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0章第Ⅳ節：民主社會主義的哈姆雷特

“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列寧很喜歡引用拿破崙這句格言。它完美體現了列寧本人的革命哲學：革命不是自發發生的，而是由領導者推動的。曾幾何時，歷史早已不再是英雄人物成就的記錄：現在人人都是社會歷史學家。然而，歷史進程充滿了意想不到的轉折，而這些轉折只能由偉大領袖的行動來解釋。在革命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因為事態的發展可以輕而易舉地被扭轉。十月革命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現代史上很少有事件能更好地說明個人對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影響。如果沒有列寧的干預，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而20世紀的歷史也將被重新改寫。

克倫斯基的表現正好與之相形見絀；他完全無法控制事態。那些在最後幾周與他關係密切的人證實了他日益孤立，意志薄弱，對左派談虎色變，以及在採取有力措施對抗左派方面優柔寡斷，終自食其果。1917年持續的緊張局勢和不眠之夜給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他現在靠嗎啡和可卡因維持生活。葉卡捷琳娜·布列什科·布列什科斯卡婭，這位資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革命的祖母”，她和克倫斯基一起住進了冬宮（流言蜚語稱她為他的“保姆”）。7月底，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彼得格勒召開第六次黨代表大會。她懇求克倫斯基逮捕他們；但他拒絕了，給出了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說他甚至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開會。據克倫斯基的私人秘書大衛·索斯基斯說，當時這位白髮老嫗：

在克倫斯基面前深鞠一躬，用誠摯懇切的語氣重複了幾遍：“我請求你，亞歷山大·費多羅維奇，鎮壓會議，鎮壓布爾什維克。我請求你這樣做，否則他們會給我們的國家和革命帶來毀滅。”這是一個戲劇性的場景。看到在監獄和西伯利亞為自由而奮鬥了三十八年的俄羅斯革命老祖母，看到這位德高望重的尊貴女性以古老的正統方式向年輕的克倫斯基俯身至地……這令我終生難忘。我看了看克倫斯基。他蒼白的臉變得更加蒼白。他的眼睛反映出他內心正在進行可怕的掙扎。他沉默良久，最後用他低沉的聲音說：“我怎麼能做到呢？”“做吧，亞歷山大·費奧多羅維奇，我懇求你”，老祖母又一次向地面鞠躬。克倫斯基再也受不了了。他一躍而起，抓住電話。“我首先得瞭解會議在哪裡舉行，並和阿列克謝耶夫商量一下”，然後他打電話給內政部。但阿夫克謝耶夫不在辦公室，這件事只好暫時擱置。我看克倫斯基著實大大松了一口氣。

党代會照常進行，沒有一個人被逮捕——3個月後，布爾什維克上臺。

關於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有許多令人瞠目結舌的事實，其中之一是人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卻沒有任何人、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來阻止它，這就是臨時政府的癱瘓。10月25日晚，當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在冬宮裡坐以待斃時，他們中的許多人忍不住破口咒駡克倫斯基，因為他沒能在七月危機之後一舉掃蕩布爾什維克黨。對他們進行合法鎮壓顯然並不能撼動他們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但事實是，政府既沒有手段也沒有權力，對一個已經開始深深紮根於群眾性組織的運動進行鎮壓。

作為一個以平民抗拒所有上級權威為主要訴求的政黨，夏季社會的兩極分化使布爾什維克第一次獲得了真正的群眾支持。科爾尼洛夫危機是關鍵的轉捩點，因為它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觀點——在政治上與資產階級達成妥協，則既不能獲得和平，也不能實現徹底的社會變革。主要城市的大型工廠，也就是工人階級團結意識最發達的地方，最先大量投奔布爾什維克。到5月底，該黨已經控制了工廠委員會中央局，儘管直到1918年，孟什維克的工會主義者仍然佔據優勢，但它也開始在重要的工會大會上通過其決議。工廠裡的布爾什維克積極分子往往比他們的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党的對手更年輕、更“工人”、更激進。這使他們對那些越來越傾向舉行暴力罷工的工人群體——包括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更具吸引力，不僅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也為了控制工廠自身管理。隨著工廠一級黨小組網路的不斷壯大，布爾什維克開始在工人階級中建立起自己的黨員隊伍，結果他們的財政狀況也因新成員的激增而水漲船高。7月底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布爾什維克可能有20萬黨員，到10月革命前夕增加到大約35萬，而其中絕大多數是藍領工人。

8月和9月的城市杜馬選舉，布爾什維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彼得格勒，他們普選的得票率從5月份的20%上升至8月20日的33%。在莫斯科，布爾什維克6月份只得到11%的選票，但9月24日，他們以51%的得票率大獲全勝，而社會革命黨的得票率從56%跌至14%，孟什維克則從12%下降到4%。另一方面，立憲民主黨作為唯一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其得票率從17%猛增至31%。這些選舉凸顯了整個國家的政治兩極化——丹稱其為“內戰回歸”——因為選民們傾向于兩個具有公開階級訴求的極端政黨。無黨派人士——特別是那些沒有明顯階級忠誠度或政黨可投票的小職員、商人和店員——的冷漠，與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有很大關係。六個月毫無結果的政治動盪和持續發生的內閣危機並沒有鼓勵他們對投票箱抱有多大的信心。民主黨派開展了低調的競選活動，大批選民沒有去投票站投票。在彼得格勒的選舉中，投票率自5月份以來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莫斯科，投票率更下降了近一半。這當然正中布爾什維克的下懷，他們比任何其他政黨都更渴望贏得權力，而且組織得更好。試問在民主國家中，有多少共產黨掌權是基於選民的冷漠？

