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10章第Ⅱ節：紅色陰影

七月起義前夕，記者克勞德·阿內特帶著新任法國大使約瑟夫·努倫斯對俄羅斯首都進行了一次觀光之旅。站在涅瓦河對岸的法國大使館外，他指著工廠的煙囪和兵營林立的維堡區，解釋說布爾什維克已經完全控制了那裡：“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想奪取彼得格勒，有如探囊取物般。”法國大使大驚失色。“政府怎麼能容忍這種情況？”他問。“有什麼辦法呢？”阿內特答道。“你必須明白，政府除了道義上的權力外，沒有任何權力，即使是道義上的權力，在我看來也是非常薄弱的。”

毋庸置疑，位於維堡區的第一機槍團兵營是最具威脅的反政府勢力堡壘。它擁有10,000名士兵和1,000挺機槍，是迄今為止首都最大的部隊。俄國大多數士兵因為不服從命令而被開除出前線，作為高文化水準和思想激進的士兵，他們很容易受到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宣傳的影響。該團駐紮在維堡的軍營坐落在首都最容易發生罷工的鋼鐵工廠中間，緊鄰布爾什維克的總部。它對布爾什維克如此重要，以至於他們的軍事組織在團裡有自己的特別小組。

6月20日，第一機槍團接到命令，將500挺機槍及其人員送往前線，據說那裡迫切需要支援。自二月革命以來，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沒有一個單位被調往前線。這是彼得格勒蘇維埃在建立臨時政府時提出的條件之一。士兵們認為，他們“發動了革命”，因此有權留在彼得格勒，以保衛其免受“反革命”的破壞。臨時政府非常清楚自己的命運掌握在25萬駐軍的手中。直到現在，它還不敢嘗試把他們驅逐出首都。但到了6月，這些機槍手的存在已經成為政府存在的心腹大患；而進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將他們調到前線。外交部長捷列先科向英國大使承認了這一點，他在6月聲稱，這次進攻“將使我們能夠對彼得格勒駐軍採取措施，到目前為止，他們是最糟糕的，給其他部隊樹立了一個壞榜樣”；而克倫斯基一再強調，進攻的目的是恢復後方秩序。最近，在俄羅斯檔案館中發現了李沃夫的私人筆記證實，在5月和6月期間，政府曾認真考慮將首都遷往莫斯科。不斷有謠言說，彼得格勒即將被拋棄給德國人；許多“愛國的”中產階級祈禱這些謠言是真的（這是一個晚宴上的老梗，說只有德國皇帝才能恢復秩序）。但是，倘若政府的目的是借進攻作藉口來清除機槍手，那麼這是一種非常笨拙和愚蠢的做法。政府完全可以以“保衛革命”為名，輕而易舉地把機槍手轉移到後方，比如說像坦波夫省這樣的偏遠地區。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鼓動者在他們的團裡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政府正在利用進攻來瓦解駐軍，因此這是“反革命”的證據。自四月危機以來，士兵們對政府繼續戰爭的努力越來越懷疑——他們這樣豈不是成為“帝國主義者”了嗎？——在互不信任的氣氛中，如此陰謀論甚囂塵上。

6月21日，機槍手們下定決心，如果臨時政府繼續威脅“解散這個團和其他革命團”，把他們送到前線去，他們就推翻臨時政府。其他幾十個接到命令參加進攻的衛戍部隊也通過了類似的決議。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鼓勵武裝起義的想法，並有效地將自己轉變為奪取首都的行動指揮部。但中央委員會繼續敦促保持克制。這與6月10日的政策衝突相同，維堡委員會和軍事組織的極左派領導人熱衷於依靠彼得格勒先鋒隊的暴力上臺，而黨內更為謹慎的國家領導人擔心，起義失敗會在全國範圍內引發反布爾什維克的浪潮。他們說，各省還沒有為社會主義革命做好準備，過早奪取首都的權力很可能會導致內戰，紅色彼得格勒將會像巴黎公社一樣被各省打敗。6月20日，在布爾什維克軍事組織會議上，列寧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強調必須抵制“反革命分子”的一切挑釁，推遲武裝起義，直到攻勢結束，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贏得多數席位：

我們一個錯誤的舉動就足以毀掉一切……即使我們現在能夠奪取政權，認為我們能夠守住它是天真的……目前在兩個首都的蘇維埃中，我們也是微不足道的少數，更不用說在其他地方了……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它決定了我們党的行為……以靜制動。時間在我們這邊。

但是列寧對他的副手們幾乎沒有控制力。6月29日，他抱怨頭疼和疲勞，前往芬蘭一個朋友的鄉村別墅。當軍事組織準備起義時，党的控制權從他手中溜走了。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鼓動者煽動機槍手在7月3日走上街頭舉行武裝示威。2日，一場在人民之家舉行的歡送即將開拔前線的士兵的軍團音樂會演變成了反政府集會，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儘管兩人都還不是正式的布爾什維克）呼籲將所有權力移交給蘇維埃。部隊回到營房後興奮得無法入睡。他們通宵達旦都在爭論是否要發動起義。許多人不願意站出來反抗蘇維埃的命令。但也有人急於起義，認為這是他們抵抗前線徵召的最後機會，或許正如他們的一個口號所宣導的那樣，“打倒資產階級！”他們選出了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由軍事組織中布爾什維克的謝馬什科領導，該委員會負責領導起義，並派遣代表去動員其他駐軍部隊、維堡的工廠和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支持。

