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6章： 《烈火中永生》

安娜·拉琳娜喜悅的季節很快就變成了政變的季節。不是出動士兵和坦克的政變。那尚需等待。而是一場悄無聲息的反革命，一場共產黨最高層圍繞意識形態和歷史等最重大問題展開的鬥爭，公眾幾乎沒有察覺到。政變唯一可見的證據在紙上：一部關於列寧的乏味戲劇，兩篇相互矛盾的報紙文章。但是，如果這場“沉默的政變”成功了，新生的改革可能會再次被扼殺在搖籃裡，或許會被推遲很多年。正如30年前赫魯雪夫的解凍時期一樣，這一進程隨時可以被逆轉。

保守派共產黨並沒有把矛頭指向此時的高雅藝術。他們的目標不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詩歌或安德列·普拉東諾夫的散文。他們更擔心的是通過漫畫、小報、電視和戲劇來傳播異端邪說。簡言之，他們擔心的是他們仍然親切地稱之為“大眾文化”的東西。

1988年，《紅旗》雜誌的編輯們在1月號上發表了米哈伊爾·沙特羅夫關於列寧和史達林的戲劇《前進，前進，前進……》。在西方人看來，《前進，前進，前進……》似乎是又一出“列寧戲劇”的經典範例，這是一種集意識形態和歌功頌德於一身的舞臺樣式，早在1936年就博得了黨中央會議的接受和認可。這是布爾什維克版的奇跡和激情劇，是一部關於救世主降臨、他的一生和來世的儀式化史詩。在沙特羅夫的作品中，如同在所有此類戲劇中一樣，人物都站在舞臺中央，發表長篇大論；他們都是沒有深度的紙片人。

但現在，以葉戈爾·利加喬夫為首的党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清楚地意識到，數百萬俄羅斯人會看出沙特羅夫版本中隱藏的異端。他們會將該劇看作對史達林的全面否定，認為史達林是列寧時期一切美好事物的毀滅者。他們會把當代蘇聯生活理解為悲劇性的失敗，把統治他們的人視為暴君制度的繼承者。他們會把這部劇看作是對“自由主義列寧”的認可，是對“過早去世”的、溫和的革命人物的認可。《前進，前進，前進……》的高潮是羅莎·盧森堡走上舞臺中央，宣讀她1918年在德國監獄裡寫下的一封信。她慶祝十月革命，但隨後又預言災難即將來臨：

“如果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新聞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辯論，每一個公共機構的生命就會消亡，淪為表面現象，只有官僚機構一枝獨秀。公共生活逐漸偃旗息鼓；幾十位精力充沛、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党的領導人在指揮和治理；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的領導人在統治，工人階級的精英不時被召集到會議上，為領導人的講話鼓掌，一致通過向他們提出的決議。實質上，這就是小圈子統治，當然，他們的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客的獨裁……沒有政治自由的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只有積極支持政府的人才有的自由不是自由。”

盧森堡話音剛落，沙特羅夫讓他的列寧大聲喊道：“太棒了，羅莎！”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刻。沙特羅夫為官方認可的戈巴契夫新版本注入了戲劇性。要是列寧還活著就好了！寬容的生活，燦爛的未來！從歷史角度看，這簡直是荒謬。雖然盧森堡的預言再準確不過，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列寧批准布爾什維克《權利法案》都純屬幻想。列寧是國家恐怖主義的理論家。1918年1月，他派遣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鎮壓了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在多黨選舉中敗北。1921年，列寧剷除了官方反對派，甚至包括共產黨內部的反對派。這些都是事實，是細節。但它們並不重要。在蘇聯，對歷史的解釋一直屬於政治範疇，為了結論為我所用，沙特羅夫和戈巴契夫都不惜歪曲事實。這樣做有一個崇高的目的：詆毀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其他問題暫且放一邊。

作為戈巴契夫那一代人，沙特羅夫不僅在政治上同情“新思維”的想法，而且與之有血緣關係。1937年，他5歲時，他的叔叔阿列克謝·李可夫（前總理）被捕，隨後與布哈林一起被判處死刑。沙特羅夫的父親也被逮捕和槍決，12年後，他的母親作為“人民公敵”的妻子入獄。由於自己的身份是聲名狼藉的布爾什維克的子侄，沙特羅夫就讀於一所礦業學院，而不是更有聲望的大學。當他開始寫作時，就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他利用列寧戲劇這一強有力的載體，對其形式稍加擴展，暗示性地提出自己的平反和指控訴求。與詩人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一樣，沙特羅夫也很虛榮，有時甚至為自己出格的舉動而大吵大鬧；與葉夫圖申科一樣，他在黨內也有自己的特權和靠山。沙特羅夫住在著名的堤岸街上一套寬敞的、帶古董傢俱的公寓裡，這裡曾是黨內精英的大本營。他的別墅與帕斯捷爾納克位於佩列捷爾金諾的房子比鄰而居，佩列捷爾金諾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個村莊，文化精英們在那裡消磨週末和夏天。儘管擁有如此多的特權，但沙特羅夫還是一個被老一輩官僚們鄙視的人物。他是一個木訥的作家，也是一個平庸的思想家——與他相比，尼爾·西蒙簡直就是歐裡庇得斯——但他頗有政治手腕，讓自己成為如日中天的新星，一個咄咄逼人的新劇本的劇作家。