就連蘇維埃中也發生了類似的向布爾什維克的轉變。在這裡，基層的冷漠同樣蠶食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早期的優勢地位。他們只能怪自己。首先，蘇維埃是一個開放和民主的機構，其重要的決定是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作出的。這使他們的程式有些混亂，但也給了他們一種群情激昂、集體創造的感覺。當蘇維埃領導人開始擔任政府要職後，他們逐漸按照官僚主義的方式來組織蘇維埃工作，這使得廣大工人與他們漸行漸遠。隨著主導權轉到了高管人員及其准政府委員會，召開大會的頻率和出席率驟然下降，其成員越來越多地由黨團小組提名。就這樣，蘇維埃就從直接自治的大眾機構轉變為複雜的官僚結構，儘管這一過程更多的出現在1917年之後。在當時，這似乎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工人本身被認為缺乏承擔政府責任所需的政治經驗，而蘇維埃各黨派由於在革命運動中結下深厚的同志情誼，被自動認為可以避免中央集權所帶來的派系林立、濫用權力的弊病。這當然是天真的——而且完全被布爾什維克玩弄於股掌之間。布爾什維克是無可挑剔的派系政治大師，他們越來越多地採用這種策略來確保對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控制。在幾十個省級蘇維埃中，布爾什維克設法在執行委員會中獲得了多數席位，儘管他們在議會中只占少數。這種情況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工人部門與士兵或農民部門合併時尤其常見，因為布爾什維克在革命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在執行委員會中可獲得更多席位：例如，在薩馬拉省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占執行委員會的75%，卻只占議會的26%。

但是，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的控制越來越強，並非全憑派系權謀：他們不僅從上面做工作，還從下面做工作。蘇維埃的官僚化使其脫離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工人們開始減少對蘇維埃的參與，要麼對政治完全失去興趣，要麼就寄希望于自己的臨時機構，如工廠委員會來採取主動。這無形中為布爾什維克運動大開方便之門，該運動主要是通過那些基層組織進行的，目的是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領導人從蘇維埃中召回，作為列寧爭取蘇維埃政權的一部分。於是乎，在科爾尼洛夫危機之後，蘇維埃的復興與蘇維埃下層的激進化竟步伐一致，因為工廠和駐軍在召回支援聯合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同時，轉而支持那些要求奪取蘇維埃政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早在8月，布爾什維克就贏得了對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俄國的曼徹斯特”）、喀琅施塔得、葉卡捷琳堡、薩馬拉和察裡津的蘇維埃的控制權。而在科爾尼洛夫危機之後，許多其他蘇維埃也紛紛效仿。里加、薩拉托夫和莫斯科本身。甚至彼得格勒蘇維埃也落入布爾什維克手中。8月31日，它通過了一項布爾什維克動議，譴責蘇維埃領導人的聯合執政，呼籲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儘管一半有資格投票的代表沒有出席這次歷史性會議，仍有一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的代表投票反對他們的政黨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威脅說，如果不在9月9日的第二次會議上扭轉投票結果，他們將辭職。但布爾什維克的動議再次獲得通過。托洛茨基在出獄後首次露面，在言辭上給予了決定性的打擊，迫使蘇維埃領導人承認克倫斯基仍然是他們的執行委員，後者在這個階段被廣泛認為是一個“反革命”。9月25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層徹底改組，布爾什維克佔據了其執行委員會七個席位中的四個，托洛茨基取代齊赫澤成為了主席。這是末日的開始。用蘇哈諾夫的話說，彼得格勒蘇維埃“現在是托洛茨基的衛隊，只要他一聲令下，隨時可以向聯合政府發起總攻”。

托洛茨基加入令布爾什維克事業如虎添翼。在領導層中，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公開演講，在革命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正是這一點使得托洛茨基成為布爾什維克最著名的領導人之一，甚至比列寧還要出名。【1】雖然列寧仍然是黨的首席戰略家，專注於幕後工作，但托洛茨基成為了黨的公共靈感的主要源泉。在奪取政權之前的幾個星期裡，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在現代馬戲團一間人頭攢動的屋子裡發表演說。他憑藉自己尖銳而洪亮的嗓音，犀利的邏輯和卓越的才智，用他對臨時政府的譴責使聽眾神魂顛倒、如醉如癡。他的演說有一種文學性，近乎荷馬史詩般的特質（他的一些演說已被記錄下來）。這得自于其華麗的措詞、豐富的意象、高昂的節奏和澎湃的激情，也許最重要的是，他用簡單的敘述方式把聽眾捲入到道德劇裡，然後從中得出自己的政治結論。他總是體貼入微地使用來自聽眾現實生活中的例子作比較。這給他的演講帶來親切感，並為托洛茨基贏得了“我們中的一員”的美譽。正是這一點賦予他駕馭人群的非凡力量，即使有時面對極端敵對的人群。在七月危機期間發生的切爾諾夫事件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內戰中亦然，當時托洛茨基成功說服紅軍逃兵返回危險的前線對抗白軍。

