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

首发于台湾《思想》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80年代的启蒙共识宣告结束，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成“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两个阵营。“新左派”大多是留洋回来的学者，他们与老左派的共同点是对改革开放持批判态度，对在改开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工农群体时常表达同情；与老左派不同的是...

我写过许多篇关于圣诞和元旦的文章，但对于春节，总是找不到下笔的机会。今年初一，家人说最好不要出门，于是在床上翻阅文章，顿时来了作文的兴致。按理来说潮汕人是重视春节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年级，也就是1995年的春节，有那么一点独特的年味。

今年本来是不打算回潮州的，后来听说外婆的情况不太乐观，我想着反正也是上网课，去那边上也未尝不可，就这样匆匆忙忙决定回去。这次对于全中国的老人来说都是渡劫，我太太的爷爷就没有熬过去，外婆生日的前一天正好是她爷爷的丧礼，她要守孝，不能陪我回去。

博登书屋2022年度图书奖颁奖词 2022年度博登书屋图书金质奖： 【戊戌六章】 China’s ongoing Crisis: Six Chapters from the Wuxu Year of the Dog 作者：许章润 【戊戌六章】由博登书屋出版以来被广大读者誉为当...

上一次回广州，是三年前的七月，从新疆回来，在去杭州之前。此次我住在沙面，也是十余年前散步时常歇脚之处。5号下午，我坐上网约车去骏扬的新居，从车窗看到沿江西路熟悉的粤海关博物馆和西堤码头，当即感到心头一热。2011年木匠兄来广州开会，我便带着他沿着此路走过，指着同样的建筑高谈阔论；...

按：这篇文章前几天发过，新版在结构上做了全面的调整，减少了一些私人的叙述，增加了更多分析性的文字。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青年启蒙者没有出现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和变革者？为什么《北斗》没有办成《新民丛报》或者《新青年》？

乡绅、附近与普通人——项飚的桃花源

首发于《思想》第44期 如果要問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哪一個大陸學者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最大，答案很有可能是汪暉。大衛·哈威（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簡史》裡的《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一章，曾大量引用汪暉的英文著作《中國的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

大约是九年前，我去北京访学一个月回到广州，和邓伟生老师说起那边的氛围，“几乎遇到的每个人都和我聊政治哲学”。他说，这氛围有点不正常。我以为他要说不该聊得那么沉重，该谈点日常生活什么的，谁知他凝神望着空中，说，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嘛，怎么都聊政治哲学呢？

首发于端传媒，请勿转载 这两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小粉红的操作了：几乎是每隔一两周就有公众人物或群体遭到他们的“网暴”，以至于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某些公共平台或发表道歉声明。从五月份以来，“受害者”覆盖女权行动派、LGBT、蒋方舟、科普工作者、罗翔，甚至还包括胡锡进和《环球时报》的员工。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个夏天雨水特别多，有一两周是每天都在下雨。对于养月季的人来说，雨水既是福音也是负担，雨水里有很多天然养分，对于月季生长极为有利，但雨过后最好打抗菌药，不然易得黑斑病和白粉病。如果两场雨的间歇不超过四小时，可以不打，打了也会被雨水冲走。

在我写过的关于深圳的文章里，只要和罗湖有关，那都是温情脉脉的，但只要讲到深圳整体，或者深圳的价值观，我马上变得言辞犀利。1993年以后、2004年以前，我的生活足迹很少踏出过罗湖，华强北已经是极限。如果考虑到这十年我都是住在罗湖和福田的交界附近，那这种“闭塞”就更让人咋舌。

首发于端传媒 5月1号，作为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的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张对比图，“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点燃了微博的一场战火。在这张图下，叫好的留言和批评的留言互相对峙，旗鼓相当。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对此进行转发评论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沈逸进行转发回应之后。

当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写《什么是民粹主义？》的时候，他大概还不会想到，作为他书中民粹主义政客之代表的川普，后来会和他的支持者弄出这么一出“六国大封相”。2020年美国大选，川普在被拜登击败后声称选举出现严重舞弊，在六个州的最高法院对川普团队的诉讼...

昨天在一个群里听说深圳大学今年不让学生过圣诞，不知道是真是假。尽管大学那会儿就偶尔在网上看到“抵制圣诞节”的新闻，但也就一笑了之，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过洋节”在这片土地上会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甚至成为了举报项目之一。对于这个城市来说，这应该是件相当荒谬的事，因为在来深圳之前...

从热衷表达以来，我很少提及“家”的概念。这一方面是我自命清高，不太想去谈论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对家的原始印象是偏负面的，几乎想不起来我和原生家庭有过一些其乐融融的景象，由于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也很难设想哪天会去“成家”。如果说我有过类似的想象，那大概也跟家人没什么关系。

这么些年来，我认识的学术伉俪不在少数，比如秦晖老师和金雁老师，周濂老师和刘瑜老师，西闪老师和西门媚老师，刘乐恒兄和陈晓旭师姐。要说我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两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在一起，不仅可以时常切磋学术问题（只要不是都研究黑格尔的就行），而且生活习惯和脑回路都接近，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今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收录了我三十三篇学术文章，其中大多写于2015-2019之间。写于2018年的学术文章有十篇，写于2019年的有七篇，但去年我也写了大量的杂文，所以全年大约写了二十篇文章。可以说，2020年是我这五年来最低产的一年，从年初到现在，只有两篇长文。

按：关注本文立场多于关注说理过程的，请直接参考注释2。去年八月我写那篇《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自由主义》，有来自左边的朋友评论道：“‘举报’这么费拉不堪的事情也能作为政治写作的题材，自由派真的要完蛋了。”我同意“举报”是一件很费拉不堪的事情，但“举报”成为政治写作的题材，并不是我有意...

这篇文章在网上应该很容易搜到。当时文章里的一些判断引发许多争议，有的人认为这只是我和一小部分人的个人遭遇，没有什么代表性。现在一年还不到，里面所分析的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墙内被举报，被网暴，被炸号。疫情以来，猎巫行动更是全面升级，方方被围攻，邱晨被封杀，梁艳萍和王小妮被学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