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1章第Ⅰ節：起義的藝術

第11章 列寧的革命

Ⅰ 起義的藝術

革命中一些最富戲劇性的場面將在一所貴族女子學校裡上演。斯莫爾尼學院是位於首都郊區的一座巨大的、赭色的古典宮殿，自沙皇倒臺以來，它或多或少處於閒置狀態。在七月危機後，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被迫將其總部從聲望更高的塔夫利宮搬到這裡。從那時起，用蘇哈諾夫的話說，這裡成了“革命的內部舞臺”。十月宣佈蘇維埃政權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在白色柱廊的舞廳裡舉行的，女學生們曾經在那裡練習華爾滋和波爾卡舞。

斯莫爾尼宮沒有塔夫利宮那樣寧靜優雅的建築風格。如同大多數19世紀的女子學校一樣，它樸素而實用，更像是一座監獄，而不是一個開拓視野、陶冶情操的地方。這種樸素似乎反映了革命佔領者的情緒變化。整個斯莫爾尼宮籠罩著一種混合了枯燥的不眠之夜和狂熱的即興表演的壓抑氣氛。約翰·裡德說，它“像一個巨大的蜂巢一樣嗡嗡作響”。外門由全幅武裝的警衛把守，他們仔細檢查每個進入者的通行證（托洛茨基本人曾因找不到通行證而被拒之門外）。一望無際的拱形走廊內，燈光昏暗，兩旁是休息的士兵和成捆的報紙。人群走來走去，他們沉重的靴子踩在石頭地板上發出橐橐的價響。空氣中彌漫著香煙的濃霧；地板上堆滿了垃圾；到處都是尿液的味道。牆上掛著空洞的警告：“同志們，為了你們的健康，請保持清潔！”但無人理會。營房式的教室裡擠滿了各種革命組織的辦公室。在不斷打開又關閉的門上，仍然掛著舊的搪瓷牌匾，上面寫著教室的名字；不過現在這些牌子上貼著粗糙的紙板，告訴路人它們的新主人：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主席團；或某個政黨的黨團中心。斯莫爾尼的生活中心是裝飾華麗的枝形吊燈舞廳，蘇維埃在這裡舉行喧鬧的會議；在行政長官端坐的講臺上方，有一塊空白牆面，沙皇的畫像已經從那裡移走了。樓下，在女孩們以前的食堂裡，總聚集著一大群饑餓的工人和士兵；許多人來到斯莫爾尼，不為別的，就為了吃飯。他們狼吞虎嚥地咀嚼食物，捧起罐頭咕嚕咕嚕地喝熱茶，嘴裡還大聲說著恐怕斯莫爾尼學校的年輕女士們無法想像的粗言垢語。

自從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進駐36號會議室，斯莫爾尼宮就成了對臨時政府實際存在的一種挑戰。10月10日的重要會議將武裝起義列入布爾什維克的議程。但他們還沒有確定日期。截止目前，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仍然反對列寧立即起義的要求，有一些人則將其推遲到遙遠的將來。“10月10日決議是中央委員會有史以來通過的最好的決議之一，”米哈伊爾·加里寧宣稱，“但這場起義何時舉行尚未確定——也許要等一年以後。”街頭的矛盾情緒是引起人們擔憂的主要原因。每個人都感受到對克倫斯基專政的普遍疲憊和不滿。戰爭已經持續太長時間，人們已經厭倦了為麵包排半個晚上的隊，在工廠和軍營裡充斥著一種感覺，即現狀再也無法忍受了。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會“站出來”起義嗎？許多人想起了七月危機，想起了工人失業和隨後發生的鎮壓，他們不願意冒再次失敗的風險。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對首都貧民窟的情勢瞭若指掌，它一再警告說，雖然工人和士兵對他們的口號表示同情，但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回應黨的號召，不過如果蘇維埃處於危險之中，他們可能會走上街頭。

列寧不願等待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開，他把希望寄託在10月11日至13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的北方地區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據拉西斯回憶，“當時的計畫是宣佈自己為政府，這將是一個開始。”列寧與波羅的海地區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關係密切：正是他們召集了北方地區代表大會，並安排在彼得格勒而不是赫爾辛福斯舉行。列寧在波羅的海地區度過了一個夏天，他把那裡看作是俄國以及歐洲其他地區革命重要的策源地。拉脫維亞人的革命熱情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組成了他的個人衛隊，在蘇維埃統治初期，他們還是契卡精英和紅軍骨幹（拉西斯、艾杜克、彼得斯、斯米爾加）。里加的布爾什維克早在8月份就有效控制了那裡的蘇維埃，列寧現在期待他們把蘇維埃政權的原則輸入俄國。【1】在給夏季流亡最親密的夥伴之一斯米爾加的信中，列寧明確表示，他認為彼得格勒起義是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軍事入侵。“在我看來，”他在9月17日寫道，“只有在芬蘭的部隊和波羅的海艦隊才完全聽命我們，唯有它們才能發揮重要的軍事作用。”北方地區代表大會吹響了這次入侵的號角。在列寧的敦促下，斯米爾加組織了這次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一職。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們全副武裝抵達，顯然認為這裡將成為起義的中心。但列寧再次受挫：大多數代表通過了加米涅夫的謹慎決議，把建立蘇維埃政府的問題留給10月20日召開的全俄代表大會。即使在列寧自己偏愛的先進地區波羅的海，似乎也沒有群眾支持黨發動起義。

10月16日，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也做出了同樣的結論。參加這次會議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小組、彼得格勒蘇維埃、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的代表都警告說，在蘇維埃大會之前發動起義是危險的。克裡連科陳述了軍事小組的觀點，認為士兵們的戰鬥精神正在下降：“他們必須受到某種刺激，比如解散駐軍，才會發動起義”。來自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沃洛達斯基證實了“普遍的印象……沒有人準備好沖上街頭，但如果蘇維埃呼籲，每個人都會出來”。工會的施密特表示，巨大的失業率和對解雇的恐懼使工人們退縮。什利亞普尼科夫補充道，即使在黨的影響占主導地位的鋼鐵工人工會，“布爾什維克的起義也不受歡迎，關於它的謠言甚至產生了恐慌”。加米涅夫得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我們必須在20日[蘇維埃大會召開之日]之前投入戰鬥”。但列寧堅持認為，有必要立即做好準備，並認為沒有理由對關於彼得格勒群眾情緒的報告過於謹慎：在一場軍事政變中，只需要一支小規模的部隊，就能奪取政權，前提是這支部隊裝備精良、紀律嚴明。列寧對黨內其他成員的影響力如此之大，終於如願以償。季諾維也夫提出了一項反對決議，禁止在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代表被徵求意見之前實際舉行起義，但以15票對6票被否決。相比之下，列寧更為模糊地呼籲在不久的將來發動起義，以19票對2票獲通過。投票差距進一步拉近的事實表明，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在蘇維埃大會之前發動起義是否明智存在嚴重擔憂，儘管還不足以公開反對這位偉大的獨裁者。畢竟，這需要一點勇氣。

會議結束時，加米涅夫宣佈他不能接受會議的決議，在他看來，這將使黨走向毀滅；他向中央委員會提交了辭呈，以公開他的態度。他還要求召開黨的會議，列寧設法推遲了會議：毫無疑問，會議將否決在蘇維埃大會之前舉行起義的動議。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高爾基的報紙《新生活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目前，”他寫道，“在蘇維埃大會之前和獨立於蘇維埃大會之外煽動武裝起義，對無產階級和革命來說是不允許的，甚至是致命的一步。”這當然是洩露機密：關於布爾什維克政變的謠言已經傳播了幾個星期，現在陰謀終於大白於天下。托洛茨基被迫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上否認這些謠言，但這一次他的表現並不令人信服。列寧暴跳如雷，在布爾什維克報刊上譴責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這是即將到來的大清洗的前兆。“破壞罷工”、“背叛”、“下黑腳”、“誹謗性謊言”和“犯罪”——這樣的詞彙在他10月18日和19日發出的憤怒信件中隨處可見。“季諾維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這是終極侮辱——他們現在甚至不再是“同志”）應該被“開除黨籍”。這正是一個暴君的所作所為。

