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必须从零开始

齐泽克/文

特朗普的胜利让（无论剩下多少）左派处于何种境地？在1922年，当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退让，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更广泛存在时，列宁写下了简短的文章《论攀登高山》（见www.marxists.org/arc...）。他认为，就像攀登者在第一次尝试到达新高峰后又跌回零点一样，革命者必须准备好机会主义地后退，而不是背叛对事业的忠诚：“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保留实力与灵活性，一次又一次从头开始，面对极其艰难的任务，他们并非注定失败。”

Lenin 2017的代序

这是列宁在其贝克特式最为精彩的时刻，预示着《Worstward Ho》中的名句：“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更好。”而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当前时刻所需要的——在面对生态、战争和人工智能等挑战时，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应对的唯一途径——但在左派的余烬中，已越来越无法动员群众围绕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奋斗。

这是论列宁里的原句吧

随着特朗普的胜利，左派到达了它的零点。

在我们急于谈论“特朗普的胜利”之前，应该注意一些重要细节。首先，特朗普并没有比2020年大选时得到更多的选票——是卡马拉·哈里斯失去了大约1000万选票，而不是特朗普赢得了大选。所以问题不在于“特朗普大胜”，而是哈里斯大败。因此，所有批评特朗普的左派人士都应该从激进的自我批评开始。

我们必须摒弃近年来主导进步主义的种族本质主义言辞。特朗普的胜利应当为这种基于肤色推崇某些群体的倾向留出很少的余地。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不太愉快的事实是，移民，尤其是来自拉美国家的移民，几乎本能地倾向保守：他们来到美国并非为了改变美国，而是为了在这个体系内取得成功。正如托德·麦高文所说：“他们想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而非改善社会秩序。”

同理，我们也必须摒弃认为哈里斯的失败是因为她是一个非白人女性的观点。不，哈里斯失败的原因在于，特朗普代表了政治与政治斗争，而哈里斯代表了非政治或反政治。她在卫生保健、堕胎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进步立场，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反复明确表达“极端”言论，而哈里斯则在回避艰难选择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提供的是空洞的修辞。在这一点上，哈里斯与英国的基尔·斯塔默相似，后者恰巧碰上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在位党派，已有十多年历史。而哈里斯则在加沙战争问题上避免表态，导致不仅失去了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还失去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和社区领导人的支持。

民主党没有从特朗普身上学到的是，在政治斗争中，“极端主义”是有效的。在她的败选演讲中，哈里斯说：“对于在观看的年轻人来说，感到悲伤和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请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事情并不会好起来。我们不应相信未来的历史会以某种方式恢复平衡或和谐。随着特朗普的胜利，许多欧洲国家兴起的新民粹主义右派潮流达到了高潮。

特朗普将哈里斯描绘成比拜登更糟糕的存在——不仅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将她的立场与共产主义混淆，正是我们今天所处困境的悲哀标志——这一混乱在另一种常见的民粹主义说法中也十分明显：“人民已经厌倦了极左的统治。”如果这不荒谬，什么是荒谬呢。新民粹主义者将（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秩序称为“极左”。然而，这个秩序并非极左，它只是进步自由主义的中心，它更关心的是打击（剩余的）左派，而不是对抗新的右翼——后者寻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允许市场“自由”运作，直至最具破坏性。

这里，我们同样应当从批判特朗普的对手开始。哲学家鲍里斯·布登拒绝了将新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视为现代化失败所导致的宗教狂热退化的主流解读。对于布登而言，宗教作为政治力量，实际上是后政治化社会解体的结果，是传统机制解体的表现，这些机制曾保障了稳定的社区联系：激进宗教——这种宗教支撑着特朗普部分支持者的基础——不仅仅是政治的，它本身就是政治，即它为政治提供了空间。

更加尖锐的是，宗教不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而是社会本身的质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宗教现象。因此，宗教的纯粹精神层面与其政治化不再能分开：在后政治的宇宙中，宗教成为了敌对情感重新回归的主要空间。最近发生的所谓宗教极端主义现象，实际上并不是宗教回归政治，而仅仅是政治本身的回归。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为何政治——在激进世俗意义上，欧洲现代性的伟大成就——失去了其塑造力？

“所有批评特朗普的左派应该从激进的自我批评开始。”

“仿佛他们把自己的疯狂与下流外在化于特朗普身上。”

作家兼Compact撰稿人大卫·P·古德曼在评论结果时引用了克林顿顾问詹姆斯·卡维尔的名句：“是经济，傻瓜！”——但正如高尔德曼补充的那样，他并不是直接这么说。主要的经济指标显示，在拜登的领导下，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尽管通货膨胀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冲击）。那么谜团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经济困境如此严峻？ 

