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我想很多香港人應該有這樣的經驗：每逢週末在家中閒來無事的時候，便想躺在沙發上看電視打發日子，心想終於到星期六啦！但一打開電視，可能會有重複了十幾年的納悶：「又播周星馳……」　　周星馳所拍的戲當然好看，《國產凌凌漆》、《食神》、《逃學威龍》等等全部都是香港經典，但這些大多數都是九七前拍的。

踏進人生某一個階段，面對死亡的頻率似乎日漸增加，好像每一天都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離去，竟開始有點麻木。

聽歌聽音樂，其實不必分性別，膚色，種族，這位歌手，很難不留意他的外觀。

「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

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

社會對休刊的迴響，有點像追悼會人們的講話：都是溢美之詞，沒有批評亡者的聲音。實際上我主編這雜誌28年多，怎會沒有錯誤或不足之處呢？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倘若不是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旅行演講，我不會知道自己年輕時的編寫工作，對東南亞地區一代人的誤導，以致影響他們的人生。我為此深感愧疚。

當年將我們視如寇讎的親國府人士，今天回想起來，聽聽不同意見不但沒有壞處，而且還大有好處。

「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

人生到過最多次短程旅遊的地方，可以說是台灣。90年代讀大學的時代，台灣出了不少當地的新舊建築空間叢書，絕對對其旅遊做了不少的宣傳。

有人称90年代的文学是都市的文学，90年代的都市是女人的都市。

最近公映的傳記電影《梅艷芳》卻讓我經過一陣罕有的內心掙扎。看還是不看，似乎很難抉擇。電影製作人也許想透過這位傳奇女子的一生，讓年輕一代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娛樂文化的興盛。我小時候安坐家中欣賞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看到一名扮徐小鳳唱歌的女子技驚四座、一夜成名。

还是从douban搬运的。写于2019年初的、因为豆友讨论东北下岗潮引发的一点回忆。

任電子書、平板電腦甚至手機如何方便閱讀，世上總有一群人，堅持拿着實體書，伴隨人們堅持的，正是一張又一張書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