通過發表這些信件，列寧把起義推向了公共領域。他一直把（在蘇維埃大會之前）先發制人奪取政權的論點建立在臨時政府可能不允許召開大會的危險上——他要麼高估了這種危險，要麼（更有可能）虛構了這種危險。所有地方黨的報告都明確指出，雖然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不會僅僅因為黨的號召就挺身而出，但如果蘇維埃受到威脅，許多人會這樣做。自科爾尼洛夫危機以來，情況一直如此，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反革命”仍然潛伏在克倫斯基政權的陰影下。如果布爾什維克要讓他們的支持者再次走上街頭，那麼必須說服他們——蘇維埃正處於危險之中。他們的對手替他們做到了這一點。

隨著布爾什維克的陰謀公之於眾，蘇維埃領導人決定將蘇維埃代表大會推遲到10月25日。他們希望多出的五天能讓他們從遙遠的省份召集更多的支持者。但這只是給了布爾什維克額外的時間來為他們的起義做最後的準備。此外，這也使他們指控蘇維埃領導人正計畫完全拋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說法更加可信。誠然，他們應該一開始就感到後悔：在民主會議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化的趨勢還不那麼明顯；但隨著蘇維埃大會日益臨近，他們逐漸意識到，失敗已迫在眉睫。

也許，蘇維埃領導人最好把精力集中在要求採取強有力的鎮壓措施來對付布爾什維克的威脅上。事實是，即使在蘇維埃大會上獲得多數，他們的一紙決議也不足以抵擋布爾什維克的刺刀。但是，由於與布爾什維克党的同志情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無法採取行動。他們不能忘記，就在幾個月前，大家還是地下革命的戰友（他們也無法想像，僅僅幾個月後，他們會成為布爾什維克恐怖活動的受害者）。他們把自己限制於旨在使布爾什維克自慚形穢的問題上。他們跺著腳，要求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面前宣佈他們的計畫。“我想要一個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丹堅持說，好像布爾什維克可能會給出答案似的。

克倫斯基自己的策略也同樣短視。在臨時政府最後的幾個星期裡，他的行為越來越像末代沙皇：兩人都拒絕承認革命對他們自己權威的威脅。對尼古拉來說，這種自滿源於絕望和宿命；但對克倫斯基來說，這更多的是他自己愚蠢的樂觀主義的結果。克倫斯基被革命初期全國範圍內的聲望沖昏了頭腦。他開始相信自己是“天選之子”，必能帶領“人民”走向自由，就像被困在冬宮裡的沙皇一樣，他已經完全脫離了人民的真實處境，不再質疑這種信仰。和尼古拉一樣，他周圍都是忠實的崇拜者，他們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他不斷地談論改組，使內閣變得軟弱無力。他不知道——或者說不想知道——自己不受歡迎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毫無疑問，他沒有聽說過他執政最後幾周在全國流傳的笑話：“問：今天的俄羅斯和去年年底的有什麼不同？答：當時我們有亞歷山大·費多羅夫娜[皇后]，但現在我們有亞歷山大·費多羅維奇[克倫斯基]。”總理幾乎被完全孤立起來。春天的人民英雄到了秋天就變成了人民公敵。關於他“道德墮落”的傳言（就像對羅曼諾夫家族的一樣）甚囂塵上：他在冬宮養尊處優；他與妻子的表妹埃琳娜·比留科娃暗通情愫，後者與克倫斯基夫婦住在宮殿裡；他經常酗酒；他服食嗎啡和可卡因成癮。朋友和熟人會打電話給克倫斯基的妻子，表達他們最深切的同情。“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關心我，”她後來回憶道，“但後來發現，左派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說克倫斯基拋棄他的妻子，和某個女演員私奔了。”有謠言說克倫斯基是個猶太人，在整個革命時期的反猶太主義氛圍中，這對他的公眾形象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克倫斯基本人回憶說，就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前，當他逃離冬宮時，他看到了一面牆上寫著如下具有諷刺意味的塗鴉：“打倒猶太人克倫斯基，托洛茨基萬歲！”還有傳言說克倫斯基喜歡穿女人的衣服。克倫斯基的體格和姿態有很多地方比較女性化（吉皮烏斯稱他為“少女式的革命家”），這使他在許多工人眼中顯得柔弱無能，特別是與布爾什維克肌肉發達的陽剛之氣形成鮮明對比。後來甚至有傳言說，當克倫斯基逃離冬宮時，他穿著護士裝。

克倫斯基不僅僅在街頭名譽掃地。科尼洛夫危機之後，一直最堅定支持他的西方盟國也開始公然反水。英國外交部顯然被有關他私生活的謠言所迷惑。他們有一個荒謬的印象，即他的秘書大衛·索斯基斯是一名德國特工和布爾什維克，而克倫斯基本人即將與德國單獨媾和。臨時政府駐倫敦代表納博科夫認為，一旦科爾尼洛夫改革被拋棄，英國人就決定對克倫斯基棄若敝屣，認為他已經“走上了出局的道路”。

即使在一度奉其為大眾英雄的民主派知識份子當中，克倫斯基現在也成了過街老鼠。他最長時間的贊助人，女詩人兼沙龍女主人季娜依達·吉皮烏斯在10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沒有人想要布爾什維克，但也沒有人準備為克倫斯基而戰”。這差不多就是結論。布魯西洛夫自從被解除總司令職務後，就主張必須組建一支民兵隊伍，以對抗布爾什維克，可他發現，自己既召集不到志願者，也籌不到錢招募雇傭兵。每個人都咒駡布爾什維克，但沒有人準備對他們採取任何行動。資產階級和右派團體不願再與臨時政府有任何瓜葛，甚至歡迎它的滅亡。沒有人願意保衛它，尤其是那些君主主義者。他們寧願讓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因為他們相信布爾什維克不會持續太久，而且會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使所有社會主義者都身敗名裂，然後右派就會實行他們自己的獨裁統治。

克倫斯基仍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正在走下坡路。他繼續相信“人民”的支持——難道他不是他們的人質嗎？——並拒絕對布爾什維克的威脅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在10月上半月，政府沒有試圖奪取斯莫爾尼宮的控制權，也沒有試圖逮捕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或加強城市的防禦，當時這些措施至少有一定成功的機會。他似乎相信，任何布爾什維克的暴動都將是七月危機拙劣的重演。他甚至開始祈禱布爾什維克會採取行動，因為他天真地認為這將使他有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們。“我願意為這次起義做祈禱。”10月20日，他對納博科夫說，“我只要動一根小指頭，他們就會被徹底粉碎。”【2】

對勝利充滿信心的克倫斯基向布爾什維克宣戰。他宣佈計畫將大部分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轉移到北方前線，在那裡，德國人正在向首都推進。就像在七月危機前夕一樣，他無疑把德國的威脅當作一個極好的藉口，可以把首都不守規矩的士兵趕走；他一定在指望，就像七月一樣，解散駐軍會引發一場計畫不周的布爾什維克起義。但是，這當然是一個致命的誤判。這使得布爾什維克關於政府內部存在“反革命陰謀”的指控變得可信——他們需要這樣的指控，以便為立即起義爭取支持。布爾什維克聲稱，克倫斯基正計畫放棄首都，以便關閉蘇維埃代表大會，扼殺革命。當前國家杜馬主席羅江科在一次演講中敦促克倫斯基這樣做時，這種擔心達到了白熱化，該演講被報紙廣泛報導，標題是：《讓彼得格勒見鬼去吧！》。