下午，一大群灰濛濛的工人和士兵從週邊地區向城市中心彙集。街道又恢復了“二月革命”的模樣，不過現在的氣氛更加陰沉，人群中無產階級的數量也更加穩固。中產階級市民的西裝、學生的鬍鬚和女士同情者的帽子，這些在二月裡頗為明顯的標誌，現在已經看不到了。遊行者手持布爾什維克的標語，大部分人都帶著武器，士兵們把刺刀固定在步槍上，參加赤衛隊的工人們則像拉丁美洲強盜一樣把子彈帶纏在身體上。人群中一個突出的位置被40歲以上的士兵佔據，他們以前曾多次以武裝列隊的形式穿過城市。示威者推翻了有軌電車，並在各個路口設置糾察隊。在其中一個位於時尚的涅瓦大街的崗哨上，赤衛隊們架起了一挺機槍。它的執勤人員很快就感到厭煩，便向街道上和房屋裡的中產階級開火，自娛自樂。卡車和裝甲車在城市裡疾駛而過，車上的士兵向空中射擊。成群的武裝人員攔住過往車輛，把受驚的乘客趕下來，他們騎著馬在街上走來走去，揮舞軍刀耀武揚威。一名官員試圖阻止叛亂分子沒收他的汽車，向他們出示由克倫斯基簽署的許可證。但士兵們只是笑了笑，聲稱（虛假的）克倫斯基已經被逮捕了：“你還不如給我們看一張有尼古拉二世簽名的許可證呢。”

這群人還缺乏領導或指引。他們不太知道該去哪裡，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只有一種“情緒”——這還不足以引發革命。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鼓動者喚醒了起義大軍，卻沒有為其制定戰略目標。“街道本身將會自己組織起來，”無政府主義者布林奇曼辯稱。有一種假設認為，只要展示足夠強大的力量，就一定能把政府打倒，而權力的細節問題可以留待日後自行解決。畢竟，這是“二月革命”的經驗。

大批民眾向塔夫利宮進發，就像2月時那樣。一些人在途中與忠於政府的和右派的部隊發生槍戰。當時有一種內戰的氣息。涅瓦大街上的市議會大廈成為特別血腥的戰鬥現場。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盧那察爾斯基在樓裡驚恐地目睹了一切。“這場運動是自發發展起來的，”第二天，他給妻子寫信道。“黑色百人團、流氓、挑釁者、無政府主義者和絕望的人給示威帶來了大量的混亂和荒唐。”到了傍晚時分，塔夫利宮前聚集了一大群人。蘇維埃領導人正在開會，討論在聯合政府瓦解後是否組建一個社會主義政府，而群眾無疑希望向他們施壓，讓他們奪取政權。“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從大街上傳來了呐喊聲。蘇維埃的工人部充當了他們要求的代言人。當天下午，工人部被布爾什維克接管了，儘管布爾什維克仍然只占部門的少數，但他們以一個堅實的團體出現在一次倉促召開的緊急會議上，並且——在十月的前兆中——通過了一項要求蘇維埃掌權的決議，被激怒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憤而退出。選舉出一個特別委員會為外面的人群提供政治組織。但事實證明，這種作法相當無效——蘇哈諾夫在塔夫利宮度過了整個七月，他記不起該組織的任何活動。街道被剝奪了任何對蘇維埃真正的影響力。憤怒的示威者要求逮捕蘇維埃領導人，他們已經“向地主和資產階級投降了！”第一機槍團的一個代表告訴齊赫澤，他們“對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打算與反動資本家建立聯合政府的謠言感到不安”，他們“不會支持這樣的政策”，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一些士兵潛入凱薩琳大廳，在那裡觀看了辯論。但他們中沒有人想到要逮捕那些手無寸鐵的蘇維埃領導人。沒有人告訴士兵這樣做。

隨著夜幕降臨，人群開始散去。起義似乎就要結束了。有傳言說，臨時政府已經被控制。但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剩下的內閣成員正在李沃夫親王的公寓裡開會。晚上10點左右，一群武裝工人和士兵闖進大廳入口，向大廳門衛宣佈他們是來逮捕部長們的。策烈鐵裡被召去與他們談判，但在他走到入口處之前，叛亂分子已經喪失了勇氣，開著他的車逃跑了。

同一時間，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正在克謝辛斯卡婭宅邸召開會議，決定其對起義的政策。儘管到目前為止，它一直敦促人們保持克制，不敢冒險進行一場過早的政變，但現在似乎沒有什麼能阻止這場運動了。工人和士兵實際上已經佔領了城市，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們正在趕來，而彼得格勒絕大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基層黨員也加入了起義，中央委員會只能袖手旁觀。午夜前不久，人們同意在第二天再次舉行示威遊行。《真理報》頭版原定要刊登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一篇呼籲克制的文章，但在最後一刻不得不進行修改，以致第二天早上報紙開天窗。他們匆忙印製傳單，在街上散發，號召進行“有組織的”示威活動，並建立一個以蘇維埃為基礎的“新政權”。與此同時，中央委員會的一名信使乘車前往芬蘭，把列寧帶回首都。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確切意圖一直是一個激烈爭論的話題。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布爾什維克醞釀用武力推翻臨時政府。例如，理查·派普斯聲稱，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精心策劃七月事件，稱之為“奪權”；只是當政變令人尷尬的失敗變得明顯時，他們才試圖掩蓋其真相，將起義描述為“他們試圖引導到和平管道的自發示威”。蓋棺定論的版本——一次“自發示威”——是蘇聯的標準觀點。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拉比諾維奇在其經典著作《七月革命》中支持這一觀點。根據拉比諾維奇的說法，中央委員會只是在普通官兵的壓力下才加入起義的，並未打算進一步展示武力，迫使蘇維埃掌權。

