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6章第Ⅰ節：革命的孤兒

8 月 22 日

革命留下最悲慘的遺產之一，就是在每個城市的街道上流浪的孤兒大軍。到1922年，估計有700萬兒童生活在車站、廢棄的房屋、建築工地、垃圾場、地窖、下水道和其他骯髒的洞穴裡。這些衣衫襤褸、打著赤腳的兒童，他們的父母要麼死亡，要麼拋棄他們，成為俄國社會崩潰的象徵。甚至家庭也被摧毀了。

第16章死亡與告別

Ⅰ 革命的孤兒

二月革命期间，一群人在彼得格勒涅瓦大街上围着篝火站着，沙皇的徽章被拆下来丢进火堆里。

“是的，我身體不好，”初抵柏林時，高爾基給羅曼·羅蘭寫信道。“我的肺結核又犯了，但到了我這把年紀，不算什麼。真正難以忍受的是心靈上的創傷——我感到非常疲憊：過去七年裡，我在俄國目睹並經歷了許多悲劇——更加可悲的是，這些悲劇並非激情和自由意志的必然結果，而是由狂熱分子和懦夫盲目而冷酷的陰謀造成的……我仍然熱誠地相信人類未來的幸福，但為了美好的希望，人們不得不付出越來越多的痛苦作代價，這讓我感到厭惡和不安。”令高爾基在1921年秋離開俄國的根本原因是死亡與幻滅。過去四年裡，有太多的人被殺害，甚至連他也無法再堅持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希望了。沒有什麼值得人類去承受這樣的苦難。

沒有人知道革命總共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價。無論怎麼計算，都是災難性的。僅僅統計死於內戰、恐怖、饑荒和疾病的人數，就有大約1,000萬人。而這還不包括移民（約200萬）和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的結構性影響——在這可怕的歲月裡，沒有人想要孩子——統計學家說這些因素加起來會再增加1,000萬人。【1】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最高——僅在彼得格勒，1920年就有6.5萬名寡婦——但死亡如此普遍，以至於人人都受影響。在革命時代，沒有人不失去親朋好友。“蒼天啊，有多少人死亡！”1921年1月，謝爾蓋·謝苗諾夫寫信給一位老朋友道。“大多數老人——波波里金、列涅夫、文格羅夫、沃龍佐夫等等——都去世了。甚至格裡戈利·彼得羅夫也失蹤了——至於他是怎麼死的則不得而知，我們只能說，他的死應該不是出於對社會主義進步的喜悅。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連自己的朋友埋在哪裡都不知道。”死亡是如何影響一個家庭的，捷列先科夫一家當屬最好的例子。尼基丁·捷列先科夫是一位紅軍醫生，1919年，他的女兒和妹妹在斑疹傷寒疫情中喪生；同年，他的長子和兄弟在南線為紅軍作戰時陣亡；他的妹夫被神秘地殺害。尼基丁的妻子死于肺結核，而他自己也感染上斑疹傷寒。1920年，他們被當地契卡指控為“人民公敵”（像許多農村知識份子一樣），失去了在斯摩棱斯克的房子，他們住在一個小農場裡，兩個倖存的兒子——15歲的沃洛佳和13歲的米沙——在那裡幹活。

在當時的俄羅斯，死是容易的，埋葬卻很難。殯葬服務已經國有化，因此每場葬禮都需要沒完沒了的文書工作。更糟糕的是，棺材木材非常短缺。有些人用席子把他們的親人包裹起來，或者租用標有“回收”字樣的棺材，只是為了把死者抬進墳墓。有一位老教授因為體型太大，租的棺材裝不下，不得不折斷幾根骨頭才塞得進去。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甚至出現了墳墓奇缺的情況——如果不是俄羅斯，有人會相信嗎——這使得人們要等上幾個月才有一個。莫斯科主要殯儀館的地下室裡有數百具腐爛的屍體等待埋葬。布爾什維克試圖通過推廣免費火化來緩解這個問題。1919年，他們宣佈要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火葬場。但俄羅斯人對東正教埋葬儀式的頑固信仰使這一舉措腹死胎中。