正是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政治氣氛中，軍事革命委員會才能夠在彼得格勒衛戍部隊中取代臨時政府的權威，成為布爾什維克起義主要的組織力量。這一切都發生在幾天之內——軍事革命委員會成功的秘訣在於冒充蘇維埃的防禦機構。軍事革命委員會成立於10月中旬，並在20日召開了第一次組織會議。與科爾尼洛夫危機期間成立的蘇維埃反革命鬥爭委員會一樣，它被認為是一個臨時性的革命防禦機構（既針對德國人，又針對“反革命”）。其主席團在斯莫爾尼宮三樓開會，由三名布爾什維克和兩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拉濟米爾擔任名義主席。這使它看起來像一個蘇維埃組織，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士兵們只有在蘇維埃的號召下才會出動。但實際上，軍事革命委員會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組織。它真正的領導人是托洛茨基、安東諾夫-奧弗申科和波羅的海水兵德邊科，此人是柯倫泰（年紀大得可以當他的母親了）的大黑鬍子情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作用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偽裝”，以掩蓋布爾什維克的政變計畫。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允許自己以這種方式被利用的事實，說明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天真。他們的戰略決策是以學生特有的、無形的革命精神為指導的。他們是布爾什維克狼口中的羔羊。10月25日淩晨，當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發起奪權行動時，這兩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甚至都不在現場。

被調往前線的威脅立即在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引發了一場全面嘩變。大多數士兵拒絕服從總參謀部的命令，轉而效忠於革命軍事委員會，後者派出了政委取代軍隊指揮官。士兵們在會議上表示，如果彼得格勒蘇維埃要求他們“站出來”反對臨時政府，他們一定回應。甚至曾經忠誠的哥薩克軍團也加入了兵變的行列，或者保持中立。10月21日，革命軍事委員會宣佈自己為衛戍部隊的統治當局：這是叛亂的第一步。總參謀部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通過與革命軍事委員會達成妥協來挽回它的一些權威。但為時已晚。衛戍部隊已經處於政委的有效控制之下。10月23日，革命軍事委員會將權力範圍擴展到彼得保羅要塞，其大炮可以俯瞰冬宮。在武裝起義開始整整兩天前，臨時政府已經失去了對首都有效的軍事控制。這是整個起義的基本事實：如果沒有它，就無法解釋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何等輕而易舉。到10月25日，任何成功的革命最重要的任務——攻克首都駐軍——已經完成；臨時政府手無寸鐵；只剩下布爾什維克走進冬宮，逮捕部長們了。

關於布爾什維克起義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開始前幾個小時，幾乎沒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預計起義會發生。10月24日深夜，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革命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都不曾設想在第二天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前推翻臨時政府。托洛茨基在列寧缺席的情況下實際上承擔了党的領導工作，他反復強調紀律和耐心的必要性。24日上午，克倫斯基下令關閉兩家布爾什維克報紙。托洛茨基拒絕被這種“挑釁”所引誘：革命軍事委員會應該處於警戒狀態；應該奪取城市的戰略設施，以應對任何進一步的“反革命”威脅；但是，正如他在下午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大會上所堅持的那樣，“即使使用現在保衛冬宮的一輛裝甲車來逮捕政府也是一個錯誤……這就是防禦，同志們。這就是防禦。”當晚晚些時候，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上宣稱——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我們並未把今天或明天的武裝衝突納入我們的計畫”。

即使在最後關頭，仍然有眼見的理由避免強行採取行動。布爾什維克需要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批准，才能使他們奪取政權合法化：如果沒有這一點，他們肯定得不到士兵和工人的支持，甚至可能冒著與他們作戰的危險。蘇維埃代表已經陸續抵達，準備參加25日的大會開幕儀式，從他們的組成來看，似乎極有可能出現一邊倒支援蘇維埃政權的情況。至於臨時政府——嗯，它看起來越來越像臨時的了，毫無疑問，哪怕最輕微的觸碰一下都會立刻倒下。24日晚上，預備議會實際上通過了一項對其不信任案。甚至連以前最頑固的聯合政府擁護者丹和戈茨也放棄了克倫斯基，呼籲建立一個致力於和平和徹底改革的民主政府。他們打算將這一歷史性宣言在當天晚上就張貼滿整個首都，希望可以安撫潛在的起義者，並通過組建社會主義聯盟的方式來壯大和平解決權力問題的運動。也許一切太遲了：這看起來就像試圖用一紙法令來抵禦布爾什維克的炮火。然而，即使在最後的幾個小時裡，仍然存在一線希望達成協議。24日晚，加米涅夫仍在斯莫爾尼奔走，試圖爭取人們對一項呼籲大會組建由所有蘇維埃政黨組成的社會主義政府的決議的支持；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大會代表一直開會到深夜，他們終於站出來支持這項計畫。

然而，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起義已經劍拔弩張、蓄勢待發。儘管托洛茨基呼籲遵守紀律，但很難阻止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防禦措施演變成一場全面進攻。隨著夜幕降臨，成群武裝的布爾什維克工人和士兵湧入市中心。赤衛隊接管了政府對橋樑的封鎖，這些橋樑控制著從邊遠貧民窟出發的道路。他們設置街壘，開著裝甲車在街上巡邏，而深夜看戲的人則匆匆回家。到淩晨時分，布爾什維克軍隊已經控制了火車站、郵電局、國家銀行、電話局和發電站。赤衛隊已經接管了當地的警察局，並開始自己承擔員警的職能。總的來說，除了冬宮和聖以撒廣場周圍的中心地帶，叛亂分子幾乎佔領了整個城市。克倫斯基的部長們躲在冬宮裡，他們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電燈和電話。一位參與奪取尼古拉耶夫斯基車站的布爾什維克火車司機回憶說，他曾在亞歷山大三世的騎馬雕像旁站崗：

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你可以感覺到北風凜冽、凍徹骨髓。在尼古拉耶夫斯基車站附近的街道上，一群火車司機蜷縮在一起，凍得瑟瑟發抖，警惕地凝視著幽暗的夜色。月光創造了一個奇妙的場景。這些房子看起來像中世紀的城堡，巨大的陰影跟隨著火車司機們。看到這一幕，末代沙皇的父親似乎驚恐地勒住了馬。

這些初期的成功加強了列寧呼籲立即奪取政權的聲音。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希望重蹈七月起義的覆轍，當時正是由於他們自己最初對支持街頭倡議的猶豫才導致了慘敗。當布爾什維克節節勝利的消息傳到他們耳中，要求控制局勢並發動起義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列寧的干預是決定性的。他被困頓在福法諾娃的公寓裡，靜候當天事態的發展，人變得越來越沮喪。下午6點，他草草寫了一份絕望的呼籲書給彼得格勒黨組織，敦促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內發動起義，並命令福法諾娃把它送到斯莫爾尼宮。蘇維埃代表大會將於次日下午開幕，除非布爾什維克屆時已經奪取了政權，否則他的整個政治策略將註定失敗。到了晚上10點，列寧再也忍不住了。他戴上假髮和工人帽，頭上纏著繃帶，在芬蘭布爾什維克埃諾·拉赫亞的陪同下，前往斯莫爾尼。列寧乘坐一輛空蕩蕩的有軌電車穿過維堡，當他發現可憐的女售票員是一名左派後，向她提出了許多有關最新情況的問題，並就革命行動向她諮詢意見。從芬蘭車站出發，兩人繼續步行。在塔夫利宮附近，一支政府巡邏隊攔住了他們，但據拉赫亞說，他們誤以為衣著最邋遢的列寧是一個無害的醉漢，於是讓他們繼續前行。人們可能會想，假如列寧被捕了，歷史會有多大的不同。

臨近午夜時分，他們終於到達斯莫爾尼宮。大樓裡燈火通明，猶如黑夜中的一艘遠洋貨輪。卡車和裝甲車來來往往，滿載著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和槍支。大門外架起了機槍，赤衛隊們圍在篝火旁，檢查那些想進入起義軍總部的人的通行證。列寧沒有通行證就來了，他喬裝打扮的樣子沒有被赤衛隊認出來；他靠混在人群中擠過赤衛隊才得以進入。他立即直奔布爾什維克黨團小組開會的36號房間，向他的同志們大聲吆喝必須開始奪取政權。中央委員會匆忙舉行了一次會議，雖然沒有記錄下會議的決議，但當時在場人員的證詞都一致認為，列寧在將主流情緒從防禦性轉變為進攻性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央委員會終於下令起義開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拿出一張城市地圖仔細研究了一番，制定了主要進攻路線，並佈置了軍事任務。