托洛茨基把區聯派帶進了黨內。這是一個社會民主工黨內國際主義者組成的小團體，與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有著良好關係。其重要性不在於追隨者的數量（肯定少於4,000人），而在於其領導人的地位。實際上，他們是一群沒有軍隊的傑出將領。正是從他們身上，布爾什維克獲得了一批才華橫溢的組織者、理論家、辯論家和鼓動者。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安東諾夫-奧夫申柯、梁贊諾夫、烏裡茨基、曼努伊爾斯基、波克羅夫斯基、越飛和沃洛達爾斯基。他們中的許多人註定要在奪取政權和後來蘇維埃政權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布爾什維克在夏秋兩季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於他們是唯一一個毫不妥協地支援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政黨。【2】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對俄國革命一個最基本的誤解，就是布爾什維克是在大量群眾支持該黨的浪潮中上臺的。十月革命是一場政變，只得到了少數人的積極支持（實際上也遭到了幾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反對）。但它是在一場社會革命的背景下發生的，這場革命的核心是人民將蘇維埃政權視為對國家的否定和人民的直接自治，就像古代農民的村社理想一樣。這場社會革命所產生的政治真空，使布爾什維克得以在秋冬季奪取城市權力，並鞏固其獨裁統治。“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個口號是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它是一面大眾合法化的旗幟，掩蓋了列寧赤裸裸的野心（更準確的表述是“一切權力歸布爾什維克”）。後來，隨著布爾什維克獨裁政權的性質愈發明顯，該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反對，而這些反對恰恰來自那些在1917年團結起來支持“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社會群體。

人民對蘇維埃政權的要求從未表現為對任何特定政黨獨裁統治的偏愛。科爾尼洛夫危機過後，工廠、軍隊和村莊紛紛發出支持蘇維埃政府的決議、請願和聲明，如雪片一般，總是呼籲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參加建立蘇維埃政府，而且往往對它們之間的派系爭端表現出明顯的不耐煩。自1905年以來，他們的政治語言基本上保持不變：其中占主導地位的形象是“人民”，即為了自由而與獨裁政權克倫斯基專政進行鬥爭的老百姓。誠然，前者現在被描述為“資產階級”，這無疑反映了馬克思主義鼓動者，特別是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是，這些鼓動者僅僅是用階級語言闡述了這些決議的基本概念，本質上仍然是“我們”和“他們”、“多數”和“少數”，或者普通群眾和政府領導層的特權精英之間的鬥爭。他們的主要情緒是憤怒和沮喪，因為在二月革命的六個月後，他們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東西，既沒有和平，也沒有麵包，更沒有土地，除非與聯合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徹底決裂，否則只會是又一個蕭瑟的寒冬。

工人們在蘇維埃政權中看到的，首先是控制工廠管理的機會。他們希望規範自己車間的關係，設定個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並與那些唯利是圖的雇主陰謀“破壞”生產的行為作鬥爭，後者被許多工人指責為工業危機的始作俑者。在這種階級鬥爭高漲的氣氛中，人們對孟什維克領導的勞工運動越來越不耐煩：他們調解勞資糾紛和安撫企業雇主的政策未能阻止失業潮的上升。許多工人，特別是那些受布爾什維克影響的工人，認為解決辦法是由一個名為“蘇維埃政權”的工人國家查封（或國有化）他們的工廠，然後成立一個由工人、技術人員和蘇維埃官員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來維持工廠的運轉。【3】這是工人們日益增長的政治意識的一部分，他們認識到：只有通過改變國家本身的性質才能實現自己的訴求。

這種政治化在9月份以來使國家陷入癱瘓的大規模罷工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由於通貨膨脹的普遍影響，此次罷工浪潮要比以前更為廣泛：非熟練工人和半知識份子群體，如醫院、城市和文職人員，在跟上不斷上漲的生活費用而進行的鬥爭中，被迫拋棄了他們通常不願意罷工的態度。然而，鑒於罷工在打擊通貨膨脹方面是無效的——甚至適得其反，因此，罷工往往伴隨著對整個經濟進行重組的更全面的政治訴求。工業罷工仍然是最常見的，也最有可能演變為暴力事件。它們不亞於一場爭奪工作場所和整個城市經濟控制權的戰爭。工會和工廠委員會往往具有溫和的影響力，但很快就失去了對這些激進罷工的控制。罷工蔓延到了街頭，有時甚至以工人（由赤衛隊武裝、訓練和組織）與政府民兵之間的流血衝突告終。雇主和管理人員遭到襲擊；在他們採取封鎖措施的地方，工人們沖進並佔領了廠房。一些罷工波及至整個城市地區的居民，他們襲擊麵包店和商店，洗劫房屋，並逮捕被群眾懷疑囤積食物的中產階級。在9月和10月期間，搶劫和犯罪、酗酒和破壞公物、種族衝突和反猶太人的大屠殺也急劇增加。對城市資產階級來說，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前的最後幾周，看起來像是陷入了無政府狀態。

