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但幾句：支聯會、現實政治

支聯會要解散了。不幸地對這樣的消息已有些麻木。不過，也記起兩件事。

還記得二十年前，中大學生會（對，它也要解散了）請了司徒華來校園分享。出席的學生，寥寥可數。當日我問了華叔一些問題。具體用語當然早已記不起。但大意是支聯會的工作是否太儀式化，還有「平反八九民運」的訴求，是否有肯定現政權認受性之嫌。華叔的回應，我已忘了九成多。只記得他說「儀式」的重要性和威力。當時年少氣盛，未必太認同。但還是尊重的。之後學術旅程中因為研究社會運動，發現儀式確有其價值，但這和我後來對平反的理解之轉變一樣，是後話了。總之，多年來，我是批判地參加支聯會的活動的。

另一件事，是二零零九年的十一國慶遊行。那天遊行由支聯會牽頭，後來我和其他站在行人路的群眾被警方無預警地用人鏈陣撞翻。今天回看那時的場景，警方沒有用武器，我們連路也沒有堵，當然不是甚麼一回事。但事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當日的事發詳情，該文也有記載），一方面斥責警察，同時也批判支聯會領導遊行無方。這篇文章當時在社運圈子內是廣為流傳的（或者我自以為是廣流傳）。

我不是香港人中的主流，也不是社運圈子中的主流。我本人的言行當然沒有太大代表性。然而，我這兩件事，或多或少說明了，那時對社會運動有熱誠的年青人，無疑對支聯會/老泛民有質疑，但沒有鬥倒他們的意思。就像社民連那樣，他們的其中一個年度指定項目，就是在支聯會六四晚會後帶領群眾遊行到中聯辦。另起爐灶、鬥垮老泛民，不是選項之一。

後來，「本土派」冒起；華叔在二零一一年離世。二零一三年，支聯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為當年紀念活動主題。此舉引來本土派強烈反彈，支聯會後來更決定在六四當晚不喊此口號。這次事件是否一個轉捩點，可再爭辯。但它象徵著的，是老泛民放棄與本土派爭奪論述的主導權。非建制版塊中，有心有力去對抗本土派鼓動「仇中」意識的力量，愈見邊緣化了。

再經歷了二零一四和二零一九兩件事，老泛民已徹底喪失了對反對力量的領導權。本土派鬥垮老泛民的目標，絕對是成功了。只不過，這座城市沒有走向更民主更自由的一方。

現在想回來，本土派輿論的一項高明之處，是將左傾的進步社運力量和老泛民都標籤為「左膠」。老泛民不少是右派，香港那份唯一「民主大報」曾經是右到不行。更重要的是，「左膠」一詞也隱含著對高舉理想主義旗幟的鄙視。本土派說他們自己搞的是「現實政治」，會帶來真正的改變。

改變果然到來，而且是徹底的改變。但當然這種改變不是如昔日本土派公開的宣傳那樣演化。

幾年前讀《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晚年的司徒華在接受訪問中直截了當說：「香港實際上沒有甚麼空間，香港假如有空間，就是發展公民力量，讓公民力量不斷壯大，令香港不要倒退。這最重要。然後等中國慢慢進步，和香港一起進步。我從來都說中國無民主，香港不會有民主。」這大概是老泛民行動上「保守」（包括了實際上將陸港兩地民主運動區隔起來）的根據。

曾經，我和本土派一樣，對老泛民的「保守」有很大怨言，嫌他們不夠進取。但這是我跟本土派僅有的「共識」。他們覺得民主的阻力在老泛民、主張跟中國大陸切割、視進步價值如垃圾、覺得主流泛民/「左膠」空談價值，不理現實。我反對運動跟中國大陸切割、堅持國際主義主場，覺得主流泛民太務實，價值不夠進步。

最後，那場實際上有仇心仇警情緒主導的運動，是否真的如這篇文章所言，是促成大陸年青人以「愛黨愛國反資本主義」為主流的關鍵之一？

在支聯會要解散之際回望一下，到底真的搞了現實政治的，是本土派？還是司徒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