1月8日，在一次党的領導人和報紙編輯會議上，《真理報》編輯維克托·阿法納西耶夫對沙特羅夫的劇本進行抨擊，他告訴戈巴契夫，劇本充斥著“不實之處”，“玷污”了蘇聯歷史。阿法納西耶夫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會成員一樣，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遺老，自詡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熱衷於貴族式的滑水運動。他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編輯。作為黨報編輯，阿法納西耶夫在共產黨高層中是一個權勢熏天的人物，他是中央委員會成員，經常出席政治局會議。“當然，我沒有投票權。”他告訴我。但他的辦公桌上有一部乳白色的電話，可直達天聽。電話上沒有按鈕，也沒有撥號盤，只印著“戈巴契夫”字樣。“我要做的，”他說，“就是拿起電話，接通。”

但戈巴契夫顯然與維克托·阿法納西耶夫不一致。會議結束兩天后，《真理報》發表了一篇批判沙特羅夫的文章，痛斥劇作家的“錯誤”和不知所云的“自由”。

2月1日，一份歷史悠久的黨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的信訪部收到了一位名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讀者來信，她是列寧格勒的一名化學教師，也是一位元有著20年黨齡的黨員。信中讚揚了該報自己對沙特羅夫戲劇的負面評論，並稱“國內外的勢力合流”正在“篡改”“社會主義歷史”。安德列耶娃寫道，該劇證明作者“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無視“歷史的客觀規律”和“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及作為革命先鋒隊的作用”。

3月的第一個星期，該報編輯瓦連京·奇金帶著一小疊文件走進弗拉基米爾·傑尼索夫的辦公室。傑尼索夫是科學編輯，但最近一直在處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他人脈也很廣。傑尼索夫曾在西伯利亞城市托木斯克工作多年，當時葉戈爾·利加喬夫是那裡的黨委書記。

“讀一下這個，”奇金說著，遞給傑尼索夫一份安德列耶娃原信的影本。“說說你的意見。”

傑尼索夫知道，奇金無疑已經下定決心。奇金不是那種會在乎下屬意見的人。

信的開頭是對沙特羅夫的嚴厲批評。從表面上看並無異常。《蘇維埃俄羅斯報》顯然代表著共產黨最保守的一拔人，自從《前進，前進，前進……》在《紅旗》上發表以來，已經收到了很多這樣的信。但根據傑尼索夫的說法，奇金和盤托出。他告訴傑尼索夫，他一直在把這些信轉交給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辦公室的利加喬夫。奇金說，一天早上，利加喬夫用克里姆林宮的安全電話線路系統給他打電話，說：“瓦連京，你打算怎麼處理這封信？必須把它登在報紙上！”

利加喬夫對此矢口否認。多年後，他大言不慚地公開了自己在“安德列耶娃事件”中的角色。利加喬夫用第三人稱傲慢地說著，像個小偷一樣撒謊。“好吧，我準備好回答一切問題了，”他對我說。“首先，關於這份材料的發表，利加喬夫與此無關……利加喬夫和所有讀者一樣，是從《蘇維埃俄羅斯報》上讀到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的。”

但據傑尼索夫回憶，利加喬夫不僅“建議”奇金刊登這封信，還給他寄去一份帶注釋的副本，並在某些段落下劃了橫線。

不過，這篇稿子仍然需要打磨、完善和充實。奇金命令傑尼索夫前往列寧格勒與安德列耶娃會面，進一步修改這封信。3月8日，傑尼索夫給安德列耶娃打電話，約好第二天見面。她讓他在她任教的學院外的廣場上等她。

“我怎麼認出你？”他問。

“我會找到你的。”她說。

9日清晨，傑尼索夫乘坐的火車一大早提前駛入列寧格勒火車站。他精疲力竭。不用擔心。有人在豪華的斯摩棱斯克飯店為他預訂了房間，那是党的頭頭們下榻的地方。一個默默無聞的化學老師絕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預約。中央委員會的機構正在處理此事，容不得半點差池。

休息好後，傑尼索夫在約定的時間來到廣場。這時他聽到身後傳來一個聲音。

“您是傑尼索夫嗎？”

“我是傑尼索夫。”

