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知識分子真是狗屁」——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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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5*11月,沈先生寫信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說:「老朋友為公為私,多以為我還是得寫點小說,……我的筆如果還能好好的用幾年,是應分為這個目的而使用的。不待鼓勵,我也要這麼用筆來讚美歷史和黨的領導的。」但他還是希望繼續在博物館研究文物:「我的對於工藝美術一點常識,若用得上,就為打點雜,盡盡力,可能比寫點文章還切實際,而對人民有益。」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小說家、散文家和考古學專家。)

【一】

在北京和各地的革命大學,都有一些學員畢不了業。

沈先生沒有這個問題。畢業生往往重新分配工作。沈先生讓小組長請示上級,看領導派他做什麼。不久,小組長約他談話,說政府希望他繼續當作家,寫小說。

沈先生也想搞文學。他試著寫《炊事員》,動筆之後才發現,自己實際上還不適應新規矩,寫不下去。他是個認真的人,不願讓政府養著,自己卻寫不出東西,所以要求回博物館。

1951年元旦一過,沈先生又到老地方上班。但他還是準備東山再起,很快就申請去四川搞土改。在經歷自殺苦痛之後,沈先生的身體明顯差了,心絞痛和高血壓不斷折磨他。北大林宰平教授來電話,說身體不好就別去了。而沈先生堅持要走,希望看看農村的政治運動,寫出新小說。

10月25日出發。沈太太住在學校,沒能送行。沈先生給她寫信,清楚講了他為什麼要下鄉:「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轉變,……希望從這個歷史大變中學習靠攏人民,……再學習,再用筆,寫一兩本新的時代新的人民作品,補一補二十年來關在書房中胡寫之失。」

土改團坐火車南下,兩天後到漢口,在那裡等船進四川。沈先生給太太寫信,又講了自己的想法:「國家太偉大了,個人極渺小,一定要好好的來從鄉村人民學習,來恢復自己用筆能力。」

上船以後,沈先生給孩子寫信,說要像黨員作家趙樹理那樣,寫出《李有才板話》一類革命小說:「多少年來大家都期望國家轉好起來,一切主張一切理想一切辦法都不濟事。共產黨一來,什麼都有了辦法。了不起處是沒有貪污而一切為人民,國家是會一天比一天好轉的。」「這回下鄉去是我一生極大事件,因為可以補正過去和人民脫離過誤。二十年來只知道這樣那樣寫,寫了許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鄉下恢復用筆能力,再來寫,一定和過去要大不相同了。因為基本上已變更。你們都喜歡趙樹理,看爸爸為你們寫出更多李有才吧。」「我一定要為你們用四川土改事寫些東西,和《李有才板話》一樣的來為人民翻身好好服點務!」

【二】

到了四川內江,那裡的農民管他們叫「北京同志」或者「土改同志」。

但他們似乎不是欽差大臣,而是給本地官員當差。沈先生說:「我們一切聽鄉中幹部領導支配工作。」

他很認真地學毛主席、劉少奇的著作和黨的文件,覺得聯繫土改,理解得比過去深得多。

在沈先生工作的那個鄉,農民把六百多個地主綁在一片竹林里。每晚抓出一兩個,開會鬥爭審問。農民揍他們,婦女揮起正在納的鞋底抽他們的腦袋。有的地主受不了,自殺了。有些地主的孩子靠討飯活命。沈先生說這是「殘酷的鬥爭」。

鬥爭的高潮是一場群眾大會。開會的農民有五千左右,挨鬥的地主四百多,雙方大致是十比一。農民把地主捆起來,有的五花大綁,有的捆住脖子,拉著走。押送的農民端著長矛,或者手執大刀。

會場在山裡,主席台搭在一塊比較低的平地。地主在兩邊,有些跪下,有些低頭站著,一個姓蕭的地主跪在主席台前面的方桌上。台上坐著區長、法官、農會主任、土改團長和秘書長。農民一層一層坐在對面的山坡。四周站崗的拿著大刀、長矛和木棍。

開會了,台上和山坡上的人一起訓斥地主。跪在方桌上那位被當場槍斃。

這太震撼了。好些地主原來把財物埋藏起來。這時再審問,個個都戰戰兢兢地說要把東西交出來。

【三】

這次大會從準備到召開,沈先生全參加了。搭建主席台就是他監的工。

大會之後,沈先生又和武裝的農民一起到地主家裡沒收財產。首先去的是那天斃掉的蕭四爺家。那一家老少十多人跪在屋前的菜地裡。農會主任從他們手裡一把拿過家產清單,帶農民進屋反復搜查。沈先生給家裡寫信說:「辦法是先收後留,全部沒收後,留下些破籮籮破衣服。……一切正象徵舊時代結束,新社會開始。」

