涅夫圈子裡的其他常客都沒有提到安德羅波夫的意願。沃爾斯基認為一定是出了什麼差錯。“我走到契爾年科面前說：‘先生，檔後面還有一個附錄。’他說：‘那個附錄無關緊要。’後來我碰到他的助手博戈柳博夫，我問他：‘克拉夫迪·米哈伊洛維奇，安德羅波夫的演講中有一段……’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你以為你是誰，自作聰明？不想活了是嗎？’我說：‘這樣的話，我得給安德羅波夫打電話。’他回答道：‘那將是你人生最後一通電話。’”

安德羅波夫得知全會上發生的事情後非常憤慨，但他無能為力。即使連列寧也沒有權力指定自己的繼任者，而勃列日涅夫分子在政治局中的權力實在太強大了。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契爾年科成為總書記，一個黨內黑手黨的傀儡。

為了安撫安德羅波夫派，契爾年科不顧自己一些心腹的反對，讓戈巴契夫當上政治局名義上的二號人物。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嚴重的戰術錯誤。契爾年科在任僅13個月，大部分時間他都纏綿病榻，苟延殘喘。就在契爾年科日簿西山之際，戈巴契夫小心翼翼地鞏固自己的權力。他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並贏得了兩位關鍵人物——外交部長安德列·葛羅米柯和克格勃首腦維克托·切布裡科夫——的支持。他還展開了著名的英國之旅，給柴契爾夫人和世界媒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契爾年科最終於1985年3月去世時，戈巴契夫得到了黨內年輕一代和包括葛羅米柯在內的幾位守舊派重要成員的支持。他有能力抵禦任何來自黑手黨遺老的潛在挑戰。

就戈巴契夫而言，他上任時沒有沾染一點血腥或腐敗，這在蘇聯領導人中尚屬首次。但這也只是相對而言。身為高加索地區一個度假勝地——臭名昭著的克拉斯諾達爾地區的鄰居——的党領袖，他肯定瞭解黨在莫斯科和當地機構內部的運作方式。充其量，無論是擔任俄羅斯南部斯塔夫羅波爾地區黨委書記，還是擔任莫斯科中央委員會委員，他都不可能避免向勃列日涅夫獻媚邀寵。戈巴契夫的忠實擁躉羅伊·梅德韋傑夫對《新聞報》的記者說：“我相信，給勃列日涅夫的禮物包括來自斯塔夫羅波爾的。”

“戈巴契夫有沒有像阿利耶夫那樣給勃列日涅夫送過鑽戒嗎？當然沒有。”阿爾卡季·瓦克斯貝格告訴我。“但另一方面，任何省委書記都不可能無視上級領導的生日等等，否則就無法立足，更不用說晉升了。即使是‘正直’的黨委書記來到莫斯科，也要給上級捎帶禮物：幾箱上好的葡萄酒。你絕對不可以免俗。戈巴契夫也不例外。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生活。”

1989年除夕夜，審查人員以“審美原因”為由取消了熱門電視欄目《觀點》的一期節目。瓦克斯貝格聲稱，審美原因是指：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琳娜告訴採訪者，在列昂尼德·伊裡奇掌權時，賴薩·戈巴契夫曾試圖討好勃列日涅夫家族，並送給他們一些禮物，其中包括一條昂貴的項鍊。不過，瓦克斯貝格也很快講述了《文學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春潮》的文章（描寫農作物如何因為部長們怠忽職守而爛在莊稼地裡）之後，遭到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部的訓斥。就在編輯指示瓦克斯貝格發表撤稿聲明時，戈巴契夫致電該報，對其反腐鬥爭表示讚揚。

但戈巴契夫知道，他無法對黨內腐敗問題進行真正的調查。首先，以他為核心的党寧可除掉他，也不願允許他這樣做。其次，即使能夠進行這樣的調查，戈巴契夫也會面臨顯而易見的尷尬：黨腐化的程度深不可測。相反，他汲取了安德羅波夫風格手法的精髓，做出了一個象徵性的宏大舉動。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內務部副部長尤裡·丘爾巴諾夫因在烏茲別克斯坦工作期間收受超過100萬美元的賄賂而被起訴。在審判中，丘爾巴諾夫承認接受了一個裝滿約20萬美元的公事包。“我想把錢退回去，但退給誰呢？”他說。“如果我向共和國党領袖拉希多夫提出這個問題，會很尷尬。”丘爾巴諾夫被判處12年監禁，關押在下塔吉爾市附近的一個集中營。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秘書根納季·布羅文也因貪污罪被判入獄9年。