“那我們走吧，”尼娜·安德列耶娃說。

那天剩下的時間裡，他們努力擴展原信中的思想。傑尼索夫並不是一個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但他驚訝地發現，安德列耶娃的保守主義竟然如此根深蒂固。

“我是史達林主義者。”她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就像美國人說自己是民主黨人一樣。

“那麼，史達林主義經濟制度呢？”他說。“它不是已經顯示出缺乏生命力了嗎？”

“恰恰相反。這個制度還沒有機會顯示出它真正的能力。”

傑尼索夫決定不再爭辯。他想，作品上應該是安德列耶娃的名字，而不是他的。

第二天，也就是10日，安德列耶娃給了傑尼索夫列印好的修訂文章。他對她如此迅速地完成任務感到驚訝。他本不該如此。尼娜·安德列耶娃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個文人。多年前，她曾因寫匿名信舉報同事們在意識形態上的種種問題而被開除出學院的黨小組。最近，她又寫信給《真理報》、《文化報》和其他報紙，譴責戈巴契夫偏離路線。在返回莫斯科之前，安德列耶娃告訴傑尼索夫：“我相信你和編輯們會做出任何你們認為必要的改變。《蘇維埃俄羅斯報》不是那種會干涉我的想法的報紙。”然後，她問這篇文章是否真的會發表。

“我很確定。”傑尼索夫說。他沒有透露信心的來源。

次日清晨，在莫斯科的報社裡，奇金問：“你帶來了嗎？”奇金似乎像過生日的小學生一樣興奮。

“帶來了。”傑尼索夫說。

“很好。我們會把它刊登在星期天的報紙上。”就在2天后的3月13日，戈巴契夫正準備動身前往南斯拉夫進行一次重要訪問。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利加喬夫意識形態上的勁敵——將前往蒙古。在戈巴契夫缺席期間，利加喬夫是蘇共中央政治局中地位最高的人。他在中央委員會的影響力可能更大。戈巴契夫讓利加喬夫負責人事工作，中央委員會中有幾十個人的職務都要歸功於葉戈爾·庫茲米奇·利加喬夫。

奇金自己想出了這篇文章的標題：《我不能放棄原則》。安德列耶娃在她的文章中對這句話極盡嘲諷挖苦之能事。這句話出自戈巴契夫1987年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我們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領導下採取行動。同志們，我們決不能以任何藉口放棄我們的原則。”

在週六下午的編輯會議上，奇金告訴工作人員，他將把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放在周日版的第3頁。大家都沒有多想。這是辦公室相對懶散的一天，大家聊聊天，喝喝茶，確保相安無事。有些編輯甚至連校樣都懶得看。他們應該看的。報紙上整整一頁的文章完全違背了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自由派知識份子一年多來所說的一切。安德列耶娃的文章，雅科夫列夫後來說，“無異於號召拿起武器，推翻革命。”

“在一些年輕人的想像中，”安德列耶娃寫道,“鎮壓這一主題被誇大得不成比例，掩蓋了對過去任何客觀的解釋。”史達林可能犯過一些“錯誤”，但還有誰能如此迅速地建設國家，為戰勝納粹做好準備呢？這個國家，她說，正在深陷“意識形態混亂、政治信念迷失，甚至思想體系崩潰”的泥潭。當然，沙特羅夫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為他膽敢“嚴重偏離公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

“他們試圖讓我們相信，這個國家的過去只有錯誤和罪行，”安德列耶娃寫道，“對過去和現在最偉大的成就保持緘默。”

文章中還有一些不那麼含蓄的反猶言論，尤其是對托洛茨基、流亡者和知識份子的刻畫。“毫無疑問，[史達林時代]是極其嚴酷的。但是，我們讓人們為勞動和國防做好準備，而沒有用從國外引進的傑作或本國模仿的大眾文化來摧毀他們的精神世界。那些想像中的猶太親人並不急於邀請他們的民族同胞去‘應許之地’，而是把他們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猶太佬’。”

這篇文章於3月13日星期日發表，幾小時內，來自退伍軍人和地方黨部的支持電報就開始雪片般湧入《蘇維埃俄羅斯報》辦公室。奇金向傑尼索夫炫耀說，就連戈巴契夫自己的軍事顧問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也打電話，說他“完全支持”這篇文章。

同一天，在利加喬夫的家鄉托木斯克，沙特羅夫的戲劇在全國舞臺上首演。一場偉大的歷史爭奪戰開始了。

14日上午，在戈巴契夫飛往貝爾格勒的途中，利加喬夫利用其意識形態專家的身份召集了一次主要編輯和廣播機構會議。他沒有邀請兩位最著名的自由派編輯——《莫斯科新聞》的葉戈爾·亞科夫列夫和《星火》雜誌的維塔利·柯洛季奇。奇金從克里姆林宮開完會回來，滿面春風。他告訴傑尼索夫和其他編輯，利加喬夫讓所有人閱讀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利加喬夫認為，“從各個方面看”，這篇文章都“是一份出色的檔”。利加喬夫還告訴塔斯社社長，讓他向全國所有省級報紙放話，說領導層“建議”他們轉載安德列耶娃的信。順便提一句，利加喬夫說，他希望中央委員會儘快通過一項法案，“禁止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穩定的行為”。