要殺就殺,要收就收,這樣的做法好像跟現代法治不大合拍,但沈先生非常興奮。

他一次又一次在信里向家人描述農民押送地主到會場、開會鬥地主和散會押走地主的細節,認為「這才是真正人民的歷史」!在一封給太太的信里,他還把那次大會的場面畫下來,特別標明:當場槍斃的地主「即在寄來畫相下邊」。

在給小兒子的信里,講到那次大會,沈先生為自己繪畫水平不高感到可惜:「我有你大小年紀時,常常偷取大伯用的畫具,照木板小說和畫譜上稿子作畫,……後來如會作畫,寫人民生活,一定有許多十分生動且具永久性。不巧是只會用文字來表現,……這次在這裡土改,如會畫,用常書鴻伯伯那個用筆本事,前三四天一回鬥爭會,必然可以畫一幅偉大作品。」

【四】

在革命大學,沈先生就要寫講炊事員的小說。

到內江農村後,他用業餘時間把這個短篇搞了出來。沈先生覺得自己有了寫革命小說的能力,很激動,寫信跟太太說:「完成後看看,我哭了。我頭腦和手中筆居然還得用。……短篇重設計,觀點是人民的,歌頌新一代的。」沈先生還說,他要寫幾個中篇和一個講張鼎和的長篇。共產黨員張鼎和是沈太太的堂哥,1936年被國民黨殺死。

不久,他又寫信跟家人講:「在鄉村長時期工作的年輕人,是比我們有用得多的。工作相當寂寞、艱難,真是在忘我毋我情形來進行的。」這時他的思想很激進,覺得工農最了不起,城裡的讀書人愚蠢無用:「知識分子真是狗屁,對革命言,不中用得很。」沈先生要按革命理論寫一批講農村積極分子的小說,「用十個左右不同的對象,寫十個短篇,從加里寧論教育方式中來找典型,加以具體化,用文字來作十個雕刻」,鼓勵農村積極分子和教育城裡人。

沈先生有意跟農民聊天,收集寫作材料。他給兒子的信說:「我想回來寫一二十個短篇。」他對自己的寫作越來越有信心。1952年1月,沈先生寫信給太太說:「將來如有時間,其實一禮拜寫一篇五千字左右短的,寫國家各方面的有生長性的新人,用各種不同方法來表現,大致寫一年,五十個事件中,會有一半以上得到成功。」

他丟掉了過去堅持無黨無派的態度,鼓勵孩子向共產黨靠攏,說自己也想入黨:「要入黨,才對黨有益。我就那麼打量過,體力能回復,寫出幾本對國家有益的作品,到時會成為一個黨員的。工作搞不好,就不。」

2月下旬,沈先生帶著興奮的心情,跟土改團一塊啓程回京。

【五】

沈先生這頭興致勃勃在鄉下搞土改,北大那頭一次又一次催沈家搬出學校的大院。領導覺得他過時落後,要把宿舍收回去。

沈太太只好帶著兩個男孩,到外面租房子。沈先生從四川回來,提著行李,疲憊不堪,按地址找到那個院子,在門口問別人,沈從文是不是在裡頭住。

5月,沈先生把寫革命大學炊事員的短篇《老同志》寄給一家報紙,幾個月後被退回頭。《文藝報》主編丁玲是他的老朋友。沈先生請她幫忙,還是發表不了。

這是在新政權下沈先生寫的第一篇小說。他寫得很認真,很辛苦,改了又改,從頭到尾抄了七次。沈先生非常投入,彷彿自己就是小說里的炊事員。他說:「這麼寫,十天半月一個短篇,一個禮拜精神難回復。因為極離奇,即寫到這些時,自己也成了那個胖的掌鍋,也成了瘦的炊事員,特別是那只花貓,也盡在腦中跳來跳去。」不過在寫的時候,沈先生已經隱約擔心,自己的寫法不合新的要求。

小說被退稿,說明他的憂慮是對的,新時代不要這樣的作品。

這是一個沈重的打擊。抗戰結束,從昆明回來,沈先生就在輔仁大學兼寫作課。1952年院系調整,政府的公立高校吃掉了所有私立大學。這年夏天,輔仁也完了。參加接管的人民大學請沈先生去當專職教授。沈先生覺得自己的寫法已經過時,沒法教學生,決定留在博物館。

