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詞無形@香港文學館

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最嚮往《我城》裡的麥快樂、悠悠、阿果、阿髮、阿游、阿北、阿探和阿傻，一個一個直面無根，特立獨行的青年，彷彿也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啟發過我的香港七〇年代青年，忘不了那飛揚的生命情調，他們一定活在那自由鮮活的、以文藝或信仰或一切的理想作護照、從容出入於無邊境、無國籍的浮城。

愛滋病是一場無法根治的病症，在病房之中始終要孤獨面對，「此時天空沒有雲霞，沒有飛鳥，沒有彩虹，沒有太陽。沒有天空，沒有盧雋光，沒有小貓，沒有人，沒有我。」

我喜歡電影這種對「庸俗」的哲學性擁抱，讓電影從根本上反對了線性進化的單一，到達真正的多元。多元不會全是精華，必然包括庸俗。 這也是一種重要的人生觀察：就算年輕時受到許多美學的哲學的超越澆灌，到達中年，往往不得不接受自己身處的世界不過是庸俗的，自己在活著一個庸俗的人生。

先生的小說，已經圓滿地完成了，而我們的小說，還在艱難地掙扎前行。在這個前景晦暗不明的時代，我們如何接受被賦予的主題，用文學的方式去承擔責任，將會是大江先生留給我們的功課。

足球得以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運動，關鍵在於——簡單。規則簡單，裝備亦然。即使裝備隨時代轉變，基本上仍是波衫、波褲、波襪和波鞋。

承接五四文學轉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正處於擺脫傳統文學格局的轉型期，文學風氣亦逐漸走向通俗化，使文學展向更廣的受眾，因而成為通俗文學最蓬勃的年代。

「當他軟柔的手握著我的小手，我彷彿感到一股暖流……」這是幾位寫作班學生對「溫暖」當下的聯想。

某大學餐點是出了名的難吃，其臭名之昭已經成為了認識朋友的常用主題之一。回想以前迎新營的組爸媽卻甚少提及，但他們唯一贊同的就是很難吃。

說起來都好像昨日的事。我只知道，緣分是很難說的。

在水下，所有距離被疏遠。而在水面，在大多數的日子裡，其實，城市並不存生。

竊書不能算偷，如此說來，借書應是件美事。知識無價，借書者故然無本生利，借出者也分享喜悅，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

依然，她習慣躲進更衣室發呆，只是無法抑制嘔吐的衝動，時時急忙開門，拐去一牆之隔的洗手盆，全然瀉出，回神才覺應吐在馬桶，立即打開水喉，不斷沖刷；又躲到更衣室洗澡，抬頭張口接水，不斷漱口，唯有淋濕全身，才令她暫時剝離水果、嘔吐物、人群的氣味。

香港，就只此一個梁朝偉。

作家董啟章上月選擇以NFT形式，重新出版《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在華文世界的文學出版開創先河，成效如何，則有待分曉。踏入新時代的文學寫作，董啟章說他的所有新嘗試，都為達致完全自主的寫作模式，力求打破舊有傳統的枷鎖限制，與讀者建立真正屬於他們的社群。

「我幾年前得了大腸癌，如今能活下來，算是上天給了我人生的第二次機會，那就應該好好做一些事。不管是挨人罵還是健康受損傷，如果能讓事情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心裡也覺得抵了。」

既然人類可以穿上動物形狀的玩偶服，難保沒有動物也穿上了人類形狀的玩偶服在遊戲人間。或者那些愛穿飛鼠褲的人類其實是穿上了無法脫下的人類皮囊的飛鼠，希望藉由穿着飛鼠褲再度撿拾起本來的形狀。

每個時代都會有它的瑜珈褲，以前是「摟屌裙」、再以前可能是超短褲黑絲，又或者是低腰牛仔褲。瑜珈褲就像它的前輩們一樣，在這個崇尚健康生活態度、看重女性waist-to-hip ratio的年代，是眾人慾望的集合體。

該關上的時候不關上，該打開的時候又不打開，我想我的那一扇的確是一扇壞了的門。

香港殿堂級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最近推出回憶錄《亂世孤魂：我與羅海星，從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唐寧街十號》，追憶其丈夫、民主運動家羅海星被關押在中國的創傷經歷，也寫其家翁羅孚被告以間諜罪軟禁多年、終被釋放前後的種種軼事。

有人戲稱H城人遊日是回鄉。所謂鄉，只是尚未被海面完全淹沒的幾個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