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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必须扛下法律和秩序的口号，视如己出。

汪晖的泛亚主义的问题： 我们该怎样评价左翼的泛亚洲主义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Slavoj Zizek, “The trouble with Wang Hui’s pan-Asianism: How should we assess pan-Asianism on the left?

在没有社团主义威胁的情形下，在左翼和右翼，我们都将继续独自打保龄。

我们可以从1970-80年代对苏联政治犯的声援运动中吸取什么教训？什么原因导致如今西方左翼持续不断的阵营主义？为了纪念现已离世的左翼运动老将马尔科·博伊岑，我们发表了他的文章："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民主与社会主义 "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将其视为法国极右翼潜在的新开始，如果中间派不能继续坚守阵地，而左翼继续任由自己的根基垮塌，那么我们有一天就可能真的在最高权力的殿堂里，看到马丽·勒庞和她的政党了。

我深深地同情并爱着乌克兰，但我仍然想回到俄罗斯，为拯救它而做出自己的贡献，然后在那儿生活下去，让俄罗斯摆脱普京的统治和压迫。

古典馬克思主義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認為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是必然的，當中的道德基礎並不重要。Cohen作為近代的分析馬克思主義領頭人，於生涯後期由歷史唯物論的研究，轉向投入道德哲學的課題，期望以道德證成的方式，回答社會主義的「可欲性」問題。

AUR 正在全面平反法西斯领导人。他们基本上是在改写历史，为战犯、大屠杀参与者、军团运动成员洗清罪名。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巩固“狱圣崇拜”——抬高那些因反对共产主义而被社会主义国家定罪的人，以将他们描绘成英雄，尽管这些反共的“狱圣”大多在军团运动中非常活跃：这意味着他们是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且参与了暴力行动。

对乌克兰的援助和那场战争本身一样，都是国际左翼争论的焦点。支持者认为援助对于乌克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者至关重要。怀疑论者认为它充其量是军事工业小赠品，是美帝国的一块难堪的遮羞布。让人左右为难的是双方其实都有道理。

持不同政见的左翼组织之间“少数对少数”的国际团结建设有可能消除孤立的、自我诋毁的教条主义和派系主义，并有可能建立新的联盟以提高其政治和道德合法性。它还为全球左派重新争论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以及胜利后的社会正义和平提供了可能性。

巴西的公民社会需要比在罗塞夫及其继任者领导下更好地为民主而战。巴西的社会组织已经做了巨大的工作，但他们必须找到更多的方法来支持这个国家仍然年轻的民主制度。

仅仅在十年间，工人在90年代末拥有的无限可能就荡然无存了，那些恢复自我管理的概念和尚在手中的政治力量，如今变成了节选的新闻报道和不幸的犯罪记录。

齐泽克谈俄乌战争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与逻辑

组织上的团结，以及我们对建立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以下是發表在主流傳媒（其實除了最後一篇在《端》外，其它都是香港《明報》。嘗試每篇找一兩句重點來觀察自己過去一年想在輿論場上表達什麼。那不左不右、既左且右的佐高域 同情佐高域今次遭遇的人如果真的關心「自由」，又會否覺得除了拒打疫苗的「自由」外，又會否藉此意識到世上還有更值得關心和伸張的自由？

如果要从南斯拉夫崩溃的混乱中吸取教训，那就是如何不在乌克兰进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战后重建，以及与拥有一个一心想要对外侵略的统治阶级所产生的危险，就像在俄罗斯可能发生的情况。

我们多年来目睹愈发明显的政治道德化，实际上是在鼓励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而不是为自由、女权主义和人权而斗争。

我们只是在简单地分享它的故事，向全世界每个愿意聆听的人传达它的讯息，这是一个跨越几代人和他们所抗争的宏伟画卷，现在仍然化作了苦涩的回忆，我们想问这样的变革究竟有没有可能成功？

今天，乌克兰人的生存正遭受严重威胁，假如任由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各类左翼组织和活动家的自由是绝对不可能幸免的。对我们来说，这场战争是防御性质的，人民需要与入侵者作战，而不是对抗政见不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