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联结——北京篇

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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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北京,对它的感情就已经极其复杂。

 

头两天,我觉得这里和深圳没什么区别,当晚我对同行的人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城市可以平庸地如此傲慢。“站在北大西门的时候,这种他乡非异乡的感觉强烈得无以复加,差点让我拂袖而去。”然而到我离开的时候,它已经带给我太多的惆怅和困惑:“它的外观和深圳如此相像,它的内核我又没有碰触到;它留着我太多的朋友,比广州还多,我在这片困顿的土地上最想见的人几乎都在那里,我不可能感到陌生。”

 

北京让我困惑的还有一点:以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它带给我的冲击,应该首先是学术上的,然而,这十二年我去了七次,它带给我情感上的冲击,远远大于学术上的。

 

2012年我来北京某个大学试讲,顺便去给周濂老师捧了一次场,也被人带去过李猛的课堂上。2018年我见到提出“中国新左翼”概念的陈冠中老师,这是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观念来源。2019年我又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见到大陆两位最有原创性的自由主义学者,秦晖老师和吴强兄,彼时他们分歧已经极其明显。麦克道维尔(John McDowell)的高徒唐浩老师,也在清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他用英文讲维特根斯坦,感到前所未有地清晰爽朗,后来他也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我们约了两次,时间都凑不上。

 

我在这次旅途开始之前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主要是这十年,在北京的朋友已经四散天涯,甚至已经“润”了。2012年接待我的两位朋友,一位去了英国,一位回了成都。2016年见到的巫怀宇兄,前几年就移民了。2019年我住在一对夫妇家,没多久他们就去美国和自己的子女相聚了。秦晖老师的一位博士生,与我相识多年,后来也去了福建任教。

 

这里面最让我难过的,当然是2014年大猫的辞世。

 

这一次我把酒店订在了北三环,刚好在安华西里的北边,正对着木偶剧院。以前大猫家就在安华西里,我2011和2012两次都借住在那里。28号那天没有约什么朋友,我中午就逛到了附近,找到一家饺子店,虽然不太能确定是我们2012年一起吃过的那家。那时我一个月只有一千元出头的补助,要在北京呆两三周,只能极尽节省。北京的饺子是按斤两算,一顿平摊下来,我和大猫一人也就十一块左右。这次我要了四两的猪肉大葱馅的,三十二块。

 

在2012年之前,我和大猫算不上有特别深的交情,我和他熟起来是因为小新。小新是我在人人网时代最欣赏的一位作者,对政治哲学颇有涉猎,可惜怀才不遇。此前小新也一直借住在他家,我第一次去北京,很大部份原因是为了见见这位神交已久的人物,刚好大猫慷慨地提出家里的沙发还可再睡一人,我欣然答谢。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相比追求枯燥论证的政治哲学家,小新应该更像苏秦张仪和诸葛亮这样的谋略家,要类比当代的学者,可能更接近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但肯定不是罗尔斯或者列奥·施特劳斯。

 

我在大猫家只住过两次,但2013年我开始动了在高校以外谋生的念头,大猫力劝我继续在高校钻研学术,他提出,如果我在北京的高校工作,他除了为我提供住宿,每个月额外再给我两千块零花钱,因为北京高校的收入确实很难让人活得体面。后来我还是没有去北京的高校,当然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包养”,但我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把学问做了下去,他的话我也一直记得,这种微时之情谊让我格外珍惜。命运对大猫有眷顾,但终究还是对他残忍。2013-2014年,他在自己的行业内越干越好了,还早我一步出书,正当我感慨他苦尽甘来之际,一场意外夺走了他的生命。

 

正是有这样的基调,北京对我来说始终带着一点悲情,所以它学术上的那一面,在这样的愁云惨雾之中,总是难以发出光芒。

 

我在成都的时候,朋友都让我多呆一两天,但28号陈冠中老师就要回香港,所以我27号就到了北京,比在其他城市多了一天。从学术上来说,陈老师当年提出的“中国新左翼”,与周保松老师一起,为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本政治评论集,围绕着对“天朝主义”的批判,与我的问题意识也相当接近。这两年我写的三篇批评新左派的文章,他每一篇都看过,每一次都给我发来中肯的评价,他是希望我把这种学术批判事业继续做下去的。如果说现在我对北京有什么学术上的期待,那当面听听他对当下思想与舆论的分析,一定是其中一个。

 

27号晚我又去了陈老师的“饭堂”,他喜欢在那家店宴请朋友,于奇老师、徐晓老师,还有吴强兄也在。于奇老师是陈老师的爱人,我那本《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还没正式出的时候,有一本非正式文集流传,于老师特别喜欢把这本发给朋友看,大概是因为里面的议题也是陈老师关注的。徐晓老师则是《财新》副刊的主编,曾经邀请我在这个副刊上开专栏,不过只有2018年底到2019年中的几个月,2019年暑假以后,我在简中的公共影响力全部清零,遑论一个专栏。

 

要说那晚说了什么,倒还真没什么。陈老师问我去成都的体验如何,就好像他在2018年第一次见,也问我那些左翼青年如何,他可能是想挑一些我有意愿表达的话题,也可能是对中国年轻人的现状特别关心。徐晓老师刚从美国回来,打算静下心写一点东西,她是许多个时代的亲历者,也与知识界的众多人物有过密切来往,她的回忆和梳理将会有宝贵的历史价值。我笑着对吴强兄说,虽然这是咱们第二次见,但我对你的脸可太熟悉了,经常在油管上看到。

 