死亡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在街上看到一具屍體不再引起人們的注意。謀殺發生的動機非常簡單——偷幾個盧布，插隊，或者僅僅是為了殺人取樂。七年的戰爭使人們變得殘忍，對別人的不幸和苦難麻木不仁。1921年，高爾基問一群紅軍士兵是否對殺人感到不安。他們回答說：“不。他有武器，我也有武器，所以我們是平等的；沒啥大不了，如果我們互相殘殺，還能為這片土地騰出更多空間。”一位曾在歐洲參加過一戰的士兵甚至告訴高爾基，殺死一個俄羅斯人比殺死一個外國人要容易得多。“我們人口眾多，經濟貧困；看吧，如果一個小村莊被焚燒，損失能有多大？反正它早晚也會毀滅的。”生命變得如此廉價，以至於人們殺起人來肆無忌憚，那怕成千上萬也毫不在乎。1921年，一個農民問在烏拉爾工作的一支科學考察團：“你們是受過教育的人，請說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巴什基爾人殺了我的牛，所以我當然殺了那個巴什基爾人，然後把牛從他家帶走。那麼請告訴我：我應該為這頭牛受到懲罰嗎？”當他們問他是否害怕因為殺人而受到懲罰時，這位農民回答：“不會的，人現在不值幾個錢。”

還有其他故事——一個丈夫無緣無故地殺死了自己的妻子。“我受夠她了，不想再忍受，”兇手解釋道。仿佛前幾年所有的暴力行為剝去了覆蓋在人際關係上的，文明薄薄的外衣，暴露出人類原始的動物本能。人們開始喜歡血腥的味道。他們陶醉於虐待狂式殺戮——這是高爾基最擅長的主題：

西伯利亞的農民挖坑，把紅軍俘虜倒掛過來放進去，只露出膝蓋以上的腿；然後，他們用泥土填滿坑，通過觀察雙腿的抽搐來判斷哪個受害者更有抵抗力，更有生命力，哪一個會最後死去。
在坦波夫省，共產黨員的左手和左腳被用鐵釘釘在離地面一米高的樹上，人們興災樂禍地看著這些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遭受折磨。
他們會剖開一個囚犯的肚子，取出小腸，把它釘在樹上或電報杆上，然後他們用拳頭驅趕那個人繞著樹轉，看著腸子從傷口處撕扯出來。他們剝光一個被俘軍官的衣服，把肩膀上的皮膚撕成一條條肩帶狀，用敲釘子固定；他們會沿著劍帶和褲帶的線條撕下他的皮膚——整個過程被稱為“穿制服”。毫無疑問，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湛的技巧。

這些年來最大的殺手——總共奪走約500萬人的生命——是1921-1922年的大饑荒。如同所有饑荒一樣，伏爾加大饑荒部分源於人禍，部分源於天災。伏爾加河地區的地理條件惡劣，很容易導致歉收——近年來已經發生了多起，諸如1891-1892年、1906年和1911年等。夏季乾旱和極端霜凍是草原氣候常見的特徵。春天，狂風吹走沙質的表層土壤，損壞了嫩苗。以下是造成1921年伏爾加大饑荒的自然原因：1920年農作物歉收後，接下來那一年嚴重的霜凍和夏季乾旱的炙烤，將草原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沙塵暴區。到了春天，情況很明顯，農民將連續二年遭受歉收。許多種子已經被霜凍殺死，而新長出的玉米稈則是雜草叢生，很快就被蝗蟲和田鼠破壞。儘管情況很糟糕，但這些不可抗拒的災難還不足以引發饑荒。農民們已經習慣了歉收，並一直保持有大量的糧食儲備，往往存放在公共倉庫中，以備不時之需。這次危機之所以如此嚴重，是因為甚至在自然界力量肆虐之前，農村經濟就被內戰的徵用推到了災難的邊緣。為了逃避徵收，農民退回到自給自足的生產中——他們種植的糧食剛剛好夠養活自己和牲畜，並提供種子。換句話說，他們沒有留下任何安全餘地，沒有像過去那樣為免受惡劣天氣影響而作好充足的準備，因為他們擔心布爾什維克會把它們搶走。1920年，伏爾加河地區的播種面積比1917年減少了四分之一。然而，布爾什維克繼續掠奪更多的東西——不僅是剩餘糧食，還包括重要的糧食和種子儲備——因此，當收成不好時，災難必然首先降臨在農民的頭上。

