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五部：莫斯科大審判

政變失敗後的2天裡，中央委員會總部的無產階級獨裁者及其助手們洗劫了自己的辦公桌和保險櫃。他們把一份又一份的犯罪證據塞進碎紙機。要銷毀檔案中的全部檔可能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但至少他們有機會消除黨支持政變和其他近期尷尬事件的所有證據。

時間太緊迫了。成千上萬憤怒的示威者站在中央委員會的窗戶下面高喊口號，要求解散黨，沒收黨的財產。曾經保衛白宮的學生、家庭主婦、工人和知識份子們如今分散到整個城市，搗毀政權的紀念碑，舉著寫有“打倒克格勃！”、“把黨送到切爾諾貝利！”、“審判共產黨！”的標語牌。但是碎紙機開始一台接一臺地卡住和損壞。匆忙中，黨的工作人員忘記拿掉文件上的迴紋針。

街上的咆哮聲震耳欲聾，一些驚慌失措的官員建議在院子裡升起一堆巨大的篝火。然而，他們的下屬勸他們說，如果示威者看到中央委員會冒出濃煙的話，他們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然後沖進大樓。他們能怎麼辦呢？黨的工作人員已經開著卡車，從中央委員會大樓的暗道和後門運走一車車的材料，但就算這樣也遠遠不夠。有太多東西需要銷毀和隱藏！於是，這些臉色蒼白的人們——他們曾以一種肆無忌憚和平庸迂腐的方式統治著一個帝國——開始徒手撕扯檔。他們寧願被紙鋒割死，也不願將證據公諸於眾。

當然，共產黨人並不僅僅在乎歷史對他們的評判。他們拒絕將任何東西拱手交給群眾。到最後，他們完全聽任權力欲作祟。他們偷竊電話、電腦、傳真機、電視機、錄影機和文具。党的國際部助理安納托利·斯米爾諾夫表示，他的上司瓦倫丁·法林給了他60萬盧布現金，要求他把錢藏在私人保險箱裡。立即執行。

此外，法林還下令更換辦公室門上的銘牌。他確信，如果自己不是中央委員會秘書而是“人大代表”的話，未來將免於起訴。

法林有很多事情要交待。根據俄羅斯政府的說法，他的辦公室負責從國家財政中撥款數百萬美元給“兄弟黨派”或恐怖組織，涉及希臘、葡萄牙、美國、安哥拉等近百個國家。他在中央委員會內部運營著一個秘密車間，為外出執行任務的特工制作假護照、假鬍鬚和假鬍子。法林最終在德國尋求庇護，給漢堡的大學生授課。

“那段日子對我們來說糟糕透頂，”党的副總書記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告訴我。“我們都嚇壞了。我們在中央委員會內部飽受痛苦。黨正在進行改革，但沒有人願意聽！這太不公平了！”

即使在八月政變失敗後，戈巴契夫從囚禁返回莫斯科，他仍然為共產黨辯護。他是党的兒子，党的保護者，他既不願拋棄也不會殺死它。在政變後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戈巴契夫真誠地談到他無限忠於“社會主義選擇”和党的“復興”。他告訴所有願意傾聽的人，他回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但他似乎並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

戈巴契夫最親密的顧問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看著這場令人費解的新聞發佈會，怒火中燒。6年來，雅科夫列夫一直敦促戈巴契夫擺脫腐朽僵化的權貴階層，與城市知識份子、波羅的海國家的親獨立力量——以及所有真正追求改革的人們聯合起來。但戈巴契夫拒絕了，堅稱黨已經“開始了改革並將領導改革”。即使是現在，在成為政變的受害者之後，戈巴契夫仍然看不出什麼才是正確的和必要的。

“你召開了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場新聞發佈會，”雅科夫列夫私下告訴戈巴契夫。“黨已經死了，你怎麼看不到這一點呢？談論党的‘復興’毫無意義。這就像給一具屍體做急救！”

葉利欽甚至更不顧及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感受。他們之間的個人鬥爭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經歷了一連串啼笑皆非的變故，以至於他們似乎永遠處於既相互敵對又相互依存的狀態。就像陰與陽；或者潘趣與裘蒂。8月23日，在吵吵嚷嚷的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葉利欽明顯佔據了上風，並利用這一優勢抨擊和羞辱他的對手。他強迫戈巴契夫大聲朗讀8月19日部長會議的記錄，在這次會議上，除了兩位由戈巴契夫親自提名的部長外，其餘所有部長都表示堅決支持政變。

戈巴契夫看上去渺小而軟弱，但葉利欽不願罷手。“現在聊些輕鬆點的，”他露出狡黠的笑容，說。“我們現在要不要簽署一項禁止俄羅斯共產黨活動的法令？”

“你想幹什麼？”戈巴契夫結結巴巴地說。“我……我們……我還沒有看過這個……”

但為時已晚。戈巴契夫無能為力。8月24日，他辭去蘇共總書記的職務，解散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並事實上宣布爾什維克時代的終結。

莫斯科人民並沒有因為戈巴契夫的宣佈而歡天喜地。他的貢獻其實並沒那麼少。也許有一天，世人會承認並尊敬戈巴契夫的成就，但不是現在，為時尚早。現在，他們慶祝的是自己的勝利，是體制的崩潰。在城市各個角落，年輕人在老布爾什維克的雕像上塗鴉，用撬棍或者必要時出動起重機將它們連根拔起。莫斯科市政府贊助將“鐵人”菲力克斯·捷爾任斯基的巨大雕像從克格勃總部外的廣場上拆除，從而創造了該政權滅亡的終極形象：在人群的歡呼聲中，秘密員警的創始人被吊在絞索上。幾天之內，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旁邊的空地變成了共產黨人的停屍房；孩子們爬到被推倒的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和其他跌下神壇的革命家的雕像上。革命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抵抗運動的展覽，而列寧博物館則乾脆關閉，“內部整修”。

一時間，歡慶與恐怖交織在一起。

戈巴契夫的軍事顧問阿赫羅梅耶夫元帥，被發現死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脖子上套著絞索，桌子上整整齊齊地擺放著一封封遺書。第一封遺書描述了他如何初次自殺未遂的：“我是一個拙劣的自殺者。第一次嘗試（在9:40）沒有成功——繩子斷了。我會竭盡全力再做一次。”另一封是寫給戈巴契夫的，在遺書中，阿赫羅梅耶夫解釋了他為什麼匆忙從度假趕回來支持政變；結束時，他請求戈巴契夫原諒他違反了軍規。在給家人的一封遺書中，元帥寫道：“當我的祖國瀕臨滅亡，當我畢生的心血即將毀於一旦，我無法活下去。我的年齡和我所做的一切使我有權離開這個世界。我奮鬥到最後一刻。”

調查人員來到伯里斯·普戈的公寓，準備以參加政變為由逮捕他時，卻目睹了一幕令人髮指的屠殺現場。身著藍色運動服的普戈已經死亡，頭部有一個巨大的彈孔；他的妻子也中了槍，生命垂危。普戈年邁的岳父患有老年癡呆症，在這個小公寓裡四處遊蕩，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普戈給兒孫們留下了一封遺書：“……原諒我。這一切都是個錯誤。我這一生光明磊落、忠誠不渝。”

管理中央委員會財務的共產黨官員尼古拉·克魯奇納從自己公寓的窗戶跳下身亡。報紙猜測，克魯奇納比任何人都更瞭解共產黨的國外銀行帳戶、資助外國共產黨、用於採購奢侈品的秘密黃金儲備和其他資源的情況。據俄羅斯記者報導，官方新聞機構塔斯社知道至少還有其他15起自殺事件，但沒有報導。

政變主謀、時任克格勃局長的克留奇科夫在被捕後表現得冷酷無情、毫無悔意。“我的內心五味雜陳、百感交集，”他對俄羅斯電視臺記者說。“我回憶起我這一生，我過去的生活方式，如果有機會，我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相信，我一生中從未做過任何對不起我的祖國的事情。如果時光能倒流五六天前，我可能會選擇另一條不同的道路，那就不會坐牢了。我希望法庭能做出公正的裁決，一個最佳的判決，讓我可以重獲自由，繼續為我的祖國服務，對我來說，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

在最高蘇維埃推翻他的無罪辯護後，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也被關進了監獄——莫斯科最臭名昭著的巴特羅斯卡亞·蒂什納監獄（綽號“水手之家”）的第4號單人牢房。在等待檢察官準備案件並開始審判的日子裡，他又一次轉向了詩歌。他仍然相信“事業”，相信蘇聯人民會信任他。他新作的主題是自憐：

人類的感激之情！將不再有！

不要等待，不要折磨或哀悼，

所有的信任如今都化為灰燼，

而所有的報紙都在油嘴滑舌地誹謗，

但我知道，一定會有回報，

我們的靈魂將經受誠實的考驗，

然後開出新芽，就像春天的禮物一樣。

《獨立報》文化編輯安德列·卡勞洛夫拜訪了盧基揚諾夫，聽他如何抱怨戈巴契夫。“我愛他。但我改變不了他。坦率地說，我知道他的弱點，他的缺點，”盧基揚諾夫說。“所有參與改革的人當中，只有我一個人留在戈巴契夫身邊，其他人都離開了，從左派到右派……時間會證明我的忠誠……我將仍然是一名共產主義者，也許沒有黨員證，但都一樣……我沒臉面對最高蘇維埃，因為這給它造成了重創。這些是我的孩子，我的痛苦，我的創造。這非常難受。我沒臉面對我母親，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第一個兒子，現在又失去了我。她已經85歲了，我非常愛她。我沒臉面對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偉大的學者，醫學院的通訊院士，我沒臉面對我的女兒……我沒臉面對我的孫子，他是我最大的快樂，但對他和所有人，我可以說我腳踏實地地生活，任勞任怨地工作，每天工作16個小時。也許他們會記得我寫過一些好詩……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會寫作，但我……好吧，我想說，我的書將以一首詩結尾：

“‘然而，然而，

我匆匆翻過

最後一頁…

我相信我們輝煌的命運……’

“不，不，不是這樣的。現在……現在我想起來了……

“‘我相信我們輝煌的命運，

我從不逃避艱苦的工作，

我為工作不好感到羞恥……

如果…’”

但盧基揚諾夫放棄了。“我忘了，”他說。“我忘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戈巴契夫本人開始承認，他與黨玩了太久的危險遊戲。在採訪中，他似乎是一位政治分析家，口若懸河，在自私、自傲和自欺中尋找自我發現的時刻：“你以為我不知道黨內保守派勢力會與軍工複合體聯合會發動攻擊嗎？我知道，於是我把他們留在我身邊，”他說。“但他們一拖再拖。他們也害怕人民不會追隨他們，他們等待著人民的不滿……我告訴你：如果[陰謀者們]在12或18個月前像他們在八月那樣採取行動，結果很難預料。這一點值得深思……”

他是對的。如果1988年或1989年時，克格勃和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想要除掉戈巴契夫，回到溫和改革和鐵腕執法的安德羅波夫式政權，他們本可以成功。至少一段時間內是這樣。但現在，他們不得不面對一位選舉產生的俄羅斯領導人和成千上萬感到自己是公民、有權力的人們。戈巴契夫不得不承認，自己未能理解強硬反對派的憤怒。“我當然沒有料到他們會走到政變這一步，”他說。“在某個時刻，我錯誤地判斷了形勢。儘管戰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政治上，在正確的時刻做出正確的決策也同樣重要。這就像戰爭中的一場戰役……我應該與民主派結成強大的共同陣線……我應該早在1990年8月就意識到這一點。我當時應該尋求某種形式的合作，舉行圓桌會議或其他會議。我錯過了那個機會，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9月初，戈巴契夫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這將是它的最後一次會議。實際上，這是克里姆林宮最後一次發揮“中央”的作用。