在他們討論的間隙，列寧建議起草一份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名單，第二天提交給蘇維埃代表大會。此時出現了一個問題，該如何稱呼新政府及其成員呢？人們認為“臨時政府”這個詞聽起來已經過時了，而稱他們為“部長”則顯得過於官僚和正統。畢竟，布爾什維克喜歡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戰鬥組織：他們穿著有男子氣概的黑色皮夾克和軍靴，而其他大多數政黨則穿著部長式的西裝。【3】正是托洛茨基提出了仿效雅各賓派把部長們稱為“人民委員”的想法。大家都喜歡這個建議。“是的，這很好，”列寧說，“很有革命的味道。我們還可以稱政府為‘人民委員會’”。對各個內閣職位進行了提名，儘管克倫斯基還沒有被推翻，這項工作似乎為時過早，而且是以一種輕鬆愉快的方式進行的。列寧在地板上伸了個懶腰，如釋重負，得意洋洋。他拿加米涅夫開了幾個玩笑，因為加米涅夫曾警告說，該黨不可能執政兩周以上。“沒關係，”列寧打趣道，“兩年後，我們還在掌權，那時候你又會說，我們無法活過兩年。”

很少有歷史能像1917年10月25日事件那樣，被神話歪曲得如此面目全非。人們對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普遍印象是：成千上萬的人衝鋒陷陣，數千名戰鬥英雄光榮犧牲。這種印象更多的要歸功於電影《十月》——愛森斯坦為紀念起義十周年而製作的輝煌但主要是虛構的宣傳片——而非歷史事實。被蘇聯神話稱為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是一起小規模的事件，只不過是一次軍事政變，以至於彼得格勒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沒有注意到它。布爾什維克上臺期間，劇院、餐館和有軌電車基本照常運營。整個起義本可以在六個小時內結束，要不是起義者本身荒唐無能，使得起義多花了十五小時。傳說中對克倫斯基內閣舉行最後一次會議的冬宮的“進攻”，更像是一次例行的軟禁，因為在攻擊開始之前，大部分保衛冬宮的部隊已經饑腸轆轆、垂頭喪氣地回家了。整個事件中，對皇宮唯一真正的破壞是三樓的一個簷口被削掉和打碎一扇窗戶。

布爾什維克的計畫很簡單：衛戍士兵、赤衛隊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將佔領馬林斯基宮，驅散預備議會；要求臨時政府投降，如果拒絕，就在彼得保羅要塞和波羅的海巡洋艦阿芙樂爾號發出信號後，奪取冬宮的控制權。革命軍事委員會預計在中午前完成行動——正好趕上列寧將奪取政權作為既成事實提交給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午十時，這位志在必得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已經在為他的宣言《告俄國公民書》做最後的潤色，隨時準備宣佈推翻臨時政府，將權力移交給革命軍事委員會。

計畫的第一部分進展順利：臨近正午，一群布爾什維克士兵和水兵沖進馬林斯基宮，命令代表們散去。但此後，基本的技術問題迫使革命軍事委員會將冬宮周圍的行動推遲到下午3點，然後是下午6點，此後它就不再理會任何設定的最後期限。第一個重大問題是波羅的海水兵遲到了，如果沒有他們，革命軍事委員會無法繼續行動。接著是另一個更令人沮喪的問題。攻打冬宮本應從彼得保羅要塞的重型火炮開始，但在最後一刻，人們發現這些炮是生銹的博物館藏品，無法發射。士兵們被匆忙派出去把替代的大炮拖到要塞牆上，但當這些大炮到達後，卻發現沒有適合它們的炮彈。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個看似簡單的任務——把紅燈升到要塞旗杆的頂端，以示開始發起總攻——引發了慌亂。到了行動時刻，竟然沒有找到紅燈。要塞的布爾什維克政委布拉貢拉沃夫出去尋找一盞合適的燈，卻在黑夜中迷了路，掉進一個泥濘的沼澤。當他終於回來時，他帶來的燈無法固定在旗杆上，參加總攻的人沒有看到。不管怎樣，反正它也不是紅色的。

從列寧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延誤都令人惱羞成怒。對他來說，在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前完成奪權至關重要，儘管這也被推遲了，但時間無幾。下午3點左右，他在人頭攢動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大會上宣佈，臨時政府已經被推翻。這當然是謊言——部長們仍然被困在冬宮裡——但這只是細枝末節：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奪取政權的事實對他的政治策略非常重要，以至於他甚至準備胡編亂造。眼看下午變成了晚上，他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官們大嚷大叫，要求他們立即拿下冬宮。波德沃伊斯基回憶說，列寧在斯莫爾尼的一個小房間裡踱來踱去，“就像籠中的獅子。他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奪取冬宮……他已經準備好槍斃我們了。”

事實上，目前這個階段，聚集在城市中心的布爾什維克部隊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冬宮，因為它的防禦形同虛設。隨著彼得堡衛戍部隊叛變，克倫斯基曾試圖從北方戰線召集效忠臨時政府的部隊。他的命令在24日晚上發出，上面有蘇維埃領導人偽造的簽名，因為克倫斯基擔心這些士兵不會聽從臨時政府的指令。到了第二天早上，仍然沒有軍隊的跡象，他決定出發去尋找他們。由於鐵路已經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中，他不得不乘車前往；但臨時政府實在山窮水盡，連一輛計程車都沒有。軍事官員被派去尋找一輛汽車。他們從美國大使館外扣押了一輛雷諾汽車（後來美國大使館提出了外交抗議），然後又在陸軍部找到第二輛汽車，但它沒有燃料，不得不派人去向英國醫院“借”一些。上午11時左右，兩輛汽車駛出冬宮，向城外進發。克倫斯基坐在第二輛車上，懸掛著星條旗，這無疑有助於他避開已經開始在冬宮廣場周圍部署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糾察隊。

克倫斯基的離開使其他部長們陷入了恐慌（有一段時間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裡）。中午時分，他們在孔雀石大廳開會，準備組織保衛冬宮。但這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他們對軍事行動完全沒有經驗，在接下來的四個小時裡，他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徒勞無益、漫無目的地討論“獨裁者”（什麼獨裁者？）可能的人選上，最後敲定了立憲民主黨的醫生兼福利部長尼古拉·基什金。被安排負責保衛冬宮的工程師帕爾欽斯基甚至找不到該建築的平面圖，也找不到瞭解其地形的專家，結果其中一扇側門無人看守，布爾什維克的間諜能夠自由進出。冬宮裡已經有了一些效忠的部隊，還有一些人在外面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用成堆的木頭搭建街壘。自從搬進冬宮以來，克倫斯基一直在一樓保留著少量部隊，現在這些部隊又加入了兩個哥薩克連，一些來自軍校的年輕學員和200名“女子敢死隊”的女兵，總共約3,000名士兵。約翰·裡德是當天下午從他們警衛眼皮底下溜進來的幾位元外國記者之一，他描述了當時的場景：

走廊盡頭是一個寬敞的房間。室內裝飾華麗，牆頂鑲有金邊。天花板中央吊一掛巨大的水晶燈。……拼花地板的兩側，攤放著好幾排髒兮兮的床墊和毯子。偶有士兵在上邊休憩。房間裡一片狼藉，到處都是煙蒂、麵包屑、衣服和空酒瓶（昂貴的法國酒）。空氣污濁，充滿煙味和汗臭味。戴著容克紅肩章的士兵越來越多，繞著屋子四下走動。有一位手拿一瓶勃艮第白葡萄酒，顯然是從冬宮酒窖順手牽羊的成果。……冬宮已經儼然變成一大座軍營。

