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的春节

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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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许多篇关于圣诞和元旦的文章,但对于春节,总是找不到下笔的机会。今年初一,家人说最好不要出门,于是在床上翻阅文章,顿时来了作文的兴致。


按理来说潮汕人是重视春节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年级,也就是1995年的春节,有那么一点独特的年味。彼时我们住在松园南街明仁大厦对面的小区,是我来深圳以来住过最豪华的房子,大概也是这个缘故,住在那里的十几个月,来家里的客人特别多,虽然来的目的不甚单纯。过年期间,麻将声照例响遍整个屋子,但来者须为家中的小朋友准备红包,有一些囊中羞涩者,不得不对我们说,不好意思,叔叔今年没怎么赚到钱,给的十块二十块。电视里的新年广告循环播放,但一点不觉吵闹,倒是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氛围。一些粤语的贺岁歌曲,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比如《迎春花》和《欢乐年年》。


有几年我们是回潮州过年的,但非常奇怪,我记得的那次,大年三十居然是吃火锅、看春晚。我推测这多少和海哥有一点关系。海哥是一个既尊重潮汕传统,又尊重官方权威的人。在大舅家看电视,我最常看的台是卫视中文台,外公最常看的台是潮州电视台,而海哥最常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那一次有赵本山的小品,我听海哥的旁述,似乎他对春晚节目的历史是颇有研究的,这让我惊讶不已。如果说现在的深圳是北京的飞地,那当时那个到处说粤语的深圳肯定不是,我周围就没有人大年三十看春晚。


初中以后,似乎已经没那么在意过年了。初三那一年,我们又搬到三房二厅的一套房子,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在那时的我看来,春节只是寒假的一部分,寒假我一直在读《战争与和平》,不太记得春节前后有什么不同。后来我翻了一下那时的日记,写的无非是青春时期的诸般忧愁,大部分都跟楚琳有关,唯一写到的节日还是圣诞。这个阶段的我,读到皮埃尔在被俘之中那仰天的一笑,震动不已,开始想从自己生活的环境抽离之中出来,而春节又是和周围的人产生更多联结的日子,于是让我感到不屑和漠然。


然而这种抽离是不彻底的、有选择性的。我在高中有了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最有代表性的是杨鹏。杨鹏的妈妈对我特别好,我春节期间去拜访,她还会给我红包。自从我们家道中落,也不再回乡过年以后,我已经许久没有收到红包。杨鹏也是一个对过年极其冷漠的人,但他收到的红包,可比我多太多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父母都是北方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亲戚人均中产。高三那一年春节,我和吴迪去他家,他从开着电暖炉的房间出来给我们开门,马上又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去了,说话牙齿都在打颤,说南方的春节太冷了。他自诩英明一世,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上了大学以后,有两年的春节我连家都没有回,在学校宿舍过的年。我对深圳春节的强烈感受,大多就来自这两年。学校的大门和图书馆的门口,早早地挂上了灯笼,校园里的其他的路灯也比往常暗了些。我去兼职回来,傍晚在正门下车,走上天桥,远远地望见校门口红色的灯笼,像月全食时的红月一样,高高地悬挂在地平线之上,远远地散发着一种虚无的暖意。学校给留校过年的学生准备了一些节目,还有一些传统春节小吃,这些我一概没有印象,倒是记得大二春节的前两天,我依旧一边吃着自己做的方便面加泡菜,一边看学校FTP上下载的文艺电影,将双腿架在桌上。元祐和小草知道以后,元祐说,你怎么让自己过得这么惨,小草却说,你还挺会享受生活。