“我當時人在蒙古，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南斯拉夫，”雅科夫列夫多年後在俄羅斯電視臺上回憶道。“他們從莫斯科打電話給我，說文章已經發表了。文章很快寄給我；我的助手給伊爾庫茨克打電話，他們寄來後我讀了。嗯，我的反應可想而知……我知道整件事的運作方式——而且我知道這是經過高層授意的。如果沒有領導層的批准，這樣的文章是不可能發表的，因為這確實是一份反改革宣言。它旨在推翻1985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切。尤其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這篇文章的形式……它採用了一種典型的、史達林主義式的控訴形式，就像我們以前報紙頭版的風格一樣。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命令式的吼叫。要知道，如果這是一篇基於這一主題的普通文章，我根本不會留意。但這是一聲嚴厲的命令：‘停下！一切都結束了！’我當天就返回莫斯科……”

接下來的3個星期，隨著政治局內鬥逾演逾烈，自由派知識份子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星火》雜誌編輯柯洛季奇半開玩笑半打趣地告訴朋友們，他準備了一個打包好的袋子，以防有人敲門。幾位編輯去找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說他們想做出回應。雅科夫列夫神秘地讓他們等一等。

實際上，只有一次公開抗議。3月23日，沙特羅夫的朋友、劇作家亞歷山大·蓋爾曼在電影製片人協會的黨小組會議上站出來說，《蘇維埃俄羅斯報》上的新史達林主義攻擊旨在延長現行體制及其數百萬黨內官僚的壽命。蓋爾曼說，党的官僚們只希望對制度修修補補，實現一個溫和的、技術官僚式的自由化，而不是真正的、重新分配權力的民主化。他說，這種自由化不過是“鬆開拳頭”，是一切照舊的溫和版本。電影製片人協會是莫斯科迄今為止最自由的組織，它支援蓋爾曼的聲明，並將其送交中央委員會。

然而，各省的編輯們都認為安德列耶娃的信標誌著官方的改弦更張，很少有人敢忽視它。正如利加喬夫所希望的那樣，這篇文章出現在蘇聯各地的報紙上。遠在東柏林的一個信號表明，共產黨的守舊派站在了利加喬夫一邊。東德版的《真理報》在4月2日的報紙上發表了《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文。莫斯科的黨組織也有發動地下宣傳運動的跡象。據《莫斯科新聞》報導，保守派在散發未經署名的傳單，其中一份名為《反思資訊》的傳單，稱改革將導致“經濟災難和社會動盪，進而導致蘇聯被帝國主義國家奴役”。

“那是一個可怕的時期，”《莫斯科新聞》的編輯葉戈爾·亞科夫列夫說，“我們曾經希望和夢想的一切都危在旦夕。”

迷失在這一切當中的是那個女人自己。

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安德列耶娃住在列寧格勒郊區彼得霍夫的共產國際大街。整天都有旅遊巴士呼嘯穿梭于一英里外的沙皇夏宮之間。然而，共產國際大街上卻非常闃靜。商店裡空無一人。空氣靜止不動，彌漫著汽油的味道。

我敲響了她家的門。

安德列耶娃打開門，請我進去。不知怎的，我覺得她並不適合扮演辯論家的角色，至少外表上看不出來。她把頭髮盤在頭頂，眼睛眯成一條縫，在豐滿的臉龐上閃閃發光，看起來更像一位護士長，一個刻板嚴肅、怒氣衝衝的50歲女人，在需要的時候，努力表現得和藹可親。我事先打過電話，但她似乎忘記我姓什麼。我提醒了她。她僵硬地笑了笑，重複著這兩個音節，從中辨析種族線索，前後左右變換著口音，尋找一線認同感。不過，她太有禮貌了，沒有問任何問題。一無所獲後，她微笑著邀請客人坐下來喝茶，吃一盒糖果。

我在路上就決定，最好不要打破外國人拜訪俄羅斯人的禮節。尼娜·安德列耶娃是個不折不扣的傳統主義者。於是，我送給她一盒德國巧克力和一瓶價值7美元的波爾多葡萄酒。

“真可愛。”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說。

她住在我見過最小的公寓裡。廚房很小，旁邊有一個特大號床大小的房間，既作客廳、餐廳，也作臥室。房間裡四處擺滿書籍，黨史之類的，還有一大箱信件。她說有七千封，幾乎都是支持她的。