到1921年春，蘇維埃俄國有四分之一的農民在挨餓。饑荒不僅發生在伏爾加河地區，還發生在烏拉爾和卡馬盆地、頓河、巴什基裡亞、哈薩克、西西伯利亞和烏克蘭南部。饑荒伴隨著斑疹傷寒和霍亂，已經導致數十萬因饑餓而虛弱的人死亡。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是伏爾加大草原。在薩馬拉省，據說到1921年秋，有近200萬人（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三）因饑餓而瀕臨死亡：其中70萬人在危機結束後證實死亡。舉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伏爾加科娃鎮為例，1921年1月有16,000人，到次年11月，有1,000人死亡，2,200人逃難，6,500人因饑餓或疾病而癱瘓。在整個伏爾加河地區，饑餓的農民只能吃稗子、野草、樹葉、苔蘚、樹皮、屋頂的茅草和用橡子、鋸末、泥土及馬糞製成的麵粉。他們屠殺牲畜，獵殺老鼠、貓和狗。村子裡死一般的寂靜。瘦骨嶙峋、肚子腫脹的兒童像狗一樣靜靜地躺著等死。薩拉托夫的一名救援人員指出：“村民們已經對生活失去了希望。他們太虛弱了，甚至無力抱怨。那些尚有力氣的人用木板封住他們破敗的農場，把他們微薄的財物裝上馬車，逃往城鎮尋找食物。在鎮上的集市裡，幾條麵包可以換一匹馬。許多人沒有挺過來，倒在路邊死了。大批人群聚集在火車站，徒勞地希望搭上前往其他地區的火車——莫斯科、頓河、西伯利亞，幾乎任何地方，只要傳聞說那裡有食物。他們不知道，為了控制疫情傳播，根據莫斯科的命令，所有來自饑荒地區的交通運輸都被停止。下麵是1921年夏，辛比爾斯克火車站的情景：

想像一下，在一大堆骯髒的破衣爛衫中，到處可見瘦削的、赤裸的手臂，臉上已經蓋上了死亡的印記。最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一種有毒的氣味。這是不可能逾越的。候診室、走廊，每寸地方都密密麻麻地擠滿了人，他們或臥、或坐、或蹲，擺出各種姿勢。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骯髒的破衣爛衫上爬滿了寄生蟲。斑疹傷寒患者在發燒中哀聲歎氣，瑟瑟發抖，他們的孩子也在身旁。繈褓中的嬰兒已經失聲，不再哭泣。每天都有20多名死者被運走，但不可能把他們全部運走。有時屍體在活人中間會停留五天以上……
一位婦女試圖安撫躺在她腿上的一個小孩。孩子哭著要吃的。有一段時間，母親一直把孩子抱在懷裡搖晃。突然，她打了孩子一下。孩子又尖叫起來。這似乎把那個女人逼瘋了。她開始拼命地打孩子，氣得面目猙獰。她用拳頭打孩子的臉，打他的頭，最後把孩子扔在地上，用腳踢他。她的周圍響起一片驚恐的低語聲。人們把孩子從地上抱起來，紛紛指著母親罵，而她在憤怒的情緒平息之後，又變成了她自己，對周圍的一切完全漠不關心。她的眼睛直視前方，但顯然什麼也看不見。

