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以下是發表在主流傳媒（其實除了最後一篇在《端》外，其它都是香港《明報》。嘗試每篇找一兩句重點來觀察自己過去一年想在輿論場上表達什麼。那不左不右、既左且右的佐高域 同情佐高域今次遭遇的人如果真的關心「自由」，又會否覺得除了拒打疫苗的「自由」外，又會否藉此意識到世上還有更值得關心和伸張的自由？

那邊廂針對以色列的體育制裁波折重重，難受廣泛認可。這邊廂針對俄羅斯的體育制裁行動，迅速之餘打擊面又廣。兩者不同當然跟大國政治、全球輿論背後的權力關係相關。但當下更迫切的問題或許是，這樣的制裁是否有助阻止罪行和悲劇？

如果今天俄國所面對的聲討和制裁，是對侵略的反制，而不是「正義的美國/西方對邪惡俄國」的一環，那麼今天發生的事，是否也可以約制美國在未來發動戰爭、侵略別國？

如果福祉和安全是重要的話，我們可能要承認挑戰極限未必是我們應欣賞和鼓勵的事。

除非運動員自己主動將自己的競賽選擇與國族身分或者政治理念扣連起來，否則動輒將運動員的轉籍決定，跟運動員的國族認同又或者是政治理念扯上關係，很可能是捉錯用神。

因果關係，並不好說。隨手記下一些我觀察到的現象。

當看似沒有方法去令社會變得好一點（或者不那麼差），那是否要放棄呢？作為一個熱愛競技運動但實力不夠好的人，我完全明白「不堅持就會成功」根本就是謊言。所以，我放棄了。人到了這個年紀更有藉口放棄。但又不甘心……不甘心還應該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客觀環境雖然導致我要調整自己的心態，但我還是有能力去（自以為）貢獻一點。

想改變社會、令社會變得好一點，要靠什麼呢？做精英然後上而下改變社會嗎？還是應該走群眾路線，依靠人民的力量？年少氣盛時，對前者是直截了當地否定。現在回想起來，年少氣盛未必是因，漢語世界中對「革命」的歌頌才可能是那種態度的根源。後來接觸了左翼思想，更是要擁護後者了。

儘管對於是非對錯比前疑惑，但我應該距離「虛無主義」還有一段距離。但就算自覺能斷定對錯，又如何呢？我本科是念政治學的。後來改讀社會學，主要的原因是社會學的視野讓我更能夠剖析社會上的壓迫和不公。對於馬克思的學說，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當然有不一樣的評價。

生於一九八一年的我已滿四十歲。四十雖是「不惑之年」，但事實上現在的內心所有的疑惑比之前多得多。首先，是對錯的問題。以前我自覺是有點嫉惡如仇的傾向。既然是非黑白如此分別，那麼有強烈的立場，就很正常了。但到底是非黑白是否那麼分別？今天的我，實在無法回答。

有一次，在遊行前的一天，我在辦公室說「明天遊行完不要離開」。一位很值得敬重的前輩拋下了一句回應：「那又有什麼用呢？」

《Breaking the Social Media Prism: How to Make Our Platforms Less Polarizing》作者：Chris Bail，2021年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希望彭帥平安、認為她的指控要受到公允調查，也就跟西方的「雙標」完全無關了。

幾年前讀《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晚年的司徒華在接受訪問中直截了當說：「香港實際上沒有甚麼空間，香港假如有空間，就是發展公民力量，讓公民力量不斷壯大，令香港不要倒退。這最重要。然後等中國慢慢進步，和香港一起進步。我從來都說中國無民主，香港不會有民主。

20 年前的恐襲和美國對那場慘劇的回應，無疑是改變了世界。但當國家安全／反恐因此被塑造成世界「共識」，對美軍英軍的敬意可以透過職業運動在全球滲透時，人類沒有比之前更自由、更平等。

法定最低工資由無到有，在香港這個極右城市，是很不容易的事。工盟應記一功。

我為全紅嬋的表現喝采，真心的為她的成就而高興。但她的故事，不應該被簡化成為中國好故事或者是中共真醜陋。全爸爸拒收商人送來的錢，因為他不能消費女兒的榮譽。那些建基於對政權好惡消費著全紅嬋故事的人，根本不是真的關心全紅嬋，也不關心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

人類社會、香港這個城市的政治，卻不會只有黃藍這議題。將一切都看成是黃藍之爭，而忽略甚至是無視其他議題或角度，或者合乎社會潮流，但肯定對社會不是好事。感謝張家朗和何詩蓓，拿了獎牌之餘也讓那球衣風波暫時退出了公眾視野，讓我們稍為避開無聊爭論的滲透。

許海峰肯定不是第一位中國出生的奧運金牌運動員。

（另一版本發表於2021年7月15日香港《明報》） 作為長年支持英格蘭男足對手的球迷，目睹意大利在決賽力克英格蘭贏得今年歐洲國家盃，我感到如釋重負。完場後不久，我發了一條信息給一個在英格蘭工作的朋友，內容大概是：「抱歉，因為意大利在互射12 碼階段先射失，我不得不渴望拉舒福特（Marcus Rashford）也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