然而，保衛冬宮士兵的戰鬥精神極其薄弱，他們等待布爾什維克進攻的時間越長，就越害怕。敵人的宣傳不斷提醒他們，此時四面楚歌，這使得他們很難保持士氣。負責的軍官之一亞歷山大·西內古布回憶說，士兵們抽煙、酗酒、咒駡他們絕望的處境，而部長們則高談闊論維持紀律的必要性。哥薩克人對不得不與“持槍婦女”並肩作戰的想法尤其不滿。冬宮裡沒有真正的彈藥庫，而食物供應甚至不足以讓所有士兵吃晚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饑餓的士兵變得心灰意冷，逃離了冬宮：他們胃裡的召喚比使命的召喚更強烈。到了傍晚時分，除300名士兵外，所有人都放下武器，悄悄溜到城裡的餐館去了。

在等待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的最後幾個小時裡，部長們向人民發出了一些徒勞的呼籲，希望得到幫助。雖然所有的電話線都被切斷，但他們仍有一條秘密線路通往戰爭部大樓閣樓上的軍事電報室，一個年輕的軍官坐在那裡，向全國各地發出政府最後的求救，而佔領了大樓其他部分的布爾什維克卻不知情（後來，當他聽說政府已經倒臺，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平靜地走出大樓）。在部長們被捕後不久，約翰·裡德看到綠色的粗呢內閣會議桌上佈滿了幾十張潦草的手稿，其中大部分都被劃掉了，因為顯然是徒勞無益的。看來，沒有人願意團結起來捍衛臨時政府。彼得格勒市杜馬的代表們作了唯一一次嘗試，上演了一幕以鬧劇收場的超現實主義戲劇。作為對部長們呼籲支持的回應，議員們宣佈已經準備好“站在布爾什維克的大炮前”，他們唱著《馬賽曲》，以四人縱隊的形式，向冬宮行進。彼得格勒市長施雷德的白鬍子身影帶領著這支救國大軍，還有物資部長普羅科波維奇，他一手打著傘擋風遮雨，一手提著燈籠照亮道路。這300名議員身著長禮服、西裝和連衣裙，每個人都自豪地攜帶一袋麵包和臘腸，準備送給冬宮裡饑餓的保衛者。他們是體面但註定要消失的舊式自由主義俄羅斯的活的象徵。議員們走到離國家杜馬大樓不到一個街區的地方時，被喀山廣場附近巡邏的布爾什維克水兵攔住了。施賴德對著他們的槍口挺起胸膛，宣佈如果他們不讓通過，自己就準備去死。但水手們無疑看穿了這種無力的抗議的滑稽之處，威脅說如果他們不回家就“打屁股”。然後，普羅科波維奇爬上一個箱子，在空中揮舞著雨傘，發表演講：“同志們，公民們！有人在用武力對付我們！我們不能讓這些無知的人手上沾染我們無辜的鮮血！在大街上被槍殺有失我們的尊嚴……讓我們回到杜馬，討論拯救國家和革命的最佳辦法！”於是，憤怒的議員們轉過身，沿著涅瓦大街往回走，在失敗中始終保持著莊嚴的沉默。

與此同時，下午6時50分，革命軍事委員會向冬宮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臨時政府投降。當時，部長們正坐在一起吃羅宋湯、蒸魚和洋薊的晚餐，他們都感到一種崇高的義務，決心鼓起勇氣、抵抗到底，儘管有些人擔心，如果停泊在英國堤岸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4】像所威脅的那樣開火，冬宮就會被摧毀。他們推斷，如果布爾什維克被迫用武力推翻他們，一定會受到廣泛譴責；因此斷然拒絕了最後通牒。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什麼也沒有發生——布爾什維克仍然忙著在彼得保羅要塞裡搗騰有問題的火炮和燈籠——但在晚上9點40分，信號終於發出，阿芙樂爾號發射了一枚空彈。巨大的爆炸聲，比實彈射擊的聲音大得多，使受驚的部長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女子敢死隊的婦女嚇得魂飛魄散，不得不被帶到宮殿後面的一個房間，而剩下的大部分學員則放棄了他們的崗位。經過短暫的休整，允許那些想離開宮殿的人離開，布拉戈拉沃夫下令從彼得保羅要塞、阿芙樂爾號和冬宮廣場開始真正的射擊。來自要塞的大部分炮彈毫髮無傷地落在涅瓦河上。第二天，英國大使喬治·布坎南視察冬宮時，發現河邊只留下三處彈片的痕跡，儘管“在城市一側的牆壁上，佈滿了數千發機關槍彈孔”。

就在轟炸開始的時候，晚上10點40分，蘇維埃代表大會終於開幕了。斯莫爾尼的大禮堂裡擠滿了人；代表們站在過道裡，趴在窗臺上。空氣中彌漫著藍色的煙草煙霧，儘管主席臺一再呼籲“同志們”不要吸煙。大多數代表是穿著長衫和大衣的工人和士兵；他們不修邊幅、蓬頭垢面的樣子與最後一次坐在講臺上的老執行委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乾淨整齊的西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蘇哈諾夫說，“布爾什維克代表的灰色特徵”在大會中佔有明顯優勢。他被他們“黑暗”、“憂鬱”和“原始”的外表所震驚，認為這反映了“粗俗無知的人民奉獻給革命的是怨恨和絕望，而他們的‘社會主義’則是饑餓和對休息難以磨滅的渴望”。這當然是孟什維克的說法，但是，即使我們忽略他那充滿價值評判的措辭，毫無疑問，廣大代表的文化程度確實不如迄今為止在蘇維埃中占大多數的城市化、技術熟練和受過教育的代表。

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像蘇哈諾夫認為的那樣獲得絕對多數，儘管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支持下，他們幾乎可以通過任何他們喜歡的動議。雖然準確數字不得而知，但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報告說，670名代表中有300人是布爾什維克，193名社會革命黨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左派社會革命黨），而82人是孟什維克（其中14人是國際主義者）。由於挑選代表的規定不嚴格，加上他們自己的上級黨組織管理鬆懈，布爾什維克設法獲得了超過公平占比份額的席位。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在城鎮和半工業化村落中占主導地位的北方工業蘇維埃，派出的代表人數超過了其規模所允許的數量；而社會革命黨在伏爾加河和南方農業地區中占主導地位的蘇維埃，派出的代表人數較少，某些甚至完全抵制大會。在武裝部門的代表中也存在類似的不均衡現象，北方布爾什維克化的代表遠遠多於非布爾什維克化的南方。拉脫維亞人是布爾什維克化程度最高的部隊，在代表中的比例超過了10%。

根據這些投票優勢，前蘇維埃領導人騰出了他們在主席臺上的席位；取而代之的是14名布爾什維克和7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拒絕接受分配給他們的4個席位。

代表們的授權表明，絕大多數人贊成成立蘇維埃政府。應由大會來決定如何組建政府。瑪律托夫建議在蘇維埃所有政黨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政府：他說，這是避免內戰的唯一途徑。這個提議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就連盧那察爾斯基也不得不承認，布爾什維克對此並不反對——他們不能放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該提案立即以全票通過。但就在看起來社會主義聯盟終於要形成的時候，一連串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強烈譴責對臨時政府的暴力攻擊。他們宣稱，他們的政黨，或者至少是他們中的右派，與這場註定會使國家陷入內戰的“犯罪冒險”無關，他們走出大會堂以示抗議，而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們則跺著雙腳，吹起口哨，辱駡他們。

列寧有計劃的挑釁——先發制人地奪取政權——奏效了。通過退出大會，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破壞了與布爾什維克溫和派達成妥協和組建所有蘇維埃政黨聯合政府的全部希望。現在，通往以蘇維埃為基礎的布爾什維克獨裁政權的道路已經掃平，而這無疑是列寧一直以來打的算盤。在當時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卻也難以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這一行動，只是借列寧之手，完成政治上的自殺。1921年，蘇哈諾夫在著作中承認了這一點：

我們完全解放了布爾什維克的雙手，使他們一躍成為整個局勢的主人，把革命的整個舞臺拱手讓給他們。留在大會中，為建立民主統一戰線而進行的鬥爭可能會取得一些成果……但是，我們自己離開了大會，任由布爾什維克隨心所欲地擺佈蘇維埃、群眾和革命。通過我們不理智的決定，我們確保了列寧整個“路線”的勝利。