那天晚上没什么思想上的交锋,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能引发争端的公共议题上,立场都太相近了。我当时刚好完成一篇论述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之争的文章,于是把大概内容复述了一下。我对吴强兄说,在我看来,你应该也是左翼自由主义者,他说,我可更为激进啊,我说,非也,“左翼自由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是周保松老师,但它在大陆很快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演变路径,逐渐独立于周老师的版本,“左翼自由主义”生命力强大,是个未竟事业,兄的理念和论述完全可以丰富之、圆满之。

 

尽管我们对一些师友变成铁杆川粉甚至郭粉感到遗憾,且从学术和公共的角度,中国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的论争难以避免,并将延续下去,但我仍然认为,左翼自由主义者与右翼自由主义者并非敌人,只是经过2020-2021年的大撕裂,如今想要修补这个裂痕实在是难上加难。我对在座师友说,我教了十年书,面对的都是年龄16-19岁的年轻人,一开始,大部份都是有朴素自由主义意识的,这几年,认同国家主义的比例以及认同女权主义和(非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比例都在增长(后者当然也不是坏事),但认同自由主义的比例在明显下降,长此以往,恐怕自由主义真的要被年轻人抛弃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8年,要去与新生代的左翼青年接触,要去与那些同情#MeToo受害者的年轻人接触。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番游历,不仅希望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师和友人,也希望见到那些实实在在关心着社会变革的年轻人。在重庆和成都的活动的后半段,都有一些年轻人真诚地发问,有一位说到他去年封控期间的一次勇敢的经历,说到后面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另外有一位,一脸困惑地说,你说你们自由主义者发表过那么多论述,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一点痕迹也没有呢?我们上哪去了解这些呢?

 

这些痕迹都被那只“看得见的手”抹掉了呀。

 

前几年我来北京,总能收到706负责人的邀约,让我做一个讲座或者分享,每次都不凑巧,要么那一天有别的安排,要么我已经收到类似的邀约,不想再做一次。这次来,我再也收不到了,因为北京已经没有706了。

 

跟川渝的活动不同,最后我和一些读者朋友在一个非公共的场所见了面,他们确实是冲着我来的,但因为那一天讲话的人比较多,我就讲得比较少。我觉得我讲得没有前两个活动好,但这种意识在这样的场合是多余的,因为当天的主题与其说是“分享”,不如说是“看见”。这里与我见面最勤的一个,也已经四年没有见我了,对于这四年来担心我的朋友,让他们看看我还好好地,没有被恐惧和政治抑郁击垮,这个很重要。同样地,让我看看现在还有哪些朋友仍然在关注着这些话题,不惜以身犯险,这个也很重要。

 

我在几个场合都被人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我说,保持身心健康,好好地生活,与值得的人建立更多的联结,当然也包括你在这样的场合认识的人,边说我边用手指在胸口逆时针地划了一个大圈。

 

我的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已经充满矛盾:我要写到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结,但这种联结却是不可描述的;我们想通过这种联结克服恐惧,但我却恐惧这种联结给他们带来麻烦。

 

这种联结曾经给了我巨大的力量。2019年8月我被网爆,有一些朋友率先站了出来,用另一个hashtag来抵制网爆。有几个被小粉红追着骂,还跑来跟我说,嘿,我也骂回去了,他们骂不过我。30号那晚,我也听到了这样拳拳的声音。有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男生,说他以后就想当维权律师,想去保护那些无法免于恐惧的人们。另一个已经毕业的,说他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有些事即便看起来是徒劳的,他也能从中发现意义。

 

那晚他们的两个前辈也来了,两位律师也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其中一位发言较多,与在座的朋友讨论到#MeToo,讨论到川大女生的事件,意外地,他对#MeToo已经有相当多同情的理解,不会动辄想到“诬告”,也知道这是一般的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相比#MeToo几年前在自由派中流行的印象,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有些人下班后匆匆赶来,也有些人提前走了,但大部分聚到午夜,迟迟不愿离去。讨论结束以后,变成一个个人的私下交谈。有一些人激动地过来抱我,有的人拉着我,讲着那三年的感受。一位玩朋克的朋友说起红色说唱,极其不屑,说我们玩朋克的,没有见过那样的。

 

这样的情景,可能跟一些来的朋友设想得不一样。十一年前,我去参加一个青年组织的活动,在路上我设想的活动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讲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我自己想的题目是《麦克道维尔论康德》),每个人讲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最后集体提问和讨论。这次活动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跟人说的,然而慢慢地,每一个人的情绪就像扎入地下的深根,根与根在土壤里面交错,互相牵动。我们前面展示过什么样的花与叶,已经不重要了。

 

走的前两天,我还是和小新见了面。我想起他和大猫也曾经属于那个标榜“自由主义”的青年组织,虽然我们和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已经不再来往,但还是邀请了因为它而认识的另一些朋友,他们与大猫也基本认识。这次我说话更少了,小新火力全开,更胜当年。他与几个朋友,借了某位友人的昵称开了一个公号,就宏观形势发表一些判断,常常赢得喝彩。他借助政治心理学(当然也不是学院里的那种),对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和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其合理性倒也不输一些国际大报的时事评论,比中国绝大部份的文科学者高到不知哪里去。

 

和他们分开以后,我又骑着车回到安华西里。2016年夏天,有一个朋友陪我走到附近,我们两个左拐右绕,一直没有找到那条我和大猫经常去吃宵夜的街道,其实那就是外馆斜街,而我们在安华路兜兜转转,居然没有找到那里。

 

外馆斜街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然而我一个人推着那辆单车,在那里伫立了好久。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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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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