唯一真正支持“政變失敗”論的證據來自蘇哈諾夫1920年寫的回憶錄。蘇哈諾夫聲稱，7月7日，盧那察爾斯基告訴他，在7月3日至4日晚上：

列寧肯定在計畫一場政變。掌握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手中的政府，將正式成為由傑出的和受歡迎的布爾什維克組成的“蘇維埃”內閣。目前，已經任命了三位部長：列寧、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政變本身是這樣進行的：來自克拉斯諾·塞洛【1】的第176團……將逮捕[蘇維埃]行政官員，大約在那個時候，列寧會抵達行動現場，宣佈新政府成立。

蘇哈諾夫本人是第一個承認“一些基本事實”對這一說法不利的人——即布爾什維克未能在7月4日成功奪權，而當時他們有充分的機會這樣做。從證據來看，中央委員會似乎沒有任何明確的計畫。某種程度上，所有歷史學家都低估了7月4日事件幾乎完全混亂的本質。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隨心所欲地編造了一切。7月3日的大規模集會讓他們措手不及，他們的領導人正在芬蘭度假。他們陷入了兩難境地，不知道是應該設法把示威變成推翻臨時政府，還是應該設法把它限制為政治示威，以迫使蘇維埃領導人自己掌權。當列寧在淩晨時分回來時，布爾什維克黨一直纏著他回答這個問題。根據加里寧的說法，列寧的策略是“靜觀其變”，留下了“如果力量對比被證明是有利的，就把軍團投入戰鬥”的選項。這很可能是真的。但事實證明，就算那一刻到來，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也完全無法下定決心。在他身邊度過了整個4月的季諾維也夫回憶說，列寧因猶豫不決而無望地癱倒了。他不斷問自己，這是否是“奪取權力”的時機。在起義的關鍵時刻，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繼續觀望，等待看到會發生什麼。然而，由當地布爾什維克黨發動的有組織的人群，如果沒有他們具體的指示，是不會自己奪取政權的。正是由於這種混亂，示威活動才組織得如此糟糕，看起來像是一場未遂政變，最後以慘敗告終。

7月4日星期二，整個城市一片死寂。厚重的雷雨雲低低地籠罩著城市上空，河水幽暗漆黑。商店大門緊閉，街上闃無人跡——這是工人區即將爆發騷亂的跡象。到了中午，市中心再次被成群的工人和士兵佔領。與此同時，一支來自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由一支雜亂無章的拖船、漁船、駁船和炮艇組成的小型艦隊正停泊在尼古拉耶夫斯基大橋附近：兩萬名水兵帶著步槍和左輪手槍，武裝到牙齒，連同他們自己的醫療隊和幾支軍樂隊一起下了船。如果布爾什維克計畫奪取政權，這無疑是他們最強有力的武器。水兵們迫不及待地想和臨時政府開戰。自二月以來，他們一直試圖在喀琅施塔得建立自己半無政府主義式的蘇維埃政權。水兵們的布爾什維克領袖拉斯科爾尼科夫說，他們來到彼得格勒，已經準備好“在任何時刻把示威變成武裝起義”。然而，很明顯，水兵們沒有戰略計畫——對他們上岸後要做什麼——只有一個模糊的想法。當時在場的伯納德·帕雷斯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來度假的，與他們的女孩們一起在街上散步，在整個七月事件期間，到處都能看到水兵攬著衣著暴露、穿高跟鞋的女士，招搖過市。

為了尋找領導人，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出發前往布爾什維克總部。在演奏《國際歌》的軍樂隊帶領下，他們全幅武裝，沿著大學堤壩行軍，經過證券交易所，穿過亞歷山大公園，來到克謝辛斯卡婭宅邸，在陽臺前集結，期望得到列寧的指示。但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不知道自己應該把他們帶去何方。這時，只要他一聲令下，水兵們會立即前往塔夫利宮，逮捕蘇維埃領導人，拘捕內閣部長，宣佈蘇維埃政權。但列寧一反常態地猶豫不決，不想說話，當他最終被說服在陽臺上露面時，發表了一個模棱兩可的演講，持續時間不超過幾秒鐘，他在演講中表達了對蘇維埃政權即將到來的信心，但卻沒有給水手們下達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命令。他甚至沒有明確表示他是否希望群眾繼續示威，根據當時與他在一起的人的說法，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

這是列寧在十月奪取政權之前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講。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時刻，也是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為數不多的一次直面革命群眾的時刻，他肩負著領導他們的使命。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更善於與群眾打交道。而列寧的公開露面大多局限於國會大廳。據他的妻子說，當他被迫在大型集會上講話時，他變得非常緊張。也許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面對街頭的原始能量，列寧臨陣怯場了。的確，他能說什麼呢？毫無疑問，當他意識到，即使布爾什維克贏得了彼得格勒，他們仍然會遭到俄國其他地區的反對，這讓他一時語塞。但無論如何，他的猶豫不決決定了七月革命的命運。