这是我后面人生的隐喻:我的生活,总是有一些人觉得很惨,有一些人欣赏我苦中作乐。2012年春节后去杭州参加聚会,我是坐硬座去的,那会儿还在读博,手头不宽裕,不省着点,应付不了几日的酒店和酒局。这场聚会最后的结局是不欢而散,但不妨碍它的前几天带给我难以忘怀的诗意。说是“诗意”,一点也不过分,我们在春寒料峭、烟雨朦胧的时节到了杭州,去了下着微雪的西湖,将有关部门的追捕抛诸脑后。在断桥和苏堤上,情投意合的人儿,手已经悄悄地挽上,不顾众人的喧哗起哄。在那领袖里头,有两个去了乌镇约会,姗姗来迟,剩下的一些,在东躲西藏之中耽误了行程。人员汇集的一刻,所有端着的架子全然放下,所有的“神交已久”变成“与汝偕亡”, 说不尽的江山梦远,走不完的江湖路长,只有那甩不掉的文采,鲜衣怒马,在座上久久回荡。文昆壮汉,推杯换盏、抱头痛哭尚不足观,还要那蹒跚相扶,踱过幽微的小桥流水,才算是情最难堪。


饭后,在高树参天之中,我收到陈轩的一个短信:再来饮酒,遍插茱萸少一人。


与此相比,2013年的春节,要落寞得多。2012年的暑假,我灰溜溜地回到深圳,为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如此过了半年。在春节的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个女生,就是《圆圆》那部小说的原型。我对2016年出版的那本书心情复杂,唯一不后悔让人看到的一篇,就是《圆圆》。我们只在一起一周,恰好就是从年二十八到年初四。大年三十,我和她去了新冠之前的最后一次爱国路花市,在翠园附近的茶餐厅遇到以前的高中同学,我们配合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将两人弄得晕头转向,随后扬长而去。几天以后,我一个人去喜荟城的影院看《西游降魔篇》,成功被星爷催下热泪。就像歌德一样,我只有在写完了《圆圆》,心里才彻底放下,但那她调皮又可爱的模样,促使不少读者向我打听她后来的下落。如今我可以告诉大家:她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至于她现在去酒吧的频率是多少,我已经无从得知。


2013到2017年,我似乎在艰难地站稳脚跟,但这种艰难可能只是出自我的想象。自从放弃进学院以后,我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过规划,但恰好遇上了一个计划不如变化的年代,许多早就规划好自己未来的人,在35岁被定义了人生。见一步走一步的吾人,却幸未遭遇任何青黄不接,如此则可以轻装上阵,考虑细水长流。那一年的除夕一样充满象征:我吃完年夜饭,披上那件加缪式的大衣,出门找到一辆共享单车,一路从布心骑到笋岗,又从笋岗骑到少年宫,远远地向在电影院门口的朋友招手。与前作相比,《西游伏妖篇》乏善可陈,但它将气氛烘托至好处,以待黑暗中之来者。那个晚上,我们在大院长椅,虽不能觥筹交错,但也借月光喝个半醉,开怀大笑,以飨人生。


2018年,小草的一通电话,在除夕之前就将我唤至几千公里外的清迈。


我和小草相识近二十年,但已经十年没有写她了,写她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我,而是曾经与她短暂相恋的小魏哥。2012年底,她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依然异地,我写了一篇文章,为她的单身生活送别,传播太广,甚至惊动了她丈夫那边的友人,从此再也不敢写她。2013年暑假,她的婚姻宣告结束,告诉我她在清迈经营起了一家酒店,偶尔回国,期间我们见过一两次。


2018年我抵达香港机场,给她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绝交。


我们两人之间恩怨纠缠,已经说不清谁是谁非,但在我这边,这些恩怨从来与感情无涉。她是一个有灵性有才华的女性,我们有两年半在青年报社的共事经历,是她将《今日先锋》、贾樟柯、卡尔维诺推荐给我,也曾与我谈论康德、柏格森、海德格尔的理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这些记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但我不确定自己让她记住的是什么部分。