他們退場的直接影響是分裂了反對派的力量，使瑪律托夫和其他支持聯合政府的左派分子陷入孤立。瑪律托夫再次絕望地呼籲建立一個全民主政府。但大廳裡的氣氛正在發生變化。正如廣大代表所看到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已經通過退出大會證明自己是“反革命”；他們現在準備追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反對與之妥協的整個想法。托洛茨基抓住這一時機，發表了20世紀最常被引用的一次演講，嚴曆譴責瑪律托夫提出的聯合政府動議：

人民群眾追隨我們的旗幟，我們的起義取得了勝利。而現在我們被告知。放棄你們的勝利，做出讓步，妥協。和誰？我問：與那些離開我們或提出這個建議的可惡的團體……在俄國沒有人再和他們在一起了。妥協應該是在平等的雙方之間達成的……但在這裡不可能有妥協。對於那些已經離開的人和那些告訴我們這樣做的人，我們要說：“你們是可悲的破產者，你們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去你們應該去的地方吧——進入歷史的垃圾堆！”

在憤怒的時刻，在他漫漫餘生註定要追悔莫及的那一刻，瑪律托夫喊道：“那我們走！”然後頭也不回地默默走向出口。就在此時，一個身穿黑色襯衫、系著皮帶的布爾什維克走到過道上，對瑪律托夫說：“我們還以為至少瑪律托夫會和我們在一起。”列寧的老戰友明顯被這句話震怒了，他回答說：“總有一天你會明白自己犯下的罪孽。”說罷，他揚長而去——走進了政治的曠野。

當時已經過了淩晨兩點，只剩下托洛茨基，他現在儼然列寧的左膀右臂，他提出了一項動議，譴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企圖破壞蘇維埃政權的“背叛”行徑。實際上，這將是給布爾什維克的獨裁政權蓋上蘇維埃的印章。廣大代表可能太無知了，不明白他們所做事情的政治含義，他們舉手表示支持（他們不是贊成蘇維埃政權的嗎？）。但本應洞若燭火的左派社會革命党領導人也同樣被愚弄了；他們也舉起了雙手，天真地相信，通過參與布爾什維克的冒險，他們也許能夠馴服革命，正如他們的領導人伯里斯·卡姆科夫後來解釋的那樣，“我們始終與革命同行”。

與此同時，對冬宮最後的攻擊已接近尾聲。效忠臨時政府的軍隊幾乎完全放棄了防守冬宮，布爾什維克部隊可以長驅直入。部長們現在要麼躺在沙發上，或者懶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等待著結局，他們可以聽見從樓下傳來士兵奔跑的聲音、喊叫聲和槍聲。終於，淩晨2點過後，這些聲音越來越大：布爾什維克的攻擊者正在爬樓梯，向門口靠近。很明顯，投降的時刻已經到來。部長們跳了起來，並且——出於某種奇怪的原因——抓住了他們的大衣，門突然被推開，走進來的是安東諾夫-奧弗申科那矮小、不顯眼的身影。“你們都被捕了，”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宣佈。對部長們進行了登記。發現克倫斯基不在現場，攻擊者勃然大怒，其中一個人喊道：“刺死這些狗娘養的！”但除此之外，一切井然有序。部長們被步行帶到（沒有汽車）彼得保羅要塞，在那裡他們被關在惡劣的條件下數周之久。布爾什維克的押解隊不得不在路上保護他們，防止他們在街上被私刑處死，當部長們最終安全抵達監獄時，一定松了一口氣。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暗自慶倖，因為他們不必再擔負試圖治理俄國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就在牢房門“呯”的一聲關上時，被罷黜的內政部長阿列克謝·尼基京在自己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封快被遺忘的烏克蘭拉達發來的電報。“我昨天收到這個，”他對安東諾夫-奧弗申科說，一邊把那張皺巴巴的紙遞過去，“現在是你們的問題了。”

諷刺的是，加米涅夫在蘇維埃大會上宣佈了逮捕部長們的消息。當宣讀他們的名字時，布爾什維克歡呼雀躍。但一位大塊頭農民，他的臉因為憤怒而抽搐，站起來代表社會革命党人譴責逮捕社會主義部長的行為。“你們知道嗎，有四位曾經冒著生命和自由的危險反抗沙皇暴政的同志，被投進了彼得保羅監獄——自由的歷史墳墓嗎？”人們大喊大叫，場面一片混亂，而托洛茨基則示意保持安靜，回答說他們是假“同志”，並聲稱沒有理由“對他們手下留情”。在七月起義後，“他們對我們沒有起碼的尊重！”加米涅夫隨後宣佈，摩托軍團已經站到了“革命的一邊”。據報導，有更多重要的部隊從北方戰線加入。隨後，盧那察爾斯基宣讀了列寧的《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其中宣佈了“蘇維埃政權”，並聲明它對土地、麵包與和平的承諾。在宣讀這一歷史性宣言時，不斷被代表們雷鳴般的歡呼聲打斷，這起到了巨大的象徵作用。它給人一種錯覺，即起義是“群眾”革命高潮的頂點。26日淩晨5時許，議案通過，精疲力竭但興高采烈的代表們步出塔夫利宮。“夜色尚濃，天氣猶寒。”約翰·裡德寫道，“只有一片慘白的晨曦，悄然掠過寂靜的街道。篝火黯淡下來。一抹令人生畏的魚肚白，冉冉升起，籠罩俄羅斯大地。”

有多少人參加了起義？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各執己見、眾說紛紜，左派將十月革命描述成一場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而右派則認為它是一場沒有任何群眾基礎的政變。爭論的根源在於蘇維埃制度的性質——既“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它是20世紀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積極參加起義的人數並不多——當然，必須記住，鑒於首都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準備保衛臨時政府的軍隊，這項任務不需要投入多少人員。托洛茨基本人聲稱，“最多”有25,000到30,000人積極參與其中——約占全市工人和士兵總數的5%——這與根據被動員起來的赤衛隊、艦船和軍團的數量計算出來的結果大致相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以一種有限的方式參與的，比如保衛工廠和戰略性建築，負責糾察隊，以及一般的“待命”。在25日晚上，可能有大約10,000至15,000人在冬宮廣場聚集；但並非所有這些人都實際參加了對冬宮的“進攻”，儘管後來許多人聲稱他們參與了。【5】當然，一旦宮殿被佔領，確實有更多的人湧入，儘管正如我們後面看到的，他們主要是沖著搶劫酒庫而來。

現存為數不多的幾張關於十月革命的照片，清楚地表明起義軍的規模很小。它們描繪了少數赤衛隊和水兵站在清冷的街道上。大家所熟悉的人民革命的形象——街上的人群、街壘和戰鬥——都沒有出現。正如托洛茨基自己承認的那樣，整個起義是以“一系列事先計畫和準備好的小規模行動”進行的。10月25日期間，冬宮附近是該市唯一受到嚴重破壞的地方。在其他地方，彼得格勒的生活波瀾不興。有軌電車和計程車照常行駛；涅瓦大街上熙熙攘攘、人流如織；晚上，商店、餐館、劇院和電影院甚至仍然開放。馬林斯基劇院按原定計劃上演《伯里斯·戈東諾夫》；而著名男低音謝裡亞賓在納羅德尼大教堂演唱《唐·卡洛斯》，觀眾爆滿。晚上9點左右，約翰·裡德可以在冬宮廣場附近的法國飯店用餐，儘管在喝完湯後，服務員要求他搬到大樓後面的主餐廳，因為他們預計會發生槍戰，希望關掉咖啡館的燈光。甚至連起義的高潮都悄無聲息地過去了。晚上11時許，就在布爾什維克準備對冬宮發起最後總攻時，沃洛佳·阿維爾巴赫正在離冬宮廣場不到100碼的果戈理大街上步行回家。“街上闃無人跡，”阿維爾巴赫回憶說，“夜晚萬籟寂靜，整個城市似乎沉入夢鄉。我們甚至能聽到自己的腳步在人行道上的回聲。”