由於沒有明確宣佈起義，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感到困惑和失望，他們朝塔夫利宮行進，那裡已經聚集了數萬名的武裝工人和士兵。在涅瓦大街上，他們與另一大批來自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匯合，總共可能有2萬人。沿著街道散步的中產階級人士驚恐地看著這支龐大的灰色隊伍。突然，當隊伍轉入利特尼大道時，哥薩克人和軍校生們從屋頂和建築物的上層窗戶開槍射擊，遊行者驚慌失措地四下逃竄。一些遊行者憤起還擊，毫無目標地朝四面八方開槍，因為他們不知道狙擊手藏在哪裡。數十名戰友被自己人的流彈誤傷或打死。其餘的人放下了他們的步槍和旗幟，開始砸開房屋的門窗。射擊停止後，示威領導人試圖恢復秩序，他們整頓隊伍，在軍樂隊的旋律中再次出發。但是，人群的平衡已經被打破了，當他們穿過富裕的居民區街道，快到塔夫利宮時，遊行隊伍變成了一夥野蠻的暴徒，他們向窗戶瘋狂射擊，毆打衣著講究的路人，搶劫商店和房屋。到下午4點，已有數百人受傷或死亡；死馬橫屍遍地；街道上到處散落著步槍、帽子、雨傘和旗幟。目睹了這一可怕場景的高爾基後來厭惡地給葉卡捷琳娜寫信道：

最糟糕的是群眾、市儈、“工人”和士兵，實際上，他們不過是個畜生，懦弱而無腦，沒有一點自尊，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上街，需要做什麼，或者誰是領導，往何處去。槍聲響起後，整個連隊的士兵扔掉他們的步槍和旗幟，砸碎商店的櫥窗和門。難道這就是一支自由人民的革命軍隊嗎？

顯而易見，街上的人群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一切都像一場惡夢。沒有人知道起義的目的和領導人。到底有沒有領導人？我很懷疑。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和一幫蠢貨喋喋不休，但全被群眾的情緒淹沒了。

5萬名憤怒的武裝分子包圍了塔夫利宮，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布爾什維克的政變。負責保衛宮殿的沃伊廷斯基手下只有18名來自巴甫洛夫斯基軍團的士兵可供差遣。甚至沒有足夠的士兵來守衛大樓入口處的崗哨，所以沃伊廷斯基只得採取空城計，將所有士兵都部署在橫跨宮殿外牆的巨大的法式落地窗前，使它看起來好像戒備森嚴。對於宮殿內正在激辯權力問題的蘇維埃領導人來說，他們似乎“完全清楚”自己即將遭到猛攻。“任何時候，”孟什維克的波格丹諾夫回憶道，“如果我們拒絕接受權力，武裝暴徒都有可能闖入，搗毀塔夫利宮，逮捕或槍殺我們。”臨時政府，或者說剩餘的政府，同樣沒有抵抗能力。上午，內閣部長們躲藏在冬宮對面的總參謀部大樓裡。除了幾十名哥薩克人之外，沒有任何可用的部隊願意保護他們。克倫斯基已經跑到前線去了，離開華沙車站僅僅幾分鐘後，他的布爾什維克追兵正好趕到。作為政府權力所在地的馬林斯基宮，更是敞開大門，任人宰割。城市的戰略要點——軍械庫、電話局、補給站和火車站——都沒有設防。只待列寧下達一道命令，叛亂分子就可以輕而易舉地佔領它們，作為奪取政權的第一步。

但命令遲遲沒有下達，塔夫利宮前的人群由於不太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很快就失去了所有的組織。上帝之手，以天氣的形式，也促成了起義的崩潰。下午5點，風雲突變，下起了傾盆大雨。大多數人都跑去躲雨，沒有再回來。但那些狂放不羈的人卻留了下來。也許是因為被雨水淋濕，失去了自製力，他們開始向塔夫利宮瘋狂開火。這引起了其他人的恐慌，一時間失聲尖叫，發生踩踏：幾十個人被壓死。一些水兵開始從敞開的窗戶爬進塔夫利宮。他們要求社會主義部長們站出來，解釋他們不願意掌權的原因。切爾諾夫被派出去安撫人群。但是他一出現在臺階上，就聽到水手們憤怒的喊聲。人群湧上前去，抓住他的手，在他身上搜查武器。一位工人舉起拳頭，憤怒地沖他喊道：“你個臭婊子，別人交給你權力，你就該接受！”幾名武裝人員將這位社會革命党領導人塞進一輛敞篷車裡。他們宣佈逮捕他，並表示只有蘇維埃掌權後才會釋放他。切爾諾夫比他的老對手克倫斯基好一點。他現在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的人質”。

