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

這類行為有甚麼特別呢？ Wolf 認為，過往有關人類行為的哲學理論，包含了一種錯誤二分（false dichotomy）。有些哲學家主張利己主義，認為人類一切行為實際上都是為了自我利益；有些哲學家，例如康德和孟子，則認為在自我利益之外，人類還能受一些「更高」的價值所驅動，如道德與公義。他們的爭論聚焦於人究竟有沒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利他行為，或者道德有沒有能力驅使我們行動等問題。

一旦理想的社會想像僵化為靜止的「圖像」（幾位主持所講的「終點」），烏托邦就有淪落為惡托邦的危機，而卡繆大概亦是把握到烏托邦思想的這一種獨裁傾向，於是大力批評。若我們放開烏托邦與惡托邦的對比，看看烏托邦一詞的通常使用，不難發現，這個概念往往與「空想」、「不切實際」等意思掛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正正用了烏托邦的這個含意，區分自己主張的社會主義為可是真正切實可行的理想。

人類擁有希望是好的，失去了就是災難，但其實首要的問題是：希望真的是好東西嗎？假如擁有希望不是一件好事，那潘朵拉把希望留在盒子反而做了一件好事，她沒有放出最後的邪惡。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我們探討一下，希望是好還是壞，我們到底是否需要希望。

兩個情境只有一個明顯的分別：「破壞」與「改善」，即當中的副作用不一樣：一個是「破壞環境」，一個是「改善環境」。也就是說，一個副作用是壞的，而另一個反而是好的。Knobe 的解釋很直接：副作用價值上的好壞，會影響到結果是有意或是無意（或者比較保守地說，會影響到人如何判斷結果是有意還是無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說掌握了過去便掌握了現在，掌握了現在便掌握了未來：過去的故事決定了我們現在如何理解自身，我現在如何理解自身又決定了我們認為什麼是有價值和應該做的事。Three-eyed Raven 把握了過去的歷史，坐上了鐵王座，決定著維斯特洛的未來。

「愈難愈愛」的解釋或許適用於一些喜歡挑戰困難的人，但很多人其實都不是困難挑戰者，他們對困難的事物沒有興趣，反而對他們而言有可能是愈容易得到的東西就愈好，畢竟不用爭也不用煩，而偏偏他們有時也會很想得到一些得不到的東西，那我們又應該怎樣解釋呢？

所謂「平衡宇宙」，意思是要一次過解決所有星球人口過剩而資源有限的問題。方法就是除掉一半人口！只要魁隆手上的手套裝滿六粒無限寶石便可以在彈指之間將任何星球內隨機的一半人口無痛除掉。慈悲啊！（絕對要假設無限寶石不能夠在不殺人的情況下解決資源有限的問題）

既然先到先得是現存而且合理的座位分配方法，坐下了的人就擁有乘坐該座位的權利。即是說，他有權不讓座，而且不讓座不是錯事，不應該受到譴責甚至網絡公審。就像在售票處外排隊買演唱會門票一樣：如果一位老婆婆問排第一的那位可否把位置讓給她，因為她的孫子陳仔真的很想看該演唱會，最終排第一的人拒絕的話，相信大家不會認為他做錯了什麼，因為始終售票次序是先到先得。

要真正面對死亡，最首先就是應該承認死亡。但要承認逝者已逝，往往都是最難的事。老老實實跟自己說至親已去、伴侶已走，彼此不再相見，這是對自己殘忍。試問有誰又願意說此後就永訣？說是這樣說，可是做又是很難如此去做。

這種現象理性嗎？為甚麼作為一個活在幾萬百千里遠的香港人，會對一班未真正見過面的球員有如此深厚感情呢？驟眼看來，兩支球隊也沒有誰比起誰更值得拿到勝利，為甚麼我們會如此放不開一個純綷任意的決定？這些困惑都指向着一個問題：「球迷邏輯」究竟是一回怎樣的事？

食、色，性也。我們不是上帝。我們都是渴求物質的動物，但我們也是隻會尋找意義的動物。電影裡的海美說飢餓有兩種，一種是 Little Hunger，需要的是食物；另一種是 Great Hunger，需要的是人生意義。在這兩者之間，你我徘徊着。電影裡的三位主角海美、Ben 和鍾秀，各自在飢餓之中作出了他們的選擇，走出了屬於他們的人生路。