2018年春节的前半段,依然是足够美好。我在飞机上遇到了她要接待的另一位朋友,一个摄影艺术家,三人用完晚饭,在她家的阳台饮酒,我心血来潮,衣服都没脱就跳进了泳池,池水凉气透心,但快慰人意。起来的时候,郑兄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的侧面照,至今我还留着。除夕晚上,郑兄已经去了拜县,但她家又来了许多朋友,众人一起包起了饺子,还有烧烤、火锅,一应俱全。其中的一位,上海一家法国餐厅的老板小苑,也在她家住了下来,春节期间就是我们三人一同游乐。当时恰逢香巴拉音乐节,来自世界各地嬉皮士,在这个河谷边搭起了帐篷,铺起了席子,甚至躺在小溪中间,冥想、欢唱、贸易、祷告、排列布阵、即兴创作,交流着自己生命的体验。一到夜晚,篝火四起,歌声响遍河谷,直冲云霄,嬉皮士们翩翩起舞,人浪滚滚,就像坠入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想周游列国的念头,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来清迈前一年,她就极力劝说我移居此处,说这里必定会带给我全新的灵感,以及对学术的想象。她的说法是不无道理,但我来清迈,前期势必事事依靠于她,我怕撑不过这个前期,我们就一拍两散。


事后证明了我的这个顾虑是很实在的。以前我和另一位朋友说过,我和小草最好的关系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忆于江湖。聚少离多最好,这样想起对方的时候,总是想起那些美好的一面。她对我的那些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是那种容易掏心窝子的人,即便对最好的朋友也是这样。一路上,她对着我们滔滔不绝,但因为有其他人在,我总觉得自己不用承担全部回应的义务,于是在副驾上读完了一本讲唐宋变革的小书。对于她现在的生活,我自然是羡慕的,但却无法全然模仿,因为她跟我说,自己已经五六年没写过几千字的东西了。


冷静以后去看,她对我说的许多话当然是气话,但气话里也有真话。她是支持我做学术的,从大一开始就支持,小魏哥和她有个共识,那就是我的学术天赋比起我的写作天赋要高得多。我们最和睦的时候是我博士第一年,那时我的学术道路看起来坦荡无比,我们开始失和,就是2012年底,那篇文章并不是根本原因,毋宁说,是我和她谈到自己新近对整个体制的认识,我说我有可能不会进高校做学术了,这让她感到错愕。


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一个叛逆的人,大学毕业没有参加任何校招,一个人游遍西南西北,后来又去了非洲做志愿者,回来先去丽江开了客栈,又去清迈开了酒店,中间又当起古董家具商人,凭着自己的人缘和品位赚了小几百万。但我看得出来,她对我的期待,不是像她一样杀出一条血路,而是找个学校安安静静地做学问。2018年出现在她面前的我,既没有高校学者的身份,却有着他们的不接地气和不通人情,这多少让她感到难以理解和难以忍受。


她看过我2015年以来的文章,是她的朋友转发,她偶然间看到的。她问我是否享受这样的“声望”,当时我多少听出了弦外之音,只是说,这些文章不过是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副产品。我依然提到“问题意识”,这是我2011年春节跟她提到的概念,我想告诉她我并没有变,无论自己打不打算进高校。她并没有直接跟我说我研究的这些事有危险,但她言语之间,一直在向我传递这样的信息。她说到清迈这边的有些中国人,“极其激进”,“对国内的事情哪哪都看不顺眼”;她也提到,她在这边做生意,多少受益于中国在海外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也意味着在泰国做了哪些中国当局不能容忍的事,随时都会被抓回去,遭到她一顿白眼。


到了爆发的那刻,我们都有点歇斯底里,也许是为了不给这段关系留下任何后路。当时我想的是,她对我的志业都产生了根本的质疑,我们不可能再做朋友了。后来我想到,这里的关键,倒不是她认不认同我做学术这件事,而是我们对“做学术”的理解确实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她希望我做的是那种,安全的、冷眼旁观的、保持距离的学术,而我逐渐走向那种关注现实的、介入式的、“引火上身”的学术。大二的时候,我在她的博客看到她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她更欣赏那种冷眼观察和记录的文字,我随即在MSN Space上写了一篇《我不能保持距离》,作为回应。


大约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注定了绝交。


想清楚这件事情是痛苦的:有一天你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你最好的朋友面前,你在她眼里,却是她最不想看到的样子,而且你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这件事。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得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铺垫那么多的美好,来讲述这样的痛苦。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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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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