一群工人闖入凱薩琳大廳，打斷了會議：“切爾諾夫同志被暴徒逮捕了！他們現在正把他撕成碎片！快來救人！大家都到街上去！”齊赫澤提議，應該派加米涅夫、瑪律托夫和托洛茨基出去營救部長。但托洛茨基是第一個到達那裡的。他穿過呼喊的人群，徑直走到汽車旁，看到沒戴帽子、蓬頭垢面、驚慌失措的切爾諾夫坐在後座上，他爬上引擎蓋。喀琅施塔得的群眾都熟悉托洛茨基的身影，等待著他的指示。如果布爾什維克計畫奪取政權，現在無疑是敦促水兵們沖進塔夫利宮，逮捕蘇維埃領導人並宣佈成立社會主義政府的最佳時刻。拉斯柯爾尼科夫站在托洛茨基旁邊，他詢問抓捕切爾諾夫的人打算把人質綁架到哪裡。“我們不知道，”他們回答。“拉斯科爾尼科夫同志，你想去哪就去哪。他任你處置。”但托洛茨基要求釋放切爾諾夫。“喀琅施塔得同志，俄國革命的驕傲和榮耀！”他用他那清晰的金屬般的聲音開始說道，“你們來宣佈你們的意願，向蘇維埃表明，工人階級不再希望看到資產階級掌權了。但是，為什麼要通過對無辜者輕微的暴力行為來傷害自己的事業呢？個人無關緊要。”水手們憤怒地對托洛茨基喊道：如果他們任務的目的是推翻政府，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要放走切爾諾夫。但由於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怏怏不樂地同意釋放部長。“公民切爾諾夫，你自由了，”托洛茨基同志宣佈，打開車門，示意他下車。切爾諾夫已經半死不活，顯然不明白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不得不被攙扶下車，像個虛弱的老人一樣帶回塔夫利宮。一個危機時刻過去了，這是革命史上最著名的時刻之一，同時也與奪取政權失之交臂。

根據蘇哈諾夫對他與盧那察爾斯基談話的描述，布爾什維克奪權“計畫”的關鍵在於克拉斯諾·塞洛的第176團。該團本應抵達塔夫利宮並逮捕蘇維埃領導人。6點左右，它終於出現了，由軍樂隊帶領。士兵們都很疲憊，被雨淋濕了。他們把背包和大衣扛在肩上，走起路來飯盒和炊具叮噹作響，他們在塔夫利宮的前院安頓下來，開始打開濕漉漉的行李，架起步槍。他們根本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只知道自己是奉命來“保衛革命”。但是他們的領導人在哪兒呢？一個軍官和六名男子爬上塔夫利宮臺階，要求見蘇維埃的人。孟什維克的丹出來迎接他們。他不知道這個團是幹什麼的，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來到塔夫利宮，但他很快就發現了它的用途。這些“起義”士兵被派往大樓的各個地方佈置崗哨，以保護蘇維埃領導人免受叛亂的威脅。他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反對蘇維埃領導人的，結果卻是為了保護他們不受示威者的傷害。在革命中，當群眾不知道自己的領導人是誰時，這種事情就會發生。

從這一點看，起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群眾本身並不能帶來政治變革。蘇維埃領導人在討論是否掌握權力問題的時候，更加堅定了不被街頭暴民逼迫的決心。“革命民主的決定不能被刺刀所左右，”策烈鐵裡宣稱。一旦蘇維埃決定不奪取政權，群眾就無能為力了。它不知道如何迫使蘇維埃領導人改變主意，也不知道如何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完成蘇維埃革命。如果蘇維埃領導人不願意掌權，他們怎麼能把“一切權力交給蘇維埃”？

當天最後的一件事象徵著群眾的無力感。晚上7點左右，一群來自普梯洛夫工廠的、憤怒的武裝工人沖進凱薩琳大廳。蘇維埃代表們紛紛從座位上跳起來。有些人驚慌失措地撲到地上。其中一名工人，一個身穿藍色工廠制服和帽子的“典型工人”跳上了演講台。他在空中揮舞著步槍，語無倫次地沖議員們喊道：

同志們！我們工人還要忍受多久的背叛？你們在這裡辯論，與資產階級和地主做交易……你們忙著背叛工人階級。好吧，但你要明白，工人階級不是好欺負的！我們有三萬多人，都是從普梯洛夫來的。我們要按自己的方式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我們手中牢牢抓著步槍！你們的克倫斯基和策烈鐵裡是騙不了我們的！

蘇維埃主席齊赫澤就坐在那位歇斯底里的工人旁邊。他平靜地俯身過去，把一張紙塞進他手裡。這是一份前一天晚上印製的宣言，其中說示威者應該回家，否則就會被視為革命的叛徒。“給，拿著這個，同志，”齊赫澤用嚴厲的口吻對他說。“這上面說了你和你的普梯洛夫同志應該怎麼做。請仔細閱讀，不要打擾我們的工作。”這位困惑的工人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拿著宣言和其他普梯洛夫群眾一道離開了大廳。毫無疑問，他對自己深深的屈辱感到憤怒和沮喪；然而，他無力反抗，不是因為沒有槍，而是因為他缺乏意志。幾個世紀以來的奴役剝削和卑躬屈膝並沒有讓他準備好站起來反抗他的政治主人，這就是整個俄羅斯人民的悲劇。這是整個革命過程中最精彩的一幕——歷史上罕見的時刻，這一刻，隱藏的權力關係閃現在事件的表面，照亮了未來的發展進程。

夜幕降臨，人群散去。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全身濕透、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回到工人區和兵營。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們在城市裡遊蕩，不知道該去哪裡。整個晚上，富裕的居民區回蕩著窗戶破碎的聲音、零星的槍聲和尖叫聲，那是起義失敗的最後一批倖存者正在對中產階級實施搶劫和暴力行為，以發洩他們內心的不滿。彼得格勒軍事總部被嚇壞了的店主、銀行家和家庭主婦的電話所淹沒。在最後一次絕望的反抗行動中，2,000名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奪取了彼得保羅要塞的控制權。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個被征服的要塞——它只是舊政權的象徵，作為起義的最後一個人質，奪取它似乎是個好主意。水兵們睡在監獄的空牢房裡，第二天同意離開，條件是允許他們自己返回喀琅施塔得，並保留所有武器。