這次會議本身就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騙局，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導演的最後一出政治戲劇。儘管波羅的海國家、摩爾達維亞（現在的莫爾達瓦）和格魯吉亞已經認為自己是獨立的，但剩下的10個共和國領導人與戈巴契夫一起決定解散人民代表大會，為建立一個新的權力下放的聯盟奠定基礎。在戈巴契夫設想的新聯盟中，莫斯科作為共同國防和外交政策的協調員，將保留一些關鍵職能。葉利欽則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聯盟主席職位將是象徵性的，“有點像英國女王”。最引人注目的是戈巴契夫和他新結交的盟友如何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強行通過了新聯盟的臨時提案，畢竟，這個機構裡充斥著共產黨的官僚。戈巴契夫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並結束人民代表大會的使命，他向代表們承諾，即使人民代表大會解散後，他們仍將獲得工資和優先購買飛機和火車票的權利。這足以贏得他們的選票。

1991年12月26日，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莫斯科郊外森林中自己的別墅裡，爬進他那輛吉爾豪華轎車的後座，向北駛向克里姆林宮。突然間，蘇聯成為了一個依稀遙遠的夢，而它的最後一任總書記也成了一名領養老金的人。烏克蘭決定退出新聯盟的談判，最終斷送了戈巴契夫自己擔任新聯盟總統的希望。相反，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導人們拼湊出了一個新聯邦的粗略計畫。“中央”的作用蕩然無存。共和國領導人就戈巴契夫的退休方案進行了投票。

現在，在莫斯科，戈巴契夫想在外出休假前幾周最後召集一些的會議，清理一下辦公桌。俄羅斯政府曾向他承諾，在他們接管之前，他將度過一個平靜的節禮日。但是，當戈巴契夫抵達克里姆林宮時，發現自己的銘牌已經被從牆上撬下來。取而代之的是“葉利欽”閃閃發光的銅牌。辦公室裡，伯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本人端坐在辦公桌後面。連日來，戈巴契夫一直沉浸在自怨自艾中，而這件瑣碎的小事，不過是這段風雲激蕩的革命歲月中一個短暫的插曲，卻成了他憤怒的導火索。戈巴契夫一時忘了自己多年來對葉利欽的攻擊。“對我來說，他們毒害了空氣，”他抱怨道。“他們羞辱了我。”

這就叫報應。1987年，戈巴契夫把葉利欽從病床上拖起來，讓他站在莫斯科市黨組織面前，接受一小時又一小時的批判。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葉利欽一直因神經衰弱而苦不堪言，不得不接受醫生治療。當有機會羞辱戈巴契夫時，葉利欽果斷出手。

在他們上次會面時，戈巴契夫曾向葉利欽承諾，他將遠離政治。他不會成為反對派人物。他似乎別無選擇。“葉利欽抓住了戈巴契夫的把柄，”曾任戈巴契夫副發言人的謝爾蓋·格裡戈裡耶夫說。所有克格勃、共產黨和軍隊的檔案現在都掌握在葉利欽手中。克格勃官員告訴我，在政變前後的幾天裡，秘密員警的工作人員將成箱的文件倒入地下熔爐中焚燒，但政變後洩露的少量文件足以讓戈巴契夫難堪。這些檔揭露了在團結工會上臺後，戈巴契夫仍然批准秘密資助波蘭共產黨的事實。另一份檔顯示，他想方設法阻止德國政府開放舊的東德檔案。葉利欽還獲得了他自己的電話記錄的抄本，這些記錄是戈巴契夫政府和克格勃在拼命詆毀他的日子裡留下的。頁邊空白處有戈巴契夫的手寫批註。

此外，很少有人再相信戈巴契夫在改革最糟糕的時刻——第比利斯、維爾紐斯、里加和巴庫對和平示威者的軍事襲擊——只是一個無辜的旁觀者。當他的聲望達到頂峰時，他得以逃過一劫。他要麼不在國內，要麼不知情。但現在，即使是他最親近的人也承認，事實並非如此。“我確信戈巴契夫對維爾紐斯和里加發生的一切瞭若指掌，”曾任戈巴契夫首席經濟學家的尼古拉·佩特拉科夫說。其他同情戈巴契夫的高級官員也表示贊同。

但那都已成過眼雲煙，現在俄羅斯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在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第一次有一位民選產生的總統入主克里姆林宮，錘子和鐮刀從旗杆上殞落，政權和帝國解體了。然而，這一切都給人一種空洞乏味、矯揉造作的感覺，就像華盛頓的儀式一樣。歷史有時仿佛一個淒涼的冬日，天空如同肉鋪一般，空空蕩蕩、蒼白無力。西方新聞記者在紅場上團團亂轉，到處尋找激情或評論。“你們在乎，我們不在乎，”一位來自特維爾省的老嫗對一群記者說，面露猙獰。言畢，這個女人氣衝衝拂袖離開，去給她的家人買土豆和牛奶。

下午，戈巴契夫的新聞秘書安德列·格拉切夫邀請了一小群助理、外國記者和俄羅斯編輯在十月飯店舉辦招待會。格拉切夫稱之為告別派對，他選擇的舞臺再合適不過了。多年來，這家位於法國大使館對面的酒店一直是共產黨奢華的象徵，大理石和鏡子的裝飾富麗堂皇。

臨近5點，記者和編輯們站在大理石樓梯的頂端迎接主賓的到來。碰巧，我躋身列恩·卡爾平斯基和維塔利·特瑞提雅可夫的旁邊，前者時任《莫斯科新聞》的主編，而後者則是《獨立報》的主編，該報現在與《消息報》一道成為了這個國家最受尊敬的報紙。戈巴契夫的辭職意味著從卡爾平斯基那一代的理想主義知識份子向像特瑞提雅可夫這樣的年輕男女——商界新秀、學者、奸商——過渡，作為新一代媒體人，他們或許不會在舊實驗的殘垣斷瓦上，而是從模模糊糊感知到的西方、歐洲和美國的藍本上建立一個新世界。隨著戈巴契夫告別舞臺中央，卡爾平斯基也要離開。在改革的最初幾年，《莫斯科新聞》一次又一次突破禁區，但現在它已經成為一份老態畢顯的報紙：有時依然有趣，依然誠實，但它的讀者似乎和戈巴契夫一樣，已經是心力交瘁的一代人了。

“戈巴契夫現在離開是件好事，但我的內心難以平靜，”卡爾平斯基告訴我。“我怎麼能否認，我的人生剛剛翻過了最重要的一章？”

1992年春，戈巴契夫乘坐資本主義工具——福布斯公司的噴氣式飛機——在美國進行巡迴訪問。他對此毫不覺得奇怪或諷刺。民眾搶著敬獻花環，富豪們以他的名義捐款。他與羅奈爾得·雷根共度了一個下午，品嘗葡萄酒和巧克力餅乾。他們回憶起已經結束的冷戰。對於所有人來說，這似乎是世紀最後一位偉大人物的勝利之旅。

但在俄羅斯，戈巴契夫極其不受待見，被他背叛的共產黨人憎恨他，被他拋棄的民主黨派蔑視他。許多人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想像他。5月，《消息報》——俄羅斯最有權威的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稱戈巴契夫正準備走出自己打開的大門。《消息報》表示，這位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花費108,350美元，在佛羅里達州一個名為“熱帶高爾夫莊園”的開發專案中，購買了一棟兩層樓的房子“和許多土地”。

事實上，戈巴契夫並沒有在國外購買土地，也否認自己有移民計畫。“我再說一遍，給任何仍然願意聽的人，”他說，“我在加利福尼亞沒有別墅，日內瓦和西藏也沒有，更別提通往中國的地下隧道。”然而，戈巴契夫一些最親密的朋友和親信向我承認，他很憤怒，也很緊張，對自己的未來既感到恐懼，又懷抱美好的幻想。“戈巴契夫擔心，自己有一天可能像‘爸爸醫生’杜瓦利埃那樣逃離國家，”正在幫助戈巴契夫寫回憶錄的劇作家米哈伊爾·沙特羅夫說。“他非常清楚，14名政變策劃者中有11人作證，指控他以某種方式鼓勵了八月政變。”戈巴契夫知道時勢變化莫測。與此同時，戈巴契夫妄想再度掌權。不是馬上，但總有一天。而這是不可能的。他無法重返權力。”

現在，戈巴契夫新的活動基地是位於莫斯科北部的一座豪華建築，曾被稱為“無名學校”。來自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外國共產主義者紛紛來到這所學院，學習意識形態的教義。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訪學院被設計為既是智囊團，又是非營利基金會。但它兩者都沒做好。戈巴契夫躁動不安，似乎對任何事情都持開放態度。在維姆·溫德斯導演的《欲望之翼》續集中，他扮演自己，在一個音樂舞臺上漫步，即興發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現狀的獨白。另外，他以30萬英鎊的價格，將自己的生平故事的全球電視版權賣給了一家獨立的英國公司——國際導演公司，並承諾提供採訪、檔案和其他資源，製作成一部四集系列片。

當然，戈巴契夫在新聞界的敵人準備把他打成一個投機者。“那些對這個國家災難負有責任並且玷污了‘共產主義’一詞的人，現在正以犧牲普通人的利益為代價，為自己築起一個舒適的巢穴。”《蘇維埃俄羅斯》寫道。

戈巴契夫拍案而起。“‘昨天的人’仿佛活在仇恨之中，”他在接受《共青團真理報》的長篇採訪時說。“以前，他們試圖讓我們偏離民主道路，現在他們又盯上了我個人。讓他們見鬼去吧！我應該害怕什麼？行刑隊？法庭？我不會容忍那些把太多時間花在相信三十年代口號上的人對我的指責。”

遺憾的是，許多俄羅斯和西方的評論家認為有必要選邊站，不是“親戈巴契夫”就是“親葉利欽”。他們沒有看到歷史所帶來的美麗。如果沒有戈巴契夫，這個體制的痛苦可能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當然不會永遠——畢竟沒有錢——但可能還會再持續10年、20年，誰能說得准。那樣的話，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如果沒有葉利欽，戈巴契夫可能會更加猶豫不決，激進民主派可能永遠找不到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政變可能會成功。儘管戈巴契夫和葉利欽互相鄙視，但他們在歷史上卻是一時喻亮、難分伯仲。

城市知識份子中一些最優秀的思想家——戈巴契夫曾試圖討好但最終失去的選民群體——現在對他們的前領導人有了某種優越感。“他的演講像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他講話毫無教養可言，”民主俄羅斯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列昂尼德·巴特金說。“不過，他在自己的領域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一位偉大的共產黨官員。在史達林之後，戈巴契夫是所有共產黨官員中最有技巧的人。但是，當需要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時候，戈巴契夫接二連三地做出愚蠢的事情。他是個急功近利的政治人物。如今，他真的已經過氣了。”