9月，農民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也出現了強烈的反彈。隨著秋耕臨近，對舊的農業秩序進行最後的清算儼然已經刻不容緩。農民早就厭倦了等待臨時政府兌現其關於土地的承諾，大多數村莊現在都有自己的軍人，隨時準備帶領他們殺向莊園。在中部黑土地區，大屠殺或暴徒對莊園的暴力洗劫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在前幾個月，農民運動還主要局限於村委會關於地租、沒收牲畜和有組織地佔領耕地的糾紛。在坦波夫省，數百座莊園被焚燒和破壞——正如農民所說，其目的表面上是為了“趕走鄉紳”。這場猛烈的暴力浪潮似乎始於伯里斯·維亞澤姆斯基親王被謀殺，他是坦波夫烏斯曼地區數千公頃土地的所有者。自今年入春以來，當地農民一直要求維亞澤姆斯基降低租金，並歸還為懲罰他們參與1905年革命，他從他們手中奪走的100公頃優質牧場。但維亞澤姆斯基在這兩點上都拒絕了。8月24日，來自鄰近村莊的約5,000名農民佔領了莊園。他們用親王酒窖裡的伏特加酒鼓舞士氣，用乾草叉和步槍武裝自己，擊退了一支哥薩克支隊，逮捕了維亞澤姆斯基，並組織了一個袋鼠法庭（指一些幼稚可笑的民間法庭——譯注），決定把他送上前線，“這樣他就可以像農民那樣學會戰鬥”。但是也有人高喊“我們要殺死親王，我們受夠他了！”親王甚至還沒走到附近的火車站，就被一群喝得醉醺醺的暴徒殺害了。維亞澤姆斯基的莊園隨後被摧毀，牲畜和工具被分割運回村莊，他的田地交農民耕種。

類似的大屠殺接踵而至，不僅發生在坦波夫，還發生在鄰近的奔薩、沃羅涅日、薩拉托夫、喀山、奧廖爾、圖拉和梁贊等省。僅在9月和10月，奔薩省就有大約250座莊園（占總數的五分之一）被燒毀或破壞。一位農學家生動地描述了1917年秋薩拉托夫省被掠奪的莊園：

就莊園建築而言，它們被毫無意義地摧毀了，只剩下殘垣斷壁。門窗的損失最為嚴重；在大多數莊園中，門窗都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所有形式的交通工具都被破壞或搶走。像蒸汽脫粒機、機車和裝訂機這樣笨重的機器被無緣無故地拿出來，丟棄在道路兩旁和田野裡。農業工具也被拿走了。任何可以在農民家裡使用的東西都從莊園裡消失了。

就連托爾斯泰在圖拉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也未能逃脫他曾經崇拜的農民的憤怒。托爾斯泰年邁的遺孀索尼婭此時已經雙目失明，她給克倫斯基發電報求助，而她的女兒們則把父親的書籍和手稿裝進木箱，堆放在客廳裡，在黑暗中等待掠奪者的到來。他們用刀子和錘子武裝自己，以便在必要時為自己的生命而戰。幸運的是，那些農民看到房子沒有點燈，以為已經被搶劫過了，於是趕往下一個莊園。

這種對鄉紳的最後清算，通常與在村裡或鄉鎮上建立蘇維埃同步進行。農民把蘇維埃看作是多年的夢想終於成真，即不受鄉紳或國家干預的直接自治。鄉村蘇維埃實際上不過是更革命的村社。蘇維埃大會與村社的村民大會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只是白鬍子的長老們現在被更年輕、更有文化的農民所取代，比如謝苗諾夫，他幫助在安德列夫斯科建立了蘇維埃。農民蘇維埃常常表現得像鄉村共和國，對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屑一顧。其中許多村莊雇傭了自己的員警部隊，並建立了自己的法院，有些甚至擁有自己的旗幟和徽章。幾乎所有村莊都有自己的志願民兵，即赤衛隊，由直接從軍隊裡出來的年輕農民組成，保衛革命的村莊及其邊界。

廣大工人和農民正勢不可擋地走向他們自己地方主義的蘇維埃統治理念。只有蘇維埃政府才有希望在全國範圍獲得真正的權威。自二月革命以來，情況一直如此。但蘇維埃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選擇無視——他們對於“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必要性的教條式信仰，把他們束縛在試圖維持聯合政府的不可能的任務上——每當街頭響起蘇維埃政權的呼聲時，他們都趕緊捂住耳朵。然而，在科爾尼洛夫危機之後，社會主義政黨似乎終於到了徹底決裂並組建自己政府的時候了。作為聯合政府的主要資產階級夥伴，立憲民主黨因為支持“反革命”將軍而徹底喪失民心；反觀社會主義政黨則被自己廣大的支持者拉向蘇維埃政權。9月上半月，一種可能性開始浮出水面：所有主要的社會主義政黨，從右派的人民社會黨到左派的布爾什維克，有望聯合起來，組建一個完全以蘇維埃和其他民主組織為基礎的政府。這是一個獨特的歷史時刻，一個轉瞬即逝的機會，讓革命走上一條不同于以往的道路。如果當時抓住了這個機會，俄羅斯可能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國家，而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獨裁國家；由此，血腥的內戰——到1917年秋幾乎已不可避免——最多持續數周而非數年。