饑餓使一些人變成了食人族。這個現象比歷史學家以前所認為的要普遍得多。在饑荒最嚴重的巴什基爾地區以及普加喬夫和布祖魯克周圍的草原上，據報有數千樁案例。同樣明顯的是，大部分食人事件都沒有被報導。例如，一名男子因吃了幾個孩子而被定罪，他承認：“在我們村裡，每個人都吃人肉，但他們都把人肉藏起來。村裡有幾家餐館——每家都供應幼童。”1921年11月左右，這種現象隨著冬季的到來而真正興起，當時第一場雪覆蓋了地面上剩餘的糧食替代品，再沒有任何東西可吃。母親們為了養活孩子，不顧一切地從屍體上割下肢體，把肉放在鍋裡煮熟。人們吃自己的親屬——通常是年幼的孩子，他們往往是最先死的，他們的肉特別甜美。在一些村莊，農民拒絕埋葬死者，而是把屍體像肉一樣存放在穀倉和馬廄裡。他們經常懇求救援人員不要帶走屍體，而是讓他們吃掉。在普加喬夫附近的伊萬諾夫卡村，一名婦女被抓到與她的孩子一起吃她死去的丈夫，當員警當局試圖帶走他的遺體時，她大喊：“我們不會放棄他，我們需要他作食物，他是我們自己的家人，沒有人有權把他從我們身邊帶走。”從墓地偷盜屍體的行為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許多地區不得不在墓地的大門處派駐武裝警衛。獵殺人肉的現象也司空見慣。在普加喬夫鎮，兒童在天黑後外出是很危險的，因為眾所周知，有一群食人族和商人會殺了他們來吃或出售他們鮮嫩的肉。在新烏津斯克地區，有一群兒童團夥為了吃肉而殺害成年人。救援人員為此配備了武器。甚至還有父母殺死自己孩子——通常是女兒——的情況，為了吃他們的肉或餵養其他孩子。

一般認為，這種行為只是道德墮落或精神錯亂的表現。但往往是同情心驅使人們去人吃人。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慢慢死于饑餓的痛苦可以令人們無所不為，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正常的是非曲直似乎遙不可及。事實上，在接受採訪時，這些食人族表現得相當理性，並經常發展出一套新的道德準則來合法化自己的行為。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吃人肉不能算犯罪，因為活著的靈魂已經離開了屍體，屍體只是“地裡蟲子的食物”。此外，饑餓的人一旦吃了人肉，就很容易產生對人肉的渴望，這並不是哪個社會階層所特有的。饑餓的醫生們在饑荒地區長期從事救濟工作後，常常屈服於吃人肉，他們也表示，這種經歷最糟糕的部分是他們對人肉產生“無法克服的、令人不安的渴望”。

直到1921年7月，蘇維埃政府都拒絕承認饑荒的存在。這真是太尷尬了。與1891年的危機一樣，新聞界甚至被禁止使用“饑荒”一詞。它繼續報導說，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後，農村一切欣欣向榮。這種故意忽視的政策在烏克蘭尤為明顯：儘管到1921年秋，當地的饑荒已經很普遍了，但莫斯科仍繼續向伏爾加河地區出口大量糧食，直到次年夏天。當然，這是從一個饑餓的地區奪取糧食，送給另一個更加饑餓的地區。但也可能是，正如羅伯特·康奎斯特對1930-1932年大饑荒所做的令人信服的論證，莫斯科試圖懲罰烏克蘭農民，因為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

與1891年一樣，公眾和外國機構擔負起組織救災運動的工作。高爾基第一個挺身而出。7月13日，他發出了一篇題為《致所有誠實的人》的請願書，後來刊登在西方媒體上：

悲劇已經降臨這個誕生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門捷列夫、巴甫洛夫、穆索爾斯基、格林卡和其他享譽世界的人的國家。如果必須而且能夠恢復對人道主義思想和情感——其社會意義的信念被可惡的戰爭以及勝利者對被征服者的無情所動搖——的創造力的信念，那麼俄羅斯的不幸提供了一個展示人道主義活力的絕佳機會。我請求所有誠實的歐洲和美國人民迅速援助俄羅斯人民。給予麵包和藥品。——馬克沁·高爾基

