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動還是主動：沈從文的思想改造再探析（二）

二、颶風中孤舟的選擇：1949年前後

在新中國誕生前夕，沈從文已經感受到了“山雨欲來”，“颶風驟起”。先是郭沫若在香港發難，在《大眾文藝叢刊》上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批判文章《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認定為“桃紅色”作家，說他是“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不久後在沈從文任職的北京大學，有人貼出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面對新政權的這種從文藝轉向政治的否定，他知道先前的預感已經正在飛速地變為現實。在1948年給友人吉六的信中，沈從文已經表達了對於新時代的困惑，“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起步，此時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在如此的心境下迎接新政權的到來，沈從文是極其痛苦的，在“思”的思想自由與“信”的政治信仰間，似乎兩者不可兼得。於是在極端的自我內心恐懼中，沈從文精神崩潰，嘗試了自殺這種極端的生命體驗。由於前半生一直生處動盪，沈從文看多了戰爭的殘酷，不贊成國民黨的獨裁專制，也不贊成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這就很難去擁護新政權。然而回到本該是心靈的避風港的家中，伴侶張兆和與沈從文的思想產生了較大的隔閡，這使沈從文更加孤獨甚至孤立。

解放軍進城後，一位共產黨的政治指導員想通過張兆和給沈從文做思想工作。但結果是沈從文還處於恍惚狀態，張兆和為了追求進步，想要為革命獻身，去了華北大學學習馬列主義，後來在《人民日報》做編輯。與此同時，正值年少的孩子們抱著被教導的對新政權的極大熱情，開始追求進步，並且跟沈從文講革命大道理。這在那一幕《父與子》中表露無遺：

子：爸爸，我看你老不進步，思想搞不通。……

父：我……學的已不少。至於進步不進步，表面可看不出。

子：凡是進步一看就明白。你說愛國，過去是什麼社會，現在又是什麼社會？……你能寫文章，怎麼不多寫些對國家有益的文章？……

父：我在工作！

子：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麼意思！

父：那也是歷史，是文化！你們不是成天說打倒封建？封建不僅僅是兩個字。還有好些東東西西，可讓我們明白封建的發展。帝王、官僚、大財主，怎麼樣糟蹋人民，和勞動人民在被壓迫剝削中又還創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實，都值得知道多一些。……

子：既然為人民服務，就應該快快樂樂去做！

父：照我個人說來，快樂也要學習的。我在努力學習。這正是不大容易進步處。……

對此，沈從文寫到：“孩子們凡是從‘信’出發，所理解的國家，自然和我由‘思’出發明白的國家大不相同。談下去，兩個人都落了淚。”儘管沈從文內心的改變是緩慢的，但他也明白，若再不“向人民投降”，不僅為社會所不容，還可能使自己的家庭“灰飛煙滅”，那自己活著也就毫無意義了。家庭是沈從文，也是所有人，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中，最後一片落腳安身之地。而此時的沈從文卻從家庭沒有感到溫暖與理解，反而是陌生與孤立。

於是，沈從文如他自己所言“由悲劇轉入謐靜”，暫時決定要“沉默歸隊”了。

經歷過那場自殺未遂後，沈從文離開了北京大學並停止了文學創造，在歷史博物館做起了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從此，也開始了他個人的“思想改造”階段：1950年3月2日，入華北大學學習，後轉學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50年6月，在《光明日報》發表《我的感想——我的檢討》；1951年，赴四川參加土地改革，11月11日再次在《光明日報》發表檢討文章《我的學習》，然後《大公報》予以轉載；1952年，參加內江土地改革，寫《“三反運動”後的思想檢查》；1956年，沈從文在政治協商會議的發言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作為“必需更好的改造”的舊知識份子典型“相信了共產黨”；1957年，參加批判蕭乾座談會……

三、沉默中新生：1950-1951年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時期

沈從文是個不張揚的人，儘管其內心可能熱烈澎湃，但表現出來的確實內斂和沉默。在組織的思想工作和友人的關照下，沈從文按照他的獨有個性，一點點地“新生”。

沈從文在自殺未遂後接受精神治療期間，他就在日記裏寫到，“給我一個新生的機會，我要從泥沼中爬出，我要……從悔罪方法上通過任何困難，留下餘生為新的國家服務。”儘管當時沈從文在精神病院，但從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是清醒的，並且在寫日記這種私密性文字時，由於並無要發表的預判，我們可以認為沈從文此時的想法是非常真誠的。

大病初愈後，沈從文被安排到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學習，他內心的性格加上不可解的悲憫使他性複憂鬱。以至於孩子們會覺得父親不積極進取，於是有了上文提及的父與子的對話。以往人們常常將沈從文的對話同孩子們的對立起來看，覺得沈從文“不進步”。但我們通過沈日記中的文字，可知事實上他也在渴求進步，只是相較於“更進步”的人來說，沈從文的“進步”就顯得落後了。用他自己的話就是“現實政治接觸，我必需承認，即作一個小學生，還是不滿分的劣學生”。