從最近于蘇聯檔案館中發掘出來的當地員警報告來看，工人區的情況也同樣風平浪靜。在11月的第一周，當被問及十月革命期間是否有任何大規模武裝行動時，地區警察局長無一例外地回答說沒有。“一切都很安靜，”奧赫滕斯克警察局長回答說。“街道空無一人，"第三斯帕斯基區的警察局長補充道。在該市布爾什維克化程度最高的維堡第一警區，警察局長在10月25日作了如下報告：“赤衛隊幫助員警維持秩序，夜間沒有事件需要報告，除了逮捕了兩名酗酒鬧事的士兵，他們被指控開槍打傷了一名男子——似乎也是喝醉酒的。”就這樣，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布爾什維克的堡壘維堡區開始了。

起義期間群眾的性質如何？下面這個事件告訴我們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情況：

當布爾什維克佔領冬宮後，他們發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酒窖之一。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數以萬計的古董酒瓶從酒窖裡不翼而飛。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和士兵們開懷暢飲末代沙皇最愛的滴金酒莊1847年份葡萄酒，並向外面的群眾兜售伏特加。醉醺醺的暴徒們繼而橫衝直撞。冬宮遭到嚴重破壞。商店和酒店被洗劫一空。水兵和士兵們在富人區轉悠，搶劫公寓，殺人取樂。任何衣著得體的人都是明顯的目標。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烏裡茨基，在一個寒冷的夜晚，當他從斯莫爾尼回家的路上，他坐雪橇被攔下，險些喪命——這全怪他的衣服。當時他穿著暖和的大衣，戴著夾鼻眼鏡，一副猶太知識份子的樣子，被誤認為是一個中產階級。

布爾什維克試圖通過封鎖酒類供應來遏制混亂，但徒勞無功。他們任命了一位冬宮政委——他在工作中經常喝得酩酊大醉。他們在酒窖周圍派駐警衛——這些士兵卻監守自盜、大肆販賣。他們把葡萄酒倒到大街上，但人群聚集在水溝邊喝。他們試圖銷毀這些惡毒的寶藏，把它們轉移到斯莫爾尼，甚至運到瑞典，但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數百名醉漢被投入監獄——11月4日晚，僅在一個警區就有182人因酗酒和搶劫而被捕——直到牢房裡人滿為患。為了阻止搶劫，警方架設了機關槍，通過向搶劫者的頭頂——有時是向人——射擊來威懾他們，但搶劫者還是絡繹不絕。無政府狀態持續了幾個星期——甚至還實行了戒嚴令——直到最後，酒精終於隨著新年的到來而消耗殆盡，首都才從歷史上最大的宿醉中醒來。

布爾什維克將這種狂歡歸咎於“資產階級的挑釁”。他們羞於承認，他們自己的支持者，這些被認為是“有紀律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人，可能參與了這種無政府行為。但最近開放的革命軍事委員會記錄顯示，許多參與奪取政權的人正是這些醉酒鬧事的煽動者。毫無疑問，他們中的一些人之所以參加起義，只是因為有機會搶劫：對他們來說，整個起義就是一次大冒險，是和其他小夥伴們一起到城裡嗨一天，並獲得搶劫和殺人的許可證。這並不是說布爾什維克全是流氓和罪犯，就像當時許多有產階級得出的結論那樣。但是可以說，起義必然會陷入混亂，因為布爾什維克幾乎沒有恪守紀律的戰士，而且奪取政權本身作為一種暴力行為，也鼓勵群眾採取這些行動。十月革命期間和之後，幾十個城市都發生了類似的搶劫和暴力事件。事實上，它們往往是權力轉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所有這些都表明，布爾什維克起義並非如人們所說的是一場社會革命的頂峰，儘管當然同時存在幾個不同的社會革命——在城鎮、農村、武裝部隊和邊境地區——而且每一個革命中都有與布爾什維克有某種聯繫的激進力量。它更多的是城市革命，特別是工人運動作為一種有組織和建設性的力量退化的結果，破壞、犯罪、濫施暴力和醉酒搶劫是這種社會崩壞的主要表現形式。像往常一樣，高爾基迅速譴責這種無政府主義暴力，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現在正在發生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貪婪、仇恨和報復的大屠殺”。這場破壞性暴力的參與者不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而是飽受經濟衰退和戰爭年代摧殘的受害者：日益增長的城市失業大軍；來自被佔領地區的難民、士兵和水手，他們聚集在城市裡；從監獄裡釋放出來的強盜和罪犯；以及來自農村的非熟練工人，他們總是最容易在城市爆發無政府主義暴力的人。高爾基將春季的城市暴力事件歸咎于這些半農民群體，並把布爾什維克的崛起歸功於他們的支持。在他們奪取政權前夕，他又回到了同樣一個主題：

生活的解體、政治的讕言與污穢激起了人們所有的黑暗本能，這些本能會爆發出來，用憤怒、仇恨和報復毒害我們；人們會互相殘殺，無法抑制自己動物般的愚蠢。一群烏合之眾，幾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就會爬到街上，以這群人作掩護，冒險家、小偷和職業殺手將開始“創造俄國革命的歷史”。

至於彼得格勒的工人，他們幾乎沒有參與起義。當時正值經濟危機的高峰期，對失去工作的恐懼足以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敢走上街頭。因此，工廠和交通系統基本正常運作。無論如何，工人們應該效忠蘇維埃，而非布爾什維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社會主義政黨之間的理論差異。他們自己的投票方式是由階級而不是由黨派決定的：他們傾向於像工廠過去投票那樣投票，或者選擇那些看起來最像工人、會說階級語言的候選人所在的政黨。特別是在非熟練工人中，他們普遍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一個“大人物”（來自農民的俗語大人）的政黨。

因此，當10月29日，全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發出最後通牒，呼籲布爾什維克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就組建一個清一色的蘇維埃政府進行談判時，他們得到了極大的支持。對於廣大工人來說，革命的全部意義似乎正如蘇維埃大會上所表達的那樣，是組建一個全體勞動人民的政府，而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政府。數百家工廠、駐軍、前線和艦隊集會向斯莫爾尼遞交請願書，支持鐵路工會的主張。彼得格勒的奧布霍夫斯基工廠威脅說，如果他們不能達成協議，將“把所有政黨領導人的腦袋都敲碎”。莫斯科和其他省會城市的工人也表示了強烈支援，那裡的黨派之爭遠沒有首都那麼激烈。人們普遍認為，政黨領導人之間的爭吵，是對革命理想的背叛，導致國家走向內戰。來自第35師的請願書宣稱：“在士兵中，沒有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只有熱愛民主的人。”

至少一開始，布爾什維克有充分的理由重視鐵路工會的要求。工會領導人曾威脅說，如果不開始黨派之間的和談，他們將停止所有鐵路運輸。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首都的食品和燃料供應——已經下降到臨界點——將進一步惡化，搶劫和騷亂將嚴重失控，成千上萬的工人將舉行罷工。在這種形勢下，布爾什維克還能撐多久？鐵路的支持對於布爾什維克在兩條戰線上的軍事行動尤為關鍵：在彼得格勒郊區對抗克倫斯基的部隊；而在莫斯科，布爾什維克部隊不得不在街頭與效忠臨時政府的部隊爭奪權力。