在科爾尼洛夫危機之後的幾個星期裡，蘇維埃三大政黨都在朝著建立社會主義政府的方向前進，或者至少是徹底地與資產階級割席。瑪律托夫領導的左派孟什維克党傾向于建立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政府，他們正穩步獲得越來越多普通黨員的支持。在此壓力下，9月1日，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承諾組建一個“純粹的民主政府”。左派社會革命黨也在危機後不斷壯大，儼然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政黨。他們的三大政策——以蘇維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府、立即沒收鄉紳的財產和結束戰爭——是最符合俄國普通百姓和廣大農民、士兵意願的，儘管對克倫斯基和切爾諾夫的幻滅使他們中的許多人完全放棄了蘇維埃，直接轉向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的大本營，薩拉托夫省的蘇維埃即在9月間變成了布爾什維克。

布爾什維克也開始考慮建立一個以蘇維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聯盟。當然，加米涅夫一直贊成這樣做。他鍥而不捨，努力把布爾什維克運動限制在蘇維埃運動和二月革命的民主體制內。在他看來，舉行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時機尚未成熟，任何發動起義的企圖都註定要以內戰和黨的失敗告終。這將是巴黎公社的重演。在他看來，布爾什維克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強化政策，通過民主選舉在蘇維埃、城市杜馬，乃至最終的立憲會議中贏得支持。他們還必須說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聯合政府決裂，加入他們的社會主義政府。

在科爾尼洛夫危機之前，列寧一直堅決反對與蘇維埃領導人達成任何妥協。七月革命後，他已經放棄了通過蘇維埃奪取政權的所有希望：在他看來，臨時政府已經被一個對無產階級進行“內戰”的“軍事獨裁政權”所綁架；蘇維埃已經喪失了革命的本質，正被一群一心想要招安“反革命”的領導人“像綿羊一樣趕進屠宰場”。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放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發動武裝起義，將權力移交給布爾什維克党領導下相對應的無產階級機構。只要蘇維埃不能為他的黨的利益服務，他就準備拋棄它們，這揭示了列寧對蘇維埃的態度，他的政權將以蘇維埃的名義建立。正如以撒·多伊徹曾經說過的那樣，認為列寧打算讓蘇維埃大會成為憲法規定的最高權力來源，就像英國的下議院一樣，布爾什維克通過這個大會，以西方議會政黨的方式進行統治，這是非常錯誤的。【4】列寧不是蘇維埃憲政主義者——他在十月革命之後的所作所為都證明了這一點。在他的計畫中，蘇維埃始終要服從於黨。甚至在《國家與革命》——據說是他此時完成的最“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著作——一書中，列寧也強調，在向共產主義烏托邦過渡的過程中，有必要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一個強大而專制的政黨國家，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幾乎沒有提到蘇維埃。

然而，在科爾尼洛夫危機之後，蘇維埃領導人迅速左轉，連列寧也準備考慮與他們達成妥協。但他並未放棄建立布爾什維克獨裁政權的最終目標。“我們的黨，”9月1日，列寧在《論妥協》一文中向左派保證，“正在為自己爭取政治統治權。”但蘇維埃的左傾運動有利於該黨，開闢了通過和平手段再次走向蘇維埃政權的前景。畢竟，布爾什維克現在很可能成為任何以蘇維埃為基礎的政府中的主導力量——恰是這一點使列寧有所顧慮，正如他所說的，本質上是“回到了我們七月前的要求，即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在9月14日民主會議開幕前的兩個星期裡，權力問題即將得到解決之際，列寧支持加米涅夫說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聯合政府決裂，加入布爾什維克，建立一個以蘇維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府。如果蘇維埃領導人同意掌權，布爾什維克就會放棄發動武裝起義，在蘇維埃運動內部去爭奪權力。但列寧的意思仍然很清楚：如果蘇維埃領導人拒絕這樣做，該黨就應該為奪取政權做好準備。

因此，俄羅斯的命運取決於蘇維埃領導人在民主會議上的敢作敢為。這正是考驗他們國家領導力的關鍵時刻——結果被發現不合格。會議在亞曆山羅夫斯基劇院舉行——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場所，因為會議以鬧劇收場。三個立場鮮明的政治集團立刻昭然或揭：右派，傾向于與立憲民主黨結盟；中間派，傾向於與資產階級結盟，但不包括立憲民主黨；左派，支持社會主義政府，要麼以蘇維埃為基礎，要麼以出席會議的、更廣泛的民主團體為基礎。但到了投票的時候，卻完全亂了套。會議首先通過一項決議（766票贊成，688票反對），支持與資產階級聯盟的一般性原則。但隨後它又通過了兩項進一步的修正案，將立憲民主黨排除在這樣一個聯盟之外。這激怒了右派，以至於他們在對原決議的第二輪投票中站到了左派一邊，以813票對183票否決了最初的決議。經過四天的辯論，到會議結束時，仍未能就召開會議的重要問題得出任何結論。在俄國坎坷曲折的民主運動史上，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證明了議會領導人不具備達成決議的基本技能；但就其後果而言，這也許是最嚴重的一次。