與前任安德羅波夫一樣，戈巴契夫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並改革黨。在5年時間裡，他解雇並更換了政治局中最囂張的黑手黨大佬：庫納耶夫、阿利耶夫、謝爾比茨基。但是，戈巴契夫始終無法徹底清除名譽掃地的意識形態，他也無法全面擺脫黨內的權貴集團，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欠克格勃的政治債敗壞了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為人民越來越意識到他們之中存在著腐敗和欺騙。

與此同時，新生代政治家將戈巴契夫的含糊其辭視為機遇。曾協助將丘爾巴諾夫繩之以法的調查員泰爾曼·格德揚和尼古拉·伊萬諾夫成為人民大會堂中最受歡迎的兩位代表，完全是因為他們對黨的公開批判。在調查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腐敗問題時，格德揚和伊萬諾夫以虐待證人、偽造證據和其他違法行為而聞名。他們對這些指控嗤之以鼻。尤其是格德揚，他是個剛愎自用之人。有一天他告訴我，政治局二號人物葉戈爾·利加喬夫“肯定”收受了一名烏茲別克斯坦官員至少6萬盧布的賄賂。當我要求提供證據時，格德揚笑了笑，好像這種事無足輕重。

伯里斯·葉利欽是操作民粹主義的大師，他利用黨內福利和腐敗問題來抹黑包括戈巴契夫在內的所有高層人士。葉利欽在其風靡全國的回憶錄《逆流而上》中寫道，政治局成員的房子“大理石鋪地”，“瓷器、水晶、地毯和吊燈”琳琅滿目。面對生活在狹窄的公共公寓中的聽眾，他描述了自己在黨內擔任領導職務時的住宅，裡面有私人電影院、“大得足以養活一支軍隊的廚房”和許多衛生間，多到“我都數不過來”。他還寫道，“為什麼戈巴契夫無法改變這種狀況？我認為錯誤在於他的基本性格。他喜歡舒適奢華的生活。在這方面，他的妻子拖了後腿。”

有時，葉利欽似乎是蘇聯政治中的休伊和厄爾·朗兄弟，一個戲劇化的民粹主義者。他依靠詆毀政治贏得了憤怒民眾的好感。1987年10月，葉利欽因敢於對抗領導層而被政治局開除，但他仍然是中央委員會委員，享有全部特權。而在建設部他那間簡陋的辦公室裡接受我的採訪時，葉利欽發誓說，他已經自願放棄了他的別墅、特供商品和汽車。“一切都結束了！”他帶著殉道者的驕傲說。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葉利欽確保莫斯科人看到他開著一輛小轎車在城裡轉悠。不過，當後來重新掌權，葉利欽的生活並不比戈巴契夫差。他徵用了一座華麗的別墅，組織了一支豪華轎車車隊，並公開展示他對資產階級運動——網球——的熱愛。葉利欽的新款雙排扣西裝和絲綢領帶，據說用盧布絕對買不到。

與戈巴契夫一樣，葉利欽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外省人，在體制內平步青雲。和戈巴契夫一樣，他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荒唐透頂的講話，讚揚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雄才偉略和黨的千秋功績。不同的是，戈巴契夫整個政治生涯都在黨內度過，而葉利欽則大器晚成。為了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國家建築局中獲得晉升，他加入了共產黨。在自傳中，葉利欽以一種戈巴契夫不曾有過的揶揄口吻，講述他如何接受地方黨委的入黨面試：

“[考官]問我，馬克思在《資本論》哪一卷哪一頁提到了商品和貨幣的關係。我假定他從未仔細讀過馬克思的著作，當然也不知道這本書的卷數和頁碼，他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商品貨幣關係，於是我立即半開玩笑地回答：‘第二卷，第387頁。’更重要的是，我說得飛快，沒有絲毫停頓。對此，他帶著睿智的表情回答道：‘很好，你非常瞭解馬克思。’就這樣，我被接納為黨員。”

從政治局下臺後，他的任何言論、任何誇誇其談都不受限制。接受採訪時，葉利欽會眉飛色舞地暗示克格勃可以用高頻射線槍暗殺他，電暈他的心臟。“幾秒鐘”，他告訴我，“一切都結束了。”他的偏執很滑稽，但也可以理解。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瞧不起他。他們在中央委員會內部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調查葉利欽，並命令官方媒體對他大肆報導，極盡侮辱誹謗之能事。

