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知識分子真是狗屁」——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三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小說家、散文家和考古學專家。）

【一】

在北京和各地的革命大學，都有一些學員畢不了業。

沈先生沒有這個問題。畢業生往往重新分配工作。沈先生讓小組長請示上級，看領導派他做什麼。不久，小組長約他談話，說政府希望他繼續當作家，寫小說。

沈先生也想搞文學。他試著寫《炊事員》，動筆之後才發現，自己實際上還不適應新規矩，寫不下去。他是個認真的人，不願讓政府養著，自己卻寫不出東西，所以要求回博物館。

1951年元旦一過，沈先生又到老地方上班。但他還是準備東山再起，很快就申請去四川搞土改。在經歷自殺苦痛之後，沈先生的身體明顯差了，心絞痛和高血壓不斷折磨他。北大林宰平教授來電話，說身體不好就別去了。而沈先生堅持要走，希望看看農村的政治運動，寫出新小說。

10月25日出發。沈太太住在學校，沒能送行。沈先生給她寫信，清楚講了他為什麼要下鄉：「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轉變，……希望從這個歷史大變中學習靠攏人民，……再學習，再用筆，寫一兩本新的時代新的人民作品，補一補二十年來關在書房中胡寫之失。」

土改團坐火車南下，兩天後到漢口，在那裡等船進四川。沈先生給太太寫信，又講了自己的想法：「國家太偉大了，個人極渺小，一定要好好的來從鄉村人民學習，來恢復自己用筆能力。」

上船以後，沈先生給孩子寫信，說要像黨員作家趙樹理那樣，寫出《李有才板話》一類革命小說：「多少年來大家都期望國家轉好起來，一切主張一切理想一切辦法都不濟事。共產黨一來，什麼都有了辦法。了不起處是沒有貪污而一切為人民，國家是會一天比一天好轉的。」「這回下鄉去是我一生極大事件，因為可以補正過去和人民脫離過誤。二十年來只知道這樣那樣寫，寫了許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鄉下恢復用筆能力，再來寫，一定和過去要大不相同了。因為基本上已變更。你們都喜歡趙樹理，看爸爸為你們寫出更多李有才吧。」「我一定要為你們用四川土改事寫些東西，和《李有才板話》一樣的來為人民翻身好好服點務！」

【二】

到了四川內江，那裡的農民管他們叫「北京同志」或者「土改同志」。

但他們似乎不是欽差大臣，而是給本地官員當差。沈先生說：「我們一切聽鄉中幹部領導支配工作。」

他很認真地學毛主席、劉少奇的著作和黨的文件，覺得聯繫土改，理解得比過去深得多。

在沈先生工作的那個鄉，農民把六百多個地主綁在一片竹林里。每晚抓出一兩個，開會鬥爭審問。農民揍他們，婦女揮起正在納的鞋底抽他們的腦袋。有的地主受不了，自殺了。有些地主的孩子靠討飯活命。沈先生說這是「殘酷的鬥爭」。

鬥爭的高潮是一場群眾大會。開會的農民有五千左右，挨鬥的地主四百多，雙方大致是十比一。農民把地主捆起來，有的五花大綁，有的捆住脖子，拉著走。押送的農民端著長矛，或者手執大刀。

會場在山裡，主席台搭在一塊比較低的平地。地主在兩邊，有些跪下，有些低頭站著，一個姓蕭的地主跪在主席台前面的方桌上。台上坐著區長、法官、農會主任、土改團長和秘書長。農民一層一層坐在對面的山坡。四周站崗的拿著大刀、長矛和木棍。

開會了，台上和山坡上的人一起訓斥地主。跪在方桌上那位被當場槍斃。

這太震撼了。好些地主原來把財物埋藏起來。這時再審問，個個都戰戰兢兢地說要把東西交出來。

【三】

這次大會從準備到召開，沈先生全參加了。搭建主席台就是他監的工。

大會之後，沈先生又和武裝的農民一起到地主家裡沒收財產。首先去的是那天斃掉的蕭四爺家。那一家老少十多人跪在屋前的菜地裡。農會主任從他們手裡一把拿過家產清單，帶農民進屋反復搜查。沈先生給家裡寫信說：「辦法是先收後留，全部沒收後，留下些破籮籮破衣服。……一切正象徵舊時代結束，新社會開始。」