一個由會議成員組成的特別代表團被匆忙召集起來，以解決政府危機。該代表團由贊成聯盟的社會革命党和孟什維克領導人主導，並與會議明確的投票結果相反，他們立即著手與立憲民主黨展開談判。9月24日，雙方達成協議，第二天克倫斯基任命了他的內閣。從本質上講，這是與7月份第二次聯合相同的政治妥協，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在技術上掌握了大多數職位，而立憲民主黨則控制著關鍵職位。但是，第三次聯合沒有其前任部長那樣的才華——儘管那是微不足道的。它由二流的立憲民主黨人和名不見經傳的省級勞動黨人組成，沒有任何國家級別的政府實際經驗。社會主義者曾想讓它對預備議會負責——這是一個由民主會議任命的，虛假的、最終碌碌無為的機構，徒勞地想在召開立憲會議之前給共和國某種形式的合法性（普列漢諾夫稱之為“雞爪上的小屋”）。但是立憲民主黨迫使他們放棄了這一要求，作為他們參與聯合政府的條件。因此，在議會召開之前，臨時政府在法律上仍是主權國家。但這個新的搞笑內閣能堅持那麼長時間嗎？事實證明，如果沒有實際上的權力，它無法通過任何有意義的立法，只能寄希望堅持到11月的選舉。六個星期的生存——這是它微不足道的野心的總和——但它只持續了四個星期。

民主會議的失敗揭穿了蘇維埃領導人政治破產的遮羞布。在最終承認不願意掌權後，對孟什維克和蘇維埃的支持突然瞬間崩塌。到9月底，孟什維克黨在彼得格勒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最後一次全市黨的代表大會由於法定人數不足而無法召開。一方面，是他們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使孟什維克領導人留在聯合政府內，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認識到1917年期間不斷發展壯大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幾乎從一開始，”孟什維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利奧·海姆森寫道，“他們就發現自己在徒勞無功地駕馭一個逐漸將他們淹沒的混亂局面。事實證明，這段經歷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熟悉的，也沒有任何東西是按照預期運行的。”他們沒有看到，他們自己的支援基礎——產業工人——正在變得激進化，只有蘇維埃政府才有希望在他們中間獲得任何真正的權威。他們被自己對國家的承諾蒙蔽了雙眼，這種承諾使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聯合政府的原則，他們不再像革命者那樣行動或思考，並將工人日益增長的激進主義和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視為他們“無知”和“不成熟”的表現；這證實了他們的教條主義信念，即蘇維埃還沒有準備好執掌權柄。社會革命党領導人也犯了類似的自欺欺人的錯誤，他們天真地相信，農民對土地改革的根本性要求——社會革命党正是建立在這一要求之上的——可以推遲到戰爭結束和立憲會議解決權力問題之後。農民對戰爭的結果和國家政府的形式越來越漠不關心：他們想要的只是和平、土地和自由，正如他們自己的自治村委會和蘇維埃所表達的意志那樣。1918年，社會革命黨為推翻《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條約》而進行的命運多舛的鬥爭，以及在立憲會議被布爾什維克關閉後召集村社農民捍衛立憲會議的鬥爭，都將證明這一點。

社會革命黨的失敗，就像孟什維克的失敗一樣，首先是領導能力的失敗。在1917年的兩個基本問題上——如何處理戰爭；如何平衡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矛盾，兩黨都出現了無望的分裂。他們的右派領導人是防禦主義者，更強調政治革命；而他們的左派同志則堅定地致力於和平和激進的社會改革。考慮到俄羅斯的歷史遺產以及知識份子與大眾之間巨大的文化鴻溝，至少在1917年，維持歐洲傳統的政治革命可能沒有真正的前景。但是，如果蘇維埃領導人在9月份同意與布爾什維克結成聯盟——如果列寧隨後同意尊重這樣的聯盟，社會主義民主可能會穩定下來。當然，這些都是非常大的“如果”。左派社會革命黨最終在10月與布爾什維克結成了一個孤獨的聯盟，儘管彼時列寧無意將他們視為平等的夥伴。至於左派的孟什維克，他們陷入了絕望的境地。他們的領袖瑪律托夫無法與其老對手列寧結成任何形式的聯盟，儘管正如他的大多數支持者所認識到的那樣，這是他與防禦派爭吵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作為一個無限忠誠黨的人，瑪律托夫最終還是留在了孟什維克主義的沉船上。

托洛茨基將瑪律托夫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哈姆雷特”——而這正是對他最好的寫照。像許多在1917年發現自己處於蘇維埃最前線的資深社會主義領袖一樣，瑪律托夫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知識份子，不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他總是被自己的正直和對政治的哲學態度所束縛。他在選擇盟友時，往往是看他們總體世界觀的一致性，而不是看他們政策的及時性甚至實用性。正是這一點使他在9月份堅定地與孟什維克站在一起，而不是轉向與布爾什維克的策略聯盟：他更重視孟什維克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原則，而不是這種聯盟純粹的政治原因。這種高尚的做法後來為瑪律托夫在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中贏得了許多讚譽：據說連列寧在1921年也承認，他唯一最大的遺憾是“瑪律托夫沒有和我們在一起。他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同志，一個多麼純潔的人啊！”然而，這種崇高的原則對革命領袖來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就瑪律托夫而言，當需要挺身而出、當機立斷的時候，這些原則反而使他變得膽怯懦弱、猶豫不決。

猶豫不決是1917年許多蘇維埃領導人共同擁有的知識份子通病——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都可以被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哈姆雷特。切爾諾夫也是社會革命黨內一個類似的悲劇性人物。和瑪律托夫一樣，他也是一位傑出的知識份子和党的理論家，但他完全缺乏作為一個成功的革命領袖所需的品質。他沒有那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沒有那種一心一意貫徹自己政策的決心，即使這意味著要分裂自己的政黨，也沒有那種審時度勢、雷厲風行，果斷奪取政權的基本本能。正是切爾諾夫和列寧之間這種根本性的區別，決定了俄羅斯的命運。

