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并不了解前面的抗议活动，但为了尽量把故事线讲述完整，我进行了资料搜集。427下午四点以前的这些活动信息，都是我通过查找资料获得的。在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前两周，也就是4月13日周六，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抗议活动。那天是Bear Day，即校园开放日，因为华大的吉祥物是熊，所以我们的各种标志和口号都是以熊为主题。

当国家已经不再值得被服从，是否应当、应当如何抗争？本文将讨论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何在，以及什么样的不服从是「合适」的。

女权主义帮助行动者重新审视运动的目标，不再把“成功”当做运动的唯一目标，而是积极在运动的每一个细节中贯彻女权主义的理念，肯定每一个微小行动中的收获。在这样的理念下，为了更大的“目标”而牺牲少数人的权力/利就失去了合法性。就像黑人女权理论家bell hooks说的，“女权主义是为了所有人。

在当局或精英们受到社会运动的挑战时，他们可能会忽视它，或者用各种手段来应对，从拉拢到引导再到镇压，中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镇压的一个极端形式是挑衅 (provocation)。这可能涉及操纵活动分子采取非法行动，以便他们被逮捕，制造偏执和怀疑，并通过制造监视的神话来损害士气和团结，…

这篇由中山大学学生团队转写的调研报告展现了2020年-2021年康乐村的切片。原标题为《田野后记 悬浮的中间状态——广州康乐村的散工们》，这篇文章体现了民族志的力量……他们在20-21年间调研给我们理解和帮助当下康乐村的情况一个足够明亮的背景，能够迅速理解康乐村民的“悬浮”状态…

女权意识需要被吸收到所有的文化创造、社会实践和自我创造中。

2019年可能会和2011年、1989年、1968年、1848年等年份一样，被列入抗争运动轰动全球的重要年份之一。尽管本系列所报道的2019年抗争运动在历史脉络上有所差异，展开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遥远却相互关联的地点，抗争运动所控诉的是相通的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

这篇文章试图借助交工乐队的历史，回答一个问题：交工乐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问题，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结构如何为交工乐队的诞生准备条件；创作者又是如何对话历史和传统，在文化生产中和大众结合起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我们都是在给后人做注脚，本文可以视作是交工乐…

术作品不是赶着把公众性「成果」交代出来，艺术激发每一个个人，不是 急忙去塑造所谓的公众性。诚如前述：观看的方式，不如说是思考的方式；因为思考的方式改变，观看的方式才会改变。它不是美化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美化？」「美是什么？」的思考。

生成中的行动者将革命视为持续不断的事件；因此，走到一起，践行激进的自我反思、牺牲个人和集体承诺的意愿，这些都具有独特的潜力。通过一种能够解决行动者之间分歧的新的政治表述，而不是假定一个已经存在的反体制的团结，变革和人民性将变得可以想象。

詹姆斯·鲍德温：哦对了，白色不是一种颜色——这是一种态度。你觉得自己有多白，你就有多白。这是你的选择。那么，黑色也是一种心态吗？不是，黑色是一种人的处境。

巴黎公社失败后，公社领导之一，女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先驱，“红色圣女”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被流放到南太平洋一个偏远的、蚊虫肆虐的小岛上——在那里，她重新找到了她要支持的自由战士。知名左翼记者、剧作家保罗·梅森（Paul Mason）试图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寻访她的足迹。

时至今日，柴晓明已经被带走三年，法院仍然没有判决结果。柴晓明家属每次询问，法院都以“案情特殊”为由不给其他回复。

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当今的左翼运动，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陷入了低潮，我们或许该重新反思原因，这不单单是先锋队理论和威权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场运动不仅回击了针对穆斯林大学的专门攻击，也回击了国家让穆斯林成为非法、“无归属”人群的更大企图。

本文作者基于田野材料和智利本土公共人类学家的议程，提出以“与废墟同在”的态度理解起义的异质性和可能性：“起义发生后，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中断，圣地亚哥“变得可以步行，必须步行”。

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他喊道：“All Lives Matter!” 没有人和他一起喊，也没有人反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