要殺就殺，要收就收，這樣的做法好像跟現代法治不大合拍，但沈先生非常興奮。

他一次又一次在信里向家人描述農民押送地主到會場、開會鬥地主和散會押走地主的細節，認為「這才是真正人民的歷史」！在一封給太太的信里，他還把那次大會的場面畫下來，特別標明：當場槍斃的地主「即在寄來畫相下邊」。

在給小兒子的信里，講到那次大會，沈先生為自己繪畫水平不高感到可惜：「我有你大小年紀時，常常偷取大伯用的畫具，照木板小說和畫譜上稿子作畫，……後來如會作畫，寫人民生活，一定有許多十分生動且具永久性。不巧是只會用文字來表現，……這次在這裡土改，如會畫，用常書鴻伯伯那個用筆本事，前三四天一回鬥爭會，必然可以畫一幅偉大作品。」

【四】

在革命大學，沈先生就要寫講炊事員的小說。

到內江農村後，他用業餘時間把這個短篇搞了出來。沈先生覺得自己有了寫革命小說的能力，很激動，寫信跟太太說：「完成後看看，我哭了。我頭腦和手中筆居然還得用。……短篇重設計，觀點是人民的，歌頌新一代的。」沈先生還說，他要寫幾個中篇和一個講張鼎和的長篇。共產黨員張鼎和是沈太太的堂哥，1936年被國民黨殺死。

不久，他又寫信跟家人講：「在鄉村長時期工作的年輕人，是比我們有用得多的。工作相當寂寞、艱難，真是在忘我毋我情形來進行的。」這時他的思想很激進，覺得工農最了不起，城裡的讀書人愚蠢無用：「知識分子真是狗屁，對革命言，不中用得很。」沈先生要按革命理論寫一批講農村積極分子的小說，「用十個左右不同的對象，寫十個短篇，從加里寧論教育方式中來找典型，加以具體化，用文字來作十個雕刻」，鼓勵農村積極分子和教育城裡人。

沈先生有意跟農民聊天，收集寫作材料。他給兒子的信說：「我想回來寫一二十個短篇。」他對自己的寫作越來越有信心。1952年1月，沈先生寫信給太太說：「將來如有時間，其實一禮拜寫一篇五千字左右短的，寫國家各方面的有生長性的新人，用各種不同方法來表現，大致寫一年，五十個事件中，會有一半以上得到成功。」

他丟掉了過去堅持無黨無派的態度，鼓勵孩子向共產黨靠攏，說自己也想入黨：「要入黨，才對黨有益。我就那麼打量過，體力能回復，寫出幾本對國家有益的作品，到時會成為一個黨員的。工作搞不好，就不。」

2月下旬，沈先生帶著興奮的心情，跟土改團一塊啓程回京。

【五】

沈先生這頭興致勃勃在鄉下搞土改，北大那頭一次又一次催沈家搬出學校的大院。領導覺得他過時落後，要把宿舍收回去。

沈太太只好帶著兩個男孩，到外面租房子。沈先生從四川回來，提著行李，疲憊不堪，按地址找到那個院子，在門口問別人，沈從文是不是在裡頭住。

5月，沈先生把寫革命大學炊事員的短篇《老同志》寄給一家報紙，幾個月後被退回頭。《文藝報》主編丁玲是他的老朋友。沈先生請她幫忙，還是發表不了。

這是在新政權下沈先生寫的第一篇小說。他寫得很認真，很辛苦，改了又改，從頭到尾抄了七次。沈先生非常投入，彷彿自己就是小說里的炊事員。他說：「這麼寫，十天半月一個短篇，一個禮拜精神難回復。因為極離奇，即寫到這些時，自己也成了那個胖的掌鍋，也成了瘦的炊事員，特別是那只花貓，也盡在腦中跳來跳去。」不過在寫的時候，沈先生已經隱約擔心，自己的寫法不合新的要求。

小說被退稿，說明他的憂慮是對的，新時代不要這樣的作品。

這是一個沈重的打擊。抗戰結束，從昆明回來，沈先生就在輔仁大學兼寫作課。1952年院系調整，政府的公立高校吃掉了所有私立大學。這年夏天，輔仁也完了。參加接管的人民大學請沈先生去當專職教授。沈先生覺得自己的寫法已經過時，沒法教學生，決定留在博物館。

這時公職人員從折實工資改為固定工資。沈先生說：「只要給我工作便利，薪資則永遠不要超過館中業務領導。」館長韓壽萱在北大是副教授，沈先生是正教授。沈先生讓他一頭，降為博物館的副研究員。沈先生對錢財一向很不在乎。

