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淋署 近来，民间舆论场域见证了一场“左转”：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复兴。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切身可感的资本重压，越来越多的青年认同于马克思主义，在网络上频频喊出“英特纳雄耐尔”、“万恶的资本家”、“你工人爷爷”等口号。然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共识之外，这场令人鼓舞的“左转”浪潮中也存在着显著的观点分歧和论争。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神话，认为优秀特质或美德似乎在某种本源的意义上与性别相关？美德、「阳刚之气」与性别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以左翼之名叫嚣着女性自身在社会劳动、家庭、生育领域的异化现象都“不值得讨论”、“是低级的”，都仍然是在延续着“资本家”和“家长”思维。这些左翼内部的“男权”逻辑，需要剖析与反思。

记忆是不可靠的，会被反复的宣传加深，会被歪曲的演绎篡改，所以每一次性别故事的讲述都至关重要。

善良要有鋒芒，適用所有人與所有對象。

近日，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比赛中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随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将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话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才是王道

台北幼稚園有小孩爆出遭到性侵的新聞（觸及率超低，請搜尋、廣傳）之後，也再度看到一些文章，在談如何與小孩談這部分重要的事。不僅是私密處，任何你不想要人碰你的地方，都不該允許別人碰。我有個小時認識的朋友，在相處多年之後，他才告訴我他不喜歡別人碰他的頭。

不得不说，近年来在互联网上，男女对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翻开微博、知乎、抖音，随便一刷，随时都能看到关于性别话题的激烈争论。有时候真让人感叹：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站在对立面呢？“。先说说“直男癌”这个词，本来是用来形容那些固执、自以为是、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男性，但现在却被广泛用来攻击任何男性。

《少年蒙歌》採雙線並行，交織在小說起始的母子分別場面。其中一線就描述這趟蒙歌「被迫出走」的英雄旅途，另一線倒敘何以壞掉的母親茉茉要送走蒙歌自往迄今的歷程。

德斯彭特是法國文壇當代文學暗黑書寫知名作家，上世紀末以小說《操我》出道，行文未輟，在千禧年身兼導演編劇親自將處女作改為電影，超限尺度為彼時影壇譁然。此書出版不久，普雷西亞多與德斯彭特結束伴侶關係，在2017年正式成為行政律法定義的男性。

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喜欢上摇滚乐的。那些疯狂的嘶吼和嚎叫、快速和用力的和弦一下就击中了我。然而，对摇滚乐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对其中所包含的厌女文化感到不适、困惑和愤怒。譬如摇滚乐的现场总是男乐迷占据主导，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时候发起 pogo、mosh、死墙等带有明显阳刚特质的狂热行为，…

基本生物学可能会使两性在某些方面有所倾向，但性别的本质绝非被生物学预先决定（甚至于性别本身并不存在一个 “本质”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差异恰恰在于，TA 的个体并没有完全交付于自然。在对于自然的妥协与对抗之间所产生的张力，构成了所谓 “人性” 之所在。

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以身份为基础的——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等——这是就问题所在，所有的革命需要从身份认同开始，但革命的目标却是为了废除身份。

谁离开，谁留下，并不完全是选择的问题。除少数例外，年龄在18至60岁的男性，被禁止离开国家。他们被要求留下和保卫国家。设法通过逃离国家躲避兵役的男性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斥，包括自己已离开国家的女性。

阿德利企鹅会因采集卵石离开其雄性伴侣，并会向无伴侣的雄性同类求爱，以取得岛上奇缺的卵石来筑巢，而在完成交易后，这些雌性企鹅则会离开，并返回其伴侣身边。但，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

在《女性主义、酷儿、瘸子》（2013 年）一书的结尾，艾莉森・卡福尔强调，关于障碍的体验和讨论，能够让人们跨越差异感受到彼此，并形成新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收获一种近似于基督徒般的信仰，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手里都紧紧攥着一把指向头颈的尖刀，准备随时以伤害自己的姿态来表达对于爱的虔诚。

《消解单配偶制》一书揭示了看似平等与先进的当代婚恋文化中所隐藏的权力与暴力，同时更进一步地将单配偶制本身视为研究对象。作者 Angela Willey 犀利地指出，将单偶制视为某种进化终点与社会关系核心，是殖民历史与种族主义的产物；它持续影响着科学知识生产，垄断并限制了人们对于亲密与快乐的体验与想象。

隐性霸凌存在于各种性别，霸凌的背后并非简单的同性/两性之间的对立，而是强与弱的对立——性别、成绩、阶级等议题在此勾合。尽管慕强、父权的大环境难以改变，学校和家长甚至（也许）在助纣为虐，但我们仍能在个体层面做出一些小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