有那麼一陣，交談聲此起彼伏，時而忐忑，時而激越，就像一隻黃蜂被夾在雙層玻璃窗之間。從莫斯科出發的火車之旅。天氣。異常低廉的書價。又是火車之旅。最後，話題不知不覺落在了搖滾樂上。

“你喜歡嗎？”我問。

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都快掉下來。她說，搖滾是“無意識的節奏”，是“半動物的、不雅的性模仿”。她在《列寧格勒》雜誌上讀到過一個叫尤裡·舍夫丘克的歌手。“他唱了一首叫《內戰將至》的歌。天啊，那是什麼？我看到他跳舞的照片，穿著一條牛仔短褲和一件馬甲，肚臍眼都露出來了。好吧，想跳就跳吧，但不好意思，所有的扣子都沒扣，所以他的胸部袒露出來，下面，他的男性尊嚴也凸顯出來！他把男人的玩意挺得高高的，在那些年輕女孩面前跳舞。在這之後，你還能再談什麼純潔嗎？”

這個問題似乎回蕩在空中，沒有答案。接著，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進一步闡述了她的觀點。“問題是，我們也許不需要鐵腕，但在任何國家都必須有秩序，”她說，聲音上揚，以迎合慷慨激昂的主題。“我們現在的狀況不是這樣，現在更像某種無政府主義的集會。在這樣的集會中，沒有國家，沒有秩序，什麼都沒有。國家首先意味著秩序、秩序、秩序。”

在蘇聯，公共生活的標籤早已變得毫無意義。假如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是20世紀20年代末的一名政客，在莫斯科四處兜售農場私有化、政府和共產黨民主化、自由市場，以及皮包裡其他被冠以“改革”之名的漂亮貨色，那麼他就會和布哈林一樣，被打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烙印。然後他們就會把他按到牆上。

“現在‘右’就是‘左’，‘左’就是‘右’，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右’，什麼是‘左’。誰是誰？”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說。她翻了個白眼，像個氣鼓鼓的少女。

她的丈夫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克盧申是一位臉色蒼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學者，他坐在小牌桌對面，時不時插上幾句，直到妻子重新組織思路，才打斷他。他試圖就“左”與“右”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但她不聽。

“沃洛佳，安靜。我來說，謝謝。”她說。

“你看，如果布哈林是我們的領袖，”她接著說，“就不會有今天的蘇聯。蘇聯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徹底摧毀。布哈林人品不錯，是個好人。他和學生們一起上山滑雪，任何人都可以跟他聊天。但他缺乏個性和原則。他支持集體農莊，但只會一步一步來。他會一直拖到50年代。但如果在30年代初沒有集體農莊，那麼在1941年，我們就會被摧毀。被消滅。”

說到這裡，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古怪地笑了笑，然後倒上茶，斟幾小杯白蘭地。

她說，自1985年以來，國家一直在等待戈巴契夫改革的成果。改革成果在哪裡？“在列寧領導的4年裡，國家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贏得了內戰的勝利，使我們免遭外敵入侵。在史達林領導的4年裡，人民打敗了納粹的進攻，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的先行者。又經過大約相同的時間，我們治癒了戰後的創傷，使生產恢復到戰前的水準。”

那麼改革，所謂“自由知識份子智慧的結晶”呢？騙子。“反社會主義運動打著民主工會和人民陣線的旗號興風作浪。生態災難頻發。道德水準下降。金錢崇拜氾濫。誠實做人、勤奮勞動的聲譽受到損害。我們還加劇了社會主義兄弟的困境。波蘭和匈牙利跑在我們前面，直奔深淵。”

正是這種恐懼感，害怕這個國家迷失了方向，不顧一切地走向遺忘，驅使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安德列耶娃奮筆疾書，寫下了那封著名的信。以她自己的方式，她是“傳統價值觀”——集體化、中央集權、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史達林主義的真理——的捍衛者。她說，自己是在讀了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發表在保守派小報《俄羅斯文藝》和勞工報紙《列寧格勒工人》上兩篇關於政治和阿富汗的文章後，開始考慮寫作的。普羅哈諾夫將阿富汗的冒險浪漫化，使之看起來像是一次偉大的帝國遠征。她贊同，但認為它們“還不夠”。

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把我留給她丈夫，自己在粗壯的腰間系上圍裙，退回到廚房。她準備了一桌豐盛的午餐，有沙拉、烤土豆、蔬菜和肉，只是偶爾會把頭伸進客廳，打斷丈夫的話。

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做飯時，窗戶冒著熱氣，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也再次活躍起來。在她面前，他大多保持沉默，因為他知道妻子的名聲和嚴厲的代價。她不在的時候，他不受約束。當他高談闊論“史達林的巨大價值”時，我感覺他是在為他們兩人說話。她對史達林的評價會有所收斂，而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則毫無歉意。他的名氣不大，說話也更放得開。