作為一個不肯善罷甘休的人，對於共產黨來說，葉利欽是一個難以容忍的異己分子。這就是他至關重要的地位，也是他對政權垮臺做出的第一個重大貢獻。儘管克里姆林宮傾其所能，但蘇聯政治史將表明，正是葉利欽——虛榮、滑稽、狡猾、粗魯——加快政治改革邁出關鍵性一步：粉碎了共產黨鐵板一塊的神話。從1987年10月21日葉利欽在黨的全體會議上攻擊葉戈爾·利加喬夫那一刻起，莫斯科謠諑四起、眾說紛紜，共產黨團結一致和不可戰勝的表像，黨的紀律和忠誠密不透風的準則，從此開始瓦解。儘管全會的議程保密了幾個月，但葉利欽很快就成了一名地下烈士。一位正在演出一部關於清理食人馬廄的熱門戲劇《赫拉克勒斯的七大神力》的女演員走上舞臺中央，拋開了原來的劇本，指責觀眾們麻木不仁，袖手旁觀一位新的赫拉克勒斯前來淨化城市，卻遭到污蔑與迫害。莫斯科國立大學發生了示威遊行。社會倡議俱樂部等小型獨立政治團體向政府請願，要求就葉利欽案提供更多事實。俱樂部成員報告說，他們在城裡被一些開著小汽車的人跟蹤。

在第十九次黨代會上，葉利欽未能贏回他在黨內的地位和聲譽，於是向公眾發起了復仇和平反運動。對於那些把統治他們長達70年的政黨——阿利耶夫和庫納耶夫的黨——視為重重黑幕的人民來說，葉利欽的火爆脾氣，他的出言不遜，有一種近乎磁石般的吸引力，令人如癡如醉。葉利欽向任何願意傾聽的記者或群眾辱駡戈巴契夫“膽小如鼠和陽痿早洩”，以及利加喬夫的“陰險毒辣”。

共產黨方面不僅深知葉利欽攻擊的含義，也深知他的政治成功對共產黨的未來意味著什麼這一更為根本的問題。葉利欽的崛起體現了黨對經濟的控制和黨內黑手黨朝貢制度所面臨的威脅。

從1987年合作企業首次出現開始，儘管共產黨表面上支持這項新政策，但私底下卻竭盡所能地想要摧毀它。中央委員會的保守派領袖伊萬·波洛茲科夫因打擊克拉斯諾達爾地區新興的半私人合作企業而聲名鵲起。他關閉了該地區的300多家合作社，稱之為“社會犯罪、惡性毒瘤”。在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的領導下，克格勃打著根除腐敗的幌子，發動了一場針對私營企業的運動。但克留奇科夫從未著手調查國營軍工廠的巨頭們，而這些人很快就會成為他在反對激進改革鬥爭中最親密的盟友。保守派也知道，他們可以玩弄一個已經習慣了“貧窮中的平等”的人民的心理。他們知道，通過炒作新的“混合”經濟下的侵權案例，可以激起數百萬集體農民和工人的強烈嫉妒。他們把新一波商人描繪成二道販子（無一例外都是猶太人、亞美尼亞人或格魯吉亞人），這些倒爺以低廉的國家補貼價格購買產品，然後以高出三四倍的價格拿到市場上出售，從中賺取數百萬美元。

不可否認，俄羅斯興起的第一波私營商人並非天使，就像第一代洛克菲勒家族或卡耐基家族一樣。敲詐勒索、坑蒙拐騙和營私舞弊激增。但對於黨和克格勃來說，這些奸商和騙子所代表的與其說是邪惡或資本主義，不如說是競爭。這是絕對不能忍受的。列夫·季莫費耶夫是一位元記者兼政治活動家，曾因寫了一本描述農村腐敗現象的書而於1985年至1987年被關進勞改營，他語帶譏誚地呼籲黨員“把自己變成有錢人、地主或股東”。

“讓他們賺取利潤並進行再投資，讓他們在競爭中勝出並致富。讓他們最終成為有用的人。他們有權這樣做。唯一的要求是，他們不要阻止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他寫道。“不幸的是，黨員幹部很難成為成功的地主或投資人。他們缺乏成為誠實企業家所需的素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如此害怕那些擁有這些素質的人。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試圖延長其腐敗權力的時間，而且他們仍然強大，可以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