文學評論家娜塔莉婭·伊萬諾娃將戈巴契夫比作“下令開始切爾諾貝利災難性實驗的人。他想改良這台機器，但機器最後卻失去控制，爆炸開來。”

小說家維克托·葉羅菲耶夫則認為，戈巴契夫“就像第一位女宇航員瓦連京娜·捷列什科娃。儘管飄浮在太空中令人暈眩，但她仍然設法在正確的時間按下正確的按鈕，然而，這一切不過是因為她的位置，恰好就在最適合按下那個按鈕的地方。換句話說，她在太空中存活下來，獲得了一場巨大的勝利。戈巴契夫也是如此。戈巴契夫按下了他需要按下的按鈕，其中一些是正確的，一些是錯誤的，只不過結果剛好是正確的選擇。這創造了一個超凡脫俗的人物——俄羅斯的神聖守護者。戈巴契夫引導俄羅斯走向其歷史宿命。他已經進入了俄羅斯歷史的萬神殿，他將逐漸被視為偉大的人物。但現在還不是時候。俄羅斯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民族。”

即使戈巴契夫最真誠的批評者也沒能理解他是什麼和他是誰。戈巴契夫不是安德列·薩哈羅夫。他不是一個道德先知，也不是一個知識巨人。他甚至不是一個特別善良的人。戈巴契夫首先是一個政治家。他將粗陋淺薄的道德感與超乎尋常的操縱能力相結合，從而使他能夠掌控一個在外人看來牢不可破的體制。用希臘寓言的語言來說，如果薩哈羅夫是狐狸，一個具有崇高道德和政治理想的人，那麼戈巴契夫就是刺蝟，一個詭計多端、心狠手辣的人，一個價值觀和思想不斷變化的人，但卻是一個玩弄下流遊戲的天才。在他的時代，他是一個不可替代的人。

從1985年3月上臺伊始，到1989年6月主持蘇聯第一屆民選人民代表大會，戈巴契夫一步步動搖了極權主義這個龐然大物的根基。從那時起，他的個人經歷就變成了悲劇。他被各種事件拖著走，似乎永遠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甚至完全迷失了自己。“歷史上轉折的時刻並不總是令人愉快，”戈巴契夫曾多次說道。“在你們面前站著一個歷盡滄桑的人。”

1992年，戈巴契夫訪問帕洛阿爾托，在斯坦福大學發表了一篇演講，重現了1987年11月改革真正開始的一刻。那天是十月革命70周年紀念日，戈巴契夫借此機會宣佈史達林時代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當時，他不得不用委婉的語氣說話，他不得不把真實意圖包裹在糖衣炮彈裡。但現在，在加利福尼亞，權力早已不復存在，戈巴契夫希望我們相信，在內心深處，他一直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者。這一次，他不再無休止地引用列寧的話，而是提到了托克維爾、索洛維約夫、傑弗遜和別爾嘉耶夫。他甚至感謝持不同政見者對“知識份子甚至黨內民主派的貢獻”。

“政治是一門可能的藝術，”他說。“其他任何方法都是唯意志論……有失敗、錯誤和幻想，但唯一的目的是推動蘇聯民主化進程……我試圖用戰術手段爭取時間，讓民主運動有機會做大做強。作為總統，我擁有包括緊急動員在內的各種權力，人們不止一次試圖強迫我使用這些權力。我就是無法背叛自己。”

1992年底，當我回到莫斯科時，蘇聯共產主義的遺產正悄無聲息地流入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出售廉價商品的跳蚤市場。在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和紐約，一場關於早期革命藝術的大型展覽《偉大的烏托邦》吸引了眾多觀眾。在莫斯科主要的步行商街阿爾巴特，年輕的資本家正在舉辦一場倒臺政權的破產清倉大拍賣活動。他們出售軍靴、肩章、華沙公約組織的指南針、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共產主義的大部頭書籍。蘇聯地圖現在被當作古怪的娛樂品出售，就像保齡球衫或熔岩燈一樣。我在阿爾巴特街上遇到一名學生，他憑藉做工精細的絲綢和天鵝絨共產黨旗幟賺得盆滿缽滿。“我從退休幹部那裡以低價購買它們，”他說。“他們從衣櫥裡翻出來，然後我再以5倍的價格賣出去。”

在歡慶1991年8月政變失敗的日子裡，報紙上充斥著對列寧墓——那座超然的、象徵蘇聯媚俗的模型——該如何處置的猜測。毫無疑問，列寧的蠟像遺體應該得到體面的安葬。紅場上的新立體主義陵墓肯定能找到更好的用途。博物館？辦公樓？必勝客？伯里斯·葉利欽籠統地暗示，他也希望儘快埋葬列寧的屍體，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

起初，葉利欽並不畏懼那些共產黨領導人。他可以承受一種諷刺感。一些老幹部接受採訪時，表達了輕微的不滿，聲稱葉利欽在1991年8月和11月頒佈的三項法令中，“不民主地”取締了共產黨並沒收其財產。但他們的聲音顯得緊張、單薄，難以服眾。維克多·格裡申，前政治局委員，曾在1985年試圖挑戰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最高共產黨職位，但沒有成功。他成為了舊制度悲慘命運的可悲而貼切的象徵：他在當地養老金辦公室排長隊等待時突然死亡。他正希望得到加薪。

然而，儘管俄羅斯的巨變日新月異，教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但它遠未結束。舊政權的大部分都倖存了下來。最精明的共產黨人早就搖身一變成為“商人”和“顧問”。而普通幹部幾乎不用離開自己的椅子。儘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總部已成為俄羅斯政府的總部，但裡面的人員卻大同小異。政變失敗幾周後，葉利欽的一名助手拜訪了中央委員會的司令亞歷山大·索科洛夫，並向他索要一份舊電話簿的副本。葉利欽政府需要有經驗的官僚。“結果是，大多數同樣的人仍然坐在同樣的辦公室裡，就像一年前一樣，”索科洛夫告訴《華盛頓郵報》的邁克爾·多布斯。“當我們組建新機構時，我們不得不從舊機構中招聘人員。我們的支持者——那些參加集會和街頭示威的人——對如何管理國家一無所知。”

在俄羅斯議會中，最有影響力的代表團與公民聯盟結盟，後者是由溫和至保守的集體農場主席、政府官僚和省級大佬組成的團體。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意識形態主義者則組成了更為保守的聯盟，即“救國陣線”，控制著另一個相當大的票倉。俄羅斯立法機構中的共產黨人從未真正放棄對党的忠誠。像謝爾蓋·巴布林這樣的強硬派人物大談特談“復興”“舊理想”，誓言為黨的毀滅復仇。保守派報紙《日報》公開宣稱，要“不擇手段”奪回政權。在議會中，葉利欽只能依靠不超過25％的議員的堅定支持。

日常政治鬥爭主導了後極權時代的俄羅斯，一場關於共產黨的生死存亡和復興大業的歷史宮鬥戲悄然拉開序幕。1991年底，當舊政權成員從政變及其恥辱性後果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後，37名共產黨議員向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提出申請，要求舉行聽證會，裁定葉利欽宣佈共產黨非法的法令違憲。葉利欽在假裝民主的同時，難道不是在充當獨裁者嗎？52名反共產主義者——葉利欽在議會中的支持者——提出了反訴，聲稱共產黨是違憲組織。他們贊同葉利欽1991年11月6日頒佈的法令，即共產黨“從來就不是一個黨”，而是“一個創造和實現政治權力的特殊機制”。

1992年5月26日，新憲法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瓦列裡·佐爾金決定同時審理這兩起訴訟。他宣稱，問題畢竟是一樣的：蘇聯共產黨是一個符合憲法的政黨，還是不符合憲法的政黨？

自1987年末以來，隨著紀念組織等歷史學會的興起，以及在媒體上公開史達林時代的暴行，學者和人權活動家一直在想，蘇聯是否會有一天會進行法律清算，如同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僅僅提到審判就是革命性的，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否認民法的首要地位。憲法是白紙黑字寫下來，在《真理報》上慶祝過，但卻被忽視了：党淩駕於法律之上。或者，正如列寧在1918年所說，無產階級專政“不受法律限制”。在奪取政權的幾個月內，列寧一併消滅了自1864年沙皇改革以來一直存在的脆弱的法律體系，開始實施一套旨在恐嚇人民並確保政權生存的國家恐怖主義制度。“我們不止要處決罪犯，”列寧的司法委員尼古拉·克雷連科說。“處決無辜者會給群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儘管人們渴望歷史的審斷，但即使是該國一些最著名的民主活動家，也擔心以共產黨為中心進行的審判是否明智。在經濟崩潰、政治動盪，以及責任和懺悔的道德問題如此痛苦和原始的情況下，這樣的審判會走向何方？“現在，終於到了清算和懺悔的時候了，但我們俄羅斯的情況非常特殊，這樣的審判註定要失敗，”一天晚上，紀念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阿爾謝尼·羅金斯基對我說。“紐倫堡是一場關於戰爭罪行的審判，罪犯們被戰爭的勝利者、那些罪行的受害者所審判。在這裡，我們必須審判自己。我們互相審判。誰是無辜的？誰是党的純粹受害者？誰沒有參與其中？我意識到這並非憲法法院的宗旨，但這些都是基本問題。”

這樣的審判肯定會造成無可救藥的混亂——這是一場政治事件，曾經的敵意和宿怨將成為爭議的焦點。共產黨人希望通過這個法庭指控戈巴契夫背叛了黨，指控葉利欽導致蘇聯政權崩潰。葉利欽的團隊希望詆毀戈巴契夫——削弱他的歷史聲譽——並確保黨內的老人們無法輕易建立一個保守的反對黨。更重要的是，這實質上是一個沒有憲法的憲法法院。後共產主義國家仍在按照舊的蘇聯憲法運作，同時等待新憲法的制定和批准。

至於戈巴契夫，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滿腹牢騷、自欺欺人的人，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的俄羅斯同胞除了對他趕盡殺絕別無所求。從宣佈審判的第一時間起，戈巴契夫就明確表示拒絕出庭作證。這冒犯了他的尊嚴、地位和禮儀。他不願接受質詢。在公開場合、私人會議和接受我的採訪時，他頻頻大發雷霆，像一把上膛的手槍。“聽著，”他說，“我不會參與這個狗屁審判的。”

1992年7月7日上午，憲法法院開庭。審判室是徵用中央委員會辦公大樓的一個會議室改造的，曾經是黨員委員會的辦公室。13名法官（除一人外均為前共產黨成員）坐在弧形講臺前，背對著俄羅斯三色旗，即沙皇時代的國旗。他們穿著黑色長袍，這是一種奇怪而優雅的教士裝束。法庭從俄羅斯東正教會總部購買布料，然後由莫斯科最著名的時裝設計師斯拉瓦·紮伊采夫根據司法需要進行設計。各種符號雜亂無章地拼湊在一起，凸顯了法院中普遍存在的歷史混亂感——過去沉渣泛起，未來百廢待興。

