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化運動員的去政治化解讀

（原文刊於2022年2月18日香港《明報》）

作為今年冬季奧運會的主辦國，在主場交出較好的表現，中國對於歸化運動員也採取了開放的態度。除了已成為輿論焦點的谷愛凌和朱易，男女子冰球隊更可謂是以歸化球員為骨幹。歸化運動員在國際競技場並非新鮮事，在今屆賽事也非中國獨有。但在當下的全球政治氣氛下，中國的歸化運動員難免引起更多討論。

運動員的血統、語言、護照備受關注。但國際運動比賽向來對教練的國籍沒有任何要求。在觀看短道速滑賽事中，電視台的評述員提醒了觀眾：安賢洙原來已當上了中國隊的教練。在首爾出生的安賢洙在2002 年首次代表韓國參加冬奧。當年他在男子1000 米決賽最後一個彎與其他3位選手發生碰撞，讓原本「包尾」的澳洲選手Steven Bradbury 摘下金牌。4 年後在都靈，安賢洙一舉拿下了三金一銅。那3面金牌來自個人1000 米和1500 米項目之外，還包括了5000 米男子接力賽的金牌。

但到2010 年的溫哥華冬奧，安賢洙卻未能取得參賽資格。其實最晚在2006 年世界賽後，已傳出安賢洙深受韓國隊內派系鬥爭影響的消息。安賢洙的父親更因此曾在仁川機場和韓國滑冰聯盟官員發生衝突。安賢洙無法在2010年試圖衛冕奧運金牌，是否是被打壓的結果，我當然無法判斷。但在這背景下， 當2014 年冬奧主辦國俄羅斯向安賢洙伸出橄欖枝時，後者接受俄方的邀請就很合理。因為如果韓國隊無法給他一個可再次揚威世界舞台的環境，安賢洙就只得兩個選擇：放棄或轉籍。於是，到2014 年索契冬奧時，一位叫Viktor An 的俄國選手在短道速滑拿下了三金一銅的彪炳戰績。原本安賢洙打算到平昌參加2018 年冬奧，但受到俄國的禁藥醜聞影響，最後安賢洙未能回到故國／祖國參賽。到兩年前，安賢洙結束了運動員生涯，後來再加盟中國隊的教練團。

對中國乒乓球史有認識的人，應該很容易因為安賢洙而想起何智麗。何智麗因為不滿被要求讓球，在1980 年代離開中國。1994 年廣島亞運，易名小山智麗的她在決賽擊敗鄧亞萍奪金，震動球壇。在中國的輿論場上，何智麗當然是背叛者。但可幸90 年代初還未有社交媒體，何智麗應該不用每天24 小時去面對轉籍所帶來的責難。從這個角度看，安賢洙就沒有何智麗那麼幸運。當一些韓國觀眾目睹安賢洙穿起中國隊制服出現在今屆冬奧短道速滑比賽場地時，就決定在網絡上向安賢洙甚至是他的家人開火。安賢洙甚至要發帖懇求網民放過他的家人。

轉籍與「背叛」

對一些韓國民族主義者而言，安賢洙是叛國了。他現在為韓國短道速滑隊的宿敵中國隊效力，更可能是無法饒恕的罪過。但無論安賢洙當年在韓國國家隊中遭遇了些什麼，其實他先到俄國，再到中國，為的主要還是讓自己的專長有發揮和換取回報的機會。這樣的決定，其實跟一個打工仔女，因為覺得待遇未如理想，又或者是發現原來所服務的機構不算是展示所長的平台，繼而另謀高就沒有兩樣。但在以國家為單位的精英競技項目，像安賢洙這樣的決定就往往不會被單純視為個人行為，而是有政治含義的。

運動員當然可以，並很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這世上當然有運動員會因為認同感或者是政治理念而作出競賽相關的決定。但我想提出的是，除非運動員自己主動將自己的競賽選擇與國族身分或者政治理念扣連起來，否則動輒將運動員的轉籍決定，跟運動員的國族認同又或者是政治理念扯上關係，很可能是捉錯用神。就算是在個人項目，都難有運動員可以純粹靠個人的能力創出佳績。團隊所提供的各種資源和配套，跟運動員在場上的成績不無關係。對於矢志追求進步、希望能在國際大賽中亮相的運動員來說，這往往才是歸化和轉籍時的關鍵考量。

當然，那些「捉錯用神」的輿論，往往是刻意的。例如谷愛凌在贏得自由式大跳台金牌後說，她是想她以行動和成績去激勵更多人（大意）。這種似乎是去政治化的說辭既得體又安全。但谷愛凌自己無法阻止別人怎樣詮釋她的故事。她選擇中國而不代表自己的出生地美國，讓她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心目中「大國崛起」的標誌。同時，在美國右翼和一些敵視中國政府的人眼中，谷愛凌為中國效力的選擇，不但是錯誤，甚至是不道德的。

運動員與資源

針對谷愛凌現象的討論總有些是有意義的。例如有人提到谷愛凌的成功，跟她家庭能提供予她的各種資源肯定有關。事實上，獲取非出生地的國籍，不是所有運動員都可以輕易做到的事情。撇除父母、（外）祖父母的出生地這一因素的話，是否有足夠的潛力或者實力在賽場上有好表現，才是決定一位運動員可否得到別國青睞的關鍵。而由於冬季奧運會的項目往往需要昂貴的裝備，和建造及保養費用不低的場地，家庭和成長地方資源的多寡，對於運動員的成就有莫大影響。與此同時，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能力、資源或者動力去爭取歸化運動員為其效力。

我認為這樣的討論比較有意義，是因為階級和國力等因素，是客觀上影響着運動場上的種種。國族主義、各式的政治力量當然也對競技場上發生的事帶來影響。但討論以至批判各地政府透過體育運動所推行的政治工程是一回事，硬要將運動員在公共輿論上臆想成某種政治力量的代言人或者敵人，那是另一回事。難道競技運動要依附於特定的政治議程，才值得留意和關注嗎？

政治力量與體育精神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羽生結弦的現象就更似一陣清泉。在北京，有不少中國擁躉到場外為羽生結弦打氣。他追求跳出空中旋轉四周半的努力，讓大家都認為他作為運動員對自己的一項挑戰，跟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日本的國體是怎樣並沒有關係。據說有人因為羽生結弦在初賽失手而恐嚇前一位出場的俄國奧委會運動員。這樣的反應理所當然是要被「割席」的。但或者焦點放回在場上的成敗，運動員才不只是各式政治力量角力時的棋子；我們才能較接近大部分運動員付出血汗、投入艱苦訓練的邏輯和情緒。

不過話說回來，假使奧運運動員不以國家隊代表身分，會有那麼多人留意到花樣滑冰有羽生結弦嗎？而如果花樣滑冰不是奧運項目，它會得到多國政府的資源投入以至各地民間和商界的資金嗎？沒有以上這些，羽生結弦當初又會否長期投入這項運動呢？

體育運動當然同政治有關。奧運選手的事業和一般人的生命一樣，離不開政治力量的影響。但他們卻沒有義務去當我們眼中的政治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