到了這個時刻，效忠的軍隊蜂擁而至，保衛塔夫利宮。4日晚上，伊茲梅洛夫斯基團率先抵達，其軍樂隊奏出雷鳴般的《馬賽曲》——仿佛是為了回應喀琅施塔得水兵們的《國際歌》。當他們聽到音樂聲漸漸臨近時，蘇維埃領導人相互擁抱，喜極而泣：圍攻塔夫利宮的戰鬥終於結束了。他們手挽手站在一起，不由自主地齊聲高唱激動人心的“武裝起來，公民們”。正如瑪律托夫憤怒地咕噥道，這是“反革命開始以來最經典的一幕。”

當天晚上，司法部長彼列維捷夫散發傳單，指控伊茲梅洛夫斯基團是德國間諜，他們轉而反對布爾什維克，像大多數效忠的部隊一樣。第二天，即7月5日，右派報紙充斥著這方面所謂的“證據”。其中大部分來自于一個叫葉爾莫連科的中尉的可疑證詞，他聲稱，當他還是一名戰俘時，德國人就告訴他，列寧在為他們工作。毫無疑問，德國人資助了布爾什維克党——臨時政府從4月份就知道這一點。但這並不能證明彼列維捷夫的說法——許多歷史學家至今仍在重複這一說法——即布爾什維克是德國間諜。首先，考慮到今年夏天該黨的財政狀況，德國實際援助的金額並不大；其次，沒有證據表明布爾什維克為了迎合柏林而出謀劃策。然而，及時公佈這些指控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使許多士兵轉而反對布爾什維克。根據彼列維捷夫的命令，7月5日拂曉，一大批軍校生洗劫了《真理報》的辦公室。他們剛好錯過了列寧，因為他在幾分鐘前才去了布爾什維克工人謝爾蓋·阿利盧耶夫【2】的公寓，那是他十月前的第一個藏身處。

司法部的一個臥底向列寧發出了關於叛國罪指控的預警。為了緩和隨之而來的仇外情緒，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呼籲停止示威活動。但為時已晚。5日上午，首都陷入反布爾什維克的歇斯底里當中。右派小報大肆宣揚布爾什維克血腥殘暴，立即將前線的挫敗歸咎于“德國間諜”。似乎不言而喻，布爾什維克已經計畫好起義，以配合德國的反攻。作為指揮鎮壓的彼得格勒軍區負責人波洛夫佐夫將軍後來承認，反布爾什維克熱包含了“一種強烈的反猶太主義傾向”；但按照他那個階層的俄國人為大屠殺辯護的慣常方式，他把這歸咎於“自作自受，因為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幾乎清一色是猶太人。看到猶太人統治著一切，士兵們開始感到憤怒，我在軍營裡聽到的那些言論清楚地表明瞭士兵們的想法。”

7月6日清晨，一支由忠於政府的士兵組成的大規模特遣部隊，配備了八輛裝甲車和幾門重炮，前往解放克謝辛斯卡婭宅邸。在反布爾什維克的歇斯底里中，一想到下層的布爾什維克工人和士兵在克謝辛斯卡婭的閨房裡翻找天鵝絨和絲綢，右派報紙就義憤填膺。在奪回這位芭蕾舞演員的舊宅時，一槍未發。仍在裡面的500名布爾什維克儘管擁有大量武器，毫無抵抗就投降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一直忙於焚燒黨的檔，無暇組織抵抗行動。

當天晚些時候，彼列維捷夫下令逮捕列寧，同時還有其他11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他們都被指控犯有叛國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奔走在外，冒著被捕的危險，有時不得不自首。但列寧還是逃到了地下——先是躲進首都一系列的安全屋，然後在7月9日，與季諾維也夫一起穿鄉過村，來到芬蘭。列寧喬裝打扮，剃掉了鬍鬚，穿上工人的制服和帽子。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軍隊把首都幾十所房屋翻了個底朝天。就連高爾基的公寓也被搜查。總共約有800名布爾什維克被監禁，包括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柯倫泰和托洛茨基——最後這位還不是黨員，儘管他已經宣佈效忠該黨。自二月革命以來，彼得保羅要塞的牢房一直空空如也，現在又開始充斥著“政治犯”。

當列寧跋涉北方荒原時，他一定覺得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已經完結了。在離開首都之前，他把後來名為《國家與革命》的手稿交給了加米涅夫，並指示如果他被殺，就將其出版。列寧總是傾向高估自己的人身危險：在這方面，他有點像個懦夫。不能說他在夏季逃亡期間生命受到過直接威脅：有一次他甚至住在赫爾辛福斯的警察局長家裡，後者恰好是布爾什維克的同情者。列寧死後，在對列寧的崇拜中，人們會講述他無數次從員警手中驚險逃脫的個人英雄事蹟。但沒有一個是真的。這個夏天，發生了一件事，但很難說體現了列寧的勇氣，那是在芬蘭灣塞斯托雷茨克附近的一個村莊，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一個黨員工人的草棚裡睡了幾個星期。有一天，他們看到兩個持槍男人走過來，以為是來逮捕他們的員警。這兩位世界革命的領導人跳進一個草垛裡躲避。“現在唯一要做的事，”列寧對季諾維也夫低聲說，“就是光榮地死去”。然而，那些陌生人徑直走了過去：原來他們是來打鴨子的。