在这里，意识形态进入了画面——不仅仅是指思想和指导原则上的意识形态，还包括意识形态在社会联系中如何运作。亚伦·舒斯特观察到，特朗普是“一个过度存在的领导人，他的权威基于他的意志，并且公开蔑视知识——正是这种反叛、反体制的表演成为了人民的认同点。”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连续侮辱和公然谎——更不用说他已经是一个有罪的罪犯——对他有效：他的意识形态胜利在于，他的支持者将对他的忠诚视为一种颠覆性的反抗。

在这里，我们应当动用弗洛伊德的“对享乐的窃取”概念：他人的享乐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及的（就像女性的享乐对男性而言，或其他族群的享乐对我们群体而言），或者我们的正当享乐被他人窃取或威胁。拉塞尔·斯布里吉利注意到，“对享乐的窃取”在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时起了重要作用：1月6日发生的并非一次政变尝试，而是一场狂欢，曾经是进步抗议运动的典范，如今被右翼所挪用。狂欢不仅在其形式和气氛（戏剧性表演、幽默的口号）上代表着对现状的颠覆，而且在其非集中化的组织方式上也存在深刻问题：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难道本身不已经是狂欢吗？1938年的水晶夜难道不是一次狂欢吗？此外，“狂欢”难道也不是权力的下流面向，从集体强奸到大规模私刑的名称吗？我们不应忘记，米哈伊尔·巴赫金在1930年代写的论《拉伯雷》著作中发展了狂欢这一概念，作为对斯大林主义大清洗的直接回应。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特朗普的官方意识形态信息（某种意义上的保守价值观）与他公开表现风格（说出脑中所想、侮辱他人、违反所有社交礼仪）之间的对比，揭示了我们当前的困境。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用不雅的粗俗语言轰炸公众，竟然被视为保护传统价值观免遭完全放纵胜利的最后屏障？或者正如阿连卡·祖潘契奇所说，特朗普并不是旧有道德多数主义保守主义的遗物——他恰恰是后现代“放任社会”的讽刺性倒影，是这个社会自身对立、矛盾和内在局限的产物。

阿德里安·约翰斯顿提出了对雅克·拉康格言的“压抑总是被压抑物的回归”进行补充的观点：“回归的被压抑物有时是最有效的压抑。”这不也正是特朗普这一人物的简洁定义吗？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倒错中，所有被压抑的内容、所有被压抑的内容都会以其所有的下流呈现出来。但这种被压抑物只会加强压抑。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的下流言行并没有带来解放：它们仅仅加强了社会压迫和迷惑。因此，特朗普的下流表现反映了他民粹主义的虚伪：简单来说，虽然他表面上关心普通人，但他实际上在推行大资本的利益。

Adrian Johnston, “The Self-Cleaning Fetish: Repression Under the Shadow of Fictitious Capital”.另外可以关注下这两位近十年关于观念论复兴的来回辩论。

如何解释特朗普这个既低俗又完全与基督教得体相反的人，竟然能够成为基督教保守派的英雄呢？人们通常听到的解释是，虽然基督教保守派清楚特朗普性格的有问题之处，但他们已经决定忽略他肮脏的那一面，因为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政策，尤其是他的反堕胎立场（尽管他在这次竞选中没有过多强调）。但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如果特朗普性格的二重性——他表面上支持传统道德，却伴随个人的低俗和粗俗——恰恰是让基督教保守派感到吸引的原因呢？如果他们暗地里认同这种二重性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过于认真地对待媒体中充斥的特朗普形象——一个低俗的狂热分子。不，绝大多数特朗普的选民是普通人，他们看起来得体，谈吐理性。仿佛他们把自己的疯狂与下流外在化于特朗普身上。

几年前，特朗普被形容为一个在上层社交聚会的角落里大声排便的男人。这种形容不无道理，然而，看看全球许多主要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形。土耳其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一场偏执的爆发中，称批评他对库尔德政策的观点的人为叛徒和外国间谍，这不正是公开排便吗？普京在威胁一名批评他车臣政策的评论员时要进行医学阉割，这难道不是公开排便吗？更不用提鲍里斯·约翰逊了……

这些肮脏背景的公开并不意味着迷惑的时代结束了，意识形态现在已经完全摊牌。相反，当肮脏的行为渗透到公共场景时，意识形态的迷惑反而达到了最强：真正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隐秘。公共的肮脏行为总是以隐藏的道德主义为支撑。其执行者暗地里相信他们在为某种事业而战，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应当对其进行批判。

