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點點自由和文藝之必要——緬懷聶華苓和瘂弦
文｜范銘如
投奔自由，的幻影
聶華苓和瘂弦同是在1949年的逃難潮中被浪捲到了台灣。聶華苓是舉家連同母親與弟妹出逃，瘂弦則是隻身隨軍來台的流亡學生兵。在動盪倉惶的遷台過程中，聶華苓的幸運不僅在於全家同行，還順利進入甫創刊的《自由中國》雜誌社工作，隨後展開寫作生涯並主編文藝欄。
《自由中國》是由雷震這位國民黨元老，召集一些開明派人士成立的外圍組織。初始目的無非是宣揚德政，編輯顧問和作家群不是達官顯貴就是知識菁英。幾年後，即使雜誌社的批判立場開始與政府產生裂痕，政要逐一求去，留下來的理想主義者反而更加堅定凝聚。
身為編輯部裡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女性，聶華苓觀察吸收這些時代俊彥們的思想和人格，並在他們的尊重和維護下，將自由主義的信念實踐到《自由中國》文藝欄。從她1953年接掌文藝欄後，反共文學的比例漸次降低，到了1955年，甚至直白托出「文章變成八股毫無動人之處」、「標語有何用處」等反官方文藝的說詞。取而代之的，則是不以政治掛帥的純文學作品。
從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聶華苓在職場上的際遇無疑是令人欽羨的。同時期嶄露頭角的女作家群，無一不歷經到處投稿，或者輾轉於職務間的過程。即使同樣幸運地在1953年開始主掌《聯合報》副刊編務10年的林海音，來台後也是先從參加台灣鄉土史講座、向中婦和中副等傳媒投稿，累積著人脈。順遂的她們樂於將資源分享給文友，一樣致力於墾拓純文學園地。
或許因為報紙和雜誌屬性有別，林海音傾向本土和大眾化；而聶華苓偏向外省自由派菁英，女作家群則是兩邊共同的基石。福兮禍所倚，《自由中國》被入罪抄社後，聶華苓雖僥倖沒有入獄，卻落入長期被監視、失業而家計無著的牢籠。
此前談笑有鴻儒，轉為笑語不聞聲漸悄。4年間只有聯副和《文星》等少數媒體零星刊登她的稿件、美新處給她一些翻譯工作，以及後期臺靜農和徐復觀邀請她去兼課。
當聶華苓在1964年拿著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的邀請函和國民黨的出境許可，飛往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作家寫作班（Iowa Writers' Workshop）時，心情可能像是攀住了從鐵屋上逼仄天窗垂下的一根逃生索。抵達安全自由的國度後，倘若她不再返顧、甚至斷絕與這塊傷心地的聯繫，也是人之常情。
聶華苓的選擇，卻是將切身之痛化為大愛，襄助安格爾在以美國作家為主的寫作計畫班之外，籌設「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將自由的藤蔓拋給更多國家的作家，尤其是極權統治下的異議分子。大部分經費由美國新聞交流總署負擔，美新處沒邀請，或沒邦交但他們覺得值得邀請的作家，就由聶華苓和安格爾伉儷負責籌募經費。
從1967年到1988年退休轉任顧問，聶華苓始終堅持邀請台灣作家，不同美學、政治立場和世代的男女作家兼顧，曾受邀的作家現在多已成為台灣文學界的中流砥柱。
在冷戰和戒嚴的時代，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提供的平台，是台灣作家能夠與世界各國和其他華文圈作家交流的桃花源。台灣作家得以在美國各地旅行和演講，自在暢談文學技巧或社會理念，並在翻譯者的專業協助之下，討論、修改自己的作品甚至尋求外文出版的可能。
聶華苓自己即深受這種國際交流與視野的滋養，在1970年寫出生涯神作《桑青與桃紅》，可惜在聯副連載約3個月就被禁，轉而在香港《明報》刊載。直到80年代後期，台灣讀者才終於能讀到這部融合女性、戰爭、白恐和離散的國族寓言傑作的全貌。
只有月光，沒有籬笆
瘂弦是愛荷華國際寫作班最早期的受惠者。當聶華苓在《自由中國》雜誌社風生水起之際，瘂弦剛以上等兵的身分考進政工幹校戲劇組，土法煉鋼地參加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由覃子豪啟蒙新詩創作。慢慢地，在高雄左營結識一群軍中的文藝同好，創立爾後成為台灣新詩重鎮的《創世紀》詩社與雜誌。
1966年瘂弦應邀至愛荷華，見識到外國作家的素養、勠力於文學創作的氣魄。期間他勤於走訪各大圖書館，一本一本抄錄在台灣猶是禁書的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觀摩前輩詩作的同時，連帶為他日後做中國新詩史的研究，墊下扎實的根基。離開美國的那一年，瘂弦出版了英文詩集《Salt》，以及他的傳世經典詩集《深淵》。
1969年瘂弦返台擔任《幼獅文藝》主編８年，其後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所深造一年，繼而在1977年擔任聯副主編20年。詩人瘂弦漸漸隱身幕後，轉型成藝文推手。或許是在美國領略過跨國交流的益處，瘂弦在編輯檯上，除了培植有潛力的本土文學新秀，也努力將國際潮流引進台灣。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他接聯副主編後，首開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同步深度報導。