高爾基與其他公眾人物一起向列寧呼籲，請求允許他組織一個自願的賑濟饑荒機構。7月21日，全俄饑荒救濟委員會（簡稱Pomgol）成立，這是共產主義制度下成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獨立的公共機構。列寧之所以同意，一方面是為了讓高爾基滿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獲得外國援助。饑荒救濟委員會的73名成員包括文化領袖（高爾基、柯洛連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由派政治家（基什金、普羅科波維奇、庫斯科娃）；一位前沙皇時期的部長（庫特勒）和一位老牌民粹主義者（維拉·費格納）；著名農學家（查揚諾夫、克羅達捷夫）和工程師（帕爾欽斯基）、醫生以及托爾斯泰主義者。甚至還為作家的女兒亞歷山卓·托爾斯泰婭提供了一個位置，過去四年裡，她一直在契卡監獄和勞改營中進進出出。饑荒救濟委員會試圖重振1891年拯救國家的公共精神：它呼籲國內外民眾為救濟運動伸出援手。曾參加過三十年前救濟工作的李沃夫親王，通過巴黎自治組織籌集資金並運送食品（即使在流亡中，他仍繼續從事地方自治會的工作）。為了確保饑荒救濟委員會不涉及政治，布爾什維克為其指派了一個由加米涅夫領導的12名傑出共產黨員組成的“小組”。列寧堅持認為，饑荒危機不應引起像1891年那樣的公眾抗議。

為回應高爾基的呼籲，赫伯特·胡佛提議，派遣美國救濟管理局（簡稱ARA）前往俄羅斯。胡佛建立美國救濟管理局的目的，是為了向戰後的歐洲提供食品和藥品。胡佛提出兩個條件：允許該局在不受共產黨官員干預的情況下獨立運作，以及釋放所有蘇俄監獄裡的美國公民。列寧暴跳如雷——“必須懲罰胡佛，必須公開打他的臉，讓全世界都看到，”他咆哮道——然而像任何乞丐一樣，他不能挑三揀四。一旦獲得美國援助後，儘管加米涅夫和高爾基強烈抗議，列寧還是下令關閉了饑荒救濟委員會。8月27日，除了高爾基和柯洛連科外，該組織所有的公眾成員都被契卡逮捕，被指控從事各種“反革命活動”，隨即流放至國外或國內的禁區。甚至高爾基也受到列寧的壓力，“出於健康考慮”而踏上異國他鄉。

到1922年夏，在饑荒救濟委員會活動達到頂峰時，委員會每天為1,000萬人提供食物。它還運送了大量的藥品、衣服、工具和種子——後者促成了1922年和1923年連續兩次大豐收，最終確保了俄羅斯走出饑荒，重獲生機。饑荒救濟委員會總的運作成本為6,100萬美元。

布爾什維克在接受這一援助時，卻驚人地缺乏感激之情：世上如此慷慨的禮物從未被人如此可卑地藐視過。他們指責饑荒救濟委員會從事間諜活動，陰謀破壞和推翻蘇維埃政權，【2】並不斷干涉委員會的行動，搜查車隊，扣留火車，沒收物資，甚至逮捕救援人員。因此，胡佛設定的兩個援助條件——免受干預和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美國人——都被布爾什維克公然打破了。當人們發現，在接受西方國家糧食援助的同時，蘇維埃政府卻出口數百萬噸自己的穀物銷往國外時，在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面對質疑，蘇維埃政府聲稱它需要出口以從國外購買工業和農業設備。但這一醜聞使得饑荒救濟委員會再也無法在美國為俄羅斯籌措境外資金，1923年6月，饑荒救濟委員會暫停運作。

對高爾基來說，蘇維埃政府處理饑荒危機的方式既可恥又難堪。這是他決定離開俄羅斯的一個主要原因。當饑荒最嚴重的時候過去，布爾什維克向美國人民發出了一份簡短的正式感謝信。但高爾基的感謝更為慷慨。1922年7月30日，高爾基給胡佛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最真摯的思想：

在所有人類苦難的歷史中，我知道沒有什麼比俄羅斯人民正在經歷的事件更考驗人的靈魂，在踐行人道主義的歷史上，我知道沒有什麼成就在規模和慷慨程度上可以與你們實際完成的救濟相媲美。你們的幫助將作為一項獨特的、巨大的成就載入史冊，堪稱最偉大的榮耀，它將長久地留在你們從死亡中拯救的數百萬俄羅斯人的記憶中。在人類非常需要慈善和同情的時候，美國人民的慷慨解囊重新喚起了人與人之間博愛的夢想。