首席大法官瓦列裡·佐爾金沒有揮舞木槌來維持法庭秩序，而是用鋼筆敲擊擺在他面前的一塊金色碟子，示意律師們安靜下來。佐爾金的任務與現代任何法學家的一樣複雜。在一個法律歷史如此可疑的國家，他不僅要發明憲法法院的程式和禮儀，還要主持肯定是未來幾年最轟動的審判。佐爾金本人曾是共產黨員，直到1991年10月才退黨，這個事實最初讓親共產主義者感到一絲欣慰，但他並沒有把這個國家對法律的尊重過分浪漫化。“我們總是在偶像和斧頭之間搖擺，”他說。“每個上臺的統治者都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偶像，但後來他們都被斧頭砍倒了，這是個比喻。每個統治者都喜歡行使國家權力，但沒有人真正嘗試建立一個法治國家。現在談論俄羅斯是一個民主國家還為時過早。只是朝著法治邁出了最初的幾步。”

審判第一天，一群憤怒的親共示威者聚集在大樓外。他們沖員警大吵大叫，要求允許他們進去。這群人基本上就是週末經常在紅場附近的列寧博物館外舉行抗議活動的那夥人。他們出售強硬派、新史達林主義的報紙，舉著“絞死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等標語。在大樓內，率先提起法律訴訟的共產黨人以受傷和激憤的口吻辯稱，他們之所以“受審”，只是因為他們在政變後不幸失去了權力。共產黨方面首批發言人之一是俄羅斯議會的共產黨代表維克托·佐爾卡爾采夫，他可以在區區幾秒鐘內從溫良恭謙轉變為聲嘶力竭：

“最高法院！

“尊敬的主席！

“那個被取締的党，就是曾鞏固社會、團結人民對抗法西斯主義，從而確保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獲得勝利，並與廣大人民一起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黨……這並不意味著黨的事業沒有錯誤或負面的事情發生。三十年代史達林主義的血雨腥風；七十年代鎮壓不同政見；以及[戈巴契夫]時期黨內精英的叛變。所有這些都歷歷在目。與此同時，每個人都知道，黨內一直存在著反抗這些罪惡的力量。因此，黨進行自我革新、撥亂反正——清除敗類，純潔隊伍，弘揚理想。可現在，轉捩點上的一紙禁令，使這一進程嘎然而止。

“[民主派]束縛了黨，摧毀了國民經濟和聯盟本身。他們改變了社會制度。對俄羅斯的瓜分已經開始。整個國家走進了死胡同。希特勒、世界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都無法實現的目標，在黨被取締之後，一時間幾乎唾手可得。對蘇共的禁令也是向其他政黨發出的信號：“小心！下一個是你們！”許多政黨都感受到了這種危機。因此，只有那些病態地憎恨民主政體、不接受社會主義理念的人，才會在這個時候幸災樂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不贊成總統的法令，也不支持它們……”

諸如此類。黨將厚顏無恥進行到底。其成員依據公民自由、政治多元化和歷史記錄為自己作辯護。現在，共產黨人說，在他們的統治下，國家取得了勝利，而他們不在的時候，國家走向了毀滅。這就是他們準備在法庭上陳述的歷史。

當這種冠冕堂皇的伎倆似乎無法讓法庭信服，或許也無法讓他們自己信服時，共產黨人的口氣從慷慨激昂轉變為威逼恐嚇。党的另一位代表德米特裡·斯捷潘諾夫一度表示，如果法庭宣佈葉利欽的法令符合憲法，那麼共產黨人準備使用與“八月政變”同樣的手段，奪取權力。

“緊急狀態委員會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說。“我們一直都有。”他還為黨“所謂的”暴政辯護說，在俄羅斯，幾年內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比被史達林殺害的人還要多。此外，他補充道，党從來沒有像美國軍隊那樣殘忍：“美國人在越南屠殺了整個村莊，而在波羅的海國家，我們只是把人們流放到西伯利亞。”

謝爾蓋·沙赫拉伊，葉利欽在憲法法院的首席辯護律師，他也準備好了進行這場歷史大論戰。沙赫拉伊是一位30多歲的著名法學家，在圍攻白宮期間，他幾乎起草了葉利欽所有的法律法令。在另外兩名律師安德列·馬卡洛夫和米哈伊爾·費多托夫的幫助下，沙赫拉伊著手根據獨裁、欺騙和暴力的歷史記錄，對共產黨提起訴訟。

“這個自稱為蘇共的組織既不是事實上的政黨，也不是法律上的政黨。”一天，沙赫拉伊在庭審後說。“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和法律的各種經典理論，我們有一個自稱為蘇共的國家。有一群特定的人處理政府事務，壟斷了國家權力：包括約150萬黨員幹部，數百萬公務員，最後是專門的強制機構。克格勃是這個自稱為蘇共的組織的武裝力量，甚至被用來肉體消滅持不同政見者。從本質上講，在我們的政權中，共產黨黨章就是國家和社會的基本法律。”

在沙赫拉伊的首批證人中，有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前政治犯：列夫·拉齊貢是一位作家，曾在史達林統治下被強制勞改了十多年；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1967年至1976年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勞改營中度過，最終被交換到西方，以換取智利共產黨領導人路易士·科瓦蘭；以及格列布·亞庫寧，一位持不同政見的俄羅斯東正教神甫，曾鋃鐺入獄，後來被驅逐出莫斯科。這三個人都提供了共產黨暴政的第一手證詞。為了補充歷史證據，《舊制度下的俄國》和《俄國革命》的作者，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派普斯提交了一篇長達18頁的論文作證據，概述了共產黨在十月革命後的三個月內壟斷國家絕對權力的情況。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派普斯寫道，“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党其實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種全新類型的組織，它具有政黨的某些特徵：它的結構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種超越政府的組織，它控制著政府，控制著一切，包括國家財富。它不受任何外部控制。從任何意義上講，它都不是一個政治‘黨派’，也不是一個自願的社會組織……這種全新的政治組織……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希特勒的納粹黨以及無數我們稱之為極權主義的政黨樹立了先例，這些政黨從歐洲開始，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建立了一黨專治的政府……在其多年的活動中，共產黨從未承認自己要對法律或憲法負責。它始終認為自己的意志和目標就是決定性因素；它做起事來總是隨心所欲，也就是說，違反憲法。”

儘管前政治犯、立法者和西方歷史學家的證詞已經足以令人印象深刻，但沙赫拉伊和他的團隊還是打算提交一個更加具體的案例。作為一個官僚機器，党和克格勃留下了數千萬份檔的書面記錄。沙赫拉伊向俄羅斯政府新成立的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解密黨和克格勃的檔案，以提供關於共產黨如何行使和濫用權力的檔證據，而不僅僅是傳聞。“現在學校裡的每個孩子都知道共產黨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我們希望用檔合法地證明我們的觀點，這樣就鐵證如山了。”安德列·馬卡洛夫說。

當他們首次考慮使用檔檔案時，沙赫拉伊的團隊根本不知道會有什麼可用的資料。他們也無法預料到有什麼檔已經丟失——早在列寧下令清理紅色恐怖檔案時，就開始了銷毀檔的傳統——不過，現在仍有數千萬份檔掌握在政府手中。

當然，沙赫拉伊團隊不可能閱讀所有這些檔，那怕一小部分也是奢望，但他們還是獲得了一些檔，其中詳細描述了20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20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悲慘畫面，甚至還包括討論入侵阿富汗問題的政治局會議記錄。

8月，在法庭休庭期間，沙赫拉伊、費多托夫和馬卡洛夫又流覽了數萬頁被標記為“絕密”的文件。他們打算在9月底和10月初舉行的審判上掀起一波新高潮，屆時，戈巴契夫時代的一些重量級人物將出庭作證，他們是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秘書，人們對他們的瞭解主要來自於他們模糊不清的肖像以及關於他們政治和個性的傳聞。他們是：葉戈爾·利加喬夫、尼古拉·雷日科夫、弗拉基米爾·多爾吉赫、瓦連京·法林、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伊萬·波洛茲科夫。

至於戈巴契夫本人，他仍然警告法庭，自己無意出庭作證，“即使他們給我戴上手銬，把我拖到那裡”，他也不會出庭。（對於後面這句話，頑皮的《獨立報》在頭版刊發了一幅漫畫，畫的是戈巴契夫銬著雙手，被拖上法庭。）葉利欽一方的律師們當然想要質問戈巴契夫，主要是為了確立沒有人可以淩駕或超越法律制度之上的觀念，但也覺得既使沒有他的證詞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事實上，主要是共產黨人希望有機會把他們的前總書記送上證人席，痛斥他背叛了黨。“戈巴契夫有邪惡的計畫，”多爾吉赫說。“他在1989年摧毀了黨。當然，黨犯了錯誤。但全世界都畏懼我們的力量。只要黨存在，這個國家就不會四分五裂。”曾在1985年至1990年期間擔任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利加喬夫稱戈巴契夫為“修正主義者”，這個詞曾被史達林用來把被他打敗的對手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戈巴契夫讓我們走上反共產主義的道路，”利加喬夫說。“改革迷失了方向，走向資本主義。”

審判7月份開始，才沒幾天，大批俄羅斯和外國記者就離開了。比起報導共產主義時代這一奇特的尾聲，他們有更緊急的事情要做。阿布哈茲、納戈爾尼-卡拉巴赫和塔吉克斯坦硝煙彌漫。亞美尼亞出現了斷糧斷電的情況。從北高加索到雅庫特，大片俄羅斯地區威脅要脫離莫斯科的統治。犯罪率飆升的速度幾乎和通貨膨脹一樣快。黑心商人利用新的經濟混亂，將數十億美元的資本輸出國外。俄羅斯軍隊威脅要對莫爾達瓦發動戰爭。西方擔心各共和國仍在就核武器控制問題玩弄政治遊戲。有報導稱，前蘇聯的許多共和國與伊朗和中國進行軍火交易。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少數獨立運動的英雄表現出惡劣的種族主義一面，迫使俄羅斯人、波蘭人和其他非波羅的海人淪為二等公民。盛怒之下，葉利欽在開始僅幾周後就停止了從該地區撤軍。

是的，前蘇聯絕不缺乏更緊迫的問題和悲劇。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審判只是後見之明。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想最後看一眼舊政權——最後一代風燭殘年的共產黨領導人。我無法抗拒。多年來，蘇聯人一直將這些人視為遙不可及的半人半神，他們滿臉皺紋，戴著黑色軟呢帽，擁有巨大的權力，卻沉默寡言。在改革最初幾年，隨著戈巴契夫清除城市中到處可見的肖像和口號，他們超凡神秘的氣質有所褪色。但是他們仍然不受任何人置疑，也不許任何人觸碰。直到1980年代末期，國內外媒體開始從他們的政敵、小道消息甚至實際採訪中，瞭解到更多關於這些難以捉摸的人的資訊。但在此之前，他們操縱採訪的方式就如同操縱國家。他們完全有能力聽完記者的提問，接著口若懸河地發表長達一小時的華麗演說，然後把客人打發走，因為瓷杯裡的茶已經涼了。但來到法庭，這些共產黨人只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穿著皺巴巴的西裝，萎靡不振。坐在聽眾席上，他們對自己不贊同的證詞嗷嗷嘟嚷，而對自己贊同的證詞則像浸禮派教友一樣，狺狺狂吠，以激勵講臺上的同胞。

在尼古拉·雷日科夫為他在戈巴契夫手下5年總理生涯作證的那一天，我與伊萬·波洛茲科夫共同度過了下午2個小時的休會時間，他是俄羅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諾達爾的黨委書記，1990年成為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並接替利加喬夫成為保守派的“黑王子”。在1990年和1991年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波洛茲科夫曾公開批評戈巴契夫，但即使那時，他的言辭也有所保留。傳統的黨內紀律，更不消說自我保護的簡單欲望，阻止他說出他現在所說的話。