由於民主會議的失敗，加米涅夫的社會主義聯盟計畫也隨之告吹，列寧重新開始在黨內展開遊說，要求立即舉行武裝起義。他在會議前夕流亡芬蘭期間寫給中央委員會的兩封信中已經開始主張這一點。列寧辯稱，布爾什維克“能夠而且必須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夠——因為該黨已經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蘇維埃中贏得多數席位，這在任何內戰中都足以“民心所向”，只要執政黨提議立即和平，並將土地交給農民，就能實現。必須——因為如果等到立憲會議召開，“克倫斯基及其同夥”就會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拒絕拱手讓出權力，他們要麼把彼得格勒交給德國人，要麼推遲立憲會議的召開。民主會議應該受到譴責，因為它“只代表資產階級中妥協的上層人士。我們決不能被選舉數字所欺騙：選舉證明不了什麼……大多數人都站在我們這邊。”列寧提醒他的同志們注意馬克思的名言——“起義是一門藝術”，他得出結論說，“等待布爾什維克獲得‘正式’多數是幼稚的。任何革命都不會等待……如果我們現在不奪取權力，歷史將不會原諒我們。”

這兩封信於9月15日送達中央委員會。至少可以說，這兩封信給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造成了極大的不安（布哈林回憶說，“我們都驚呆了”），因為民主會議剛剛開始，他們仍然致力於加米涅夫的和解策略。他們甚至決定燒掉所有信件，只保留一份，以免它們落入普通布爾什維克手中，引發叛亂。中央委員會繼續無視列寧的建議，轉而刊登他早先支持加米涅夫路線的文章。列寧氣得吹鬍子瞪眼。儘管他仍然害怕返回彼得格勒（克倫斯基曾在民主會議上下令逮捕列寧），但他還是從芬蘭搬到了距首都80英里的度假小鎮維堡，以便離那裡更近一些。在接下來的幾周裡，他用一連串氣急敗壞的信件抨擊中央委員會和基層黨組織，信中充滿了暴力和辱駡的語句，並加底線強調，敦促他們立即發動武裝起義。他譴責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議會策略”；並對內戰（“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的前景表示樂觀，他們試圖避免內戰，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就像巴黎公社一樣，他們註定會被擊敗。相反，列寧堅持認為，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只不過是那些支持科爾尼洛夫運動的力量，任何“血流成河”都會給党帶來“必然的勝利”。

最後，9月29日，在他沮喪的最高點，列寧草草寫了一篇憤怒的長篇大論，批判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痛斥他們是“無產階級事業可恥的叛徒”。他們想把權力轉移推遲到10月20日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然而奪取權力的時機已經成熟，任何拖延只會讓克倫斯基能夠對他們使用武力。列寧堅持認為，工人們堅定地支持布爾什維克事業；農民們正在發動他們自己的莊園戰爭，從而排除了像1849年霧月十八那樣“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危險；而歐洲其他地區的罷工和兵變是“無可爭議的症兆……我們正處於世界革命的前夜”。“錯過這樣的時刻而‘等待’蘇維埃大會召開，將是徹頭徹尾的白癡，或者赤裸裸的背叛，”如果布爾什維克這樣做了，他們將“難辭其咎，毀掉自己作為一個政黨的形象”。作為最後的最後通牒，他甚至威脅要辭去中央委員會的職務，從而能夠讓自己自由地向普通布爾什維克黨員宣揚武裝起義，這些人即將參加定於10月17日召開的黨代會。“因為我深信，如果我們‘等待’蘇維埃大會，坐失當前良機，我們將會毀掉革命。”列寧歇斯底里的“憤怒”達到了白熱化。

為什麼列寧如此堅持要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前舉行武裝起義？所有跡象都表明，時間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國家正在分崩離析；蘇維埃正在向左轉；即將召開的大會幾乎肯定會贊同布爾什維克關於將權力移交蘇維埃的提議。為什麼要冒著內戰和失敗的風險，發動一場不成熟的起義呢？許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強調，奪取政權的必要性與蘇維埃大會本身並不衝突。這是托洛茨基和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其他幾位布爾什維克的觀點——由於他們對首都的情緒心知肚明，而且必須在任何起義中發揮領導作用，他們的觀點在整個黨內都有很大的影響力。雖然這些領導人懷疑党是否有足夠的支持來證明以自己的名義發動起義是合理的，但他們認為，以蘇維埃的名義舉行起義可能會成功。由於布爾什維克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口號下開展行動的，據說他們需要大會來使起義合法化，並使其看起來像是整個蘇維埃的策略，而不是一個黨的。如果列寧採取這種路線，將起義推遲不超過幾天，他會在黨內贏得廣泛的支持，壓倒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等斷然反對起義想法的人。但列寧態度堅決——必須在大會召開之前奪取政權。直到大會召開前夕，他都強硬堅持這一立場。