在資訊科技不發達的年代，台灣報紙通常是由新聞版做外電翻譯，副刊則視得獎人的知名度，決定幾天後是否發文簡介。直到1979年，聯副在公布諾獎人選後，以越洋電話邀約海外學者即時報導並翻譯作品，隔日隨即以大篇幅版面專文介紹。縮短國際文學資訊時差的成功出擊，刺激了對手《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隔年的追擊。
兩大報的良性競爭，讓諾貝爾文學獎的即時追蹤報導成為台灣報界至今的慣例。同樣吸引閱眾眼球的兩大報文學獎項，厚植了近3個世代的創作者，當年躍過文學獎龍門的我推的孩子們，如今已卓立為台灣文壇的天王天后。
瘂弦在聯副的20年，剛好是台灣經濟和報業蒸蒸日上的年代。《聯合報》版圖擴張至美國和泰國的《世界日報》。台灣文學隨著瘂弦統綰的聯合報系副刊版面，快速傳播到海外華人社群。瘂弦或以詩人或編輯的身分促進泰國、香港、新加坡和菲律賓的華文活動，戒嚴的結束亦帶起一波兩岸文藝的切磋。瘂弦開創了林海音之後聯副的第二個盛世，深化了副刊的純文學傳統，並將台灣文學的豐碩成果延伸到海外的華人社群。
深淵外，水長流
聶華苓曾多次感慨，「我不要政治，政治偏要纏我。」瘂弦亦曾回顧文壇多次論戰造成的傷痕，有感而發地說，論辯後「真正的收穫，恐怕還是作品的本身。」因此他的編輯觀是追求博大和均衡，讓思想觀念透過文學形式的溝通，在多元條件下匯集交融而成豐厚內蘊。
但如果擁有寬闊胸襟、以文會友的情懷就能水到渠成，未免太小看了政治牽涉的範疇，和兩人站在風頭浪尖上的難度及能耐。文學史家不只對被記載下來的有興趣，對字裡行間、或者該寫卻未寫的空白，同樣興味盎然。於無聲處聽雷，更覺餘韻繞樑。
不少讀者閱讀聶華苓的自傳《三生三世》時，最錯愕處莫過於，描寫到她在雷震案3年後，遇見來台並對她提出訪美邀請的安格爾，緊接著下一章就以他寫給她的情書，交代抵美後的生活。相較此書前半部，從童年到來台後經歷的細描，以及最後一章對幾個寫作班訪問作家和再訪雷震的素描，中間關鍵幾年的斷簡耐人尋味。
譬如，安格爾初見聶華苓時說，他的好友、上一任台北美新處處長麥卡錫（Richard McCarthy）提過雷震案並擔心她的安危。是否安格爾一開始的訪台，即是計畫中的救援行動（雖然一見鍾情應是預料之外)？台灣政府又為何會放行？
再譬如，《三生三世》中未提、擴寫版《三輩子》中對1972年，她和安格爾翻譯出版《毛澤東詩詞》一事，僅以「茶餘飯後的消遣」、「不知怎麼傳出去了，紐約的出版公司向我們要稿」帶過。
1972年正是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春江水暖之際，夫妻倆籌備翻譯的時機竟然如此湊巧？其實，在國際寫作計畫舉辦的年代，美國國內左右翼衝突對立激烈，蘇聯箝控東歐，中國對內文革、對外由親俄至親美。
在國際情勢險峻詭譎中，邀請各種敵對方同聚一堂，不啻置身於國際關係漩渦當中。如何在殊異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美學立場中，取得「博大而均衡」，誠非易事。遑論在保守傳統的南方小城，一個黃面孔的年輕女人，以女主人之姿周旋在各大機構募款。不敢想像，在那豪爽的文壇大姊大形象下，隱忍過多少歧視和辛酸。
瘂弦主編《聯合報》副刊的時期，也正是台灣意識形態交鋒最白熱化的階段。1977年初，鄉土文學論戰在大小報章雜誌上爆發，《聯合報》作為保守派大本營，連續刊登對鄉土派的回擊，包括8月份副刊上最被後世詬病的兩篇過激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和〈狼來了〉。
在劍拔弩張的氛圍中，軍系出身的瘂弦在10月上台，聯副的火力並未往上調升。1981年1月「國軍文藝大會」上官方定調文學的發展方向，形同為論戰劃下休止紅線。巧合的是，同年聯副舉辦了３場作家雅集，一場討論小說，一場討論新詩，最後一場的主題竟然是光復前的台灣文學。
接著幾年，聯副陸續增加光復前台灣文學作品選錄和作家小傳專輯，以及一連串向鄉土派示好的特別策劃。隨著80年代民主意識的高漲、解嚴，到90年代兩岸交流和民進黨崛起，聯副似乎選擇了一條低調穩健的路，回應時局巨變，將日治時期和大陸文學橋接上戰後台灣文壇，獨派統派兩交好。
期間的決策過程，與多方勢力的權衡折衝，絕非主編一己喜好得以裁決。瘂弦長年保存與文友的書信，並仔細分類歸檔，未來若能出版，應能為這段轉型中的文學場域，提供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瘂弦謀求博大而均衡的文學中道，和聶華苓舉辦國際文學組織的宗旨異曲同工。由幕前走到台後的兩個文學人，皆主張文學與政治保持距離，同樣用長達20年的時間，踐履一個超越限界的文學社群理念。
瘂弦與聶華苓同在2024年10月先後辭世。斯人已遠，他們為台灣、為華人、為世界文壇做出的貢獻長存。謝謝他們讓我們曾經瞥見，文學大同的可能榮景。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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