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里的阶级差异

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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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有几次在朋友圈看到有大批朋友转发维舟写自己失业的文章。他失业了三次,我至少看到过两篇,再加上最近《人物》上的那篇,就有三篇了。

 

老实说,我一开始是同情的,也像有些朋友一样感慨他时运不济,直到在《人物》里读到这段:

 

“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同情他,因为这个圈子的人,跟他是一个阶级的,太多了,对“没有房贷”、“上海本地人”这些都不太有概念。这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父母在上海有一定的家底,养老医保完全不用发愁,他每个月比跟他一样年龄的人少了至少一两万的房贷支出。再看回文章前面的,基本上对他的同情就烟消云散了:他在失业之前,每年到手几十万,大概已经持续多年,既然他和家人物质欲望不强,那一两百万的积蓄肯定是有的。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格同情他。

 

我大概十年前就知道维舟,只记得他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曾经说韩乾是“威权自由主义者”。我对线上线下认识到的“少数派”也都是这样,只记得对方的各种观点,但唯独没有想过一点,那就是他们和我,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

 

我在《金钱之困》里写到,以前圈子里经常有人以为我家是开公司的。我就觉得奇怪,以我的打扮和消费水平,怎么样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误会,现在我大概是明白了,因为“少数派”这个群体,中产背景是标配,富家的少爷小姐比比皆是,像我这样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真的少之又少。

 

以前我也觉得什么样的阶级出身不重要,经历的事情一多,才意识到自己天真。我可能都忘了,自己当年没有选择出国读博,一个是我舍不得考雅思的那一千多块钱(读研时我的积蓄只有一千左右),另一个是我家人还指望我赶紧毕业帮补家里,出国读博耗时之长,他们无法接受,这都还没到准备申请的那一步呢。今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转帖,一个留学生的妈妈说,让孩子上个帝国理工,至少花了五百万。我在自己工作以前,还没见过一万以上的钱呢。

 

实质上就是这样,我选择了读哲学的研究生和博士,从此在现实中和网上认识到许多跟我有共同志趣的朋友,出于尊重,也出于骄傲,从未打听过对方的家世,即便知道了,也很少会放在心上。回想起来,研究生室友的父亲至少是处级,我一个同门,父亲是曾经某一线城市的市长,隔壁宿舍的一位师兄,在我博一时请我们去他家几百平的豪宅吃饭。后来在人人网、学术界、媒体圈、行动者里认识的人,官二代、军二代、富二代简直遍地都是。

 

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只是我很少结合自己认识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像哲学——或者其他人文社科——这样投入大回报少的领域,没有一定的家底,是很难走远的。扪心自问,如果我的家境是中产以上,我博士毕业时的第一选择难道不是进高校当老师吗?从我离开高校体制那一刻,我的学术生涯已经岌岌可危了。

 

对于我那些家境好的朋友,我并没有任何嫉妒,只是当我遇到一些家境又好,立场又特别激进的人,我才开始产生一些拧巴的感觉。当然我也不是觉得家境好而立场激进一定有什么问题,毕竟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革命者,有不少都是贵族出身,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也大有人在。不过我认识的一些,一方面从家里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极力撇清和家里的关系。

 

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在于,他的“同志”以为他和他们承担是一样的成本和风险,实质上并不是。像《她们的征途》这样的书,给少数派最大的警醒是:对于一个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男性,即便他为了正义身陷囹圄,他对于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依然是有亏欠的。这种亏欠的背后,就是所谓的“道德成本”。但一个家境优渥的人去投身变革,并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成本,因为他的父母不需要他的赡养,甚至可以帮他照顾妻子儿女。中学第一次读林觉民的《与妻书》,觉得感人肺腑,但自从知道他是林徽因的叔叔,林家也是福建的名门望族,就觉得没那么感人了。

 

在这些激进主义者看来,家庭要么是父权制的基石,要么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姿态上必然是弃若敝屣的。他们不仅自己做出要与家族划清界限的样子,而且也鼓励甚至胁迫其他人如此。我接触过的一个毛左社团,其中有一个被“驱逐”出来的成员告诉我,他被驱逐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愿意和家里决裂,而这个社团的领导者,是一个家里非富即贵的北大女高材生。

