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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日本明治大学举办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挑战与日本的角色”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就中国专制政权的韧性、知识分子的责任、左右思想分化以及日本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下纪要由艾紫琪根据与会者发言提纲、录音整理而成。首发《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4期。

我对移民体验如此差评，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都心存得不偿失的悔恨，并把它转化为自我攻击——以为自己再强大一些，就不会走弯路。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可笑的自尊心正是伤害我最深的东西。实际上，所有人都在所有时候搞砸所有事，因为人都是很脆弱的。觉得自己本应高人一等，摔倒的时候才会碎得这样厉害。

那些反自由派也清楚，今年可能是他们实施反革命的最后机会。

假如我们在国内推翻自由主义，假如我们任由它在国外遭到侵蚀，我们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和民主业已缔造的思想和实践大厦也将崩溃。

是否將“人之常情”視作道德倫理的當然基石，是辨別一個社群乃至社會主流價值進步與否的向標。這並不專指華人社會，但對華人社會文化而言尤其切題。一般說來，北方中國人尤其重視顏面，在他們的觀念中，認識到旁人和自己一樣“好面子”，且同樣愛好謀取更多的俗世浮利，這就是“人之常情”。

整个欧洲，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以外地区，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捩点。

自由是宝贵的。必须加以捍卫，不论这项任务有多么困难。

眼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有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一个清晰理解。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

A： 前不久某社会平台“大象公会”的前工作人员“Akid”在东京“饿死”去世了。据说“Akid”是个80后，16岁上了很好的大学（材料专业），本科毕业又在另一所优秀大学里跨专业考上了传媒硕士。走上社会后，她多年来在一些推动多元化的社会圈子里供职写稿。

自由主义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非常受欢迎，但对大众来讲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只有最终兑现了自由和平等的某些承诺的自由主义才有可能存续和繁荣。

“艺术需要多元，但是它（发展）多元的方向正是去面对这铁板一块的现实，去解放一些空间。”他说，“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可以在这种铁板一块的环境里面去打开一点缝隙，它的方式不同于社会已有的传播、或者是表达诉求的方式——那些方式可能也都被堵死了。

相较于那些所谓冷血无情、缺乏道德的现实主义者，善意的自由派替天行道人士要为多得多的麻烦负责。

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1989年之后的短暂停滞之后，大约在1990年代中后期重新出发，试图在更具学理性的层面阐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探讨中国的未来及通向未来的道路。这一历程是如何展开的，与前人的努力有什么关联，经历了哪些论战与困惑，自由主义如何推动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

中国当代年轻人整体的保守程度冠绝全球。年轻人本该是最离经叛道，对社会既有的规训最厌恶，对束缚人性的体制最反抗的群体。但在中国，大量的年轻人的思想意识甚至比不上父辈 — 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所迸发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至今让中国人怀念。

原文写于2008年大二时期。

今天看了《心灵猎人》，一个波士顿南区的穷小子阶层向上流动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一个“社会人”因为袭警进了监狱，却被大学数学教授和心理学教授赏识，又被读医学院的富家千金爱上的故事。这个故事爽则爽矣，却因为对我来说实在太过天方夜谭而不能打动我。

是否存在一种康德式的自由主义