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49：告別《九十年代》

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的《李怡語粹》一書中，有一章「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收錄了我主編這本雜誌28年4個月共十一篇自述編輯心路歷程的文章，從「發刊詞」到「休刊詞」，最後一篇是「我們完成了怎樣的歷史任務」。

在1998年5月號的「休刊詞」中，我說創刊不久交的朋友，許多那時都還是大學生或資淺學者，現在不少人已經是名醫、銀行家、大學教授以至大學校長了，而我28年來沒有升職，仍然每月組稿、看稿、寫稿、採訪、整理談話記錄，做的都是同樣的事。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少年頭確是白了，有沒有悲切呢？我可以坦然地說：沒有！因為這28年多，是非常充實的人生。表面上每個月都做同樣的事，但實際上每個月都有新鮮感。

跟著下來這段話，我至今仍然在胸中迴盪：「我們以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去經歷過去兩岸三地翻天覆地的變化。翻閱28年多的刊物，上面記載著時代的變化，也記載著自己過去的歲月，更記載了我們在時代變化面前的思考。這些變化與思考，已經壓縮成了一小塊，被置於我們的腦子裡，使我們思想清晰，不再迷惑。不僅是讀者、作者、編者共同創造了這本雜誌，而且是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們。」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不是政治因素。儘管我對九七後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樂觀，但那時主權轉移未滿一年，司法獨立仍然對言論自由有足夠的法律保障。也不是經濟因素。因為我們在財政上雖不寬裕，但仍然站得住。休刊是基於社會現實的因素。

過去在兩岸三地都存在極大變數的時代，《七十》《九十》都會接到許多來自讀者的尖銳、深刻的文章，編輯部同仁也會廣收資訊寫出深入報導。而在海峽兩岸的言論封閉時代，或在九七問題雖有定論卻仍有議價的期間，這些文章不僅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大量讀者，也會「外轉內」對台灣和大陸發生影響。

1998年，台灣民主體制已經建立，自由媒體已經到了有點氾濫的程度；香港主權轉移後社會似乎沒有大變化，人民的法律權利仍然維持；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專權政治並行的局面，就看不到會有改變。在兩岸三地都處於凝固狀態之下，媒體主流若非教人賺錢就是教人花錢，煽色腥與扒糞文化爭輝。我個人並不反對這些社會文化狀態。坦白說，我自己有時也會看這類圖文。畢竟政商娛也確實有他們竭力要掩蓋的糞坑。不過，這樣的社會氛圍，就使嚴肅政論刊物的生存空間難以擴大，只會缩小。

28年多，我們雜誌刊登了許多好文章，產生了不少新寫手，一些具寫作和思想潛能的知識人，在《七十》《九十》中找到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他們也許未必會想到，從接到來稿到刊登在雜誌上的過程中，背後的編輯人員和營運人員的辛勞。一本嚴肅月刊和一本娛樂週刊不一樣，即使看的人再多，據說商戶也不會認為適合在這樣的雜誌登廣告，每月一次的銷售量也養不起較多的工作人員。因此，我們一向以來都只有幾個員工。

憑著共同理念，自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些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1997年，常壽林不幸病逝。11月，方蘇向我提出，他想工作到1998年7月。他說他早年追隨趙少昂學畫，為了參與《九十年代》工作，他放下畫筆十多年。常壽林去世，使他感到人生無常，年歲漸大，再不回到畫室就沒有機會了。他的想法我很能夠理解，也感謝他十多年的奉獻。

常壽林去世，方蘇請辭，我也想到自己的年紀。那一年我已62歲，以這樣的年齡擔任總編輯已感吃力，若再兼執行編輯，恐怕就力不從心了。再請人吧？財政上還可以，但在那時候的社會氣氛下，願意為理念而奉獻的人已很難找到，常壽林歿後補缺都不易，負重責的執行編輯就更難了，何況聘後還要加以訓練融合。

另一位在台灣任台版總管和編輯的邱近思，兼顧所有在台的事務，工作繁重到使當時在台灣的學者翟志成說她過著「半個月像人，半個月像鬼」的生活。她還年輕，仍然願意堅持下去。但香港版若結束，台版沒有了香港雜誌的特色就失去定位。我覺得也該讓她告別「半人」生活了。

於是，我在董事會提出休刊的建議，獲得通過。

1998年4月號我發表將於5月號後結束的告讀者書。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回應之洶湧，讓我有點吃驚。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2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 題記
2. 闖關
3. 圈內圈外
4. 殺氣騰騰
5. 煎熬
6. 傷痛
7. 動盪時代
8. 抉擇
9. 那個時代
10. 扭曲的歷史
11. 先知
12. 自由派最後一擊
13. 我的家世
14. 淪陷區生活
15. 汪政權下的樂土
16. 淪陷區藝文
17.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18. 李伯伯的悲劇
19. 逃難
20.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21.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22. 古國風情
23. 燕子來時
24. 在左翼思潮下
25. 1948樹倒猢猻散
26. 豬公狗公烏龜公
27.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28.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29. 自由時代的終章
30.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31. 確立左傾價值觀
32. 「多災的信仰」
33.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34. 中學的青蔥歲月
35.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36. 談談我的父親
37.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38. 父親的挫傷
39.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40. 畢生受用的禮物
41. 文化搖籃時期
42. 情書——最早的寫作
43. 那些年我讀的書
44. 復活
45. 不可缺的篇章
46.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47.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48.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49.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50.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51. 歸處何方
52. 劉賓雁的啟示
53.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5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55. 通俗文化的記憶
56.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57. 伴侶的時代
58.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59.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60. 福兮禍所伏
61.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62.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63. 二重生活的悲哀
64.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65. 脫穎而出
66. 覺醒，誤知，連結
67. 非常有用的白痴
6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69. 中調部與潘靜安
70. 非蠢人合做蠢事
71.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72. 無聊的極左干預
73. 從釣運到統運
74.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75. 統一是否一定好？
76. 台灣問題的啟蒙
77.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78.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79. 踩不死的野花
80. 文革精神
81.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82. 極不平凡的一年
83. 批判極左思潮
84. 民主假期
85. 裂口的開始
86. 太歲頭上動土
87.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88.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89.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90.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91.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92. 九七覺醒
93.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94.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95.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96.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97.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98.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99.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100.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101.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102. 「庚申改革」的流產
103.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104.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105.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106.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107. 守護我們的心智
108. 江南案的考驗
109.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110. 「李匪怡」和《香港1997》
111.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112.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113.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114. 「基本煩」和霎眼族
115. 與勞思光的交往
116.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117.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118.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119.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120. 第一道晨光
121.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122.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123.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124.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125.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126.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127. 內幕之外
128.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129.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130. 我的愧疚
131.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132.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133.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134.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135. 與黃永玉的交往
136. 真有「九二共識」嗎？
137. 俄羅斯歷險記
138.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139.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140.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141.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142.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143.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144.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145.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146.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147.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148.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149. 告別《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