 

事实上,这位朋友不仅被驱逐出社团,而且还被下了类似“江湖追杀令”之类的东西,类似黑社会的“见镬打镬(见一次,打一次)”。这当然是“革命者”的阴暗面,只不过这些年左翼激进主义卷土重来,重新收获了知识分子的喝彩(包括我),大家都忘了高华老师在《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里面是怎么写的了。自苏俄革命以来,“杀全家”对于革命者来说都是常规操作,“见镬打镬”又算得了什么。

 

2018年,我去采访这个社团的另外一位风头正健的成员,她对我说,她和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都觉得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但我毕竟是个自由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讽刺的是,她和那个朋友的家庭,都比我家要富裕十倍以上。我当时可能是过分同情了,居然没有觉得她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妥。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提出了一种“政治化”的界定“阶级”的办法,即根据主观意识来界定,也就是说,如果你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那你就是“无产阶级”,如果有人非要通过你原来的家庭出身来界定你的阶级,那就是“去政治化”。汪晖认为文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去政治化”,有很多人非要通过别人原来的家庭出身来界定他们的阶级,并把他们打成黑五类,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界定办法的困难,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些左翼激进主义者,嘴上说自己不读汪晖,其实都是汪晖的好学生。

 

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来说,这种思路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还有可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伪装: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宣称“主观意识决定阶级”,不仅可以让他们享受物质上的阶级地位带来的实际好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通过占领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进一步掌握精神上的优势。

 

虽然富家少爷小姐要在姿态上要和家里一刀两断,但家里大概率不会放弃他们,除了亲情之外的因素,毕竟一个孩子身上有着家族的巨大投入,不能看着他们白白把前途毁掉。我上面说的那个毛左社团的女领导,最后在家族强大的人脉资源的庇护下全身而退,便又是一个例子。这就是我说的“同志”之间的风险的不平等,关键时刻,家庭出身的不同,能直接决定一个少数派所要承受的风险大小。曾经和她并肩作战的另外两位底层出身的同志,至今音信全无。

 

我为什么有资格提出这样的控诉?因为我并非置身事外者。这位女领导人,在由他们社团发起的一个行动中,找我沟通过,希望由我牵头,发起一个自由派的联署,向当局施加压力。后来,社团另一位成员又提出,让我写一篇声援的文章,发在他们的自媒体上。这些要求都被我拒绝了,主要是我并不认为该行动有什么迫切性和运动收益,更加对他们那样盲目加注,不顾他人安危的做法感到不齿。

 

革命者不惜以同志安危为代价,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当这个革命者来自上层社会,你那种被别人当枪使的感觉会更加强烈。这当然也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团体,女权团体也一样,过了若干年,我突然想起那时和我一起参与某个案件的女权行动者,家境都比我好几个层级,或者干脆人就在国外。期间我被有司找了多次,社交媒体的私信被辱骂的人骂到爆掉,也因此引起了一些民粹大V的注意,为我后面被全面网暴埋下伏笔。在任何一个意义上,我承担的风险都比她们高,但后来听说,里面有人说我想投机女权事业。

 

这些有钱人的孩子想法特别“单纯”,他们在国内搞了各种事情,总想着实在不行就“润”了,他们也经常劝我润,我说不行啊,我还要养一大家子人,不能抛下他们就走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他们是觉得“居然有人的父母需要孩子养”不可思议,还是觉得“居然有孩子会养父母”不可思议。

 

对于其中有些真心实意的,我也真心实意地跟他们解释。我说,这件事很好理解,我父母既没有养老金和医保,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果我不养他们,这件事就会落到我两个妹妹头上,并不是我一走了之,责任就会消失,它只是转移给了其他人。以我妹妹的价值观,即便我一走了之,她们也不可能学我,或者觉得这件事和她们无关,她们只会艰难地承担起来。抛下年老贫困的母亲,将责任转移给妹妹,这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看来,居然丝毫没有道德负担,真是让我啧啧称奇。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孝子,现在居然要我跟别人解释为什么我要赡养父母,这个世界是不是癫得有点过分?