“我現在自由了，”他說，“可以自由自在地發洩我的憤怒。”像其他每天來法庭的黨員一樣，波洛茲科夫也是出於蝕骨噬心的怨恨。在他看來，他是一個被戈巴契夫、葉利欽和中央情報局欺騙而變得渺小的偉大人物。

我問他，為什麼在全世界看來無法征服的，如日中天、堅如磐石的共產黨和蘇聯體制，卻以如此驚人的速度崩潰了。

波洛茲科夫瞪大了眼睛，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驚訝。“他們擁有那麼多，而我們……我們一無所有！”他說。

“什麼意思？”我說。“你是說共產黨一無所有，而反對派卻擁有一切？”

“對，”波洛茲科夫滿意地點點頭。“我們知道中央情報局資助了這裡的一些黨派。你們給他們提供日本照相機、德國影印機、金錢，應有盡有！你們有為你們工作的持不同政見者，騙子，外交官，軍事雙面間諜。戈巴契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這些人也都是你們的。他們是你們的人！看看他們得到的出書合同！幾百萬！我們俄羅斯共產黨的一位秘書伊萬·安東諾維奇在美國，他應邀參加一個會議。謝瓦爾德納澤也在名單上。謝瓦爾德納澤先發言，然後離開。接著安東諾維奇發言。之後他們給了他一個紀念品：一個銅咖啡杯。我們大使館的人走過來對他說，這太不公平了，安東諾維奇只得到了一個杯子，而且他用流利的英語發言，謝瓦爾德納澤說著蹩腳的俄語，卻得到了5,000美刀！

“聽著，我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這是兩種制度的較量。雷根稱我們為‘邪惡帝國’，其他西方領導人的說法也大同小異。政變只是這場鬥爭的高潮。我要承認：到目前為止，你們贏得了這場戰爭。但我想強調一點——‘到目前為止’。記住：拿破崙曾經攻入莫斯科，但法國並沒有打敗我們。納粹逼近莫斯科，但看看發生了什麼。而我必須告訴你——聽清楚了——戰爭還在繼續，最終你們將在與共產主義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我問波洛茲科夫，是否認為戈巴契夫是一個被收買的叛徒。他開始快速地、瘋狂地點頭。

“我問你，”他說，“在歷史上，你認為誰能和戈巴契夫平起平坐？？你認為他有什麼樣的地位？”

我說我剛在法國報紙上讀到一篇文章，把戈巴契夫比作戴高樂。

“什麼？”波洛茲科夫咆哮道。“你怎麼能把戈巴契夫和戴高樂相提並論呢？貝當還差不多！他像貝當一樣撒謊！他像貝當一樣背叛了自己的國家！戴高樂沒有像戈巴契夫向西方卑躬屈膝那樣在希特勒面前俯首稱臣。把戈巴契夫比作戴高樂是對我國人民的侮辱。戈巴契夫像懦夫一樣拋棄了黨。最初幾年，戈巴契夫幹得不懶。但後來他開始旅行。他在國外受到表揚，他們稱讚他是一位偉大的領袖，這刺激了他的野心。他一時沖昏了頭腦，忘了自己是誰，來自哪裡。他變得虛榮，總是為自己的功績著想。他們把諾貝爾獎頒給了一個用戰爭和崩潰摧毀自己國家的人。他們是對諾貝爾獎的嘲弄。”

在與波洛茲科夫和其他幾位每天來法庭旁聽庭審的共產黨領導人交談後，我意識到這些人已經在他們自己的腦海中對八月政變進行了定性，先是將其視為悲劇，現在又將其視為鬧劇。也就是說，他們被政變改變世界的方式所震撼，以至於從失去權力的衝擊中恢復過來後，他們開始為政變開脫，認為這是一種嘲弄、一次無足輕重的事件。政變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在對待政變的方式上，黨的前副總書記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正是一個典型，他認為這“根本不算政變”。他為黨服務了這麼長時間，服務得這麼好，他如此徹底地活在黨的神話中，以至於他無法、也不願意將“八月的日子”視為背叛和無能的代名詞。“我認識那些被關在監獄裡的人，”他說。“我瞭解他們，就像一個人瞭解另一個人一樣。他們是有能力的人，是黨內的佼佼者。誠實的人。你認為他們是傻瓜嗎？葉利欽從未被逮捕過。是的，確實出動了坦克，但它們從未開火。人們把花朵插在槍管裡。這算政變嗎？不，對不起。這是一出鬧劇，目的是粉碎共產黨，在俄羅斯建立資產階級政權。

“在西方，甚至在這裡，他們試圖說共產黨是反動的，是反對改革的。那些當權者——我很瞭解他們——沒有一個人反對改革。討論總是圍繞著改革的步伐，圍繞著保留聯盟的問題。所謂的政變分子，也只是單純地想保住自己的權位罷了。說他們反對改革，根本是無稽之談。黨把這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看看巴爾幹，看看愛爾蘭。為什麼我們能夠多年來——直到現在——避免這種衝突？因為從上到下都非常團結。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的悲劇就在於，他們摧毀了黨的機制，卻沒有創造出任何東西來替代它們。沒有什麼能取代黨。沒有。永遠沒有。”

我花了兩天時間觀察雙方對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質詢，在他那個時代，這位政治家非常情緒化，因而飽受詬病，被媒體稱之為“哭泣的布爾什維克”。在擔任戈巴契夫的總理期間，如果最高蘇維埃成員膽敢質疑他的經濟計畫或他在武器醜聞中的角色，雷日科夫會激動得聲淚俱下、語無倫次。與強硬剽悍的地方党的領導人利加喬夫或波洛茲科夫不同，雷日科夫擁有一種令人動容的脆弱和正義感，這是他在1990年底受歡迎程度一落千丈之前的最後賣點。在他的回憶錄《改革：背叛的歷史》一書中，充滿了對戈巴契夫、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的怨恨。

作為黨內資深領導人，雷日科夫顯得異常瀟灑自如、神采奕奕，他站在證人席上，翹著屁股，左手插在口袋裡，擺出一幅學究般的隨意姿態，回答共產黨一方的第一輪簡單問題。然後，當馬卡洛夫和費多托夫開始根據黨的機密檔提問時，他對自己的人生感到震驚。他開始全神貫注。

馬卡洛夫拿起一份又一份裝訂好的檔，似乎在用提問的方式來嘲笑雷日科夫。馬卡洛夫有著大象般的腰身，聲音卻像小田鼠；不知怎麼的，這種怪誕的組合讓他看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就表現出懷疑甚至諷刺的態度。他只需要張開他那小小的丘比特之嘴。

尊敬的證人，他說。這裡有一份檔，描述了利用政府資金向外國共產黨秘密出售武器的情況。這裡還有另一份檔，專門闡述了掩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計畫。這份是政治局為“教育”撥款。政黨通常都有教育系統嗎？尊敬的證人，尊敬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蘇共支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左派黨派。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援助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了什麼目的？

很長一段時間裡，雷日科夫都保持冷靜，常常用“那是過去的事”和“黨正在進行改革”的說辭，回避有關過去的痛苦問題。

“為什麼即使在1990年放棄了憲法對其權力的保障之後，黨仍繼續控制政府並實際上管理著公共生活？”馬卡洛夫問道。“這對您來說是否符合憲法上的合法行為？”

最後，雷日科夫失去了耐心。“我抗議！”他說。“你們問我這些問題，好像我是個罪犯……你們想把我置於死地！”

在波洛茲科夫這樣的保守分子和戈巴契夫、雅科夫列夫這樣不可理喻的激進分子的夾擊下，雷日科夫的自我形象——一個通情達理的溫和派——開始顯得荒謬可笑。當人們向他宣讀會議紀要，描述他如何投票支持一項又一項有害的政策時，他的解釋既無力又荒唐。

“很多次我反對某項政策，”他說，“但當我發現自己孤立無援或處於少數時，我就投了贊成票。”

首席大法官佐爾金試圖使訴訟程式不受情緒和赤裸裸的政治鬥爭的影響，但根本無濟於事。在馬卡洛夫對著麥克風低聲宣讀了又一次政治局會議的記錄之後，雷日科夫瞬間破防了。

“秘密就是秘密！”他說。“總有一天我們會意識到這一點。秘密一直存在！你這傢伙，快點曝光你就是美國人的真面目吧。”

有一次，馬卡洛夫把他的大塊頭轉向雷日科夫的方向，說他“擔心”“尊敬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是不是累了。

“你沒有資格擔心，”前總理說。“你不必擔心。”

“好吧，”律師哼了一聲，“至少我不會哭哭啼啼。”

一天晚上，漫長的庭審結束後，我接受沙赫拉伊團隊的邀請，跟隨他們前往位於阿爾漢格爾斯科耶村政府大院的“工作別墅”。這所大院是俄羅斯政府眾多的戰利品之一。儘管大多數前共產黨領導人在法庭和電視上哭窮的同時，仍然過著相對富裕的生活，但大部分戰利品——度假屋、度假村、豪華轎車——現在都掌握在國家手中。葉利欽以嘲諷黨內權貴的特權而聲名鵲起，但他現在卻過著如同路易十四般的帝王生活。過去戈巴契夫3輛吉爾豪華轎車的陣仗根本不夠用；葉利欽乘坐3到4輛梅賽德斯-賓士轎車組成的車隊。

大院入口處有一扇高高的大門，一個監控攝像頭和一名武裝警衛。那天，沙赫拉伊本人在奧地利——“毫無疑問，他在薩爾茨堡買有別墅，”共產黨的一位律師譏諷道——而費多托夫和馬卡洛夫則要迎來一個不眠之夜，為下一位證人葉戈爾·利加喬夫做功課。他們似乎對每天工作20個小時毫不介意。費多托夫的紅鬍子和光頭使他的朋友們給他起了“列寧”的綽號，他是在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圈子”中長大的。1960年代初，他參加了在普希金廣場和馬雅可夫斯基廣場舉行的詩歌朗誦會，朗誦被禁止的詩歌；為此曾一度被大學開除。費多托夫現在任俄羅斯政府“智慧財產權”部部長，負責管理該國的版權機構。

如果說費多托夫是團隊中真誠的知識份子，那麼馬卡洛夫就是團隊中的地痞流氓。1984年，他為一家神秘破產的蘇聯-瑞士銀行的蘇聯行長辯護。“美國人，也就是中央情報局殺死了這家銀行，”馬卡洛夫輕描淡寫地說。“九名政治局成員在這個案件中作證，所以我現在對瞭解到的任何關於黨的事情都不足為奇。”1988年，馬卡洛夫為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裡·丘爾巴諾夫辯護。後者在與勃列日涅夫的女兒結婚後，于內務部員警部門獲得了一個高級職位，他很快就利用這個職位貪污受賄。在一次去烏茲別克斯坦的旅行中，他接受了一個塞滿幾十萬盧布的手提箱。馬卡洛夫的辯護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但對於一個與名譽掃地的家族沆瀣一氣，見錢眼開的女婿來說，他能做的並不多。

費多托夫領頭走進6號別墅——1990年，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的顧問們曾在這裡，試圖制定流產的“500天計畫”。在準備晚餐時，馬卡洛夫和費多托夫帶我來到一個小書房。書桌上堆滿了資料夾，其中很多是紅色的，上面標著“政治局資料”。