然而，考慮到當時狂熱的反布爾什維克氣氛，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列寧會對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此擔憂。那是一個濫用私刑的時代，小報上充斥著列寧被押上斷頭臺的漫畫。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特別是加米涅夫，希望列寧自首並接受審判。他們認為他可以利用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現駁回叛國罪的指控，並譴責當局。他們認為，這麼逃往國外，有可能讓工人們懷疑他一定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此外，社會主義者在被告席上進行宣傳的傳統由來已久。托洛茨基在1906年就做得相當出色；列寧的親哥哥在1887年的審判中也這樣做過。但列寧不是那種扮演革命烈士角色的人，因為他的生命太重要了。在他看來，不存在公平審判一說（他認為，那是一種“憲法幻想”），因為法治已經廢止，國家本身已經蛻變為“反革命”。這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而是內戰的一個縮影。在這背後，是列寧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種轉變將產生重要影響。自《四月提綱》以來，他已經接受將党的工作建立在和平或政治手段基礎上的必要性。但在“七月革命”以後，在他看來，國家已經被“軍事獨裁”接管，他開始有了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想法。列寧拒絕出庭，實際上是他自己宣佈了一場內戰。

蘇維埃領導人同樣害怕右派的反撲，儘管他們譴責七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他們也傾向於為他們辯護，反對政府的懲罰措施。7月10日，高爾基在給葉卡捷琳娜的信中總結了革命知識份子的矛盾觀點：

你會從報紙上瞭解到這裡發生的暴行。我自己對它們的直接印象很難用語言表達。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都是令人厭惡的愚蠢、懦弱和無恥。但如果認為一切都可以歸咎於“布爾什維克”和這些所謂的德國間諜，那是不對的，他們毫無疑問沒有參與這些事件。在此，立憲民主黨人應該受到指責，因為他們挑起了事端，還有那些人云亦云的庸俗之輩，總之是整個彼得格勒的群眾。我不是要為“布爾什維克”辯護——他們自己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正當理由……

布爾什維克主義玩弄群眾情緒化的黑暗本能，已經給自己造成致命的傷害——這是好事。但是，民主派、英國、法國和德國，可能會把布爾什維克的潰敗看作是整個革命的失敗，這是極其糟糕的，因為這將削弱西方的革命情緒，使戰爭無限期延長……我擔心，列寧已經走到了一個尷尬的結局。他當然不是太壞，但他最親密的同志，似乎是真正的流氓和無賴。他們都被逮捕了。現在，資產階級報刊盯上了《新生活報》，很可能會將其關閉，然後就會開始一場針對你和你的社會革命黨人的運動。反革命不再是什麼無聊的空想，而是一個鋼鐵般的事實。立憲民主黨人站在它的頂端，他們習慣於勾心鬥角，不恥於玩弄各種陰謀詭計。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抗議逮捕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並將對他們的叛國指控斥為旨在分裂革命民主的“黑色百人團”式誹謗。社會主義同志情誼的光榮傳統——“左派沒有敵人！”——依然堅如磐石。大多數蘇維埃領導人繼續將布爾什維克視為“同志”。他們一致認為，對他們的迫害有可能導致右派對所有社會主義者的全面否定。正如《新生活報》所言：“今天他們指責布爾什維克；明天他們就會懷疑蘇維埃；然後他們將宣佈一場反對革命的聖戰。”左派的孟什維克，其中許多人仍然懷抱重新與布爾什維克聯合的希望，特別堅決地反對政府鎮壓；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努力，為審查叛國罪指控而設立的公開審判和委員會才失去了動力，無疾而終。正是這一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確保布爾什維克的生存。由於蘇維埃領導人不願意切斷與他們的聯繫，他們錯過了一次徹底終結列寧主義威脅的絕佳機會。12個月後，當這些蘇維埃領導人中的許多人被關進布爾什維克的監獄裡時，他們將追悔莫及。

蘇維埃領導人選擇與布爾什維克保持緊密聯繫，無疑是對“反革命”威脅的過度反應。和二月時一樣，他們通過扭曲的歷史棱鏡來看待現實：1849年和1906年的陰影遮蔽了他們的視野。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對反革命的恐懼也阻止了他們自己掌握政權，就像二月革命一樣。這也將證明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填補聯合政府垮臺後留下的權力真空。誠然，它不一定會帶來和平、麵包和土地；也不可能帶領這個國家走出混亂和暴力的旋渦；但至少它不會讓布爾什維克有機會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下凝聚群眾支持。在“七月革命”期間，大街上的人都在懇求蘇維埃領導人奪取政權。然而，蘇維埃領導人卻平靜地將其視為布爾什維克蠱惑人心的伎倆。他們沒有想到，這種呼籲可能表達了其他民主派的願望。畢竟，作為自我任命的領導人，他們的任務不就是要決定這一點嗎？“我一直在各省和前線，”7月4日，策烈鐵裡向蘇維埃代表們保證，“我要說的是，臨時政府在國內的權威是非常大的。”他們僵化的政黨教條告訴孟什維克和社會黨人，由於“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尚未完成，社會主義政府不可能成立。這種更高的邏輯驅使這些哲學家得出結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拼湊一個新的聯合政府，如果立憲民主黨仍然拒絕加入，那麼就必須與其他資產階級團體組成一個聯盟。“聯合已死！聯盟萬歲！”