以哲學為業好嗎？曾經有位當代哲學家 Jonathan Barnes 說過，除非你想不到任何其他可做的事情，和你覺得自己會做得比任何人好，否則不要以哲學為業。學界（大概不止哲學，所有較理論的研究如是）似乎都很接受這個講法，為何？簡而言之，研究與就業皆困難。我只能夠說，認真的「哲學投資」不是一門輕鬆負擔得起的事。不過，閒時有計劃地讀好書與思考問題，似乎已經足夠是一件很有樂趣的事。

為甚麼我們會覺得政客不能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因為無論昨天的那個人，還是今天的那個人，都是「我」，是同一個人啊。梁振英在參選時說要行全民退保，今天梁振英便應該守承諾推行，因為無論是當選前，還是當選後，那個人都是同一個梁振英啊。為甚麼昨天我殺了人，今天我就要為這件事負上道德責任，應該補償或者受到懲罰？因為昨天的人與今天的人都是同一個我啊。

《千》不同或更進一步的地方，在於它要為環境保護提供一個基礎。作品要指出的是：現代人之所以感到空虛，跟大自然不斷遭受破壞，是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人類遺忘了人跟大自然之間那種和諧的關係。

我完全贊成莫先生你所說，故事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通過講故事 make sense of ourselves and make sense of the world。然而，這個立場在哲學上卻是需要論證的。我們在節目中將科學和故事並列，就是要指出故事在現代科學革命之後所面對的挑戰。如果自然科學是理解世界最可靠的方法，我們為什麼還要講故事？

只考慮父母的生育自由和權利是否就足夠呢？許多人都擔心基因優生技術不僅僅是一項個人選擇，同時亦可能會對社會結構造成巨大的衝擊。第一，應用基因優生技術很可能會造成充滿基因歧視的社會。經典科幻電影《變種異煞》就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基因歧視的未來 —— 在廣泛應用基因優生技術的世界中，社會的各種機會都只為經基因改良人而開放，他們的優秀基因就是最有用的履歷，沒有僱主願意給予普通人任何證明自己能力的機會。

據報有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宣稱成功利用基因編輯技術，使一對新生雙胞胎嬰兒能夠免疫於愛滋病，引起媒體廣泛報導。基本上，現在外界只從該名科學家的口中，得知實驗由 2017 下半年起開始，並有五人曾嘗試接受基因編輯過的胚胎移植。消息指連賀建奎所屬的大學也對此事全不知情，似乎實驗無經過常規的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有做「地下」實驗之嫌。研究的具體細節當然有待科學家公開與討論，但不少與研究相關的道德問題已浮現。

對一般人來說，星與月是個別獨立地存在於虛空黑夜中的星體。加點文學想像的話，充其量也不過是成了高掛的玉盤、連串的珍珠、閃爍的鑽戒、靈動的眼睛、璀璨的綵燈……詩人卻推陳出新，巧妙地把虛實顛倒，將夜空視為一幅無邊的黑幕，而星月則是從夜幕上幾個大小不同的孔洞中透射的光芒。「星月為何出現在夜空」這個問題，一下子扭轉成「夜幕為何給開了洞」。

這種徹徹底底的虛無，用米蘭昆德拉的話來形容，就是終極的「輕」。他們雖然存在，但存在一切的事都與他們似是無關，他們從未有感受過生命的重量，人生輕得彷彿不曾存在過。最可悲的是，他們活着雖說找不到什麼意義促使他們充實自己，但虛無至極時，他們連放棄自己的生命也感到無所謂，於是只能每天日復日的苟延殘喘，只帶着做人最基本的食色慾望過活。他們不過是在生存，而並非生活。

承諾本質上就沒有契約的 coercive power，只由語言作媒介，迴盪於人與人之間。只要人能把目光投向未來，能運用語言，他就能許下諾言。所以，承諾看似簡單。然而，承諾的重量，並不是來自像契約般「被容許的懲罰」或「被承認的暴力」，而是來自它所創造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