“我們得開一會兒會，”馬卡洛夫說。“你請坐，自己隨意。”

他提供的開胃菜是幾小摞蘇聯1970和1980年代蘇聯最機密的秘密檔。

“我們已經收集了約八萬份檔，”費多托夫說。“現在大概還剩下四千萬份要處理。”

“哦，在我們把這些東西留給你之前，你們也許想聽聽我們對1985年8月29日政治局會議的表演，”馬卡洛夫說。

兩個人開始興奮地大笑起來，就像一支老式的廣播團隊——鮑勃和雷從第6號別墅為您現場直播！他們手捧一份標有“絕密，唯一副本”的檔，大聲朗讀起來。馬卡洛夫念戈巴契夫的臺詞，出色地模仿了戈巴契夫南方口音和語法錯誤，而費多托夫念其他角色的臺詞。這份文件比其怪異的表演還要引人入勝。

在那次會議上，政治局成員討論了如何妥善處置安德列·薩哈羅夫和葉蓮娜·邦納，兩人當時仍然被迫居住在與世隔絕的高爾基市（現已改回原名下諾夫哥羅德）。

戈巴契夫說，政治局收到了來自薩哈羅夫夫婦和其他地方的信件，要求允許邦納出國治病。

克格勃局長維克托·切布裡科夫主導了討論，他告知政治局其他成員，薩哈羅夫“健康狀況不佳，現在正在接受腫瘤檢查，因為其體重在減輕。”他沒有提到薩哈羅夫體重減輕是因為絕食引起的，導致克格勃試圖將一根管子塞進他的喉嚨餵食。

另一位與會者米哈伊爾·齊米亞寧警告說：“別指望邦納有任何羞恥心。她是一個穿裙子的野獸，是帝國主義派來的。”他們顯然擔心邦納，她是猶太和亞美尼亞混血，會在西方為移民和人權辯護。切布裡科夫警告說，如果他們允許邦納去西方治療，“她可能會發表聲明並獲獎……但這看起來像是一種人道主義行為……薩哈羅夫的行為受到邦納的巨大影響，他總是受制於此……”

戈巴契夫：“嗯，這就是猶太複國主義！”

馬卡洛夫和費多托夫笑得直不起腰。

後來，在吃烤雞和米飯的晚餐的時候，費多托夫說他們兩人花了幾個小時閱讀這些文件，對政治局會議的昏聵顢頇感到既驚訝又好笑。馬卡洛夫表示，他希望莫斯科的劇院能儘快用這些記錄作為藍本，上演舊政治局會議的戲劇。

“當我們閱讀這些荒謬的檔時，我們笑得前仰後翻，”費多托夫說。“但那只是在我們沒有崩潰和沮喪的時候。最近，我讀到一份1937年的中央委員會檔，上面說根據‘地區計畫’，沃羅涅什秘密員警鎮壓了‘第一類’9,000人——也就是說這些人被處決了。當然，沒有任何理由。鎮壓了‘第二類’29,000人——也就是說他們被送進勞改營。然而，當地的第一書記寫道，仍有許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富農沒有被‘鎮壓’。他是說計畫已經完成，但計畫還不夠！於是他要求增加8,000人。史達林回信說：‘不，增加9,000人！’真是病態！就好像他們在打撲克一樣。”

“這是真的，”馬卡洛夫說。“後來，我們讀到了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一份檔，他指示手下人說，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一個人，而他不能立即證明自己的身份……就開槍！那可是1921年，不是史達林時代。你看，這些檔最觸動我們的地方，不是它們是多麼可怕。而是它們的常規性，它們的平庸性，正是這些非常普通的指令決定著這個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晚飯後，我再次坐在桌前，翻閱那些記錄著平凡事物的檔，直到現在，這些檔還被視為“僅限內部參考”：1970年，克格勃對一個被稱為“朦朧詩”的作家流派的分析；1975年12月5日參加普希金廣場集會的西方記者和持不同政見人士名單；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寄出，被克格勃攔截的私人信件副本；克格勃關於克拉斯諾達爾第三中學八年級成立“爭取民主鬥爭俱樂部”的檔案；1986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克格勃領導人切布裡科夫表示，在釋放政治犯的同時，“將對他們進行監視……防患於未然”；勃列日涅夫的意識形態家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對薩哈羅夫第一部地下論文的分析（“閱讀這些文章會讓人噁心”）。

1984年7月12日政治局會議的記錄揭示了一個真正令人作嘔的場景：党的領導人仍然在為史達林辯護，反對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會議上，委員們聽取了關於史達林的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對政治局決定恢復其黨籍感到欣喜若狂”的報告。莫洛托夫在赫魯雪夫“解凍”期間被開除出黨。

“聽我說，”武裝部隊負責人德米特裡·烏斯季諾夫元帥說。“如果不是因為赫魯雪夫，他們永遠不會被開除，也永遠不會發生這些針對史達林的無恥行為……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的政策和態度給我們帶來的不幸，比任何一個敵人都多。”

戈巴契夫當時清楚地知道，一旦契爾年科最終去世，他必須得到保守派的支持才能贏得最高職位，他玩了一個了不起的權謀，表示自己將支持為莫洛托夫的夥伴拉紮爾·卡岡諾維奇和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平反昭雪。（“是的，他們都年事已高，”列寧格勒黨魁格裡戈裡·羅曼諾夫插話道。“隨時可能會死。”）但戈巴契夫也知道小心駛得萬年船。至於莫洛托夫重新歸來，他說：“我認為我們可以不公開。”烏斯季諾夫對這股小小的新史達林主義浪潮感到莫名興奮，以至於他說：“為了紀念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四十周年，我們是不是應該把伏爾加格勒改名為斯大林格勒？”

“嗯，”戈巴契夫說：“這樣做有利有弊。”

即使在契爾年科去世和他自己掌權之後，戈巴契夫也給他的保守同事們提供了一些骨頭嚼。在1986年3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建議將“北極”號核動力破冰船更名為“勃列日涅夫”號。

“好，就這麼辦，”雷日科夫說，“但不要在電視上宣佈。”

終於，我詳細研究了一份蘇聯學家們期待已久的檔：1985年3月11日戈巴契夫被任命為總書記的政治局會議記錄。多年來，坊間一直猜測，這是一次勢均力敵的投票，莫斯科黨組織首腦、強硬派維克托·格裡申向戈巴契夫發起了挑戰，如果不是因為一兩位保守派代表缺席，格裡申可能會勝出。前政治局委員蓋達爾·阿利耶夫、葉戈爾·利加喬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格裡申本人在他去世前一次簡短的電話交談中告訴我，這不是事實，投票是一致通過的。但對蘇聯學來說，這不足以平息爭論。

在這次歷史性轉折的會議上，戈巴契夫第一個發言，宣佈契爾年科去世。接著，衛生部長葉夫根尼·恰佐夫詳細彙報了契爾年科的病情和生命最後的時光。隨後，安德列·葛羅米科從椅子上站起來，提名戈巴契夫，他曾在自史達林以來歷屆蘇聯領導人手下擔任高級官員，這一舉動令一些保守派人士瞠目結舌。他首先對契爾年科的“歷史樂觀主義”及提倡“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之正確性”進行了一番禮節性讚美。然後，在提名政治局的寵兒戈巴契夫時，葛羅米科高度讚揚了他“無可比擬的創造力”和“體恤”人民。

“當我們展望未來——這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很困難——我們沒有權利讓世界看到我們關係中的任何裂痕，”格羅米科說。“關於這個問題，國外已經有了足夠多的猜測。”

維克托·格裡申則表示：“昨天聽到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去世的消息，我們在安排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擔任治喪委員會主席時，某種程度上已經預先確定了這個[新領導權的]問題。”很顯然，格裡申曾與一位黨的意識形態家理查·科索拉波夫合作，為自己的上臺制定了一個計畫，而幕後操縱使戈巴契夫擔任契爾年科治喪委員會主席，現在又成為總書記，就這樣與權力失之交臂，他一定懷恨在心。但他並沒有挑戰戈巴契夫，反而像其他人一樣高聲讚美他。在契爾年科臥病在床期間，戈巴契夫已經證明自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格裡申此時不得不忍氣吞聲，壓抑自己的野心。

最後，戈巴契夫起身講話。即使在紙頁上，他的表現也無愧於馬基雅維利對於一位未來君主的要求。“我們的經濟需要更多的活力。這種活力對於我們外交政策的發展也是必需的，”他說。“你們所說的每一個字都讓我感到心潮澎湃和熱血沸騰。我就是這樣傾聽你們的發言的，我親愛的朋友。

“我們不需要改變政策。現在的政策是正確的，也是切實的。這是真正的列寧主義。但是，我們需要加快速度，大踏步前進，發現缺點並克服它們，實現我們光輝的未來……我向你們保證，我將竭盡全力，絕不辜負党的信任。”

於是，他宣佈將在半小時內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屆時將“解決”領導權問題。

就這樣，最後一位共產黨總書記誕生了——伴隨著，正如舊報紙必在括弧中加上的那樣，“經久不息的雷鳴般的掌聲。”

在阿爾漢格爾斯克耶之行的第二天早上，我去法庭旁聽了葉戈爾·利加喬夫的證詞，他曾經是這個國家第二號實權人物。在掌權時，“他就像一列火車頭，”雷日科夫回憶道，而他現在看起來依然很健壯。利加喬夫剛剛出版了一本名為《戈巴契夫之謎》的回憶錄，在書中，他和盤托出保守派反對最後一任總書記的理由。他寫道，戈巴契夫“一開始很好”，摸著石頭過河，但後來卻淪為國際讚譽、虛榮心和在他周圍的“極端分子”欺騙的犧牲品。戈巴契夫非但沒有改革體制，反而開始走上“反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利加喬夫在證詞中試圖將自己描繪成最後一個誠實的人，他被那些無休止的、旨在摧毀他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陰謀所迫害。他從來不是國內外媒體所描繪的“改革的反對者”，而只是一個漸進變革的宣導者。

共產主義律師希望利加喬夫感到舒適自在，向他拋出幾個簡單的問題，引導他高談闊論、暢所欲言。政府律師可沒有那麼菩薩心腸。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堅持要瞭解利加喬夫在執政期間對一系列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決策的反應。馬卡洛夫又開始當庭念起這些檔：

尊敬的葉戈爾·利加喬夫，他說，1989年11月1日政治局批准撥款為阿富汗領導人及其家屬建造康樂室的這份文件是怎麼回事？至於這份你起草的檔，規定新聞界報導阿富汗戰爭的規則——“關於蘇聯軍人傷亡的報導，每月不得超過一起。”這是什麼意思？

至於這份政治局批准《共青團真理報》在加拿大設立分社，並規定駐外記者必須由克格勃官員擔任的檔，又是怎麼一回事？

“那又怎樣？”利加喬夫說。“這是其他國家廣泛採用的做法。”

此外，政治局決定成立一支由“對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無限忠誠”的人員組成的克格勃特種軍事部隊，又該如何解釋？一個據稱已經放棄一黨專制的政黨，竟然還能對政府部門指手劃腳，這難道不奇怪嗎？

