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敗葉與錚錚鐵骨——讀《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9樓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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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極權專制管治,要毅然放棄優渥的身份地位,甘願成為政權的眼中釘絕非易事。古往今來,人性的光輝從來只有在危機和苦難前才得彰顯。知識份子的錚錚風骨正正守護着自由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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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作者︰Noam Chomsky
出版︰The New Press (New York)
版次︰2017年11月
ISBN︰9781620973646


與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並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除了是美國語言學家和哲學家,也是活躍於公共領域的時政評論員。壯年時期的喬姆斯基以無政府主義者自居,是美國赫赫有名的左翼激進派和反戰份子,更曾經因此引來美國中情局秘密調查是否敵對份子。

此書書名就是上世紀越戰時期廣為人知的文章《知識份子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半世紀後再版兼錄2011年九一一十周年發表的評論。從半世紀前的越戰到今天的反恐戰,喬姆斯基強調美國擁有維持全球正義的力量並非其任意執行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美軍擒獲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後未經正式審訊就將之秘密處決,其實無異於過往動用國家力量暗殺獨裁者的行為。

觀乎美國軍事介入南美或非洲的往績,喬姆斯基質疑所謂「輸出民主」背後只是覬覦當地石油和其他天然資源,或乘機擴展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利益考量。喬姆斯基主張當地人民意願是國家採用哪種體制的基礎,美國也許可以在當地人民群起反抗專制統治時從旁協助,但不是動輒把獨裁者視為眼中釘任意除掉,或任意介入當地政經文化「改造」其他國家。時值美國結束歷時廿載的阿富汗戰事,先撇開阿富汗是否「帝國墳場」、撤軍是否倉促等問題,每一代知識份子都要認真思索面對大是大非該如何自處的問題。

喬姆斯基對知識份子的理解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並就此提出相關倫理議題。從小到大許多人都曾經(努力或不努力)讀書,就算成為文人墨客、一介書生或區區狀元,但不盡然就是知識份子。由於知識份子往往從民主政體享有獲取資訊的權力及表達自由,為了克盡學養而來的道德責任,知識份子肩負着「社會良心」的角色,理所當然要批判官方敘事與論述背後的謊言及動機,創造和分析不同意識形態,揭開「歪曲與誤導之幕」背後的階級利益。

一言以蔽之,知識份子不僅要講真話,亦要講人話。既不弄虛作假,也不盲從附和權威,要堅持一己之見提出盡責批判(Responsible criticism)——遵從邏輯和理性原則提出解決眼前問題的務實方略,藉以促進世界的自由、正義、寬恕與和平,而非執着於空洞無物的抽象概念誇誇其談(Haranguing)。

喬姆斯基提到當年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訪美時對美國知識份子帶來的思想衝擊,就像基督教歷史裡的先知(Prophet)總是以其批判視角直言不諱,就算因此觸怒權貴身陷囹圄甚至惹來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喬姆斯基認為身居要職的知識份子亦應有此覺悟,把握扭轉局勢的機會站在真相和道理的一方。諷刺的是,今日先進發達國家的知識份子多半是建制中人或權貴之身,藉詞專業替政權背書或蒙混過關的大有人在。說穿了,那些都是缺學無思的既得利益者。

是故,追求愛與和平的喬姆斯基反戰之餘也反極權,即使已屆耄耋之年,但在2019年仍有就香港局勢發言聲援抗爭運動。面對極權專制管治,要毅然放棄優渥的身份地位,甘願成為政權的眼中釘絕非易事。古往今來,人性的光輝從來只有在危機和苦難前才得彰顯。知識份子的錚錚風骨正正守護着自由人的尊嚴,這可不是隨便引用孟子便能掙來的。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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