在學校裏對政治報告、政治檔的學習、討論和座談，沈從文覺得膈應且陌生，儘管他也懷揣著想要改造自己，為新社會服務的熱情，無奈其他的學員們都“跑”得太快了。於是在學習之餘，沈從文沉默著走進廚房，想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一有閒暇，沈從文就去廚房幫廚，並和炊事員成了好朋友。本來沈從文本人就是“鄉下人”，且出身行伍，在和老兵的接觸中，他再一次感受到了久違的人類最本真的善良、誠實和熱情。這也為他日後形成新的人民觀提供了現實基礎。

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學習期間，1950年6月沈從文還作為代表參加了北京市文代會籌備會。在會後沈從文發表了《我的感想——我的檢討》，儘管不可避免地有著適應政治形勢，反映思想改造的成果的需要，但從他獨立且真誠的性格看，我們可以認為這篇所謂的“檢討書”和大多數的“假誠”檢討書不同，是真誠的。沈從文大大方方地做“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不足，“可能因體力限制，學習雖不落後，進步究竟不多”，“我應當說，由於本人政治水準不高，進步實看不出”等等。而沈從文當年的同事史樹青回憶說：“在革大時，不少學員都抱著看看再說的態度，不知共產黨能否長久。”可見當時沈從文正如他自己所說“重新鍛煉自己，好好的學做一個人民的勤務員”，他是抱著極大的真誠的。而至於沈從文在革大學習期間的成績多是“丙”、“丁”的問題，以往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沈從文在思想和行為上的“反抗”。但我以為，由於沈從文作為老實忠厚的“鄉下人”，他不會耍什麼小心眼，在政治理論科目不會死記硬背，而在操行方面又愛獨來獨往不合群，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於是表現在成績上，分數就自然不高。而這並不是我們以為的沈從文不配合、拒不改造，恰恰是他太實誠、太投入、太認真的結果。

在這種真誠的思想基礎上，沈從文後來在1951年撰寫了長文《我的學習》，並於1951年11月11日和1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和《大公報》上。在檢討書的一開頭，沈從文便說自己明白了很多問題，“特別是明白‘政治高於一切’，‘一切從屬於政治’，‘文學藝術必從屬於政治，為廣大人民利益服務’，幾句話對於新國家的深刻意義”。以往沈從文對於政治的認識，認為其是野蠻的，政權的更迭無非也是“以惡易惡”，一支更強的惡勢力取代了另一支惡勢力，“政治和統治在我的意識中即二而一，不過是少數又少數人，憑著種種關係的權力獨佔。專制霸道，殘忍私心是它的特徵”。隨後沈從文開始回憶並深刻檢討自己的前半生。若是與同時期其他知識份子的檢討書相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檢討書”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已經成為了一種類似於“八股文”的文體。按照商昌寶在《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一書中的總結，這種檢討文字的基本要素為：“事實錯誤”、“上綱上線”、“追根溯源”、“思想參照”、“整改措施”、“總結展望”。沈從文的《我的學習》自然也離不開這幾個基本要素，例如對於其政治無立場的思想根源，他說，“政治鬥爭的複雜和劇烈，使得大多數在學校裏本來熱心政治的知識份子，亦多游離於政治以外，超政治或不關心政治，實非本來，事實只是對火辣現實害怕與逃避。”對於必不可少的的未來展望，沈從文寫到，“……這種種，無不得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通過毛澤東的思想和領導實踐方法，才有可能來實現一個偉大美麗新中國。”，“時代太偉大了，五萬萬人民解放了的雙手和頭腦，都將在中國共產黨和偉大人民領袖毛澤東旗幟下而活用起來，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生產建設。”然而除了這些看起來非常“正確”、無可挑剔的體悟外，沈從文以其獨有的眼光進行了省思，“惟就個人認識，則《實踐論》的偉大意義，卻不在乎為擴大闡釋檔而作的無數引申，實重在另外萬萬人如何真正從沉默無言的工作中實踐，即由此種工作生活的實踐，檢查錯誤，修正錯誤，一切離不開實踐。”由此可以看出，沈從文的檢討書和其他的不同，其中是有著深刻的反思的。

對於這些文字中的“新生”，以往許多學者都認為這只是表面工作。沈從文不過是迫於政治壓力，一面接受改造，一面內心依然“頑固”。有人認為沈從文儘管以“鄉下人”自居，但實際上和普通的底層人民是有隔閡的，他在舊時代就已經完成了階層的躍升，躋身“上流社會”，對於底層民眾的關心也更多地是以一種俯視和憐憫的姿態。可是我以為，沈從文在文字中表現出來的對共產黨的熱愛，不是情緒上的一時興起，有很大一個原因是他自己的人民觀同共產黨的群眾觀內核是相契合的，他自己出身“鄉下”，對於底層民眾的遭遇也是有很深的體會和同感的，這在下文我會具體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