25日早晨，克倫斯基匆匆離開彼得格勒後，在城外的舊行宮加特契納設立了總部。他所求助的大多數軍隊指揮官都不願意捲入到對抗布爾什維克的軍事冒險中：因為這必然會被士兵們視為“反革命”，而且就像科爾尼洛夫危機一樣，只會加速軍隊的崩潰。北方戰線司令切列米索夫將軍甚至以臨時政府不復存在為由，取消了克倫斯基出兵的命令。只有克拉斯諾夫將軍把他的部隊——18個哥薩克連——交給克倫斯基支配；而一支社會革命党領導的“拯救俄羅斯和革命委員會”組織起來的、由學員和軍官組成的小型部隊，預計屆時會在首都起事，迎接他們的到來。然而，布爾什維克準備作戰的部隊甚至比克倫斯基的還要少。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在奪取政權後迅速瓦解，因為大批士兵要麼醉酒狂歡，要麼逃回鄉下老家。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與前線的革命部隊沒有直接聯繫，即使有聯繫，部隊會不會聽從他們的指揮也成問題。根據裡德的說法，列寧已經做好了失敗的準備。他最好的機會是由鐵路工人牽制位於普斯科夫附近的克拉斯諾夫的部隊，就像科爾尼洛夫危機期間發生的那樣。因此，有必要對鐵路工會的最後通牒作出回應。

與此同時，在莫斯科，權力懸而未決長達十天之久。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部隊正在與由軍校學員和學生志願者組成的部隊展開血腥的巷戰——內戰開始的序幕——他們由莫斯科市杜馬及其公共安全委員會組織，仍然效忠臨時政府。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克里姆林宮周圍，這座城市許多最偉大的建築珍品因而毀於戰火。對於太害怕而不敢離開家的普通莫斯科人來說，這是可怕的日子。布魯西洛夫的公寓在交火中被擊中，雙方的士兵都從它的窗戶射擊或發信號。當一顆手榴彈從窗戶扔進來，老人自己的腿部也受了重傷。他不得不被擔架抬到附近一家醫院接受治療，同時“炸彈和子彈繼續向四面八方飛去，我一路上都在祈禱，希望他們不要打中我可憐的老太婆，她一直跟在我身邊。”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是不情願的戰士——他們更傾向於通過談判解決權力問題，正如鐵路工會所提議的那樣。他們也不擅長戰鬥：克里姆林宮很快在27日的戰鬥中失守了；兩天后，布爾什維克部隊被逼退回工業郊區，局勢變得非常糟糕，以至於他們發自內心地對鐵路工會強行干預、強制實施的臨時停火感到高興。如果不能在莫斯科取得勝利，甚至連列寧都承認，布爾什維克無法靠自己的力量保住政權。黨派和談必須提上日程。

10月29日，根據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綱領的決議，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授權加米涅夫代表該党參加鐵路工會的黨派和談。在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党人為抗議奪權而退出蘇維埃代表大會後，要說服他們接受這一點，甚至接受與布爾什維克黨的任何合作關係，那是相當困難的。在開幕式上，他們自信地認為布爾什維克已經處於失敗的邊緣，為他們參與任何政府設定了不可能的條件：釋放在佔領冬宮時被捕的部長們；與克倫斯基的軍隊達成停戰協定；廢除革命軍事委員會；將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移交給國家杜馬控制；克倫斯基參與組建新政府，其中不包括列寧。簡而言之，他們要求把時鐘撥回到10月20日。難怪加米涅夫當晚在向蘇維埃大會提交報告時，聽起來悶悶不樂。

然而，第二天，局勢發生逆轉。克倫斯基的攻勢在一夜之間崩盤了，這與克裡莫夫早先在科爾尼洛夫危機期間攻打彼得格勒的情形非常相似。克裡莫夫大部分的哥薩克人一直不願意在沒有步兵支援的情況下作戰，在布爾什維克煽動者猛烈阻撓下，他們乾脆臨陣脫逃，而其餘人則在城外的普爾科沃高地被波羅的海部隊輕易擊退。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得不放下柔軟的身段，同意參加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盟，條件是蘇維埃的領導層要擴大到包括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城市杜馬、農民蘇維埃（仍有待召開）和工會的成員。加米涅夫同意了，甚至還天真地建議，布爾什維克不會堅持讓列寧或托洛茨基出現在內閣中。但兩位高人另有腹案。

從一開始，列寧和托洛茨基就反對鐵路工會的黨派和談：只有軍事失敗的前景才使他們坐到談判桌前。隨著克倫斯基被擊潰，甚至莫斯科的戰鬥現在開始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轉變，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區又回到了布爾什維克手中，克里姆林宮本身也遭到猛烈轟炸，他們開始破壞黨派和談。在11月1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托洛茨基譴責了加米涅夫達成的妥協方案，並要求布爾什維克黨至少獲得75%的內閣席位：“如果我們得不到多數席位，組織起義就毫無意義”。列寧主張完全退出談判，或者最多只是作為“掩護[莫斯科]軍事行動的外交愰子”繼續談判。他甚至要求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逮捕鐵路工會領導人——這是一種典型的挑釁行為，還有布爾什維克水兵們逮捕和毆打社會革命党領導人戈茨和贊齊諾夫，關閉立憲民主黨報社，以及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報社進行一系列突襲，其醉翁之意俱在破壞和談。儘管中央委員會一些溫和派成員表示反對，但大家同意把布爾什維克綱領作為最後通牒提交給黨派和談，如果遭到拒絕，就放棄談判。正如列寧和托洛茨基非常清楚的那樣，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當然不會接受這一點。奪權已經無可挽回地分裂了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運動，再多的談判也無助彌補這一鴻溝。鐵路工會的黨派和談是註定要失敗的，最終於11月6日破裂。

結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幾乎可以肯定，通過政治手段解決權力問題為時已晚。10月25日的事件標誌著內戰的開始。然而，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正是列寧一直希望的。他認為，內戰早在8月份就開始了，而所有調解人的“空談”，只是礙於情面。

在確保了自己政黨的獨裁統治後，列寧接下來的任務是確保他自己對政黨本身的獨裁統治。11月2日，中央委員會被迫通過了一系列相當令人震驚的決議。加米涅夫被指控從事反對十月革命的“非馬克思主義”活動；他的支持者被勒令退出中央委員會；如果他們不服從黨反對黨派和談的政策——以《多數派給少數派的最後通牒》的形式提交——將面臨徹底開除黨籍的威脅。中央委員會的每個成員都被拉到列寧的私人辦公室裡，被告知要在最後通牒上簽字，否則就有被清洗的危險。正如盧那察爾斯基在11月1日的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會議上所警告的那樣，列寧的霸王條款很快就會導致“黨內只剩下一個人——獨裁者”的局面。這與14年前托洛茨基自己著名的警告如出一轍，即黨組織將首先取代整個黨，然後以中央委員會取代黨組織，最後是單一獨裁者取代中央委員會。11月4日，五人少數派（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米留亭和諾根）最終從中央委員會辭職。翌日，他們的公開抗議信出現在《消息報》上。同時還刊登了四名辭職的人民委員會委員（占列寧內閣的三分之一）、以及另外六名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發表的第二封抗議信，信中指出，只有通過“政治恐怖”手段才能維持一個純粹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如果走上這條道路，將導致“建立一個不負責任的政權，毀滅革命和國家”。

毫無疑問，這是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上最關鍵的時刻之一。雖然列寧的革命已經開始，但該黨卻無可奈何地從革命運動的其他部分中分裂和孤立出來了。很少有人相信，布爾什維克政權可以活過第二周。

【1】從此一舉終結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總是從俄國輸出的論點。

【2】10月25日，當克倫斯基逃離首都時，他在銀行帳戶裡留下了一筆小財富：他10月24日最後一次提款的數額並不大，這表明即使在最後時刻，他也沒有想到會被推翻。

【3】直到史達林統治時期，布爾什維克開始自稱“部長”時，他們才重新穿上西裝。

【4】阿芙樂爾號停泊的確切的“歷史地點”恰好位於尼古拉耶夫斯基大橋下一座漂亮的小教堂旁。幾年後，人們決定將這一基督教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起點之間的聯繫斬斷——於是布爾什維克將小教堂變成了一間公共廁所！

【5】20世紀30年代，黨對十月份的赤衛隊老兵進行過一次調查，12%的受訪者聲稱參加過攻打皇宮的行動。以此計算，有46,000人參與了這次襲擊。有意思的是，在1991年8月保衛議會大廈期間，對莫斯科知識份子也進行了類似的調查——聲稱曾經在坦克上與葉利欽並肩作戰的人數可能會達到數十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