稱他們為“革命的孤兒”是對他們失去的童年的一個諷刺的描述。在街頭為生存而掙扎迫使他們像成年人一樣生活。他們有自己的行話俚語、社會組織和道德準則。年僅12歲的孩子就已經“結婚”並有了自己的孩子。許多人成為經驗豐富的酒鬼、吸毒者（海洛因或可卡因）。乞討、倒賣、偷盜和賣淫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手段。在車站，他們像蒼蠅一樣蜂擁而上，迅速撲向火車扔下來的任何食物殘渣。一些兒童乞丐為了獲得一點小錢，在公眾面前自殘或自瀆。有一個住在鄂木斯克車站的男孩，如果有人給他5戈比，他就用自己的糞便弄髒自己的臉。他們與黑社會聯繫密切。成群結隊的孩子從市場攤位上偷東西，搶劫行人，扒竊人們的口袋，闖入商店和住宅。那些被抓住的人可能會在街上遭到公眾毆打，大家對這些孤兒沒有什麼同情心，但即便如此似乎也不能阻止他們。一位當事人在一個市集廣場上目睹了如下場景：

我親眼看見一個大約10到12歲的男孩在被人用藤條毆打的時候，伸手去拿一塊已經沾滿污垢的麵包，然後狼吞虎嚥地塞進嘴裡。儘管背上挨了不少猛抽，但這個男孩手腳並用，匆忙地一口接一口咬下麵包，渾然不覺。這發生在集市的麵包行附近。成年人——婦女們——圍了上來，喊道：“這就是無賴的下場：再打他幾下！這些蝨子太噁心。”

幾乎所有這些孤兒都是臨時妓女。192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88%的女孩曾經從事過賣淫活動，而在男孩中也發現了類似的資料。有些女孩年僅7歲。大多數性行為發生在街頭、市場、車站大廳和公園。女孩們有皮條客——他們自己通常也不過是十幾歲的男孩——經常利用她們來搶劫客戶。但也有一些由所謂的“姨媽”經營的戀童癖妓院，她們給孩子們提供食物和一個房間的角落，同時讓他們工作，靠他們的收入生活。對數以百萬計的兒童來說，這是他們所擁有的最接近母親的照顧。

“有一些12歲的孩子，他們名下已經犯下了三起謀殺案。”1920年4月，高爾基寫信給列寧說。曾經是街頭孤兒的高爾基，是最早宣導打擊“青少年犯罪”的人之一。那年夏天，他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解決這個問題，為兒童提供收容院和庇護所，並教他們學會閱讀和寫字。1919年，經蘇維埃政府批准，庫斯科娃和柯洛連科成立了拯救兒童聯盟，也大力推行類似的措施。但是，由於所有機構加起來總共也只有50萬個名額，卻有700萬孤兒流浪街頭，所以只能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儘管布爾什維克自己在1918年宣佈了“不應該設立兒童法庭或監獄”的原則，但他們還是越來越多地求助於刑事處罰措施。監獄和勞改營裡關押著數千名兒童，其中許多人還不到14歲，未及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解決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方法是允許工廠雇用兒童作為廉價勞動力。即使在內戰期間，當數萬名成年工人被解雇時，兒童就業人數也呈大幅增長，有些工人甚至只有6歲，特別是在那些剝削行為屢禁不絕的小工廠。儘管社會廣泛呼籲將兒童的勞動時間限制在6小時以內，並要求雇主提供兩小時的學校教育，但當局選擇不予理會，聲稱“讓孩子們工作總比在街頭犯罪要強”，結果導致許多未成年人每天工作12或14個小時。

兒童也是優秀的士兵。紅軍隊伍中有許多稚氣未脫的青少年。在他們幼小的心靈裡，似乎一生都面對戰爭和革命的暴力，自然而然，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殺人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小士兵以堅決服從上級命令為天職而備受關注——他們的指揮官往往扮演著代理父親的角色——以殘忍地殺死敵人的能力而聞名暇邇，特別是當他們被引導到相信他們是在為父母報仇時。諷刺的是，這些孩子中的許多人在軍隊中的生活實際上比他們流落街頭的生活要好得多——軍隊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孩子，給他們穿衣服、吃飯、教他們識字。

根據尼娜·貝爾貝羅娃的說法，高爾基來到歐洲，不僅對俄國的所作所為義憤填膺，而且對他所看到的和經歷的一切痛心疾首。她回憶起他與自己的丈夫、詩人霍達謝維奇的一次談話：