“年輕一代從《青年》和《星火》這樣的自由主義雜誌上學到了什麼？史達林是個偏執狂、虐待狂、花花公子、酒鬼、罪犯。他們試圖把史達林跟毛澤東相提並論，好像史達林統治下沒有任何成就。

“至於鎮壓，我無法談論其規模。因為現在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舉出一個過去的數字。赫魯雪夫在負責有關那個時代的委員會工作時發現，這個國家有87萬人被鎮壓。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不是100萬，也不是某些人所說的2,000萬或5,000萬。現在一切都建立在臆想和杜撰的基礎上。

“你看，”克盧申嚴厲地說，“鬥爭總會有犧牲者。但1943年我在前線。我認識許多普通士兵和軍官。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史達林……我們大多數農民和知識份子都尊敬史達林。每逢節日，人們都會向總司令，向史達林敬第一杯酒。大家全是發自內心的。

“根據刑法第58條，我自己的父親受到鎮壓。那又如何？”

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他的父親是一名工程師，在戰爭期間丟失了“某種國家機密”。他被關進勞改營10年。他承認，這對“一個失誤”來說是很嚴厲的懲罰，“但畢竟他也有責任”。

“你，”他用手指著我說，“你代表了年輕一代。問問你的父母，他們可能參加過戰爭。在那個年代，人的生命不像現在這麼寶貴。在我們國家，1914年至1917年發生了戰爭，1918年至1921年又發生了戰爭。在戰爭期間，也許一個簡單的懲罰就足夠了，人們會被處死。這是非常殘酷的……但如果沒有這種殘酷，每個人都會朝不同的方向跑。有時候，殘酷是有道理的。”

午餐熱氣騰騰，時間很長，吃得很飽。我發現，俄羅斯保守都是出色的廚師。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是個中翹楚。考慮到列寧格勒幾乎沒有像樣的食物，而外省的情況更糟，這頓午餐在採購和烹飪方面堪稱奇跡。

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坐在一把硬椅子上，一邊品嘗自己的飯菜，一邊談起了她的一生。

“我1938年10月12日出生在列寧格勒一個普通的家庭。”她娓娓道來。“我接受了洗禮，至今仍記得復活節時教堂的鐘聲。這些鐘聲將你昇華到很高的高度。但我相信現實。宗教只是一個美麗的童話，我們今天在這裡受苦，明天會更好。共產主義是基於你的實際行動，基於你今天的所作所為。

“我的父母是來自俄羅斯中部加里甯地區的農民。1929年，饑荒開始後，他們逃到了城裡。我的父親、母親和哥哥都加入了無產階級隊伍。我父親只接受過4年教育，我母親則更少。我母親的家庭被認為是中產階級。他們有十個孩子，有一匹馬和一艘帶小馬達的划艇。還有一頭牛，但孩子們仍然吃不飽飯。

“戰爭初期，我母親在列寧格勒挖戰壕。她和我的一個姐姐在一家收治傷兵的醫院工作。我3歲時，與兩個哥哥和他們的同學一起從城裡撤離。媽媽乘坐最後一班火車離開了列寧格勒。從那以後，與列寧格勒的所有聯繫都中斷了。

“我的大姐上了前線，1943年在頓巴斯陣亡。她的丈夫是一個反坦克營的政委，在她遇難一周後也犧牲了。我父親在列寧格勒前線，我大哥也在戰場上。

“我和姐姐、母親一直住在一個叫烏格裡奇的地方，直到1944年。我們和另外兩個家庭合住一個約22或24平方米的公共公寓。那裡有一張桌子——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不用它來燒柴——還有一張空床，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沒有碗，沒有勺子，沒有杯子。空空如也。我們很忠誠，還保留了一個“紅色角落”，用來放列寧的畫像；這和基督徒用來放聖像的地方是一樣的。有一天，他們來告訴我們，我在炮兵營的哥哥和父親都在前線陣亡了。

“1953年，我們回到列寧格勒，聽到史達林去世的消息。當時我正在上六七年級。那是一個舉國悲痛的時刻。所有的孩子都站成一排，聽校長講述史達林。所有老師都哭了。學校副校長泣不成聲，說不出話來。我們都站在那裡，強忍著自己的淚水。那是一個陰沉的日子，一個沒有陽光的春天。我們穿上外套，來到涅夫斯基大街上的凱薩琳大帝紀念碑前。所有的收音機都在播放哀樂。每個人都很難過，每個人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她的喉嚨哽噎了。有那麼一瞬間，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無法繼續講述她的人生故事。然後，她抬起頭，擺擺手，一半是憤怒一半是悲傷。為什麼還要繼續講下去呢？似乎沒有什麼能滿足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的希望。赫魯雪夫是個失敗者，史達林的掘墓人。勃列日涅夫既腐敗又愚蠢。現在，她正生活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異軍突起、眾聲喧嘩的時代，國家電視臺將史達林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想到這些，她的眼睛就眯成了一條縫，義憤填膺。