列寧為自己的不耐煩辯解，聲稱任何推遲奪取政權的行為都會使克倫斯基能夠組織相應的鎮壓措施。彼得格勒將被德國人佔領；政府所在地被迫遷往莫斯科；蘇維埃代表大會本身也會被禁止。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克倫斯基完全沒有能力採取這樣果斷的行動，而且，無論如何，正如加米涅夫所指出的那樣，政府無力將任何反革命意圖付諸實施。從列寧此時的一些其他著作來看，【5】他似乎是在故意捏造克倫斯基鎮壓的危險，以便加強他自己先發制人發動起義的論點，儘管自7月份以來，他一直在芬蘭，有可能已經與俄國的實際情況脫節，以至於他自己也相信了這一點。新聞界當然有傳言說政府計畫在10月初撤離首都；這些報導無疑堅定了他的信念，即內戰已經開始，軍事勝利將屬於敢於率先行動的一方。“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

但是，除了軍事戰略外，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之前起義還有另一個動機。如果權力轉移是由大會本身投票決定的，結果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個由所有蘇維埃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如果按比例分配部長職位的話，布爾什維克可能會獲得最大份額，但仍然必須與至少左派——也可能全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合作執政。這對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宿敵加米涅夫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勝利，他無疑將成為這樣一個聯合執政的核心人物。在他的領導下，權力中心仍將留在蘇維埃大會，而不是黨；甚至有可能努力使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重新統一。至於列寧本人，他面臨著靠邊站的風險，要麼是因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堅持，要麼是由於他自己不願意與他們合作。如此，他將會被排擠到自己政黨內部的左派邊緣。與之相反，如果布爾什維克在大會召開之前就奪取政權，那麼列寧將會成為遠見卓識的政治巨人。大會大多數代表可能會贊同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從而使該黨有權利組建自己的政府。如果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能夠接受這種強行奪取權力的行為，將其視為既成事實，那麼毫無疑問，他們在列寧的內閣中會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位置。否則，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加入反對派，讓布爾什維克獨自執政。這樣一來，加米涅夫的聯合努力將受到削弱；而列寧則擁有他夢寐以求的無產階級專政；儘管其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陷入內戰，但作為革命進程的一部分，列寧本人接受——甚至可能歡迎——這一點。

列寧返回首都，躲藏在一位黨的工作人員瑪格麗特·福法諾娃的公寓裡。10月10日，他召開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做出了準備武裝起義的決定。這一歷史性事件發生在孟什維克尼古拉·蘇哈諾夫的家中，可謂一個小小的諷刺，在任何革命的歷史中都會有很多這樣的諷刺。維克尼古拉·蘇哈諾夫的妻子加林娜·弗拉克瑟曼是一位資深布爾什維克（想像一下他們家庭的爭吵吧！），她告訴愛多管閒事的丈夫那天晚上不必從他在斯莫爾尼的辦公室回家，這似乎是他的習慣。列寧遲到了，還戴著假髮作偽裝——柯倫泰回憶說，“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路德教會的牧師”——他在進入公寓時一度摘下假髮，然後在會議期間不停作調整：匆忙中他忘了裝粉末，結果假髮不斷從他光溜溜的禿頭上滑落。二十一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只有十二人出席。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上最重要的決定——發動武裝起義——就這樣由中央委員會的少數成員做出：它以10票對2票（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通過。這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黨內一次列寧主義的“政變”。【6】列寧再一次成功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了其他領導人。如果沒有他果斷的個人影響力，很難想像布爾什維克會奪取政權。

第二天淩晨，會議接近尾聲，列寧匆忙地用鉛筆在一張從孩子作業本撕下來的廢紙上寫下了歷史性的決議。雖然沒有確定具體的日期或策略，但它認為“武裝起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時機完全成熟”，並指示黨組織為此做好準備，作為“首要任務”。會議結束後，蘇哈諾夫的妻子端出茶炊，在餐桌上擺上了乳酪、臘腸和黑麵包。布爾什維克人立刻狼吞虎嚥地吃起來。密謀使他們饑腸轆轆。

【1】儘管在1917年期間，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沒有任何真正的意識形態分歧，但他之所以沒有早些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個人之間的競爭。他不能讓自己屈服於“列寧的黨”——一個他過去一直批評的政黨。正如列寧曾在被問及是什麼讓他和托洛茨基分開時，他回答：“你難道還不明白嗎？野心、野心、野心。”(巴拉巴諾夫，《我的一生》，175-6頁)

【2】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只有少數左翼派別支持蘇維埃政府。

【3】這大致就是11月14日通過的《布爾什維克工人管制法》的內容。

【4】有趣的是，許多多伊徹那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腦海中立刻浮現出卡爾）都傾向于將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質視為獨裁，而將蘇維埃政權的本質視為民主。關於多伊徹對列寧“蘇維埃憲政”的評論，見《武裝的先知》，290-1頁。

【5】在10月25日之前的最後幾天，列寧強調，由於克倫斯基的力量非常簿弱，即使只有極少數紀律嚴明的戰士加入，軍事政變也註定會成功。

【6】原定於10月17日舉行的布爾什維克黨代會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被神秘地取消了——毫無疑問也是在列寧的堅持下。黨內基層組織的情勢表明，它將強烈反對武裝起義的想法。在接下來的幾天，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帶頭反對起義，呼籲召開黨的會議。我們仍然缺乏關鍵的檔案證據來還原這場黨內鬥爭的全部故事。(關於這一點，參閱拉比諾維奇的《布爾什維克》，119-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