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是我近來讀到最精鍊的、目標明確、廣泛的蒐集並列舉具代表性的資料的研究著作之一。本書開頭就說得很清晰：作者柏克（Peter Burke）的目標不是要蒐集盡歷史上每一個或大多數的「博學者」的故事；而是要把目光聚焦在「時代」：什麼樣的時代氛圍，什麼樣的環境，有利於孕育出「博學者」的存在？

階級的真理？！階級的自由？！多麼荒誕又誘人的詞組——只有階級的謊言——而無階級的真理！

德羅伊森說，“種子是找不到的，只有它結的果實中，才能見到原初源頭的再現。如果這棵樹不再結果實，那麼也就是它生命力的終結。”儘管我們無法真正回到那個時代的文史現場，但透過文字，我想應該能隱隱約約看到那個倔強、執著的靈魂從未走遠，他在沉默中，走向單獨與孤寂。

家庭是沈從文，也是所有人，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中，最後一片落腳安身之地。而此時的沈從文卻從家庭沒有感到溫暖與理解，反而是陌生與孤立。於是，沈從文如他自己所言“由悲劇轉入謐靜”，暫時決定要“沉默歸隊”了。

沈從文作為20世紀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文學家的角色。在舊中國過來的知識份子中，他已經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和人格載體。面臨歷史的渡口，沈從文躊躇了，此時他的心中有只風雨飄搖的小船不知在哪兒停泊靠岸……

去搜索其他同樣流落在社會上、卻有獨立的成績的知識分子（古今不論），我想這是我給自己近期暫定的一個目標。

知識份子是一個「理型」，是任何受過專業學識教育的人都應該在自我辯證中盡力模成的樣子。

最近在看薩伊德（E. Said）的知識分子論，看了前幾頁，有一點想法，快寫下來以免忘記。

他雖然深研術數，但反對人用術數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他認為自覺主宰只能以義理行事，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不應顧慮成敗得失。

2015-01-25＊11月，沈先生寫信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說：「老朋友為公為私，多以為我還是得寫點小說，……我的筆如果還能好好的用幾年，是應分為這個目的而使用的。不待鼓勵，我也要這麼用筆來讚美歷史和黨的領導的。」但他還是希望繼續在博物館研究文物：「我的對於工藝美術一點常識，若用…

面對極權專制管治，要毅然放棄優渥的身份地位，甘願成為政權的眼中釘絕非易事。古往今來，人性的光輝從來只有在危機和苦難前才得彰顯。知識份子的錚錚風骨正正守護着自由人的尊嚴。

一旦面對人的精神意識的變異（不論前進激進或後退落伍），誰都沒有能力”用文明去說服”每個人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