“史達林是一位領袖，在他的領導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長達30年。”她說。“我們都是穿拖鞋、沒文化的窮人。大多數農民窮得只能苟延殘喘，糊口度日。”

“我們的媒體在史達林的問題上撒謊。他們抹黑我們的歷史，抹殺了千百萬在惡劣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人們。我們說，‘看看我們的生活多麼糟糕。’好吧，我們的生活確實很艱難，但每個人都堅信我們會生活得更好，我們的子孫後代也會生活得更好。一無所有的人也能有所成就。現在呢？現在我們對未來還有這樣的希望和信心嗎？我認為，改革4年來，他們破壞了勞動人民的信任——我說的是勞動人民，體面的、樸實的普通人——因為他們唾棄了我們的過去。

“不可預知的未來不能成為當代人正常工作生活的基礎。過去，一個人晚上上床睡覺時知道，明天早上去上班，就能享受免費醫療服務——雖然不是很高超的服務，但還是免費的。而現在，我們甚至連這些保障都沒有了。”

我們收拾好碗碟，沿著共產國際大街散步。這頓飯吃得很好，談話清晰坦率，但現在有些地方出了大問題。有一段時間，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的觀點似乎主要針對她這個年齡段和環境下的女性。她曾經一貧如洗，失去了兄弟和父親。她活了下來，而這一切都是以史達林的名義。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對歷史的真實敘述保持警惕，她認為自己是有道理的，就像許多人長期以來對自己的看法一樣。但如今她面對的是雪崩般的矛盾，一群“偽知識份子”連篇累牘地告訴她，布林什維主義的歷史是一連串的恐怖，而這是她不能也不願接受的。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雖然只是強大的政治漩渦中的一個工具、一種好奇心，但她似乎認為自己就是黨的十字軍聖殿騎士、党的聖女貞德。

夜幕開始降臨，這是一天當中黑影幢幢、迷霧重重的時刻。就在談話轉入老套的郊區禮節，幫助客人想出最快捷的回城方式——城際電車、跨海渡輪——之前，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不知不覺地談到了猶太人。沒有人問過她。她知道和陌生人，尤其是美國記者，有些話題是要回避的。就好像她一直在開車，突然睡著了，失去了控制：

“如果打開電視，”她說。“收看列寧格勒電視臺，就會發現他們主要是在讚美猶太人，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可能會稱之為‘俄羅斯人’，但只有天真的人才會相信。如果他們在電視上展示一個俄羅斯人，他們總會找到一個長得歪瓜裂棗、凸眼齙牙的傻瓜。一幅漫畫。然後他們會播出一位藝術家，一位畫家，據說是俄羅斯藝術的代表。但不好意思，他不是俄羅斯人。他是猶太人。

“在我們的社會中，猶太人不到百分之一。他們只是極少數。那麼，為什麼科學院所有的分支機搆，所有文化、音樂、法律領域有聲望的專業和職位——幾乎全是猶太人？看看那些散文家和記者。大多數都是猶太人。在我們學院，不同民族的人都勤勤懇懇地作論文。但猶太人弄虛作假。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交上來的只是一篇簡單的論文，但他們堅持認為自己做出了世界級的發現。其實裡面什麼都沒有。這就是俄羅斯猶太圈的運作原則。

“某些猶太複國主義組織正在這裡開展工作。你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他們是狡猾的陰謀家。據我所知，我們列寧格勒的教授們——我是從一個已經不在學院的人那裡得到的消息——他們每個月都會去一次猶太教堂，在領工資的那天給他們捐錢。從不間斷。這是一種持續的互助。就這樣，猶太人不斷湧入研究所。

“你甚至不能說某人是猶太人。你甚至都不該說這個詞！你可以說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為什麼不能說猶太人？這會貶低一個人嗎？為什麼要把他們藏在其他民族的後面？“猶太人”和“猶太複國主義者”的含義不同，但所有猶太複國主義者都是猶太人。生活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且不僅僅是對我。

“在我們的朋友中，有一些優秀的猶太人。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一些有趣的猶太人，他們是聰明的教授、經濟學家，但他們不接受現在宣傳的政治立場。你明白嗎？

當然，我說。我明白。

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環顧了一下四周。起初，她似乎對自己的失態感到有些驚訝，然後她快速地點了點頭，好像在說：“好吧，我說了。那又怎樣？”