這時公職人員從折實工資改為固定工資。沈先生說:「只要給我工作便利,薪資則永遠不要超過館中業務領導。」館長韓壽萱在北大是副教授,沈先生是正教授。沈先生讓他一頭,降為博物館的副研究員。沈先生對錢財一向很不在乎。

1953年3月,沈家搬進博物館的宿舍,在東堂子衚衕的一個院子,有三個房間。

無產階級專政是全面的。私立學校被吃掉,私人出版社也完戲了。1946年,開明書店跟沈先生簽約,要出版他三十本文集。1953年4月,開明併入國營的青年出版社,隨即通知沈先生:他的作品已經過時無用,奉命將印好的書和印刷用的紙型全部燒掉。

新的小說寫不出來,舊的作品通通銷毀,沈先生受的打擊太大了。他在一封信里說:「我覺得不宜燒,……但已燒了,我死去了一半。」

【六】

9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

毛主席會見十二個老作家,沈先生是其中之一。主席問了他的年齡,然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沈先生很激動,但他沒把握自己還能不能寫,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家裡人。

也在這個時候,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寫信給沈先生,問他願不願意專門搞創作。沈先生猶猶豫豫,沒有回信。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嚴文井找沈先生,請他寫三十個中國歷史人物。沈先生答應了,但沒搞成。他自己說:「因為到執筆時,即想起[出版社]焚書事,引起工作失敗感。」

11月,沈先生寫信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說:「老朋友為公為私,多以為我還是得寫點小說,……我的筆如果還能好好的用幾年,是應分為這個目的而使用的。不待鼓勵,我也要這麼用筆來讚美歷史和黨的領導的。」但他還是希望繼續在博物館研究文物:「我的對於工藝美術一點常識,若用得上,就為打點雜,盡盡力,可能比寫點文章還切實際,而對人民有益。」

這一年夏天,沈太太因為胸膜炎臥床不起,治了很久也不見好轉。家庭是個整體,一人有事,全家都受影響。

沈先生的心情很壓抑。

【七】

1954年12月,沈先生得到邀請,進中南海參加全國政協會議。

這是個轉折點。政協委員(或特邀委員)是領導挑的。得到上頭重視,可以在會上給政府提點意見,有機會跟高級知識分子和社會名人相聚,聽到各種消息,沈先生很高興。他自己說:「參加政治協商會後,我思想情感活潑多了。社會接觸面更廣了些,許多年來的熟人重新有機會見面了。許多會參加了,對政治認識也稍深一層。」

由於沈先生的鼓動,黃永玉已經回到大陸,在中央美術學院當教師。他回憶沈先生的時候說:「他有時候也很世俗的,比如做了政協委員他就很開心。你想想,一個人老處在寂寞的環境里,有點不寂寞的機會多好啊。」

沈太太的病好了,經蕭乾先生的幫助,調到《人民文學》雜誌當編輯,不必再住在老遠的中學,到週末才回家。

於是,沈先生又拿起筆來寫小說,用幾年前參加土改收集的材料,寫《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

1955年,政府組織批胡風。毫無疑問,從三十年代起,胡風的許多觀點是錯誤的。但這時批判胡風的做法更錯誤。另外,誰都不能保證自己的觀點一定正確。如果觀點不對就要受政府壓制,那麼,一個社會就沒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了。但沈先生已經從「思」變為「信」,很贊成對胡風的討伐。他給自己大哥寫信說:「過去(抗戰前和抗戰中)我總以為他在代表黨,批評這個,打擊那個。現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個小集團,這裡佈置那裡佈置,爭領導權!更絕不是黨的代言人!」

11月,沈先生寫信給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丁玲,希望得到幫助。丁玲將信轉給中宣部和作家協會的領導。沈先生在文壇有很高的聲譽,中宣部希望他參加黨的宣傳。副部長周揚批示:「把這樣一個作家改造過來,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文化部和作協的官員一次又一次跟沈從文夫婦商量,請沈先生選擇在哪裡工作。沈先生顯然對新形勢下寫小說不是很有信心,最後決定,還是接著研究文物,同時兼搞寫作。

當政協委員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四處視察旅行。1956年冬,沈先生和兩個年老的委員南下。11月下旬,沈先生扁桃腺發炎,在長沙住院。為了解悶,他買了當時名聲很大的小說《三里灣》。讀了一會,他就沒法再看下去:「有三分之一是鄉村合作[化]諸名詞,累人得很!」他寫信跟太太講,他看到讀者喜歡的,還是《家》、《春》、《秋》那樣的作品。他讀了自己的《湘行散記》,覺得文筆挺好,這樣的作家停筆不寫,「可惜可惜!」他如果按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創作傳統,寫出講張鼎和的長篇,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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