“嗯，我相信其中並沒有什麼惡意，”利加喬夫說。

那麼，尊敬的葉戈爾·利加喬夫，這份檔怎麼說呢？1987年3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委員們一致同意必須嚴格審批蘇聯公民出國商務旅行，因為正如他們所說，“我們對只考慮專業能力而不考慮政治問題感到遺憾”？

“這樣做有錯嗎？”他回答道。“這只是說明，我們對人們在國外的行為——包括道德品格——並非漠不關心。”

最後，在證人席上度過漫長的一天后，利加喬夫開始展現自己使中央委員會機構中數百名男女工作人員畏懼的原因。多年來，他一直是那個提出尖銳問題的人，而不是回答問題的人，而現在，他和雷日科夫一樣，瞬間破防了。

“聽著，”他說，“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果斷採取措施，這個國家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戰火紛飛！這場戰爭不僅離俄羅斯很近，它還進入了我們自己的家園。它就在這裡！……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只有在全國每一個公民都知道必須這樣做的時候，在每一個蘋果都成熟並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才會做出決定！”

在憲法法院旁聽了幾天證詞後，我驚訝地發現公眾似乎沒有任何興趣。觀眾席空空蕩蕩、寥寥無幾。有些日子，只有五六名記者到場。幾乎所有的常客——真正的法庭迷——本身就是共產黨的遺老遺少。

對所有人來說，當下的誘惑和享樂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因為僅僅在政變後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莫斯科已經變成了一個幻影之都，一個耶羅尼米斯·博斯描繪的後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莫斯科的年輕人，仿佛決心一頭紮進一個怪誕的、刺激的、庸俗的原始資本主義世界。在俄羅斯歷史上一次典型的飛躍中，新經濟從一個發展階段跳到下一個階段，從完全赤字急遽轉向感官放縱，從未停下來解決可持續、結構性和所有權等現實問題。在地鐵站和售貨亭，你可以買到蕾絲桌布、庫拉索酒、箭牌薄荷口香糖、瑪氏巧克力棒、人民公敵樂隊的磁帶、瑞士巧克力、塑膠“情趣玩具”、梅賽德斯-賓士引擎蓋裝飾品、美國香煙和愛沙尼亞色情雜誌。

在街巷和餐館裡，莫斯科開始變得像電影《美國往事》中的場景。隨著舊的共產黨黑手黨組織的凋零，更傳統的黑幫組織取而代之。這座城市遊走著25歲左右、穿著時髦西裝和黑襯衫的年輕男子，他們宣稱自己的職業是“做小買賣”。他們的情婦穿著緊身衣和狐皮大衣。一個小商販如果不支付每週的保護費，通常會讓他的攤位被砸成一地爛木頭和碎玻璃。

當惡性通貨膨脹使盧布貶得一文不值，一種金融種族隔離制度也隨之出現。美元在其他地方表現疲軟，但在俄羅斯卻成為炙手可熱的貨幣。每天都有更多的外企高管抵達謝列梅捷沃機場，他們拎著公事包，就像扛著鐵鎬和平底鍋的淘金者一樣，希望找到新的克朗代克金礦。與此同時，他們也成為了新的殖民者，雇傭僕人，以低廉的價格搜刮俄羅斯古董。在堤岸之家，這個半個世紀前名流雲集的豪華住所，史達林首席劊子手曾經的公寓，現在被麥當勞的高級管理人員佔據。

這裡沒有對舊教條的懷念或敬畏。在城中最大的書店——書屋，我看到一位疲憊不堪的售貨員一邊用一摞《列寧全集》當凳子，一邊擺放愛葛莎·克利斯蒂和亞瑟·黑利的新書。整個莫斯科已經變成一座迷失方向的城市，以至於你很容易走錯路，一不留神踏入19世紀。一位名叫瓦迪姆·多米東托夫的前記者坐在莫斯科市政廳的辦公室裡，決定哪些街道和社區將失去蘇聯時代的稱呼，恢復原來的名字。列寧山再次成為麻雀山。烏斯季諾夫大道的居民又回到了秋天大道。

幾乎每個人都在努力適應這個陌生的新世界，與此同時，葉利欽還在與強硬的反對派做鬥爭，後者非常善於利用經濟崩潰來榨取政治利益。保守派聯盟通常被稱為“紅褐聯盟”，由前共產黨領導人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甚至新法西斯主義者組成。對於葉利欽來說，這場審判正是抵禦反動派的關鍵戰役。“所謂的紅褐聯盟勢力正在發展壯大，”他在審判前夕表示。“我認為，今天俄羅斯的命運取決於憲法法院而不是總統……任何對共產黨的支持都可能被人利用，助長他們的破壞活動，從而把我們推向內戰。”

現在的莫斯科，幾乎沒有一位政治家敢自稱為“民主派”，因為他們害怕顯得太西化、太自由、太無能。一些激進改革運動的領導人試圖通過打民族主義牌（無論多麼謹慎）來擴大自己的政治號召力。葉利欽年輕的顧問謝爾蓋·斯坦克維奇在1989年以激進民主主義者的身份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現在自詡為“國家主義民主主義者”。他希望稍微加入一點民族主義色彩來擴大其政治基礎。葉利欽也不得不強調自己的“民族情感”，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上層人士打得火熱，並拒絕與日本就千島群島達成協議。葉利欽意識到，俄羅斯人不喜歡輸——輸掉領土、權力、影響力——而不與日本妥協就是一種勝利。

然而，激進右派對葉利欽的狡詐並不感冒。他被認為是導致蘇聯解體和俄羅斯分裂的元兇首惡。現任俄羅斯議會議員、歷史學家尤裡·阿法納謝夫告訴我，他認為俄羅斯正處於危險的旋渦當中。“舊體制永遠不會死灰復燃，但俄羅斯的未來存在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他說。“我們可能看起來像韓國，或者說，像帶有西西里色彩的拉丁美洲。我們會不會像西方發達的民主國家，這還很難說。國家所有的吸引力，威權主義的號召力，仍然是非常危險的東西。國家社會主義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是一個重大威脅。它不僅在瘋狂的邊緣，而且在所謂的中間派找到了支持者。俄羅斯人的意識中始終存在著渴望擴張和懼怕萎縮的雙重矛盾。不幸的是，俄羅斯的歷史就是一部拓殖史。‘地大物博，多多益善’的想法，是俄羅斯靈魂中一個永不磨滅的形象。但事實是，這種擴張總在消耗俄羅斯的力量和財富。別爾嘉耶夫說得對，俄羅斯總是被其幅遠遼闊所束縛。”

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製造神話的機制已經被俄羅斯人對革命前烏托邦的懷舊所取代，而事實上，這個烏有之鄉從未存在過。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魯辛在1992年拍攝的電影《我們失去的俄羅斯》中，將末代沙皇——此前在共產主義宣傳中被認為是一個愚昧和懦弱的人——描繪成了一個學識淵博、運籌帷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而列寧是一個“賊眉鼠眼”的狂熱分子，有著“病態的癡迷”，自然，還有猶太血統。戈沃魯辛告訴《都市快報》，如果再發生政變，他不會像在八月政變時那樣急匆匆沖到白宮保衛民選政府。“在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之後，”他說，“民主和自由的海洋是通往法西斯主義的康莊大道。”他現在的信條是沙皇改革家彼得·斯托雷平向俄羅斯杜馬發表的著名宣言：“你們想要一次偉大的變革，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偉大的俄羅斯。”

儘管我去觀看《我們失去的俄羅斯》時，莫斯科劇院只有6名觀眾，而民意調查也並沒有顯示公眾渴望推翻葉利欽政府，但莫斯科似乎充滿了夢想成為沙皇的煽動者。第一個粉墨登場的是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一個不折不扣的新法西斯主義者，1991年6月，他與葉利欽及其他四位候選人角逐俄羅斯總統，獲得了近600萬選票，幾乎占選民總數的8%。政變後，我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議會會議上，看到日里諾夫斯基在走廊裡，向一群如醉如癡的議員發表了長達兩個小時的獨白。他振振有詞地講述自己的帝國野心，語速越來越快，以至於聽眾和電視攝像機都被他的口水濺了一身：

“我會從壓榨波羅的海國家和其他小國開始。我不在乎他們是否得到聯合國承認。我不會入侵他們或者做任何事情。我會在立陶宛邊境埋放放射性廢料，然後安裝大功率風扇，在夜間將廢料吹過邊境。白天我會關閉風扇。他們都會得輻射病。他們會因此而死。當他們要麼滅絕要麼跪下時，我才會收手。我是一個獨裁者。我要做的是壞事，但對俄羅斯有利。如果我當選，斯拉夫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

“我將再次向阿富汗派兵，這回他們會贏……我將恢復沙皇時期的外交政策……我不會讓俄羅斯人去打仗。我會讓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去打仗。俄羅斯軍官只負責發號施令。就像拿破崙一樣。‘烏茲別克人，向喀布爾前進！’等到烏茲別克人都死光了，就會變成‘塔吉克人，向喀布爾前進！’巴什基爾人可以去蒙古，那裡有肺結核和梅毒。其他共和國將成為俄羅斯的後花園。俄羅斯將是帝國首腦。

“我就坦白說吧：如果我掌權，會實行獨裁統治。我會在太空競賽中擊敗美國人。我會讓我們的空間站圍繞整個地球，讓他們害怕我們的太空武器。我不在乎他們叫我法西斯或納粹。列寧格勒的工人告訴我，‘即使你佩戴五個納粹標誌，我們還是會投票給你。因為你提出了一個清晰的計畫。’沒有什麼比恐懼更能激發人們的工作熱情了。用大棒，而不是胡蘿蔔。我會在不用坦克上街的情況下完成這一切。那些必須被逮捕的會在晚上被悄悄地逮捕。我可能要槍斃10萬人，但其他3億人將平靜地生活。我有權槍斃10萬人。作為總統，我有這個權利。”

儘管日里諾夫斯基在上一次俄羅斯總統選舉中表現驚人，但絕大多數人認為他要麼是瘋子，要麼是秘密員警的特工，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但日里諾夫斯基並非唯一一個極端主義者。亞歷山大·斯特裡戈洛夫，一位前克格勃上校，承諾要採取“鐵腕政策”，他只是眾多潛在獨裁者中最新的一位，這些人希望公眾對葉利欽政府失望透頂，從而倒向他們。

1992年秋的一天下午，我應邀參觀雜亂無章的《日報》編輯部，該報現在是極右派聯盟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就在八月政變前幾周，《日報》報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告人民書》，在頭版上呼籲軍事奪取政權。我會見了呼籲書的作者，報紙編輯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以及他的副手弗拉基米爾·邦達連科。邦達連科告訴我，他剛從美國回來，這次旅行的贊助者之一是前納粹黨和三K党人大衛·杜克。

“也許杜克的觀點有點極端，”邦達連科坦承。“然而，跟你們的派翠克·布坎南相比，我們的觀點比較有道理。”

我們長時間討論政變，保守派把政變說成是幕後操縱，不是表面看起來的那樣，這裡也是如此。

“當聽到政變的消息，大多數人都說，‘終於，他們正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邦達連科說。“人們不相信恐怖主義，但人們想要基本的秩序，各個國家都有的那種秩序。但政變的領導者們太笨了。他們應該受到譴責，不是因為他們發動了政變，而是因為他們做得太愚蠢。”