我們繼續往前走。在沙皇的夏日花園裡，沒有人認識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他們也許知道她的名字，但不知道她的長相。她穿著高跟鞋和一襲白色套裝，顯得更像護士長了，她趾高氣揚地邁著步子，她的丈夫跟在後面，描述著這個噴泉、那個歷史悠久的長椅。有一次，大家談到了蘇聯的選美比賽，這是一種新現象。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做了個鬼臉，似乎是她專門為搖滾樂準備的。

“女人最美的地方在於她的魅力和女人味，在於她豐饒的靈魂，她的純潔。她必須清潔和淨化男人，引導和提升他到更高的境界，去掉他身上所有的野性和獸性。在性行為中，她必須充實男人，讓他超越獸欲。這些女孩，她們把自己脫得一絲不掛，搔首弄姿、腆胸撅腚。”

之後，我們默默地走著。還能說什麼呢？這就是那個女人，我想，她是思想家的思想家。她既是棋子，又是理論家，並不比她的贊助人更無知，只是少了幾分政治家的風範。最後，我們到達了輪渡碼頭。當我登上船時，尼娜·亞曆山德羅夫娜揮了揮手，然後轉身回家，面朝沙皇宮殿，背對西方。

到4月初，戈巴契夫和雅科夫列夫開始贏得戰鬥。也許是最後一次，他們能夠憑藉黨的最高指導原則——黨的紀律——逼迫保守派屈服。儘管改革派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都只占少數，戈巴契夫還是能夠操縱局勢，使蔑視總書記成為嚴令禁止的行為。他們仍然控制著黨的主要報紙《真理報》，並開始起草一篇檄文，以表明“安德列耶娃政變”及其幕後黑手已經一敗塗地。

“政治局花了兩天時間研究這篇文章。”雅科夫列夫說。“政治局的所有成員都暢所欲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戈巴契夫的開場白非常尖銳，他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結果，就像此前經常遇到的那樣，由於我們具有非常高的原則性和正直感，每個人都同意他的觀點！”

利加喬夫回憶說，那次長達兩天的政治局會議是一次“[史達林]式的精神迫害”。他說，在會議開始之前，好幾位政治局的成員表示支持安德列耶娃的文章，但在雅科夫列夫和戈巴契夫的壓力下妥協了。

戈巴契夫的文章由雅科夫列夫起草，譴責了那些為改革“踩刹車”或沉溺於“懷念”舊秩序的人。這篇文章刊登在4月5日的《真理報》第3版上。當天上午，莫斯科的自由派人士——從迪馬·尤拉索夫到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再到葉戈爾·亞科夫列夫——讀到這篇文章時，3周來第一次長舒了一口氣。

“事實證明，革除舊思想和舊行為比我們預想的要困難得多，但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雅科夫列夫在《真理報》的文章中寫道。“[《蘇維埃俄羅斯報》的]這篇文章本質上是宿命論的歷史觀，這種認識完全脫離了對歷史真正科學的認識，傾向於從歷史必然性的角度為所發生的一切進行辯護。然而，對[史達林]的崇拜並非不可避免。它與社會主義的本質格格不入，只有在背離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才成為可能。”

事情剛結束，戈巴契夫和雅科夫列夫就假裝從未發生過。當被問及利加喬夫時，他們說政治局一切正常，意見一致。除此之外，就是斥責西方媒體及其情報機構造謠中傷。但很久以後，雅科夫列夫才更加坦誠。“你注意到《真理報》上反對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甚至沒有提到她的名字嗎？這絕非偶然，”他告訴我。“這一切都是滾雪球過程的一部分。此外，我們還知道整件事是如何組織的，誰在幕後主使，誰修改了文章，誰去列寧格勒見了她。如果只是一位名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女士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報紙上，情況就不一樣了。回應的文章沒有提到她，因為不是寫給她的。”

私下裡，雅科夫列夫再次敦促戈巴契夫重新考慮他對共產黨的態度。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給戈巴契夫寫了一份機密備忘錄，要求他考慮分裂共產黨，然後站在自由派一邊。畢竟，安德列耶娃事件已經證明了雙方的裂痕有多深。如果黨內守舊勢力沉重的身軀壓在改革派的肩上，改革就不可能提速。雅科夫列夫堅持認為，最終他們必須考慮的不僅是兩個或三個共產黨，而是真正的多黨制。

雅科夫列夫明白，黨遲早要與自己的歷史決裂，否則就會徹底垮臺。黨內充斥著宣稱誓死效忠總書記的部長和官僚，但他們隨時準備以制度的名義背叛總書記。若干年後，即將退休的戈巴契夫承認，就連他自己也並不完全瞭解他試圖改造的那頭“巨獸”。“至少利加喬夫是公開的，”他說。還有一些人假裝忠誠，然後把坦克開上莫斯科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