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時代的體育制裁？

（原文刊於2022年3月18日香港《明報》）

俄羅斯揮軍入侵烏克蘭，西方國家及其盟友即以經濟制裁等手段回應。各大世界體育運動組織也紛紛跟進。國際足協和歐洲足協都對俄羅斯球隊施以禁賽令。職業網球則要求俄國和白俄羅斯球手以中立選手身分作賽。在一些個人項目，包括剛落幕的冬季殘奧會，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連以中立運動員身分參賽也不可以。體壇上出現這樣的發展，實在超越了我本來的預期。因為無論是近年還是整個20 世紀，國際體壇總會高舉「和平」旗幟，但以政治理由全面制裁一個國家及其運動員，實屬罕見。

有人將普京與希特勒相提並論，並將今次事件與當年納粹德國吞併蘇台德相比。我則想起了德國透過《慕尼黑協定》取得蘇台德前幾個月與奧地利「統一」的行動。在1938 年3 月，德軍進軍奧地利。在奧地利政府下令下，奧地利軍隊沒有抵抗，使納粹德國幾乎兵不血刃就兼併了奧地利。根據一戰後的《凡爾賽條約》，奧地利是不能與德國合併的。但列強對此也沒有多大反應。1930 年代的奧地利男足享負盛名，有神奇球隊Wunderteam 的綽號。但到1938年中世界盃決賽周在法國舉行時，奧地利已不是主權國家。於是原本首圈被安排與奧地利對決的瑞典不戰而勝。另一邊廂，徵召了多名奧地利球員參賽的德國隊，首圈即被瑞士淘汰。

有分析認為普京要恢復蘇聯的版圖，但實際上他對社會主義蘇聯極為反感。在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人民共和國」獨立地位時，普京在演說中就用了不少篇幅炮轟蘇聯領導人的民族政策遺下了今天的「問題」。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時代，體育抵制是家常便飯。但這些抵制行動，多數得不到國際體育組織認可。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中國和部分西方國家以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為由抵制之，於是4 年後又有蘇聯等東歐國家拒絕參加洛杉磯奧運。在莫斯科奧運7 年前，蘇聯則為了抗議智利右翼軍人政變，而放棄參加翌年西德男足世界盃。

1973 年9 月11 日，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智利右翼軍人發動政變，推動了民選的馬克思主義者Salvador Allende 總統的左翼政權。政變成功後，軍方整肅左翼分子，首都聖地亞哥運動場被用作囚禁、審問甚至是對異見者施以酷刑的場地。在冷戰時代，蘇聯當然要聲援智利左翼。適逢世界盃外圍賽附加賽的戲碼是蘇聯對智利，蘇聯一方就拒絕到聖地亞哥參賽。國際足協為此派人到智利實地考察，但有指智利當局為此已做好粉飾太平的工作。國際足協遂要求蘇聯隊如期作客智利。最後蘇聯隊沒有出發，世界盃的參賽權就歸智利所有。

國際足協等世界性運動組織向來都不傾向以「制裁」手段以達到政治目的。即使政治目的是捍衛主權、聲援人權、堅持和平，也難以動搖他們。當然，大型運動總會執行全面制裁，亦非沒有例子。最著名的是針對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由1964 年東京奧運到1988 年漢城奧運會，南非都無法參加奧運。南非被禁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南非被禁一定程度上是南非人民的訴求。例如1963 年成立的南非非種族奧委會（South African Non-Racial Olympic Committee），其工作方針一方面爭取自己能被承認為南非體育界的代表；另一方面要求國際體育組織封殺只讓白人代表南非參賽的南非體育總會（South African Sports Association）。第二，種族隔離政策不容許不同膚色的選手同場較技，又只讓白人代表南非參賽。種族隔離政策波及運動場，大大侵犯非白人參加運動的權利，這一點毫無爭議空間。在非洲諸國團結施壓下，國際奧委會等組織無法以議題與體育運動無關為由，而置之不理。

一直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鬆綁，南非始獲得重返國際大賽的機會。1992 年男子板球世界盃，南非終於能夠亮相。賽事在澳紐舉行期間，南非舉行白人公投，公投題目是：是否支持繼續政治改革以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原來國際板球理事會容許南非參賽的條件，就是公投要過關。我們當然無法知道避免南非隊在世界盃期間被取消資格，對於當時的白人來說有多重要，但最後有近七成贊成票。南非隊在世界盃則打到四強始被淘汰。兩年之後，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

南非的問題算是解決後，體育制裁的焦點則落在以色列身上。伸張巴勒斯坦人權益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BDS）就主張抵制個別直接得益於以色列侵害巴人權益的企業。贊助以色列足總的Puma 也是目標之一。幾年前巴勒斯坦足總曾要求國際足協凍結以色列足總會籍。巴勒斯坦足總的最強理據，是以色列足總容許位於西岸非法殖民區的球隊參加旗下賽事。換言之，以色列足總實際上侵犯了巴勒斯坦足總的管轄權。國際足協為免事情鬧大，在2015 年以成立以巴監察小組的形式，換取了巴勒斯坦足總放棄提出凍結以色列會籍的議案。

儘管上屆男足世界盃前，阿根廷隊在輿論壓力下取消作客以色列的安排，但針對以色列的體育制裁始終不是主流。要藉此表態、施壓，更需要自我「犧牲」。例如伊朗政府不容許運動員與以色列代表同場競爭，所以時有伊朗選手退出、落敗以避戰以色列對手的消息。去年奧運會，拒絕遵守指令抵制以色列的原伊朗柔道名將Saeid Mollaei 改為代表蒙古贏得銀牌，被西方輿論描寫成為自由而戰。

那邊廂針對以色列的體育制裁波折重重，難受廣泛認可。這邊廂針對俄羅斯的體育制裁行動，迅速之餘打擊面又廣。兩者不同當然跟大國政治、全球輿論背後的權力關係相關。但當下更迫切的問題或許是，這樣的制裁是否有助阻止罪行和悲劇？以上提過的南非經驗似乎為今天針對俄國的各式制裁提供了支持。但要注意的是，起碼於體育制裁而言，南非的黑人由於被種族隔離政策所害，所以即使南非被封殺，對他們也沒有多大影響。

近代另一例子發生在1990 年代。30 年前，解體中的南斯拉夫爆發了駭人的波斯尼亞戰爭。聯合國安理會因此通過制裁南斯拉夫的決議案，內容包括了體育制裁。球星如雲的南斯拉夫男足因此缺席了1992 年歐洲國家盃，而遞補參賽的丹麥則神奇地贏得冠軍。波斯尼亞戰爭要3 年多後才算平息，過程中發生的種族清洗慘案，實是人類文明的另一污點。

我非制裁效果專家，對今次的效果也不敢妄加斷言。但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下，今次國際體壇高速在俄國及俄籍運動員身上施以制裁，確是史無前例。希望這次的反應會對世界各政治力量在下次作惡前，起到震懾作用，而不會成為個別國家或集團隨便壓制敵人的工具。

侵略可恥，願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