隨著克倫斯基被任命為新總理，聯合政府的改革也就勢在必行。7月6日，克倫斯基返回首都，在他自己的堅持下，迎接他的是一支奢華的儀仗隊，哥薩克人和騎兵從華沙車站起排列在街道兩旁。這是一位民族英雄的凱旋，據說他通過在前線集結忠誠的部隊，把國家從布爾什維克的威脅中拯救出來。第二天，李沃夫親王辭職，任命克倫斯基為他的繼任者。對李沃夫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解脫。他在7月3日給父母寫信時就已經決定下臺。他厭倦了政治——繁重的公務讓他的頭髮都變白了——而且他不忍心去執行“七月革命”後所要求的鎮壓行動。“現在拯救這個國家的唯一辦法，”7月9日，李沃夫對他的老朋友波爾納說，“就是關閉蘇維埃，向人民開槍。我做不到。但克倫斯基可以。”直到最後，這位溫和的親王都不願對“人民”採取強硬手段。他一生都信仰他們的“善良與智慧”，無論現在看來多麼錯誤，都不允許他這樣做。四天后，他離開了首都，隱居在一座修道院裡。

克倫斯基被譽為重新統一國家、制止走向內戰的第一人。他是唯一一位既有群眾基礎，同時又能為軍事領導人和資產階級廣泛接受的主要政治家。策烈鐵裡確實是蘇維埃最高領導人，但也正是這一點將他排除在外。因為如果要改組聯合政府，就必須切斷它與蘇維埃可能的聯繫，否則立憲民主黨就會坐壁上觀。克倫斯基是使聯合政府重新團結起來的理想人選：作為組建臨時政府的蘇維埃和國家杜馬的成員，他在社會主義陣營和自由主義陣營之間架起了一座人的橋樑。這使他處於一個獨特的地位——俄羅斯的命運現在似乎取決於這個年輕人。這種情形本身就是一種悲劇，因為，對於克倫斯基這樣一個年輕氣盛、資質平平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太過沉重的負擔。

克倫斯基一向喜歡把自己視為一個橫跨右、左兩個陣營的“國家領導人”，而他的上臺只會助長這種虛榮心。他開始塑造自己的形象，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被“人民”召喚來“拯救俄羅斯”的命運之子。這是克倫斯基崇拜的高潮。克倫斯基是在他那些彼得格勒文學知識界的朋友——梅列日科夫斯基、菲羅梭福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聶米羅維奇-丹欽科【3】——的幫助下泡制出來的，他們盛讚這位年輕的總理是“理想公民”和“俄羅斯自由的化身”。成功和奉承沖昏了克倫斯基的頭腦。他開始以滑稽的姿態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挺起他的小胸脯，擺出一副波拿巴的姿勢。他的辦公室被轉移到冬宮，在那裡他接管了亞歷山大三世的豪華套房。他睡在沙皇的大床上，並為自己拍了一張坐在游泳池大小的辦公桌後面的照片，以明信片的形式分發給公眾。尼古拉二世珍愛的檯球桌已經打包好，準備運往托博爾斯克，克倫斯基將其保留下來，供自己消遣。他還保留了舊宮的僕人，並且一天幾次更換套房外的衛兵。當他到來和離開的時候，宮殿屋頂上的紅旗升起又降下，就像沙皇一樣。這就是那個自稱“民主的人質”的人嗎？

在第一屆聯合政府倒臺和第二屆聯合政府成立之間的三周時間裡，克倫斯基斷絕了與蘇維埃的一切聯繫。作為政黨談判的權力掮客，他準備犧牲蘇維埃的大部分基本要求——正如政府自己在7月8日的聲明中所表達的那樣——以便說服立憲民主黨人重新加入聯合政府。在立憲民主黨的堅持下，他通過了嚴格限制公共集會的法令，恢復了前線的死刑，並同意削弱士兵委員會的影響力。最終于7月25日形成的組建新聯合政府的方案，不再像2月份商定的那樣以蘇維埃的原則為基礎。九位社會主義部長雖然占了多數，但他們是以個人身份而不是以蘇維埃代表身份進入內閣的，因此，至少在形式上，他們有義務承認臨時政府的唯一權威。除切爾諾夫外，所有的社會主義部長都來自其政黨的右派，他們與自由主義杜馬圈子的關係要比蘇維埃本身更為密切。作為蘇維埃無可爭議的領導人，策烈鐵裡無法接受其影響力的削弱，他別無選擇，只能靠邊站。他已經患上了肺結核，進入半退休狀態。他的辭職標誌著蘇維埃的滅亡。7月18日，就在克倫斯基政府遷入冬宮的同一天，蘇維埃被逐出塔夫利宮，轉移到首都郊外的斯莫爾尼學院，這是一所為貴族女孩開設的學校。此舉既象徵著蘇維埃的衰落，也標誌著克倫斯基政府的地位提升到與歷代沙皇一樣——高高地淩駕於人民之上。

【1】原名皇村。

【2】他的女兒娜傑日達後來嫁給了史達林。

【3】德米特裡·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詩人、文學和宗教哲學家；齊娜達·吉皮烏斯（1869-1945），作家和散文家，與梅列日科夫斯基結婚；德米特裡·菲洛索夫（1872-1940），文學評論家，與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共同居住；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與弗拉基米爾·涅米羅維奇-丹琴科（1858-1943）共同創立了莫斯科藝術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