1920年，兩人（在不同時間）都去了同一所兒童之家，或者說是少年感化院。這些人大多是女孩，患有梅毒，從12歲到15歲流落街頭；十個中有九個是小偷，一半是孕婦。霍達謝維奇……帶著既憐憫又嫌惡的心情，回憶那些衣衫襤褸、長滿蝨子的女孩是如何緊緊抱住他，準備在樓梯上給他脫衣服，並將她們的破裙子舉過頭頂，沖著他大喊污言穢語。他好不容易才掙脫她們。高爾基也經歷了類似的場景：當他開始談論這件事時，臉上流露出恐懼的神情，他緊咬牙關，突然變得沉默起來。很明顯，這次訪問深深地震撼了他——也許比他以前對流浪漢的印象更深刻，那種對下層社會的恐懼是他早期作品的主題。也許，現在在歐洲，他正在治療某些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創傷；有時……他問自己，而且只問自己：這一切值得嗎？

高爾基本人也是一個革命的孤兒。在過去四年裡，他對革命的全部希望——他據以定義自己的希望——都被拋棄了。革命沒有成為一種建設性的文化力量，反而幾乎摧毀了整個俄羅斯文明；革命沒有帶來人類的解放，反而帶來了人類的奴役；革命沒有推動人類精神的進步，反而導致了墮落。高爾基的幻想破滅了。1921年，他形容自己“處於悲觀厭世的情緒中”。他無法將自己的人道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與列寧的俄國現實相協調。他再也不能對這個政權的錯誤“充耳不聞”，寄希望於做好事或將來進行改革：他所有的努力都化為烏有。如果他自己的理想被俄羅斯拋棄了，那麼除了拋棄俄羅斯，他別無選擇。

在高爾基決定從俄國移民之前，他與布爾什維克的衝突日益加劇。過去四年殘暴的恐怖，對知識份子的摧殘，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迫害，對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的鎮壓，以及布爾什維克對大饑荒的麻木不仁——所有這些都使高爾基成為新政權的死敵。高爾基的怒火主要集中在季諾維也夫身上，他是高爾基所在的彼得格勒的黨魁。季諾維也夫不喜歡高爾基，認為他的房子是“反革命的巢穴”，並對他持續進行監視。高爾基的郵件被審查；他的房子不斷被搜查；他的親朋好友也受到逮捕的威脅。在紅色恐怖時期，高爾基最憤怒的譴責信都是寫給季諾維也夫的。在其中一封中，他聲稱自己不斷遭到逮捕，導致“人們不僅憎恨蘇維埃政權，尤其是憎恨你個人”。然而，很快就看得出，季諾維也夫背後站著列寧本尊。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嚴厲批駁高爾基的譴責。在1919年7月的一封恐嚇信中，列寧聲稱作家的整個“精神狀態”已經被“包圍”彼得格勒的“憤世嫉俗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弄得“病入膏盲”。“我不想把我的建議強加給你，”列寧威脅道，“但我不得不說：要麼徹底改變你的狀況，你的環境，你的住所，你的職業——否則生活可能會徹底讓你感到厭惡。”

1920年間，高爾基對列寧的幻滅進一步加深。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反對高爾基的出版社《世界文學》的編輯獨立性，並威脅要停止對它的財政支持。高爾基向盧那察爾斯基發出了痛苦的抱怨。他正確地懷疑列寧正試圖將所有出版物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他對此深惡痛絕——並聲稱（或威脅）保持該項目的唯一辦法是在國外運作。但是，由於列寧嚴厲的鐵手就架在脖子上，這位政委根本無能為力。在戲劇《堂吉訶德》（1922年）中，盧那察爾斯基再現了他自己（堂巴爾薩澤）、高爾基（堂吉訶德）和列寧（堂羅德里戈）之間緊張的三角關係。以下是堂巴爾薩澤對堂吉訶德的臨別贈言。它們總結了高爾基和列寧之間的衝突——革命的理想及其嚴峻的“必要性”之間的衝突：