 

这几年,除了劝我润的人,还有一些人喊我加入他们的乌托邦实践,一些人叫我去他们的城市一起创造“公共生活”,我都一一婉拒,不是我不心动,而是我根本没有那个条件。理想主义鄙视物质,但理想主义是需要物质条件的,你不需要,你的父母也需要,如果你和父母都不需要,那并不是物质条件不存在了,而只是它不再需要被考虑而已。“赡养父母”这样的概念在少数派群体里完全消失,这难道不能说明少数派群体的阶级属性吗?

 

在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并不高,如果一个家族已经有了很多钱,钱再增加对他们来说就只是数字的增长而已,这个时候他们当然就想拥有别的资本,比如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所以他们会鼓励家族的年轻一代去当官,或者成为智识领袖。自唐以来,江浙一带出那么多状元,难道只是因为重视教育吗?当然也是因为那边有钱的人家,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

 

在当代社会,按照布尔迪厄(Bourdieu)的说法,支配阶级(dominant class)不仅占有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本,也占有绝大多数的文化资本,而且他们还会通过文化资本的传承,让下一代继承自己的阶级地位。

 

当代中国的情况应该比这些都要复杂,然而我所看到的是,在国家主义话语(包括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义学术和民粹主义舆论)以外,也就是少数派所能辐射到的话语领域,逐渐在掌握文化霸权的那一批年轻一代的人,大多都是富裕家庭出身。

 

这批人的父母,赶上了改开以来的各种红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自己,用家里的钱去能去到的最好的学校留学,在国外掌握了各种“先进”的激进主义理论,回国在一些看似不挣钱的学术机构、NGO和媒体就职,但他们家里庞大的家底给了他们充分的支持,尽管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他们不会和家里频繁联系,有些还做出划清界限的样子。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月薪四千,实际上已经积累了无形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写文章、搞运动、形成组织,其中有一些当然会引起当局的注意,并且带来相应的风险。他们认为变革总是需要付出代价,但因为从小一些琐事(比如留学申请)都有父母和其他人帮他们弄好,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为代价的应该是“其他同志”,他们只需要承担里面最核心的角色和工作。一旦风险也轮到他们头上,这时,家族就现身了。如果家族的势力和资源足够雄厚,他们会安然地度过危机,在这种时候,偶尔他们还要责怪父母“多管闲事”。如果事情超出家族的能力范围,那父母会安排他们出国避难,国外不仅有抗争的共同体,让他们不至精神空虚,也有家族已经转移出来、足够他们衣食无忧的资产。最糟糕的情况,即便他们不得不面临牢狱之灾,他们的父母也会疏通一切,让他们在里面不必忍受皮肉之苦。即便是不得不忍受一点皮肉之苦,至少他们还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的家人在外面不会忍饥挨饿。

 

然而,这些都只是最糟糕的情况,实质上,我认识的大部分这个群体的人,至今在国内活得好好的,有时甚至成为非国家主义话语领域的杰出代表,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我并不是说这些有钱人家有那样的高瞻远瞩,当年父母对孩子想出国读人文社科,估计也痛心疾首过,亲子之间在上述过程的任何一个争吵,从内心来说都是真实的,但对于大部分这样的家庭来说,结果还是相对让人满意的:孩子不一定能赚很多的钱,但孩子在话语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家族下一阶段的发展来说意义更大。孩子的叛逆,无意识地促成了家族的另一种“阶级再生产”。

 

如果是女性,那风险更小,收益更大了,女权话语现在正在思想市场的风口,而且国家对于女权从来没有下过死手(这是个事实判断,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以当局这么强的言论审查机制,女权话语为何还能在网络上声势日隆)。事实上,我所知道的那些被抓的女权行动者,大多都是因为和别的事情扯上关系,和搞女权本身无关。民粹或许厌恶女权,但国家则不一定。

 

这些话以前是不能说的,因为“破坏团结”。然而几年下来,我上了名单,被限制出境,被两边网暴,被贴上“投机者”的标签。如今我对进步社群的所有幻想已经破灭,也就不妨让更多人了解一下这里面究竟都是怎么回事,免得有后来者一片赤诚,最后却成为二世祖的垫脚石和炮灰。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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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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