1953年3月，沈家搬進博物館的宿舍，在東堂子衚衕的一個院子，有三個房間。

無產階級專政是全面的。私立學校被吃掉，私人出版社也完戲了。1946年，開明書店跟沈先生簽約，要出版他三十本文集。1953年4月，開明併入國營的青年出版社，隨即通知沈先生：他的作品已經過時無用，奉命將印好的書和印刷用的紙型全部燒掉。

新的小說寫不出來，舊的作品通通銷毀，沈先生受的打擊太大了。他在一封信里說：「我覺得不宜燒，……但已燒了，我死去了一半。」

【六】

9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

毛主席會見十二個老作家，沈先生是其中之一。主席問了他的年齡，然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沈先生很激動，但他沒把握自己還能不能寫，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家裡人。

也在這個時候，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寫信給沈先生，問他願不願意專門搞創作。沈先生猶猶豫豫，沒有回信。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嚴文井找沈先生，請他寫三十個中國歷史人物。沈先生答應了，但沒搞成。他自己說：「因為到執筆時，即想起[出版社]焚書事，引起工作失敗感。」

11月，沈先生寫信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說：「老朋友為公為私，多以為我還是得寫點小說，……我的筆如果還能好好的用幾年，是應分為這個目的而使用的。不待鼓勵，我也要這麼用筆來讚美歷史和黨的領導的。」但他還是希望繼續在博物館研究文物：「我的對於工藝美術一點常識，若用得上，就為打點雜，盡盡力，可能比寫點文章還切實際，而對人民有益。」

這一年夏天，沈太太因為胸膜炎臥床不起，治了很久也不見好轉。家庭是個整體，一人有事，全家都受影響。

沈先生的心情很壓抑。

【七】

1954年12月，沈先生得到邀請，進中南海參加全國政協會議。

這是個轉折點。政協委員（或特邀委員）是領導挑的。得到上頭重視，可以在會上給政府提點意見，有機會跟高級知識分子和社會名人相聚，聽到各種消息，沈先生很高興。他自己說：「參加政治協商會後，我思想情感活潑多了。社會接觸面更廣了些，許多年來的熟人重新有機會見面了。許多會參加了，對政治認識也稍深一層。」

由於沈先生的鼓動，黃永玉已經回到大陸，在中央美術學院當教師。他回憶沈先生的時候說：「他有時候也很世俗的，比如做了政協委員他就很開心。你想想，一個人老處在寂寞的環境里，有點不寂寞的機會多好啊。」

沈太太的病好了，經蕭乾先生的幫助，調到《人民文學》雜誌當編輯，不必再住在老遠的中學，到週末才回家。

於是，沈先生又拿起筆來寫小說，用幾年前參加土改收集的材料，寫《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

1955年，政府組織批胡風。毫無疑問，從三十年代起，胡風的許多觀點是錯誤的。但這時批判胡風的做法更錯誤。另外，誰都不能保證自己的觀點一定正確。如果觀點不對就要受政府壓制，那麼，一個社會就沒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了。但沈先生已經從「思」變為「信」，很贊成對胡風的討伐。他給自己大哥寫信說：「過去（抗戰前和抗戰中）我總以為他在代表黨，批評這個，打擊那個。現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個小集團，這裡佈置那裡佈置，爭領導權！更絕不是黨的代言人！」

11月，沈先生寫信給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丁玲，希望得到幫助。丁玲將信轉給中宣部和作家協會的領導。沈先生在文壇有很高的聲譽，中宣部希望他參加黨的宣傳。副部長周揚批示：「把這樣一個作家改造過來，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文化部和作協的官員一次又一次跟沈從文夫婦商量，請沈先生選擇在哪裡工作。沈先生顯然對新形勢下寫小說不是很有信心，最後決定，還是接著研究文物，同時兼搞寫作。

當政協委員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四處視察旅行。1956年冬，沈先生和兩個年老的委員南下。11月下旬，沈先生扁桃腺發炎，在長沙住院。為了解悶，他買了當時名聲很大的小說《三里灣》。讀了一會，他就沒法再看下去：「有三分之一是鄉村合作[化]諸名詞，累人得很！」他寫信跟太太講，他看到讀者喜歡的，還是《家》、《春》、《秋》那樣的作品。他讀了自己的《湘行散記》，覺得文筆挺好，這樣的作家停筆不寫，「可惜可惜！」他如果按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創作傳統，寫出講張鼎和的長篇，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