如果不能粉碎後方的陰謀，我們就會把咱們的軍隊引向毀滅。啊，堂吉訶德！我不想加重你的罪孽，但你在其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我不會隱瞞這樣一個事實：嚴厲的羅德里戈想把法律的威脅之手伸向你，給所有把自己和自己的慈善事業投入生活的軟心腸的人一個教訓——現實是嚴厲的、複雜的、沉重的。

俄羅斯兩位最偉大的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和尼古拉·古米廖夫的死亡，是壓倒高爾基的最後一根稻草。1920年，勃洛克被風濕熱擊倒，原因是他在內戰期間一直生活在沒有暖氣的房子裡，忍饑挨餓。但勃洛克真正的痛苦是對革命結果感到絕望和幻滅。首先，他歡迎革命的破壞性暴力，認為這是淨化腐朽的歐洲舊世界的煉獄，從中將誕生一個嶄新的、更純潔的亞洲人——斯基泰人——的世界。他在1918年創作的史詩《十二個》中描繪了十二名粗獷的赤衛隊員“與革命同行”，迎著狂風暴雪前進，摧毀了舊世界，創造了新世界。他們頭戴白玫瑰花環，高舉紅旗，輕盈地走在雪地上——這是耶穌基督的形象。勃洛克後來指出，在寫這首激情澎湃的詩時，“我一直聽到——我的意思是我的耳朵真的聽到了——我周圍有一個巨大的噪音，一種由許多聲音組成的噪音（這可能是舊世界崩潰的聲音）。”有一段時間，勃洛克堅信布爾什維克的救世主使命。但到了1921年，他的幻想破滅了。他有三年時間沒有寫詩。高爾基——一位親密的朋友，把他比作一個“迷失的孩子”。勃洛克用死亡的問題困擾著自己，並說他已經放棄了所有“對人類智慧的信仰”。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回憶起1921年5月勃洛克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的表現：“我當時和他坐在後臺。舞臺上，某個‘演說家’……正興高采烈地向觀眾證明，作為一個詩人，勃洛克已經死了……勃洛克俯身對我說：‘那是真的。他說的是實話，我已經死了。’”當楚科夫斯基問他為什麼不再寫詩時，勃洛克告訴他：“所有聲音都停止了。你難道聽不出已經沒有任何聲音了嗎？”就在那個月，勃洛克躺在了病床上。他的醫生堅持要把他送到國外一所特殊的療養院。5月29日，高爾基代表他給盧那察爾斯基寫信。“勃洛克是俄羅斯在世的最優秀的詩人。如果你禁止他出國，他死了，你和你的同志們就要為他的死亡負責。”幾個星期以來，高爾基一直在申請簽證。7月11日，盧那察爾斯基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表示支持。但什麼也沒做。後來，在8月10日，簽證終於下來。它遲到了：詩人已于前一天晚上去世。

如果說勃洛克是在絕望和冷漠中死去的，那麼僅僅兩個星期後，古米廖夫的死就要直截了當得多。他被彼得格勒契卡逮捕，關押了幾天，然後未經審判就槍決了。古米廖夫被指控參與了一個君主主義陰謀——該指控幾乎可以肯定是錯誤的，儘管他在感情上是一名君主主義者。在勃洛克的葬禮上成立的一個知識份子委員會曾發起請願，要求釋放他。科學院提出願意擔保他出庭。人們請求高爾基出面干預，他趕到莫斯科去見列寧。但當高爾基帶著釋放他的命令返回彼得格勒時，古米列夫已經含冤九泉。高爾基非常難過，咳出了血。紮米亞金說他從未見過高爾基“像古米廖夫被殺害的那天晚上那樣憤怒”。

古米廖夫是第一個被布爾什維克處決的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他和勃洛克的死對高爾基來說象徵著革命的終結，對整個知識界來說也是如此。數百人——用紮米亞金的話說是“聖彼德堡文學僅存的一切”——參加了勃洛克的葬禮。尼娜·貝爾貝羅娃當時還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回憶起看到勃洛克的訃告時，她“被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感覺抓住了，我突然徹底變成了一個孤兒……末日降臨。我們完了。”在勃洛克的葬禮上，古米廖夫的第一任妻子安娜·阿赫瑪托娃也同樣表示哀悼，不僅僅為了一個詩人，也是為一代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