想想看，主流媒体曾多次得意洋洋地报道特朗普终于露馅了，终于犯下了“政治自杀”（比如嘲笑战俘，吹嘘用手抓女性下体等）。傲慢的自由派评论员们震惊于他们不断对特朗普粗俗行为的攻击，竟然对特朗普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甚至可能增强了他在大众中的吸引力。他们忽视了身份认同的运作方式：我们通常是通过他人的弱点来认同他，而不仅仅或甚至不主要通过他们的优点。因此，特朗普的局限被嘲笑得越多，普通人就越能与他产生认同，并将对他攻击的行为视为对他们自己的轻蔑攻击。

特朗普粗俗言行传递给普通人的是：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普通特朗普支持者则一直受到自由派精英对他们的高高在上的态度的羞辱。正如阿连卡·祖潘契奇简明扼要地说：“极端贫困者为极富有者而战，就像特朗普的当选一样。而左派不过是不断谴责和侮辱他们。”事实上，左派做得更糟：它傲慢地“理解”贫困者的困惑与盲目。这种左派-自由派的傲慢在由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和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主持的政治喜剧节目中，达到了最纯粹的爆发。 

在我过去的工作中，我用过一个曾在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异见分子中流行的笑话。在15世纪的俄罗斯，当时蒙古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一对农夫夫妇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上，一名骑马的蒙古战士停在他们身边，告诉农夫他将要强奸他的妻子；接着，他补充道：“但是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灰尘，你得在我强奸你妻子的时候帮我捧住我的蛋，这样它们就不会弄脏了！”等蒙古人做完事骑走后，农夫开始大笑，跳跃着欢呼；他惊讶的妻子问他：“你怎么能在我被残忍的强奸之后，还高兴地跳起来？”农夫回答道：“可是我报复了他！现在他的蛋上全是灰！”这个悲伤的笑话展现了异见分子在苏联制度下的困境：他们认为通过他们的“无政府出版物”（samizdat）打击党派的显赫人物，然而他们做的只是让这些党派人物的睾丸上沾上点灰尘，而党派人物继续在“强奸”人民。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乔恩·斯图尔特和他的同僚们嘲笑特朗普，不也正是如此吗？

经典蒙古人碎蛋者笑话

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是个小丑。问题在于，他的挑衅背后有一个计划，他的疯狂有方法。特朗普（以及其他人）的粗俗下流是他们向普通人推销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计划——至少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反对普通人的：为富人减税，提供更差的医疗保健，并削弱工人的谈判权力。不幸的是，如果这些通过肮脏的笑声和虚假的团结呈现给人民，人们愿意接受很多东西。

特朗普项目的终极讽刺在于，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相当于它的对立面：让美国成为另一个地方性的超级大国，与其他新的地方性超级大国（如俄罗斯、印度、中国）平等互动。欧盟的一位外交官正确指出，随着特朗普的胜利，欧洲不应再当作华盛顿的“脆弱小妹”。欧洲能否找到力量，用被称为MEGA（让欧洲再次伟大）的方式对抗MAGA，通过复兴其激进的解放遗产？

MEGA！（笑，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从MAGA到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

特朗普胜利的教训恰恰与许多自由左派所倡导的相反：剩余的左派应该放弃对失去中间选民的恐惧，尤其是当他们被认为太“极端”时。左派应当清晰地区分自己与“进步的”自由中间派及其亲企业的觉醒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国家本身可能会被分裂为三方或更多派系，无法形成一个大的执政联盟。然而，承担这一风险是唯一的前进之路。

黑格尔曾写道，通过重复，历史事件确立了其必要性。当拿破仑在1813年失败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时，这场失败看似是偶然的：如果他有更好的军事策略，他本可能胜利。但当他再次复职并在滑铁卢失败时，这场失败显然是历史的必要性。特朗普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第一次胜利仍然可以归因于战术上的失误，但现在他再次获胜后，应该变得清晰明了，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表达了历史的必要性。

因此，一个悲伤的结论不得不出现。许多评论员预测，特朗普的统治将以灾难性事件为标志，但最糟糕的情况是，没有大的震荡：特朗普将试图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不乏通过对乌克兰施加和平）；经济将保持稳定，甚至可能繁荣；紧张局势将减轻；生活继续……然而，一系列联邦和地方的措施将持续破坏现有的自由民主社会契约，改变支撑美国的基本结构——解构黑格尔所说的“伦理性”（Sittlichkeit），即支撑礼貌、真诚、社会团结、政治权利等的无形的风俗和规则。这个新世界将表现为一种新的常态，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带来我们文明中最宝贵部分的终结。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鲁迅《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