普羅漢諾夫是右派行為藝術家，他使邦達連科顯得老成持重。“是你們幹的！”他指著代表美國的我說。“是你們幹的！我怎麼知道？我在蘭利、國務院和蘭德研究所都有朋友。總思路是你們的——中央情報局的。我很確定。這個過程是由你們的人控制和設計的。所謂的政變領導人被推上前臺，然後被出賣了。他們任由輿論撕成碎片。他們太蠢了，竟然相信戈巴契夫。

“在整出戲中，只有中央情報局最聰明。唯獨他們知道蘇聯將在共和國主權的概念下分崩離析——他們把這個想法最先灌輸給波羅的海地區，然後蔓延到其他地方。你以為東德是自己解體的嗎？你以為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最後蘇聯是自己解體的嗎？自二戰以來，瓜分蘇聯的反動計畫就一直存在。”

普羅哈諾夫表示，政變的第一個早晨他“歡呼雀躍”，但三天后政變失敗時他“深惡痛絕”。但他說，他確信自己的時機會再次到來。“在政府失去信任、民主黨派陷入崩潰的一年之後，左右兩派的愛國者將會團結起來，戰爭將繼續。而且，我向你保證，這將是一場反美運動。我們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上臺——我們將無所不用其極。首先，我們可以在議會中奪取政權。其次，政府內部可能出現分裂，自由派會失去軍隊、新克格勃的支持，從而逐漸向右傾斜。或者，我們也可以採取非政府手段：罷工、示威、動亂。無論如何，葉利欽的人別想安生。”

審判繼續進行。公眾熱度進一步下降。“社會對歷史感到厭倦，”紀念歷史學會的阿爾謝尼·羅金斯基告訴我。“這件事對我們來說太沉重了。對於試圖對付瘋狂的通貨膨脹並適應一個富人愈富，窮人愈窮的新經濟的人們來說，這種心理反應很自然。人們確實有某種感覺，認為他們目前的困境與黨的歷史有關，但要回溯過去看清這一點並不容易。”

在這場共產黨世紀大審判中，唯一引起報紙和晚間新聞關注的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拒絕作證的問題。首席法官佐爾金從一開始就堅持認為，作為1985年3月至1991年8月的党的總書記，戈巴契夫的證詞至關重要。然而，在佐爾金的傳票中，戈巴契夫只看到了伯里斯·葉利欽那只無形的手和另一次羞辱他的企圖。這兩個人之間對立和摩擦的大戲上演很長時間了，莫斯科人已經不勝其煩。作為“退休計畫”的一部分，戈巴契夫從葉利欽那裡得到了一座別墅、保鏢、養老金和一處黃金房產——位於列寧格勒大街上的“共產黨研究中心”。戈巴契夫則表示，他將把這個研究中心作為研究基地，而不是政治反對派的基地。但是，這一和解政策沒過多久就破裂了。戈巴契夫開始指責葉利欽領導的政府與“瘋人院”無異，而葉利欽的助手們則著手削減戈巴契夫的退休計畫，先是拿走他的豪華轎車，換成一輛更普通的轎車，然後又威脅說會更糟。“很快，”一家報紙開玩笑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將騎自行車上班。”

在審判期間，我去戈巴契夫的研究中心看望他，希望能談談除了他拒絕作證引起的軒然大波之外的許多事情。但那是不可能的。他已經被法庭罰款100盧布——當時約合30美分——而且他很清楚，更多的制裁將接踵而至。他跟我打完招呼後，一屁股坐到了扶手椅上，強顏歡笑道：“他們瘋了似的到處亂竄。他們都捲入這趟渾水裡，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戈巴契夫忿忿不平，耿耿於懷。我問了一個問題，他用足足40分鐘來回答，這個回答一半是陳詞濫調，一半是老生常談。在莫斯科生活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聆聽戈巴契夫在新聞發佈會、峰會、採訪和會議上的講話，他從來不善於言簡意賅。而現在，他有時候像李爾王一樣，䋈䋈叨叨地抱怨著針對他的陰謀。他真的相信，法庭的傳票等同於最十惡不赦的政治迫害。

“就算是史達林病態的頭腦也想像不出這樣的事情！”戈巴契夫說。“裁定取消1,800萬共產黨員的公民權並將他們掃地出門！這不僅僅是剝奪，簡直是用掃帚把他們趕走。再加上他們的家人，我們談論的是5千到7千萬人。只有瘋子才會做出這種事。如果你們自稱是民主主義者，那就用行動來證明吧。戈巴契夫有足夠的勇氣向每個人說出真相並承受壓力。我擁有充分的勇氣，即使現在我也不會屈服。

“這是什麼憲法法院？世界上沒有一個法院能夠審判歷史！歷史要由歷史來評判。歷史學家、學者等等……法院會一直追溯到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甚至更早嗎？他們會譴責一切嗎？這是憲法法院的事嗎？讓我們分析一下列寧如何奪取權力的。這是否意味著所有與蘇聯合作的國家，以及所有簽訂的協定，他們全部……呸呸呸……都成垃圾嗎？都違憲嗎？天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你不需要太聰明也能明白這個過程可能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直到最後，我終於逮到機會，詢問戈巴契夫是否還與葉利欽保持聯繫。戈巴契夫皺了皺眉頭。顯然，他被忽視了。對他來說，這比法庭任何制裁都要來得糟糕。

“他從不給我打電話，”戈巴契夫說。“起初，我給他打了幾次電話，但他一次也沒有回過。伯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心知肚明！我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當他的新聞秘書發表聲明說，他們將對戈巴契夫採取措施，使他就範，這還能有什麼私人關係呢？還能有什麼關係呢？已經不可能了。

“民主派未能用好手中的權力。看看他們為了爭權奪利，許下了多少諾言。甚至發表聲明，說如果生活水準下降，俄羅斯總統會去臥軌。好吧，現在生活水準下降了50%！鐵軌早該人滿為患了。

“他們必須告訴人民將如何過冬，有什麼吃的，是否有暖氣，以及改革會發生什麼。可是他們沒有答案。他們不知道說什麼好。他們需要爭取時間，他們想要找到一個替罪羊。令人驚訝的是——葉利欽的團隊、憲法法院和那些發動八月政變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都在這場鬥爭中一起反對戈巴契夫。這太神奇了！”

我離開戈巴契夫的辦公室時，感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過分誇大了：他的成就、他的錯誤，以及他現在的虛榮和痛苦。他甚至在自己的回憶中散佈一個謠言，說在政變最危險的時刻，葉利欽曾計畫躲進美國大使館。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很難讓人相信。縱使葉利欽有種種缺點，但正是他的勇氣在1991年8月那一天贏得了勝利。戈巴契夫以這樣一種醜陋而笨拙的方式作暗示，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仇恨。他熱愛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儘管犯了很多錯誤，他還是贏得了這個地位——而現在，這個地位似乎正在悄然逝去，幾乎不復存在。他在自己的國家受盡鄙視。

離開戈巴契夫，我感到有點不知所措，走下樓梯去拜訪他在領導層中最親密的朋友和盟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我把剛才聽到的話告訴了雅科夫列夫，他翻了個白眼，又好氣又好笑。雅科夫列夫總是對戈巴契夫表現出一種知識份子的居高臨下，但他也欣賞他的政治才能和老謀深算。

我告訴雅科夫列夫，我終於看到了1985年3月11日歷史性的政治局會議記錄，我對戈巴契夫上臺的過程如此輕而易舉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為什麼沒有人反對？戈巴契夫是否欺騙了保守派？如果他們知道戈巴契夫會試圖改變體制，為什麼還要讓他做總書記？

“有一個初步協議，”雅科夫列夫說。“一切都是事先商量好的。一切都沒有懸念。”格裡申的隨從為他準備了演講稿和流程。《共產主義者》主編理查·科索拉波夫代表格裡申積極活動。但那只是以防萬一。事實上，這個職位沒有其他候選人。3月10日，一旦戈巴契夫被任命為契爾年科治喪委員會主席，一切都板上釘釘。

“但說到欺騙。這實際上是共產黨的慣性問題。每一任新總書記在開始時都得到了全權委託。新人上臺就會得到支持。你知道的，讓他談論創新，談論一些新生事物，必須容忍，然後他會冷靜下來，一切將回歸正常。讓他談論民主和多元化吧，但遲早我們會再次團結在一起，乘坐同一輛馬車。每一個新來者都是如此：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戈巴契夫的命運也概莫例外。

“戈巴契夫玩弄政治手腕，但他也意識到必須改變現狀。我們不能繼續像過去那樣生活下去。但當他開始實施變革時，遭到體制的強烈抵制。改革必然受到來自國家的重重阻力。無論他是否願意，戈巴契夫都不得不面對這些矛盾。一開始，我和戈巴契夫一樣，相信在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才是可行的。

“即使現在，戈巴契夫還在談論我們的‘社會主義選擇’……但我們不能說這個國家選擇了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我們的‘選擇’，不是社會主義的，從來也不是。我們這裡實行的是奴隸制度。誰能談論社會主義的選擇？也許是德國，以色列，或者西班牙。但不是我們……可戈巴契夫無法克服自己的心態。總的來說，這種權力，權力的概念，就像毒藥一樣腐蝕著每一個人。

當我與戈巴契夫交談時，他的新聞助理亞歷山大·利霍塔爾悄悄遞給他一張紙條。戈巴契夫停下來，迅速閱讀紙條，臉色鐵青，似乎有些憤怒，他鎮定了一下，然後又繼續漫長的獨白。當時我沒太在意。但那天晚上晚些時候，我觀看晚間新聞節目《報導》時，突然意識到那張紙條上一定寫著：因為拒絕出庭，他被剝奪了出國旅行的權利。他原本計畫去韓國旅行，還有其他許多行程安排。這是一個聰明而卑劣的手段。戈巴契夫深受國外歡迎；他被視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而在莫斯科，他遭到懲罰、嘲笑和蔑視。

三天后，俄羅斯政府宣佈，將收回作為戈巴契夫退休計畫的一部分所贈予他的大多數建築物。在一個陰冷、灰暗的早晨，三輛滿載莫斯科員警的巴士停在研究所門口。警察局長阿卡季·穆拉舍夫命令手下包圍了大樓。

幾分鐘後，戈巴契夫怒氣衝衝地趕來了。新聞記者們聚集在大樓前臺階上圍著他。“你們不知道，過去七年裡，我和我的家人承受了多大的壓力！”他告訴記者們。“但個人問題不是重點。他們企圖讓戈巴契夫屈服！俄羅斯媒體猜測戈巴契夫正在環遊世界尋找度假別墅！有傳言說，我的女兒在德國，或者美國，她的丈夫要去那裡與她會合。現在女兒安頓下來了，戈巴契夫將為自己尋找一處溫暖的地方。好吧，如果戈巴契夫離開這個國家，他們肯定非常高興。他們可能願意為此支付一百萬。但我不會離開……”

幾英里外，憲法法院聽取了下一個證人的證詞。疲憊不堪的共產黨人為自己的清白叫冤。我們怎麼會是你們指控的那樣呢？他們似乎在說。看看我們吧。我們很平凡。我們很普通。我們現在什麼都不是。

幾個星期後，俄羅斯憲法法院裁定，共產黨可以在地方一級自由集會，但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共產黨是非法的。黨的資產和財產仍然由俄羅斯聯邦民選政府控制。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的時代，終於在法院的判決聲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